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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先生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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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先生與中國
作者:胡適

  杜威先生今天離開北京,起程歸國了。杜威先生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國共住了兩年零兩月。中國的地方他到過並且講演過的,有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種長期講演錄已經過第十版了,其餘各種小講演錄——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學術講演會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這句預言初聽了似乎太武斷了。但是我們可以舉兩個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當這個教育破產的時代,他的學說自然沒有實行的機會。但他的種子確已散布不少了。將來各地的「試驗學校」漸漸的發生,杜威的教育學說有了試驗的機會,那才是杜威哲學開花結子的時候呢!現在的杜威,還只是一個盛名;十年二十年後的杜威,變成了無數杜威式的試驗學校,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中國的教育,那種影響不應該比現在更大千百倍嗎?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

  (1)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 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

  (2)實驗的方法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子;(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特別主張的應用是有限的,方法的應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了,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國內敬愛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於推行他所提倡的這兩種方法,使歷史的觀念與實驗的態度漸漸的變成思想界的風尚與習慣,那時候,這種哲學的影響之大,恐怕我們最大膽的想像力也還推測不完呢。

  因為這兩種理由,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愛中國,真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中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好友:對於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他在《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兩個雜誌上發表的幾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實的態度對於世界為我們作解釋的。因為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的人對於他的評判幾乎沒有異議。[除了朴蘭德(Bland)一流的妄人!]杜威這兩年來對中國盡的這種義務,真應該受我們很誠懇的感謝。

  我們對於杜威先生一家的歸國,都感覺很深摯的別意。我們祝他們海上平安!

十,七,十一

(原載1921年7月10日《東方雜誌》第18卷第13號,此處未具寫作日期。又載1921年7月13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