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幾個期望

新年的幾個期望
作者：胡適

　　民國二十五年是我們中國多災多難的一年，可是無一次不是逢凶化吉，災難都成了鍛煉我們這個民族的爐火，經過一次鍛煉，國家好像更統一了，民族也更團結了。兩廣的事件的結果是一個貪污愚昧的軍閥的崩潰，兩個獨立機關的取消，全國統一的初步形成。日本的外交壓迫的結果是中央對日外交的嚴正的應付，第一次做到像個樣子的對等外交。綏遠方面的匪偽侵擾的結果是統一政府主持之下的民族戰爭的開始，是百靈廟的大捷，綏北的肅清，全國民族精神的大振奮。到了歲暮，忽然又來了一次大災難，差不多把那垂成的統一事業倒退回去一二十年，差不多把那剛剛大振奮的民族精神又低降到零點。然而那不幸的西安叛變也終於逢凶化吉，年底六七日的全國歡聲使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國家到底還像個國家，這個民族到底還像個有出息的民族。

　　多年夢寐里害怕的「1936」，居然度過去了。我們在全國歡呼的喊聲里送出了舊年，迎進了新年。全國的國民對於這剛開始的新年當然抱着無限的希望。過去一個多災多難的年頭的磨鍊使我們對於新年的期望格外大了，格外樂觀了。可是我們必須記得：期望太奢，失望也往往更大。我們必須量布裁衣，量米做飯，不存大奢望，也不會大失望。這是保持樂觀的惟一妙法。所以我們今天用最平實的態度，提出幾個最平實的期望，盼望今年我們這個國家能夠做到這幾點：

　　第一，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已展緩多時了。去年10月15日中常會議決，因為國民大會代表未能如期依法辦理完畢，大會應延期召集。這樣無限的延期，未免使國民觖望了。

　　這幾年逐漸做到的統一，不完全是武力的統一，是外患壓迫和交通進步養成的一種全國向心力的表現。如果國家的統一必須全靠中央的武力來維持，那種統一是靠不住的，是假的統一。今日的政治領袖應該明白一個國家的向心力和統一性都是需要長期培養的政治習慣。在舊日的統一帝國之下，這種政治習慣的養成也不是駐防軍隊的力量，乃是科舉任官等等文治制度的力量。在今日的民國，教育的功用至今還是統一的最大力量。今日最缺乏的是一個維繫全國的政治制度。國民大會的組織雖然有許多缺陷可以受政治學者的指摘，然而這個機關究竟是全國國民推舉代表來共同參預國家統治的起點。我們唯實論者都明白：今日由中央任命官吏去治理全國各縣，已是不可能的了。今日的國民大會和將來的國會都是反其道而行之，都是要各縣推舉代表來參預中央的政治。這是今日必不可少的維繫全國向心力，培養統一習慣的新政制的起點。所以我們期望國民大會必須在今年召集。

　　第二，我們期望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近年因軍事的需要和外患的嚴重，大家漸漸拋棄了民國初元以來對於行政權太重的懷疑；又因為蔣介石先生個人的魄力與才能確是超越尋常，他的設施的一部分也逐漸呈現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國內逐漸養成了一種信任領袖的心理。最近半個多月中，全國人對他的安全的焦慮和對他的出險的歡欣慶祝，最可以表示這種信任領袖的心理。但是那半個多月全國的焦慮也正可以證明現行政治制度太依賴領袖了，這決不是長久之計，也不是愛惜領袖的好法子。一切軍事計劃，政治方針，外交籌略，都待決於一個人，甚至於瑣屑細目如新生活運動也都有人來則政舉，人去則鬆懈的事實。這都不是為政之道。世間沒有這樣全知全能的領袖，善做領袖的人也決不應該這樣浪費心思日力去躬親庶務。「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這是中國政治學的古訓。就是現代的獨裁國家的領袖，如希忒拉，如墨索里尼，如斯太林，都是不問庶政的，所以都能有閒暇時間做讀書思考之用。斯太林更是深藏不露面，不見客，不演說。上月斯太林的演說，報紙說是斯氏執政以來第二次演說。這是深識為政大體的行為。蔣先生在西安被困的經驗，應該使他明白他從前那樣「一日萬幾」（幾是極微細的東西）的干法與個人是浪費精力，於國家是不合治體。我們盼望他慎選能擔負一方面專責的人才，把局部的事務付託給他們。職守明，付託專，然後人人能盡其職。軍事和政治都應該這樣做。他自己也應該認清他自己的職權所在，專力去做他職權以內的統籌全局的事業。國家今日需要的是從容優豫統籌全局的領袖，不是千手千眼察察為明的庶務主任。

　　憲政的實行不僅是頒布憲法，依照條文改換政府機關的名稱而已。憲政就是法治，而「徒法不能以自行」。憲政的成功需要法治習慣的養成，而法治習慣的養成又必須有領袖人物以身作則，隨時隨地把自己放在憲法之下，而不放在憲法之外。英國的前王為了一個女人而犧牲王位，不是「不愛江山愛美人」，乃是不愛尊榮愛憲法。那事件的爭點是一條很不合時代潮流的不成文法，英國前王的主張也很得許多人民的同情。然而英王終於遜位而去。這真是憲政的精神。憲政的精神是情願造起法律來束縛自己。不但束縛自己不許作惡事，並且束縛自己不許在法定職權之外做好事。古人說：「重為善，若重為暴」；又說：「庖人雖不善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矣。」這兩句話最能寫出法治的精神。尸祝越俎代庖人做菜，即使做得好菜，究竟是侵官，究竟是違法。「重為善」即是不輕為善。要把不輕為善看作和不輕作惡一樣重要，那才是法治的精神。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能明白他的地位重要，希望他無論在憲政之前或憲政之下都能用他的地位來做一個實行法治的國家領袖。認清自己的職權的限制，嚴格的不做一點越俎代庖的事，然後人人有官可守，有職可盡，然後人人能盡其才，能忠其事。

　　第三，我們期望政府今年能做到整個華北的疆土的收復和主權的重建。我們所謂「華北」，當然包括河北、察哈爾、綏遠三省在內。此番綏遠的作戰，當然只是政府解決整個華北問題的一個子目。整個華北問題的解決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與肅清，第三是冀東叛逆的肅清。這三個子目全是我們自己掃除叛亂肅清奸匪的工作，中央政府責無旁貸，地方當局也責無旁貸。綏遠省府主席傅作義將軍在長城抗敵之戰他的部隊打的是最後一仗，此次在綏北之戰他的部隊打的是頭一仗。現在綏遠肅清匪偽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我們期望中央政府用全國的力量，領導晉綏冀察四省的軍隊，在這一年之內完全肅清察北察東冀東三方面的匪偽叛逆。這三省的匪偽叛逆肅清之後，國家才算做到了長城以南熱河以西的疆土的收復和主權的重建，才算洗刷了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中河北察東的兩次大恥辱。華北肅清之後，國家的統一可算是百分之八十完成了。我們然後可以培養國力，觀察國際變化，徐圖第二步的統一計劃。

　　這三個期望都不是奢望，都是很平易的期望。我們很懇切的期待他們的實現。

　　二十六年元旦之夜

　　（原載1937年1月3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