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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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誌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誌，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誌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為三書者。今忽析而為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誌，註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誌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茍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茍可合而為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為郡縣，今之方誌，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彜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誌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誌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為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即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為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為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為政典，而占時卜日為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誌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為極矣。然以為賤，而使與冠履並合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誌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誌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誌何也？曰：方誌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誌，非方誌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誌以為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誌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誌既不為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誌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誌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誌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為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薄牘，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誌，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誌者誌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誌既取簿牘以為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為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誌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為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為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誌，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誌，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為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誌既仿史體而為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誌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為藝文誌，是《宋文鑒》可合《宋史》為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為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仿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鑒》、《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鑒》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經傳矣，又輯詩文與誌可互證者，別為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為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即《文鑒》《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即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誌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誌之義，即此已為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為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誌。」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為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為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為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仿選例而為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為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尚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為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並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鑒》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鑒》即衍本紀之文，而合其誌傳為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而《尚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為《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鑒》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轉得《尚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為受以剝，剝窮所為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為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為丹砂，即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誌。)

或曰：子修方誌，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為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為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誌，則常以此類附誌後，或稱餘編，或稱雜誌。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惜，不如別著一編為得所矣。《漢誌》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雲爾。

州縣請立誌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幹人，屢膺誌乘之聘，閱歷誌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誌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為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誌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為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

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誌，註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眾，「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誌，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誌，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採摭由下而上，惟採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誌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為，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為典要，勢使然也。

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茍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為名，承行典吏，多添註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誌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誌，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誌乘如是，將憑何者為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誌取其裁。而方誌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誌書，下為譜牒傳誌持平，上為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誌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即無三代之文章；茍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為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誌。州縣有荒陋無稽之誌，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誌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誌，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誌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

然則立為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採取公論，覈正而藏於誌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誌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啟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為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為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為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茍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為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誌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誌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誌科之要，以為府誌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為通誌取裁；不特司府之誌，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誌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誌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誌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誌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為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濕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誌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鮮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偽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誌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鮮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茍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誌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誌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誌》，其分部乃用《一統誌》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謂然。又其所辨，多餘向所已剖，不當復雲雲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疊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誌，即《隋誌》。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誌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為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為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為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為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為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為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為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

今洪君書以乾隆為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即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為從二品，註雲：「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為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為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為錢穀總匯，按察之司為刑名總匯，而不以布政使為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為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為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為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為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發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誌》仍以郡國為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則闞氏《十三州誌》，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為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為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誌》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誌，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誌》乃館閣書，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誌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為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為制度雲然。且余所辨，不盡為洪君書也。今之為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雲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雲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為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為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雲：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為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為藩，按察為臬，府州縣長為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誌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誌」，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註四方之誌，「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鄉，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為《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為典章。則古者國別為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製，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

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訝。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為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誌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誌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裒錄州中所有，恭編為《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雲爾。

和州誌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註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範、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

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為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誌；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誌，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為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閱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為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即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茍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為博採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

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為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誌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為繁，興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裏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為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為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採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

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敕》，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樂史十卷。)李奕、洪適《登科記》，(李奕二卷亡。洪適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故，編於書誌，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

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為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誌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掾仕封蔭之條，多所牴牾。)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跡，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詩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摭史誌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託於今茲，為《選舉表》。其封蔭辟舉，不可紀以年者，附其後雲。

和州誌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系》牒、《尚書》集世記，為《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為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範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為專書，以俟采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鑒《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匯群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為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誌，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為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不為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誌》，首著《氏族》之略，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系，推原史學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

古者，瞽蒙誦詩，並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蒙，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為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誌，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誌氏族表序例中

奠系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系世為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眾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眾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為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眾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誌，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註：「百姓，為群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註。)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誌，留連故跡，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誌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為書，人自為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託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偽亂真，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勛，即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誌闕略，蓋亦前人之過也。

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仿《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句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疏，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為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誌，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藉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誌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裏，不為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誌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誌已也。

和州誌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誌》列傳，殿以楊戲之贊；常璩《華陽》序誌，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贊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為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雲明季乙亥寇變，圖書毀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玄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為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為之慨然嘆焉。

夫家譜簡帙，輕於州誌；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歷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誌，為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為之所，則並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中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為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不為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濫之防也。正貢亦為科甲，微秩亦為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誌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為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為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為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誌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誌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只為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為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采錄；故其自為《通誌》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家，亦未為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為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為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為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為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系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為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系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系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樽罍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為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誌之間，列為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系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系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為無言之史，譜牒為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自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誌，繪為圖象，廁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為一書之檔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茍為標幟，以為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即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即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註，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裏，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系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誌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為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系之說，而說之詳者，即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誌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歷敘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誌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歷誌》，排列三統甲子。)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系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系之以說，義斯顯也。若皇朝《明史·律歷誌》，於儀象推步皆繪為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為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誌分圖為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系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雲爾。

和州誌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製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為《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為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為定製。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為《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為《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仿《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匯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微，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翺《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於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為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為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為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並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為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為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

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為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誌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誌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誌，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誌》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誌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采入本書；如班書敘次晁錯《貴粟》之奏入《食貨誌》，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誌》，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誌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為藝文誌；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誌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誌，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為太息者也！今自易《誌》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誌》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為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采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采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誌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為官師職業所存，是為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為二，以致人自為書，家自為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為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為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為《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雲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失而為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茍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偽，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偽，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為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為區區著錄之文，校讎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為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為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為《七略》爾。其雲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為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為《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為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為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鈔。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為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為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系，(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為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為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勖，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雲始於唐人也。)乃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製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註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攝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為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為六家。)尚已。紀首推本《尚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官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詠嘆，義不拘墟，在人即為列傳，在書即為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采，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儒林》敘董仲舒、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群書大旨。)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為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讎》之略，力糾《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誤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誤。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誌》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並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誌》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誌》。)《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誌》)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復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復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誤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讎之家，茍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讎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

州縣誌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於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為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誌乘得而部次，著為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軒之采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訝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讎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誌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為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為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茍懸重賞，則偽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偽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誌書，為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和州誌政略序例

夫州縣誌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家承，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跡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為《丹陽尹傳》，(見《隋誌》，凡十卷。)孫仲所為《賢牧傳》，(見《唐誌》，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為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誌，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為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仿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兔園捃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茍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

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為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茍為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為重，其餘行業為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為「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三略》、《淮南子要略》。)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誌》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文為義者也。

和州誌列傳總論

誌曰：傳誌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誌》、《周誌》諸文，即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即誌也。六藝為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為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為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略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為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略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詠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範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註。於是列傳之體，如註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誌》，旁采《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為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為；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為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為傳。(《漢·藝文誌》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誌，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為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誌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為劃地之趨哉？

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鑒士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為詳略，異撰忽爾同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誌，外誌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誌，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為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為定品；裁節史傳，刪略事實，逐條附註，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為書，丘分作誌，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復見疊出，或註傳詳某卷，或註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註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為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為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采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和州誌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跡，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為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誌》，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贊，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誌》，體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訝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采小說，《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誤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讎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

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誤刪，或是虛聲泛采，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誌》有序錄士女誌，止列姓名，雲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誌，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誌，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註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略相同。至其所註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昜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前誌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註，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賴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為《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雲爾。

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為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為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為《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採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僣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範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逾；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範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眾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淄流驅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為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為綱，以人為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茍能熟究古人師法，略仿經師傳例，標史為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註，如遷《史》之徐廣、裴駰，《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中依類為編，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範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幹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雲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其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為《文章誌》，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範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為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為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文章誌》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誌》，沈約《宋世文章誌》，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採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跡，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縢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跡，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註《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跡》，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

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謚，(《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為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為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誌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為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註，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為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跡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為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註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誌前誌列傳序例下

州縣誌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誌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

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誌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誌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註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誌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誌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啟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聯編，仿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茍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系》、《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讎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誌，尤以多序為榮，隸草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為循吏頌辭；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舊誌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為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為難敘者也。

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誌不當，後誌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尚矣，得《緬誌》，而江源詳於金沙。鄭玄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誌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茍前誌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為舊誌存其姓氏，亦可為新誌明其別裁耳。二曰前誌有徵，後誌誤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為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雲：淮陰少年辱信雲「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雲；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新唐書》改雲：「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誌當遞續，不當疊改，宜衷凡例也。遷書采《世本》、《國策》，集《尚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復瓿也。區區州縣誌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為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範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誌》直溯《夏書》；梁、陳無誌，《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誌，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誌》四十二篇。編摩既託，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為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為《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為之敘錄。

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為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為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為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跡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為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為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表誌專門之例，別為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為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誌；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鑒》，皆括代選文，廣搜眾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雲：「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為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為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考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篇，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誌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仿選文之例，列於書誌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誌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為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雲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誌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為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為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為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為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誌》，授「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偽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為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為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詠，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