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通考/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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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恤
[編輯]《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厄；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裏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稟人、倉人計九榖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稟人掌九榖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榖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榖，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稟，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徒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士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救振饑民免其厄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稟，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武帝始開邊，徒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令敕自上所賜予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己遣使者振貸困乏，使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榖，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榖入關，得無用傳傳，傳符也。欲榖之多，故不問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振貸瀕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國，所在冗食之冗，散。稟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榖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榖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篤癃，無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榖，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糧，勿收責。
以後，以各處水旱、饑饉，振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
時榖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帝疑振恤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侯汶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饑，遣使開倉稟以振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沒溺死亡及失產財者，所在開倉振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饑，詔開倉稟以振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饑，遣使開倉振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榖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稠榖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又詔以會稽、宣城二郡米榖百萬斛賜遭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饑，遣使開倉振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饑，開倉振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定州上言，為粥所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冀州上言，為粥所活者，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振恤，以京師榖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期。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間大旱，隋文帝不許振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振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振恤事，並見《市糶考》，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力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振貸揚、泗饑。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邪？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三月，詔賜沂州饑民種、食。又詔振宿、蒲、晉、慈、隰、相、衛州饑。
開寶四年，劉鋹平，詔振廣南管內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戶，委長吏於省倉內量行振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振城中饑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振同州饑。
淳化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斗，仍給復三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潁等州，出粟以貸饑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振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為粥，以振饑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振濟，家不得過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發倉稟振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徵，鬻牛者免算。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瓜之稅。民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過京師者，分遣官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為淖靡食之，或賦以間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饑役若厭溺死者，官為瘞理祭之，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為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其民，緩縲系，省刑罰，饑民劫囷窖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懦不任職者。間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略如此。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略如此。
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饑，人相食。詔出二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又業，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僕，名為知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救鄆州劉夔亦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己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義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簿，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餘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己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己眾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鬥之民，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鬥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遊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己乎！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稟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己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糶使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振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遍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振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曰，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振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饑多盜，繫囚眾，本路不以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死罪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簿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簿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溫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振救不足者，並預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饑民興修，不如法振救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振濟漢蕃饑民。
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振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魏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及三月終。"從之。
振貧始於嘉祐中罷鬻諸路戶絕田，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廢。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詔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新榖，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糶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振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振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後稷，播時百榖，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簿徵，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記 王制》，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劄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 秋官》。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振發濟民而己。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振饑而己。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榖價翔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出《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 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己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啟奸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卻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鑒》。。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糶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糶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己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榖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常若枯旱，榖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酩，酩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宮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隨所遇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榖入關，毋得用傳。出《本紀》。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裡之民，令豪戶各出榖，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遊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郭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間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場，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其勞，酒炙之饋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榖價，四方商賈輻輳出《言行錄》。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曆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己。今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製。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禧四年，詔益、梓、夔州，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又有廣惠、廣濟倉振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留外，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賣廣惠倉田，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糶饑民，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援名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振糶，更令以義倉振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今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振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糴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千石；萬畝以下，糶一千石。
乾道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榖只還本，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振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振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二萬，並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振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饑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饑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夷考其實，則青州一路饑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饑民才二萬二千而已，以興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振贍之米弼，用十五萬，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力振救，為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振濟興國一軍，除民間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實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暵，發之略盡。今所以為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己。"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昨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為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出粟振濟，賞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霑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為上戶者不過常産耳，今不盡責以振濟，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