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會要/卷008

郊禮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於圜丘。有司議配祀，太祖謙讓不許，親為文告太廟曰：「厯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關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詣廟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禮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將祀方丘，羣臣復請。太祖執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八月，慶陽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羣臣復固請。乃奉仁祖配天於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紀》。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肈興皇業。太宗中興宗社，再奠寰區。聖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範萬世。」(《通典》。 )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謂：「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閣臣以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諭並《告廟文》以進。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以為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並列。況太祖、太宗功行並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並配。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等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禮行於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於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高皇帝肈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當時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言復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配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張璁入言：「郊祀之議，聖見已決，獨臣不忍無言。皇上信以並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古也。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又未免有失於今也。竊以天地分祀，宜從古禮，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孝。祖宗並配，宜從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責璁前後變志，非忠愛之道。於是禮臣復上議：「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日所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至大祀殿則太宗所創，今乃不得侑享於中，竊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並配。既復古禮，又存祖制，禮意人情，兩不為失。」遂依擬行之。(《實錄》、《禮志》。 )

萬厯三年，張居正進《郊禮圖冊》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澤，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舉行祈穀，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行祈穀禮於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詔舉明堂大饗禮於大內之元極寶殿，奉獻皇帝配享。隆慶元年，詔罷明堂配享。」(《通典》。 )

祈穀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穀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紀》。 )

明初，未行祈穀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於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舉行。禮畢，帝心以為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只奉太祖配，」尋親制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典。(《三編》。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穀於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勛攝事。(《本紀》。 )

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禮志》。 )

《文彬》按：世宗釐正祀典，皆能折衷於古。顧郊祀更定後，三十餘年間，祀南郊者七祀方澤者一；議行祈穀大饗諸典，僅初舉時一躬親，以後皆遣代。所為紛紛製作，徒崇虛文以飾觀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穀於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製。(《禮志》。 )

隆慶元年正月，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田，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春，未免煩數。且元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罷祈穀，止先農壇行事。」從之。(同上。 )

崇禎十四年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本紀》。 ) 十五年正月，行祈穀禮。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禮。」(《五禮通考》。 ）

大雩(禱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災傷及非常變異，或躬禱，或露告於宮中，或於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無常儀。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諸神祇，中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凡五，帝親行禮。(已上《禮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禱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種壇露宿，凡三日。(《本紀》。 )

七年五月，大雩。(《吾學編》。 )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禱雨於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禱雨於郊壇。

八年四月、旱，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已上《本紀》。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內山東久旱，遣官祭告天壽山；分命各巡撫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大海。

嘉靖八年，帝諭禮部：「去冬少雪；當春，雨澤不降；當親祭南郊、社稷、山川。」尚書方獻夫等具上儀注。二月，親禱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淺色，羣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於大祀門外；余官於南天門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於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請築雩壇。每風孟春祈穀後，雨時若，則雩祭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躬行禱祝。

十一年，乃建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風旱則禱，奉太祖配。(已上《明會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於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漢詩》詞，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禮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時將躬禱郊壇，帝諭禮部：「禱雨乃修省事，不用全儀，不奉祖配。」(《實錄》。 )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親禱雩壇。(《大政記》。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禱雨於神祇壇。(《實錄》。 )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記》。 )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

四十五年六月，親禱雨於凝道雷軒。

萬厯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禎元年五月辛巳，禱雨。

四年四月庚戌，禱雨。五月甲戌朔，步禱於南郊。(已上《本紀》。 )

大饗

明初，無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揚州府同知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饗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自漢武迄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錢公輔、司馬光等之議，則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宜配文皇；以親親論，則宜配獻皇。至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太廟者，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何為不可？」命再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製作禮樂，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為成王而制，於周公為嚴父，於成王為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昔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當以文王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父之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繼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之言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怒，下胄詔獄。嵩乃再會廷臣議，請奉獻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配帝之請，卻文皇議不行。已復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獻皇帝宜稱「宗」。帝以疏不言「廟」，留中不下，乃設為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既稱『宗』則當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禮？」帝既排正議，崇私親，心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乃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而改稱太宗號成祖。時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饗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配。(《禮志三編》。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饗殿，諭禮部曰：「周之明堂與郊祀並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於元極寶殿，朕心歉焉。茲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歲以秋季大饗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禮如南郊，陳設如祈穀。(《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禮，明初未議。及嘉靖中，豐坊首創嚴父配天之說，迎合上意，由是特舉斯禮，追崇所生。元極既配之後，明年幸承天，享帝下於龍飛殿，亦奉獻皇帝配。其後自定規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後成。然大享之禮終未舉行，內殷薦亦止遣官攝事。蓋帝之排羣議，崇私親，雖矯強於一時，終有然不自安者。故禮臣敦請，屢諭緩行，非僅耽奉元修，憚乘輿之一出也。先聖所云：『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不成者，』豈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饗殿成。禮部請行秋享於新殿，上命是秋仍於元極寶殿行禮。自是，歲遣官行之以為常。(同上。 )

隆慶元年，禮臣言：「我朝大饗之禮，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視之，則睿宗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帝從其請，罷大享禮，命元極寶殿仍改欽安殿。(《禮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禮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禮有六：然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從祀之禮，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煩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觀禮》：『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陰陽之義，春分陽方永，秋分陰氣始長，故祭以二分。今宜設壇專祀。朝日壇築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祭於月壇。」從之。(《春明夢餘錄》。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禮官奏：「朝日禮用己亥。」制曰：「可。」(《典匯》。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壇。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台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罷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諭張璁曰：「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於義未安。當並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儀；而建朝日壇於朝陽門外，西向；夕月壇於阜成門外，東向。(《禮志三編》。 )

時改郊壇禮，朝日、夕月等壇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詔求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國，不可得。有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吐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為雌雄，或自鳴。請如永樂、宣德時，齎重賄往購。」帝從部議，已之。(《外國傳》。 )

十年，夕月壇以鐵爐置於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壇，以稱祭月於坎之義。(《圖書編》。 )

二月庚辰，上親祀大明於朝日壇。八月癸未，親祀夜明於夕月壇。(《大政記》。 )

隆慶元年，禮部議定：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車駕親祭。餘歲，遣文大臣攝祭朝日壇，武大臣攝祭夕月壇。(《禮志》。 ) 三年，禮部上朝日儀，言：「正祭遇風雨，則設小次於壇前，駕就小次行禮。其升降奠獻，俱以太常寺執事官代。」制曰：「可。」(《會典》。 ) 天啟六年二月己亥，祭日於東郊。(《本紀》。 )

星辰

洪武三年，帝謂中書省臣：「日月皆專壇祭，而星辰乃祭於月壇，非禮也。」禮部擬於城南諸神享祭壇正南向增九間，日月及周天星辰皆於是行禮。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則於天壽節前三日。從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儀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從祀南郊，罷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請以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為壇於城南。從之。二年，從禮部尚書崔亮奏：每歲聖壽日祭壽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八月望日祀靈星，皆遣官行禮。至三年，罷壽星等祀。(已上《禮志》。 )

太歲風雲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歲、風、雷、雨師從祀圜丘，增雲師於風師之次。(《會典》。 )

二年，以太歲風雲雷雨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壇，非尊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神，宜合為一壇，春、秋專祀。」從之。遂定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王圻《續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風、雲、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擇日祭太歲。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夢餘錄》。 ) 嘉靖九年，改定風、雲、雷、雨神牌次序，曰「雲、雨、風、雷」。(《日下舊聞》。 )

十年，何孟春言：「國初，定祭太歲於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或謂『月將』非經見者；按《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孰謂非經見耶？」(《春明有夢餘錄》。 )

是年，建太歲壇於正陽門外之西，與天壇對。中、太歲殿；東廡，春、秋月將二壇；西廡，夏、冬月將二壇。帝親祭於拜殿中。每歲孟春享廟、歲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禮志》。 )

十一年，釐正祀典，改敘雲、雨、風、雷祭期。每歲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並同社稷儀注。(《通典》。 )

社稷

吳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北向，異壇同。(王圻《續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周棄配。是日，上親禮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絳紗袍，行三獻禮。初，上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於齋宮望祭。」從之。(《春明夢餘錄》。 )

十二月己丑，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皆建於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禮志》。 )

三年，於社稷壇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當，下禮部議。尚書張籌厯引《禮經》及漢唐以來之制，請改建於午門外之右，社稷共為一壇；罷句龍、棄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為大祀。(《紀事本末》，《明史張籌傳》。 )

文彬按：社稷升為大祀，始於唐天寶三載。至於同壇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來二千餘年，未之聞。初，陶安議禮，謂社稷之「社」與郊社之「社」異。社與郊對舉，則天地分祭之本義也。社與稷異名，則社稷異壇之本義也。故據古禮分祀，而以句龍配社，后稷配稷。今張籌迎合上意，改為合祀，改為配祖，說多強為傳會。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無別，於尊祖、親地之道雨失之。此與改天地合祀，同一變禮之過也。

十一年，禮臣言：「太社、稷既同壇合祭，王國、各府、州、縣亦宜同壇，稱國社、國稷之神，不設配位。」詔可。十三年九月，復定製，兩壇一如初式。(已上《禮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常紀》。 )

永樂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壇成，制如南京。奉安神位，遣太孫行事。(《實錄》。 )

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命禮部永為定式。(《通典》。 )

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是日適當萬壽節，禮官以祭期妨慶典，請改用中旬。帝以祖宗定製不可改，至日，行禮如常。(《實錄》。 )

正統二年，令應天府建社稷壇，春秋祈報，以守臣行事。(《會典》。 )

嘉靖九年，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禮志》。 )

十年，上命於西苑空閒地開墾為田，樹藝五，改土、壇為帝社、帝稷壇。每歲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春明夢餘錄》。 )

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秩於國社、國稷。(《本記》。 )

隆慶元年，禮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無，嫌於煩數，宜罷。」從之。(《禮志》。 )《通典》云：「按漢書郊祀志有太社、礦產稷，又別立官社。《臣瓚注》所謂『王社』是也。自魏、晉至唐皆有帝社，相沿已久。嘉靖時，帝社稷之名，不為無據。隆慶禮臣謂『自古所無』，未免失考，以為煩數而罷之，則可矣。」

嶽鎮海瀆山川

國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鐘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會典》。 )

洪武二年，太祖以嶽鎮海瀆諸神合祭城南，未有壇，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議。禮官言：「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宜合為一壇，與天神埒，春秋專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春明夢餘錄》。 )

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禮志》。 )

三年六月癸亥，詔曰「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厯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宜依古定製：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日知錄》。 )

是年，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王圻《通考》。 )

七年，令禮部頒祭嶽鎮海瀆儀於所在有司。(《圖書集成》。 )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山川壇。

九年，復定山川壇制，凡十三壇。正殿：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鐘山七壇。東廡，京畿山川，夏、冬月將；西廡，春、秋月將，京都城隍；各三壇。

十年，太祖親祀山川壇諸神於殿中，功臣分祀兩廡。命官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賜之制。(已上王圻《通考》。 )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諸神壇。乃敕十三壇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命禮部更定山川壇儀，與社稷同。(《禮志》。 )

永樂十八年，建山川壇於正陽門南之右，位置陳設悉如南京舊制，惟正殿鐘山之右，增祀天壽山神。(《明會典》，《春明夢餘錄》。 )正統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嶽鎮海瀆。

弘治十七年，畿內、山東旱，分命各巡撫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已上《禮志》。 )

大學士邱浚云：「厯代東海南海，皆臨海而祭，西海北海則望祀。在宋都汴梁，無由至遼蘇之域，出國門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按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為宜。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宜於此處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讓慶，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說終明世末用也。(《春明夢余錄》。 )

嘉靖八年，今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禮，以別於郊廟。先是改山川為中祀。嘉靖中，凡由川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會典》。 )

十一年，大學士李時等以聖嗣未降，請廷臣詣嶽鎮名山祝壽。禮部尚書夏言言：「輔臣所請，止於嶽鎮；竊以山川海瀆發祥效靈，與嶽鎮同功，祈壽之禮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詣壇分祀。(《吾學編》。 )

是年，改山川壇名為天地神祇壇。天神壇在左，南向，改序雲雨風雷凡四壇。地只壇在右，北向，五嶽、五鎮、五陵山、四海、四瀆凡五壇。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親祭。餘年，遣大臣攝祭。(《明會典》。 ) 隆慶元年，禮臣言：「天神、地只已從祀南、北郊，其中秋神祇之祭，不宜復舉。」今罷之。(《禮志》。 )

先農

吳元年十一月，太祖欲舉行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遂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夫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莫先務農。」遂命以來春舉田禮。(《大訓記》。 )

初，御史尋適請行耕享先農禮。上命禮官錢用壬等議，謂：「先農與社異，當以耕日祭之。《國語》：『農正陳禮，』衛昭《注雲》：『祭其神，為農祈也。』漢以田之日祀先農，其禮始著，由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親耕禮；南渡後，復親祀；元雖議耕，竟不親行。其祀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之。(《春明夢余錄》。 )

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農擅於南郊，在田北。親祭先農，以後年輕化配。祀畢，行耕禮。御耒耜二具，韜以青絹；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禮畢，皇帝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禮志》。 )

八年，遣應天府尹祭先農，不設配(《春明夢余錄》。 )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禮志》。 )

二十年二月，上躬耕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明通紀》。 )二十一年，更定祭先農儀，不設配位。(《禮志》。 )

永樂中，建壇京師，如南京制，在太歲壇西南。每歲仲春上戊，順天府尹致祭。後凡遇登極之初，行耕禮，則親祭。(同上。 )

宣德元年，禮部進春耕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田以供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通典》。 )

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田。禮畢，宴羣臣，教坊雜伎進。都御史馬文或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璁？」即斥去之。耕之禮，自成祖以後，唯登極一行之。至是，始定於每歲仲春，上躬自行禮，定為制。(《三編》。 )

嘉靖元年，命終畝農夫照例引見。人賞布一疋。(《圖書編》。 )

九年二月，禮部上耕儀，帝以其過煩，命來歲別議。(《實錄》。 )

十年正月，更定耕儀。(同上。 )又命懇西苑隙地為田，建殿曰無逸；亭曰豳風，又曰省耕，曰省斂；置侖曰恆裕。貯田之所入，以供祀事。(《會典》。 )

十六年諭：凡遇親耕，則戶部尚書先祭先農；皇帝至，行三推禮。三十八年，罷親耕，惟遣官祭先農。(已上《禮志》。 )

四十一年，遣順天府尹祭先農，免樂舞。(《圖書編》。 )

降慶元年，罷西苑耕種。諸祀皆取之田。(《禮志》。 )

二年二月己亥，耕田。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之後，如弘治中例。(《通紀》。 )

崇禎十五年二月，親祭先農，行田禮。科臣沈迅言：「教坊承應歌詞俚俗，宜改正。」上諭閣臣：以後耕，宜歌《豳風無逸》之詩。教坊俚俗之詞，斥令改正。(《春明夢余錄》。 )

先蠶

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通紀》。 )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本紀》。 )

初，給事中夏言請皇后親蠶；以為耕、蠶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召禮官詳考古制。大學士張璁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從之。三月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禮畢，親詣採桑壇，公主及內外命婦從之。賜宴畢，還宮。逾月，蠶事告成，復行浴繭禮。(《三編》。 )

十年，改築先蠶壇於西苑仁壽宮側。四月丁巳，皇后行親蠶禮於西苑。十六年，詔罷之，仍命進蠶具如常儀，遣女官祭先蠶。三十一年，罷親蠶禮。四十一年，並罷所司奏請。(《通典》。 )

高

嘉靖九年，張璁疏：「頃者生員李時揚，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郊；孔子之生，禱於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雖《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屍嘉古。』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屍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願值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以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於是建木台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春明夢余錄》。 )

十一年十一月，復於欽安殿建祈嗣醮。以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實錄》。 )

城隍

洪武二年，封京師及天下城隍。(《圖書編》。 )

是年，以城隍止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言：「國家開創之初，嘗以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祀於城南享祀之所，即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禮所宜。今宜以城隍及太風雨等合為一壇，春秋祀之。」詔可(《春明夢余錄》。 )

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命從祀於山川壇。(《會典》。 )

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改東嶽行祠為之。(《大政記》。 )

永樂中，建廟都城之西，曰大威靈祠。(《禮志》。 )

弘治中，倪嶽疏：「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王圻《通考》。 )

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以仲秋祭旗纛日，並祭都城隍之神，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