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先生與中國

杜威先生與中國
作者：胡適

　　杜威先生今天離開北京，起程歸國了。杜威先生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國共住了兩年零兩月。中國的地方他到過並且講演過的，有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種長期講演錄已經過第十版了，其餘各種小講演錄——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學術講演會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這句預言初聽了似乎太武斷了。但是我們可以舉兩個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當這個教育破產的時代，他的學說自然沒有實行的機會。但他的種子確已散布不少了。將來各地的「試驗學校」漸漸的發生，杜威的教育學說有了試驗的機會，那才是杜威哲學開花結子的時候呢！現在的杜威，還只是一個盛名；十年二十年後的杜威，變成了無數杜威式的試驗學校，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中國的教育，那種影響不應該比現在更大千百倍嗎？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

　　（1）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 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

　　（2）實驗的方法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子；（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特別主張的應用是有限的，方法的應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了，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國內敬愛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於推行他所提倡的這兩種方法，使歷史的觀念與實驗的態度漸漸的變成思想界的風尚與習慣，那時候，這種哲學的影響之大，恐怕我們最大膽的想像力也還推測不完呢。

　　因為這兩種理由，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愛中國，真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中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好友：對於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他在《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兩個雜誌上發表的幾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實的態度對於世界為我們作解釋的。因為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的人對於他的評判幾乎沒有異議。[除了朴蘭德（Bland）一流的妄人！]杜威這兩年來對中國盡的這種義務，真應該受我們很誠懇的感謝。

　　我們對於杜威先生一家的歸國，都感覺很深摯的別意。我們祝他們海上平安！

　　十，七，十一

　　（原載1921年7月10日《東方雜誌》第18卷第13號，此處未具寫作日期。又載1921年7月13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