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 (歐陽修)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
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製，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致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眾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係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財，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
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徵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小遍，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群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備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
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徵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捍連圉，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十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製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並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並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
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
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
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發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
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奸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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