文化的衝突
| 文化的衝突 作者：胡適 |
沖 突[編輯]
在我看來，中國的問題是她在多種文化的衝突中如何調整的問題。中國現在的一切麻煩都可歸咎於在將近六十年間尖銳的文化衝突中未能實現這種調整。這個問題從未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和自覺對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開和掩蓋。結果，中國今天對自己問題的解決仍象半世紀前一樣遙遠。
可能的解決方法[編輯]
現在是我們清楚地認識文化衝突這個問題的現實而予以解決的時候了。這個問題就是，中國當怎樣自我調整，才能使她處在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適自在。這個問題可以有三種解決的辦法。中國可以拒絕承認這個新文明並且抵制它的侵入；可以一心一意接受這個新文明；也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棄她認為非本質的或要不得的東西。第一種態度是抗拒；第二種態度是全盤接受；第三種態度是有選擇性的採納。既然今天沒有人堅持抗拒政策，我的討論將只限於後兩種態度。
選擇性的現代化[編輯]
乍看起來，選擇性的現代化似乎是最合乎理性的上策。因此，這不僅是國內的提倡者，也是自命為中國之友和中國文明的熱愛者的一些外國作家所鼓吹的一種最有力的態度。我甚至可以說，這是迄今任何思考過中國文化衝突問題的人所持的唯一認真和明確的態度。他們告訴我們，中國發展了燦爛的文明，這個文明絕不能在盲目接受西方文明當中丟掉。這些好心的忠告者們說，務必十分謹慎地從西方文明中選擇那些不致損壞中國藝術、宗教和家庭生活中的傳統價值的東西。總之，對現代文明的某些方面可以作為必要的惡來接受，但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持中國文明的傳統價值。
不受歡迎的變化[編輯]
現在看來，這種態度究竟如何呢？實際上，這是說中國必須改變但又決不能改變。拆掉一座城牆，總會有人同聲反對，理由是這座城市將失去中世紀的古雅。北京最初鋪設電車道時，許多美國遊客看到電車穿越這座城市的中心而深感遺憾。幾乎現代化的每一步都會遇到這樣的指指點點。工業化已破壞了人們的家庭生活並使他們放棄了祖先崇拜。現代學校教育使中國的書法成為一種失傳的藝術。課本用白話文，使學生不能用古文作文了。小學生不再背誦孔子的經書。電影正在趕走中國戲。禁止纏足是好事，可是絲襪子太貴了，現代舞蹈嚇人。婦女解放也許是必要的，但是剪短髮、抹口紅搞得過火。如此等等。
幸福與現代化[編輯]
有一次，一位來中國遊歷的哲學家坐滑杆翻越一座崎嶇小山。他在舒適靠椅上聽到抬滑杆的唱一支他覺得好聽的歌曲，不覺聽得入迷，並從中得到啟示，悠然陷入哲學遐想：像中國人這樣的人力馱獸在擔負沉重苦役時仍保持唱歌之樂，這遠比現代工廠的工人為自己的苦命鳴不平要強得多。他擔心中國實現工業化之日，工廠不僅會毀掉一切精美的手工業和家庭工業，而且也會扼殺中國苦力一邊工作一邊唱歌的歡快精神。
對選擇性的現代化的認可[編輯]
這樣一來，國內外的忠告者們都認為中國必須走選擇性的現代化的道路，即儘量保持她的傳統價值，而從西方文明中只採取那些適合現實迫切需要所必須的東西。
傳統價值安然無恙[編輯]
我曾經也是這種選擇性過程的倡導者之一。不過現在我表示後悔，因為我認為謹慎選擇的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實在不必要。一種文明具有極大的廣被性，必然會影響大多數一貫保守的人。由於廣大群眾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數人總要對他們珍愛的傳統要素百般保護。因此，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如果他們前進一千步，群眾大概會被從傳統水平的原地向前帶動不到十步。如果領導人在前進道路上遲疑不決，搖擺不定，群眾必定止步不前，結果是毫無進步。
接受現代化[編輯]
中國之所以未能在這個現代化世界中實現自我調整，主要是因為她的領袖們未能對現代文明採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近幾十年來，中國之所以不再談論抵制西方文明，只是因為中國的保守主義已在選擇性的現代化的理論偽裝下找到庇護所。她在採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電報、電話、鐵路和輪船、軍事改組、政治變革以及新的經濟制度……所取得的微小的進步，大多是外國特權享有者或擔心民族滅亡和崩潰的中國人所強加的。這些方面的進步沒有一項是出於自覺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進到中國來的。甚至維新運動最傑出的領袖人物也沒有充分了解他們所主張的東西。僅在幾年以前，1898年維新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之一的梁啓超先生曾歉然地自認道：「我們當時還不知道西學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學。我們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舊東西已經不夠用了，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1]領袖人物本身淺薄如此，當然不能引起廣大群眾的真正的熱忱或堅強的信念。
保存國粹[編輯]
果如所料，要求改革的第一個浪潮被政府中反動分子鎮壓下去後，知識界立即發起了一個新運動，即「保存國粹運動」。這個運動中的許多支持者又同時是後來推翻滿清的革命黨的成員。這個事實可注意之點是，它表明反滿的革命雖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發動的民族自覺運動，但它還沒有擺脫文化保守主義的情緒。這個保守主義最近幾年有突出表現。有人在反對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時經常使用「打倒文化侵略」的口號。
工具與進步[編輯]
直到最近幾年才聽到有人坦率發表現代西方文明優於中國的和一般東方的舊文明的議論。一位年逾花甲的思想家吳稚暉老先生於1923年—1924年發表了他的宏論《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他在文中大膽宣稱中國舊道德的總體都是低級的和粗淺的，歐洲種人在私人道德上和社會公德上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超越其他種族之上。「他們是所有這些種族中最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民，他們的道德總體是高超的。」他勸告中國的知識分子把所謂的國故扔到茅廁里至少三十年。在此期間，用一切努力加快步伐建立像塵沙一般乾燥的物質文明。他對被已故梁啓超先生等保守思想家斥為瀕於破產的現代科學文明大加頌揚而不惜餘力。吳稚暉先生說：「人是一種會製造工具的動物，世界的進步全靠工具數量的增多。而科學又是工具製造的最有效途徑。」「我們相信文明愈進步，工具就愈繁多，實現人類大同的理想就愈接近，那些現在阻礙人類智慧的困難問題也就愈容易得到解決。」[2]
國際性的經驗[編輯]
這些話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口這件事就值得注意。吳先生曾受教於江陰南菁書院，這所學院是當地最後的重鎮之一。他曾在日本住過，也曾在英法兩國呆過幾年。他對西方新文明之了解不下於他對東方舊文明的了解的理度。
科學與人生[編輯]
吳先生的文章發表在關於科學與人生的關係問題的激烈論戰之際。這場論戰把中國的知識分子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所謂「玄學鬼」陣營的領袖是張嘉森，他提倡「內省精神生活」論，相信這種內心精神生活是超越科學範圍之外的。因此張先生和他的好友，其中包括已故梁啓超先生，主張恢復宋明新儒學的理學。另一個是由丁文江先生領導的現代科學家陣營。丁先生駁斥陳舊的哲學而力持科學與科學方法的萬能論。這場論戰持續整整一年。當參加這場論戰的文章最後搜集起來在1924年出版時，全書超過二十五萬字。不消說，吳先生和我在這場論戰中都是站在丁先生方面的。
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成分[編輯]
我在1926年發表了《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此文同時刊登於日本的《改造》月刊和中國的《現代評論》周刊上。文章內容又用英文改寫，作為查理•A•俾爾德教授編的《人類的前程》一書的一章。在這篇文章中我的立場是中國必須充分接受現代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與民主。我試圖表明容忍象纏足那樣的野蠻風俗達千年之久而沒有抗議的文明，很少有什麼精神性。我也指出科學與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蘊育着高度的精神潛力，並且力求滿足人類的理想要求。甚至單純的技術進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類的痛苦，大大增強人類的力量，解放人類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創造的價值和成果。我公開地譴責了東方的舊文明，認為它是「唯物的」，以其無能為力地受物質環境所支配，不能運用人類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類生活。與此相反，我認為儘可能充分利用人類的聰明才智來尋求真理，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變物質環境，以及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謀人類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中國文明之不人道[編輯]
吳稚暉先生和我本人的這種看法仿佛過於盛氣凌人和過於武斷。不過這些觀點都是經過多年實際觀察和歷史研究得出的由衷之言。當一個象吳稚暉那樣的老先生宣布他認為中國人道德很低下的時候，他是在講大實話，這使他感到痛苦遠遠超過他的讀者所能想象的。但是那是真情不得不講。在我以纏足幾千年或千百萬人當牛做馬為例譴責我國的文明時，我並不是僅僅從一些孤立事例作出概括；纏足代表全體女性十個世紀以來所受人的痛苦的最殘忍的形式。當我們了解到宗教、哲學和倫常道德共同合謀使中國人視而不見，喪失良知，對這種不人道缺乏應有的認識時，了解到詩人做詩和小說家寫出長篇描寫女人的小腳時，我們必須作出結論，在一種文明中道德觀念和美學意識被歪曲到如此荒謬的地步，其中必有某種東西是根本錯誤的。普及教育，普選制，婦女解放和保護勞工立法之所以未發源於實行纏足的國家，難道我們能說這純粹是偶然的嗎？
中國的舊文明[編輯]
總而言之，我們對中國文明究竟有什麼真正可以誇耀的呢？它的過去的光榮屬於過去；我們不能指望它來解決我們的貧窮、疾病、愚昧和貪污的問題。因為這四大禍害是中國舊文明殘存至今的東西。此外還有什麼？我們國家在過去幾百年間曾經產生過一位畫家、一位雕刻家、一位偉大詩人、一位小說家、一位音樂家、一位戲劇家、一位思想家或一位政治家嗎？貧困使人們喪失了生活的元氣，鴉片煙與疾病扼殺了他們的創造才能，造成他們的懶散與邋遢。難道我們還要再推遲那種能提供戰勝我們死敵以唯一工具並為一種新的活文明提供唯一可能基礎的科學和技術文明的到來嗎？
中國的新文明[編輯]
日本的例子使我們對中國文明的未來抱一些希望。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結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於極願學習和銳意模仿，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備一個現代政府和一種現代化文化。日本的現代文明常常被批評為純粹是西方進口貨。但這種批評只不過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果我們以更多的同情態度來分析這個新文明，我們會發現它包含着許許多多必須稱之為土生士長的東西。隨着由技術和工業文明造成普遍的興盛的程度日益提高，這個國家土生土長的藝術天才已在數十年間發展了一種和全國的物質進步相適應的新藝術與新文學。她的風光和風景美還是日本式的，只是比以前管理得更好，現代交通工具也更為方便。今天日本人民的愛美和愛整潔仍同過去一樣，不過他們今天有更好和更美的東西可以享受了。
我們所需的文化復興[編輯]
因此，讓我們希望中國也可能象日本那樣實現文化復興。讓我們現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們決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們的護短的觀點的影響，也不因害怕丟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動搖。讓我們建立起我們的技術與工業的文明作為我們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礎吧。讓我們表達如下的希望吧！如果我們有什麼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的話，那麼這些東西將會在科學與工業進步所產生的健康、富裕和閒暇的新的樂土上開花結果。
（原載1929年《中國基督教年鑑》（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張景明譯、羅榮渠校中譯稿收入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1990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