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為橫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齕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遙執朝柄，進退海內士大夫，豈君子所為？復社始於張、楊，海內朋從者萬餘人。楊以鄉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錢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橫議，其氣焰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議，為之氣噎，而吾友北平王層繩惡鄒南皋主議殺熊廷弼，亦謂「迂儒豈知天下大計」，宣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清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擠之，以為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為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異日所為，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即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為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騁也。」三君子頗誦吾言，由是倡為是說者多病之。
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無日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群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即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賈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遙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季高按：「伐檀」據《史記•孔子世家》作「伐樹」。）削跡之怒矣。凡群小所指為誹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後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台，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己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三誼主而外，亂政涼德，姧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凋盡，百度皆昏，而國無與立也。秀水朱竹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征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鋮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為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
康熙己未，睢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烈湣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年以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聖祖仁皇帝嘉與，頒之史館，以為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為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為也。萬氏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既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秉謙屏呂、錢之義，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為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為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貿儒五藏之症結，可一朝而蕩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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