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論 (歐陽修)/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係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誌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
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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