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哲學

杜威哲學
作者：胡適
1952年12月3日

第一講

劉院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天我到這裡來講杜威先生的哲學，我感覺到有點班門弄斧。在師範學院裡當然有許多研究教育學說和教育哲學的專家，也有這些必修和選修的課程，想來諸位對於杜威先生的哲學一定研究過。

　　我在國外收到錢校長和劉院長的電報，他們邀我到台大和師院來作一種學術性的演講，我以為他們還會寫信來，給我一點詳細的指示。後來一直沒有信來；我看時候到了，就打了一個電報，提出兩個題目：在師院的題目是「杜威哲學」。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們三十九年來，不但是師生的關係，而且還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六十歲的時候在北平講學；那個時候我在北京大學，我替他做翻譯。以後他到太原、天津、濟南各地去講學，我也替他做翻譯。我們又繼續幾十年的朋友關係。他在北京過六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參加了；他過七十歲生日的時候，我沒有參加，因為他在國外，我在國內。到了1939年，他八十歲的時候，我在美國做外交官，參加了他的生日慶祝；1949年，他九十歲的時候，我在紐約也參加了他的生日慶祝。他今年夏天剛過去，算起來活了九十二歲多。

　　今天我打算講杜威先生的哲學思想：下一次講他的哲學思想在技術方面的應用。

　　約翰杜威（John Dewey）生於公元1859年10月，死於今年（1952）6月。他出生的地方是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Vermont）的柏林頓城（Burlington）。這個地方是美國最民主的一個小州，是英國宗教家最早到達的地方，也是美國保留有最早的民主風氣的一個地方。我曾經到這兒參觀過，看到了世界最有名的真正民主制度。這個地方的議會，不是選舉的代議制，而是全體市民直接參加。每逢市（村、鎮）議會開會的時候，市民不論男女老少都踴躍出席；主席把已經宣布了的本市（村、鎮）的問題提出來後，人人都可以參加討論。這是一種真正的直接民主制度，使我看了非常感動。杜威先生就是生長在這個真正民主的地方的。

　　杜威先生最初進本州大學。後來到巴鐵摩爾市（Baltimore）的約翰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哲學。這個大學在七八十年前是第一個新式的大學。它以研究院做中心。是以前大學所沒有的制度——開美國大學風氣之先。杜威先生就是這個大學研究院最早的學生當中的一個。美國有名的總統威爾遜也是從這個大學出身的。

　　杜威先生畢生從事教育，真正做到了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榜樣。他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完成了學業以後，便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哲學系主任。同時，他和他的頭一個夫人合辦實驗學校，提倡新的教育；這是美國新教育的創始。1904年轉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哲學系主任。1919年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做了幾次講演後，著了《哲學的改造》一書，那一年正是中國五四運動的時候，蔣夢麟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行知學會請他到中國來講學。他本來預定在中國講學幾個月；後來因為對中國發生了很好的感情，繼續住了兩年，到處作了許多次的演講。後來又到蘇俄、土耳其、墨西哥等地。

　　1919年——民國八年，杜威先生到中國來講學，我們幾個他的學生，在他開講以前，舉行了幾次公開的講演，把他的思想做一些通俗的介紹。我的講演有一部分收進了《胡適文存》。像《實驗主義》和《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學》兩篇文章里，都提到杜威先生的思想。

　　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教育學說，被公認為最新的教育理論，不但影響了全美國的學校，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也影響了革命初期的俄國。蘇俄那時的教育制度，便是依杜威先生的理論制定的，後來革命的傾向改變，整個教育制度也就改變了。中國教育界自1919年到現在，也深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響。

　　以上只說杜威先生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其實，他的影響並不限於教育方面。這次我所要講的杜威先生的哲學，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講他的哲學思想，一部分講他的哲學思想幾方面的應用。

　　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實驗主義（Pragmatism），日本翻作實際主義；我們在民國八年做通俗介紹的時候，翻作實驗主義。在講杜威先生的思想之先，不能不說幾句關於實驗主義的話。

　　實驗主義到現在已經有八十年的歷史，共有三位大師：第一個大師是皮爾士（C. S. Peirce 1839—1914），是美國的大科學家。他於1877年開始提出了實驗主義這個名字；他在一個通俗的講演裡面，提出一個問題：「怎樣可以叫我們的意思明白？」他的答案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那就是說，科學實驗室的方法和配備，可以使我們的意思、思想明白，你無論同做科學實驗的人講什麼，他總是說讓我來實驗一下，看這句話會發生什麼效果。這個效果就是你所說的話的意義。如果照你說的話做一個實驗，實驗出來某种放果，你那句話就是有意思的，如果你的話沒有法子實驗，實驗不出效果，那麼，你的話就沒有意思，就是瞎說，胡說。這就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就是說拿一樣東西，一個觀念或者一種思想的效果的結果，來批評某種學說或思想。

　　做科學實驗的人，無論實驗物理、化學、地質、生理或心理，都要先有一個思想（假設的理論）：照這樣的設備，這樣的布置，做起這樣的實驗來，應該產生某種效果。如果實驗的結果不產生某種效果，那就證明了前面的理論是錯誤的，就應加以修改。另外裝置起來重新再做實驗，看看這個修改過後的理論對不對。科學家在實驗室的態度，就是實驗主義。無論什麼東西，都要拿這種態度來說明，來解釋，來實驗。

　　皮爾士是實驗主義三位大師中的第一位大師。他所提倡的就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以這種態度應用到人生上，凡是思想、理論、概念，都得用這種態度來批評它，解釋它，說明它，才可以使它的意義清楚。我們看這個思想或概念，在人生行為上發生什麼效果；再拿這效果來批評，來說明這個思想或概念；這等於在實驗室裡面用某種器具，某種設備做實驗而產生的效果，再拿效果來批評理論一樣。簡單的說，一切有意義的思想或概念，都會在人生行為上發生實驗的效果。如果要決定這個思想或概念是不是有意義，只要看承認它時有什麼效果發生，或者不承認它時又有什麼效果發生。如果承認它或者不承認它時都不會發生什麼效果，那麼，這個思想或概念就毫無意義了。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就是用來解釋，說明一切思想、觀念、概念，使得思想、觀念、概念的意思清楚的。

　　實驗主義的第二位大師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皮爾士是同一個時候，同一個地區的人，也是同一個學校（哈佛大學）的朋友。他本來是學醫的；後來轉到心理學，在心理學上開了一條大路。他的著作有《大心理學》和《小心理學》。他的《大心理學》在世界心理學史上，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詹姆士把皮爾士的基本觀念應用到各方面，拿來做科學和哲學的方法論、真理論、宇宙論。（各位若要知道詳細，請參閱《胡適文存》第一、二集。）

　　詹姆士雖然是科學家，但是他出身於宗教家庭，富有宗教情感。他的實驗主義的發生，是為求怎樣使得意思、概念明白清楚。他把皮爾士的方法推廣到各方面去。他以為討論某種事體，某種概念或信念，某種宗教信仰或某種人生信仰，都可以用這個標準來批評，看它在人生行為上發生什麼效果。如果發生了某種效果，就拿這個效果來決定是真的還是假的，是有價值的還是沒有價值的。因為他把這個方法應用到宗教方面，他相信某種宗教的信仰能得到某種安慰和某種人格的行為上的改造，便有人批評他應用的範圍太廣，不免有一點危險。舉例來說：二十年前左右，美國一位有名的傳教士艾培先生到北京來找我。他說：「胡先生，聽說你是一個實驗主義者。我要同你談談實驗主義。」我說：「好吧！」他舉起左手說：「這邊一種信仰，認為人生等於一隻狗一隻貓，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沒有天堂地獄，沒有將來的生命；這是悲觀主義的信仰。」又舉起右手說：「這邊的一種信仰，有天堂，有上帝，有將來，有死後的生命：這種信仰叫人樂觀，叫人往前進，用實驗主義的批判，一定放棄那邊的悲觀信仰，而接受這邊的樂觀信仰。」我說：「我這裡有一塊洋錢，另外有一張百萬美金的支票。艾培先生，你知道我胡適決沒有一百萬美金，支票是空頭的。以一百萬美金和一塊洋錢相比，支票可以說是代表樂觀的。你是接受一塊洋錢，還是接受一百萬美金的支票呢？」他說：「我當然接受一塊洋錢。」

　　由這個例證看來，嚴格的實驗主義，總是用科學實驗室的方法，先歸納觀念的意思，把觀念的真假確定之後，再來考慮那偶然發生的某種希望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濫用實驗方法，便是放棄真實的洋錢，而取空頭的支票了。詹姆士因為富於宗教情感，偶然不謹嚴一點，因此引起人家的批評。（對於詹姆士，我說得太簡單了，似乎有一點不公道。不過很短的講演里，難免有過度簡單化的毛病。這要向各位先生道歉的。）

　　第三位大師就是杜威先生。他是實驗主義運動中第三個領袖，年紀比前兩位輕一點，壽命又特別長，活到九十多歲，所以他的影響最大。他運用方法也比較謹嚴，所以他的影響也比較健全。要講杜威先生的思想，應該先講一點他的思想的背景。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方才所講的，他生長的區域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沒有階級，絕對自由，不是間接的代理民主，而是直接實行民權的真正民主社會。所以他從小就有民主的習慣。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述，有《學校與社會》和《民主與教育》二書。後一本書在中國有譯本。

　　第二，兩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皮爾士大師所提倡的科學方法，就是應用到自然科學方面的，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這一類實驗科學的方法。

　　第三，十九世紀後半葉產生「生物演化論」，也就是所謂「生物進化論」，中國嚴復先生譯為《天演論》。在杜威先生出生的那一年（1859年），就是達爾文名著《物種由來》出版的那一年。這本書出版後轟動全世界的生物學界。當時就引起了宗教家和哲學家的反對。後來（1871）達爾文又出版了一本《人類的由來》。這本書裡面就不客氣的繼續「物種由來」而說人類是由下等動物，經過幾十萬年的進化演變，由和猴子相似的動物變成人猿，由人猿再演進成為人的。達爾文花了三十年的苦工，才敢提出這個研究的結果。所有物類的演變，開始都是很微細的，而後逐漸變異。在某種環境之下，舊的生物感覺到不適於這一個環境，或者過熱，或者過冷，或者過於潮濕，或者過於乾燥，而其中有一部分偶然起了小小的變化，並且這種變化比較更能適合於環境一點，這一部分就繼續生存下來。其餘沒有變化的慢慢就淘汰了，滅亡了。於是這一部分的微細變化，就更加的向適於生存在某種環境中的那種特性格外發展。因為壞的已經死光了，結果，存在的慢慢就成了新的物類。所以《物種由來》的根本說法，就是說物類都是由於很微的變異因為適於生存而不被淘汰而來的。這就是所謂「自然選擇」或「物競天擇」。所謂進步，所謂演化，並不是整個籠統忽然而來的；是由一點、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細的變遷來的。並不是猴子一類的動物一跳就變成人猿；人猿再一跳便變成了人的。例如人的兩手，由於我們的老祖宗偶然用後面兩條腿站起來，久而久之的結果，成了習慣慢慢的前面兩條腿變成手了。在比較解剖上可看出：人類的手，鳥類的翅膀與許多動物的前肢，都是由於這種變異而來。但是這種變異都是經過了幾十萬年的過程，由一點一滴的聚積而成的。

　　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同於馬克思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與天然演進的科學方法是不符合的。

　　總之，杜威先生的哲學思想，就是由這三個背景產生出來的，而最要緊的是他注重科學方法，也就是繼承皮爾士、詹姆士實驗主義的傳統，以科學實驗室的方法做基礎來講真理問題，哲學問題、知識問題、道德問題以及教育問題。所以第二個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不滿意詹姆士的那種廣泛的引用實驗主義的方法，所以他不大喜歡這個名詞，把實驗主義改名「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因為實驗主義未免太注重效果；像方才我講的那個傳教士的說法，拿宗教的效果來標榜或濫用。所以與其叫實驗主義，不如叫試驗主義。後來他又說：一切的思想、知識、經驗，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礎。每一個人所有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經驗，都是為幫助將來生活的工具。天地間一切真理、一切學術、一切教育，以及什麼聖人賢人的話，天經地義的金科玉律，都不過是工具。這都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幫助我們提一個暗示、一個假設的工具，所以便有人說杜威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一派。

　　方才我說，兩三百年來，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們給我們建立了一個可用的科學方法。杜威先生這樣想：我們為什麼不拿這個方法來普遍的應用，而只限制在物理、化學、生物、地質方面？為什麼不應用到改善精神方面？杜威先生以為這一種科學方法，在實驗室內應用了二三百年，並沒有流弊，的確是一種可以建立起的最好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自己本身批評自己與糾正自己錯誤的作用。在試驗以前，一切先要有假定。比如假定有甲、乙、丙三個條件，在這三個條件具備的時候，就產生丁、戊、己的結果；那麼，我們就把甲、乙、丙三個條件設備起來，看是不是產生丁、戊、己。如果產生，就是對了；如果不產生，就是錯了。這個方法是：自己批評自己，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隨時修正，隨時發明。所以科學方法根本的觀念，不單是求知識，還可以處處發明和發現錯誤。發現錯誤與發明正確是同樣重要的，是同樣可以增加知識。求知與發明，和發現錯誤聯合一貫，再看效果，就是實驗的方法——科學的方法。這一種方法為什麼二三百年來，不應用到所有精神的領域，所有道德、教育、政治、社會方面去呢？最重要的尤其是宗教、道德方面，為什麼不應用呢？

　　要說明這個歷史，就要回到方才所說的三個思想背景。杜威先生說：現在的民主社會，是沒有階級；而古代的社會是分階級的。所以古代有勞心者，有勞力者；有統治者，有被統治者；有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古代社會分有階層：因職業上、生活上的各種關係而分了階層。因此，在新的科學出來以後，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危險的；認為如果這種思想推行廣了，就要影響並且動搖社會的基本思想了；認為古久傳下來的宗教、倫理、道德的思想都要動搖了；所以由於社會有階層的關係，就使思想也分了區域。新的科學是沒有方法駁倒的；新的化學、物理等知識一天天的加多，就得想出一個調和的辦法，才可以使科學方法不影響到宗教、道德方面。這個就是分區而治。這是杜威從歷史上看出來的。你們的新思想只能限於某一區域，不要到精神的領域來；不然，就要受統治者的制裁。結果大家為了避免統治者的干涉或宗教的審判，怕在火上被燒死，於是就願意，只要你們讓我們研究物理、化學，我就不來麻煩道德和宗教。道德、宗教方面也就表示只要你們不來麻煩道德、宗教，我們也就允許你們研究自然科學。你們研究的是物，我們研究的是心；我們分區而治，各不侵犯。所以在這個社會有階層的情形下，思想在不知不覺中就分成了唯心和唯物兩派。我們是物質的，你們是精神的；你們是形而上的，我們是形而下的；大家分區而治。

　　可是現在我們不同了。杜威先生說：現在到了民治時代；民主制度下是沒有階級的，沒有階層的。我們應該打破從前反映社會階層的分區而治和各不侵犯的觀念。要進到「下學而上達」的地步，要打破精神與物質的區畫，打破心與物的分別。所以杜威根本的哲學，就是要反映無階級的民主思想，沒有心與物的區分，沒有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區分，方法只是一個；沒有界限沒有階層。

　　三十多年前，杜威在日本講學時，講「哲學的改造」，說改造那是客氣；實際上他要革命，要推翻二三百年來唯心唯物的劃分。他說：古代思想的最大錯誤，就是沒有懂得所謂「經驗」（Experience）。從前的學者，把經驗分成主觀的和客觀的。但真正講起來，什麼叫做經驗呢？杜威先生曾經說：「經驗就是生活。」生活是什麼呢？「生活就是應付環境」。人生在這個物質的客觀環境裡面，就要對付這一個環境。對付它，就是我對物、物對我。這種對付環境的生活，就是經驗。應付環境，不是敷衍，而是要天天接觸環境來得到新的知識。應付環境就是時時刻刻，在增加新知識和新經驗，新技能和新思想。人在這環境之中，時時刻刻免不了有困難發生。因為要解決這種困難，就引起了思想的捉摸與覺悟。因為思想的作用，就逼得你不僅是無意識的應付環境，而且應付環境的方法，其內容更加強更豐富了。新的知識與新的經驗加上思考力的結果，應付環境覺得更滿意了，格外成功了。所以經驗是時時刻刻在增加應付將來新環境的力量。這就是與方才所說生物的進化一樣，也是由一點一滴而來的。我們在那一點鐘一分鐘之中，今天這一部分人，應付這一個環境，需要某種的應付方法，還要有怎樣的改善方法；這決不是籠統一下子可以得到的。人的知識、經驗和生活，與生物的進化一樣，是從一點一滴的解決問題，解決環境的困難而成的。我們看小姐們頸項上掛的珍珠是怎樣來的呢？海里的老蚌，在張開蚌殼的時候，有沙粒跑了進去；因為它沒有手，不能把沙粒拿掉，又感覺到劇痛，於是它就本能的應付環境，從自己身上分泌出一種汁液來包圍，這粒沙慢慢的裹大了，久而久之，就成為一粒珍珠。這是老蚌本能的應付環境：沒有知識，沒有思想，很老實的不斷的在應付環境，逐漸的分泌汁液，將沙粒包圍，結果就成為珍珠。人類是所謂「萬物之靈」，當然與蚌不同。在他遭遇到困難的時候，能夠用思想，能夠用過去的經驗；祖宗積下來的，和學校、社會以及書本中得到的經驗、知識、學問，都可以活用，都可以拿來應付環境。所以杜威先生說：「教育是要人用知識、用思想的方法；用最好最穩當的方法來思想，來幫助經驗，來控制和改善經驗，使將來的經驗比現在的經驗更滿意、更能夠應付環境。」比起老蚌糊塗無知的、本能的應付環境，解決困難，我們人類是好得多了。因為我們有前人留下來的知識經驗，學校給我們的知識經驗，和三百多年來的科學家們給我們方法，幫助我們實驗應付環境。我們所得到的結果，雖然沒有像珍珠那樣漂亮好看，但是照杜威先生的意思，這結果卻是真的知識，卻是活的經驗，一點一滴都是珍珠。人的整個經驗，一點一滴都是真理，都是寶貝。那寶貝是看不見的；但是在腦子裡，在心靈里，一天天的積累，就愈來愈靈活了。這個經驗，就是教育。這種教育哲學，就是杜威先生的基本思想。

　　

第二講

　　上次我講演的時候，講了一點杜威先生的根本哲學。他寫的書很多，有好幾十種，重要的也在十種以上，所以不容易一下子抓住一個扼要的地方。但是我上次曾經提出了他的三點背景。大家研究他的思想，就要從這三個假定的背景着手。第一，他是生長在美國北部福蒙特州的柏林頓城。那個地方是一個沒有階級，真正民主的社會，所以他的一切著作，差不多是很自然充滿着民主的氣息的；第二，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尤其是科學實驗室的方法，也是他當然的背景；第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生物演化的思想，注重在一點一滴的演變，一點一滴的進步；而生物之所以演變，是由於應付環境；因為隨着環境的需要，不能不改變。改變不是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變；往往起於很細小的改變，而後一點一滴的聚集多了，就有了適應環境的能力。能夠適應環境的就能生存；不能適應環境的就毀滅了、淘汰了。這個觀念在杜威先生思想裡面也是很重要的。

　　看這三種背景，我們作他的學生的和研究他的學術的，覺得他的基本觀念，可說是他的經驗論。

　　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他。那時他的一部新書叫做《經驗與自然》的剛出版沒多久。他很高興地對我說：「現在有許多人說它新；三十年後就成了老東西了。因為大家都接受了這理論，就不覺得新奇了。」當時他對於自己的新書也不免得意。他那個「在現在是新的，三十年後大家就不覺得新奇了」的意思，至少我們作過他的學生的人覺得是很對的。

　　這幾十年來，他所謂「經驗」，就是我在上次講演的後半段所講的「經驗論」，在他的方法論上和應用在教育上，確實是很基本的。綜合起來說，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應付四周圍的環境。對付環境，適應環境，控制環境，改造環境；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經驗。這並不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一些哲學家所談的經驗主義。從英國開始的所謂經驗主義的哲學家，在那時也是受了二百年來自然科學的影響，所以他們反抗舊的哲學，提出一種經驗論（Empiricism）。經驗主義的說法，就是說一切人的知識都起於經驗。而經驗是什麼呢？英國一派的經驗論哲學家說，經驗就是感覺，就是一個一個零碎的感覺。感覺影響直接的經驗。這種說法太瑣碎了。大陸上理性主義派（Rationalism）的哲學家，可以德國的來勃尼慈（Leibniz）為代表。他說：前一句話「一切知識起於經驗」是對的；但是我要加半句話，「除了理智本身」。我承認一切知識起於經驗。這句話怎樣講呢？就是零碎的經驗感覺，還需要一個超經驗的理智來統制它，來歸納它，使這些零碎感覺成為一個系統，起綜合的作用。大陸上理性主義者要和經驗主義對抗，在零碎的感覺之外，還得有一個理性或者理智。發揚這一派的就是德國的康德哲學。他承認經驗，但是還要一個理性，純粹理性作用的範疇。理性裡面有很多範疇；某種時間是個範疇，某種空間又是一個範疇。讓這種理性範疇整理它，歸納它，管理它。這許多範疇就像桌子的許多抽屜一樣；這樣東西放到這個抽屜，那樣東西放到那個抽屜，然後才可以真正了解它。這種心與物的觀念，照杜威先生的看法，都是因為時代的關係。杜威先生說：新的科學不是一天起來的，是在過去三百年中一步一步起來的：第一步是十七世紀，是新的天文學，新的數學；第二步是十八世紀，是物理學化學的時代；到了第三個一百年——十九世紀，才興起來了生物的科學，包括地質學。杜威先生說，前一個時期的思想，把心和物分開，把瑣碎的感覺和綜合的理智分開了，都是由於各個時代的科學的關係。十八世紀時期也還沒有到十九世紀後期生物學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實驗科學時代，可以說使我們對於經驗很了解，對於一切生物活動的狀態也了解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經驗看法；就是生物的經驗，尤其是高等動物的人類的經驗，是不分階級的，只是程度稍有不同。達爾文的書叫做《物種由來》，就是說並不是上帝忽然在一天的工夫把各種生物都造好了。各種生物都是有來源的。怎麼來的呢？是一步步演變來的。這個觀念是新的。我們現在經過了三百年的實驗科學，尤其是經過百多年的生物科學，我們應該了解當前我們人的大問題，是怎樣對付外面環境的變遷，才可以使這些變遷朝着對於我們將來的活動有益的方向去。一切生物動物，都是這樣的，都是要適應環境。但是人要不同一點。人類的活動，全靠我們有知識、有思想；能夠用知識和思想來管理環境，控制環境，改變環境，改造環境。什麼叫「改造」？改造就是要使有害的勢力，變成無害的勢力；使無害的勢力變成有利的勢力。這種不斷的生活就是經驗。從物類到人類都是一樣。不過人的思想智慧高，改造環境、應付環境的能力也就大些。這種觀念，我們認為是杜威先生哲學的基本觀念。他根據科學的實驗方法，尤其根據近百多年的生物學的進步：由生物學進到生理學，由生理學進到心理學，從實驗的心理學到兒童心理學、動物心理學、變態心理學（這些學科，當然難有一個嚴格的次序的）：這都是使我們了解人類生活是怎樣的。我們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可看出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適應環境。到了人類在這種適應環境的生活裡面，人類的知識思想，都是很重要的，都變成很重要的工具。所以人同物類不同。人類能夠充分的用這種自覺的思想作用，來指揮生活；能夠運用人的這種能力，運用一切過去的經驗，過去所得到的知識，來利用環境——征服它，統制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內容格外豐富，使生活的境界格外壯大，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發展，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提高。這種思想經驗作用，到了為人類運用時，杜威先生叫作「創造的智慧」。這種智慧，只有人才會有。而生活經驗並不是瑣碎的感覺，並不是感覺之外另有一個理智（或者叫作智力）來指揮的。主宰的乃是人的腦筋，——人的身體的一部分，人本來有的官能，就是我們的神經系統，神經中樞，也就是腦子。這個神經中樞指揮的神經的作用，能夠因為應付環境，而不斷的努力，不斷的改造，不斷的進步，使創造的智慧加多。到了那個時候，就能夠隨時隨地改造環境，應付環境。這時候，人的腦袋就夠得上叫做「創造的智慧」。

　　杜威先生的基本觀念，具體地說，是把經驗用於哲學的各方面。他有很多著作。最重要而銷路最廣的，是《我們怎樣思想》。在美國學校里，無論是中等學校或是大學，都拿這本書作教科書。在教育方法上、論理學和知識論上最有影響的，就是這本書。杜威先生說，「經驗就是生活」。人的經驗，就是充分運用思想的能力來應付環境，改造環境，使將來應付環境更好，更容易，更適當，更滿意。所以杜威先生把基本觀念用在思想上。當然，思想有簡單的思想，複雜的思想，胡思亂想的思想，沒有條理的思想，有條有理的思想。杜威先生以為有條理的思想的發生，大概可以分為五個步驟。這是他的一個很大的貢獻；我現在簡單的敘述一下。

　　第一步：思想的來源，或者說，思想的起點。思想不是懸空的。胡思亂想，不算思想。凡是真正有條理的思想，一定是有來源，有背景，有一個起點的。這個起點是什麼呢？思想都起源於困難的問題。人生的動作碰了壁，碰了釘子，碰到一個困難的環境，行動發生了障礙，要想打破這個困難，因而才有思想。譬如呼吸：大家都要呼吸的，差不多是一個自動的動作，用不着思想的作用。但是有許多動作是沒有那麼自然自動，沒有像呼吸、睡覺那麼容易。真正的思想，是動作碰了壁才發生。比方我要找我的朋友張先生，我一個人走到三岔路口，不知是去第一條路、還是第二條路或者第三條路。這時候才想起：我是來過的麼？找找看有什麼記號使我可以找到路；或者路旁有一家戲園子，有一塊廣告牌，是綠色的或者是紅色的：這時候才用思考。如果一直走去，就用不着思考了。杜威先生說：「凡是一個思想都起於一個三岔路口的境界；凡是一個思想都起於一個大的疑問號。」從前講邏輯和知識論的，都比較容易錯誤，就是因為沒有想到很簡單的「一個思想起於三岔路口」這一句話。

　　第二步：認清困難障礙在那一點；把困難加以分析，知道困難究竟在那一點。我平常的活動為什麼發生障礙？吃飯忽然吃不下，睡覺睡不着，或者頭痛發燒；究竟困難在那一點？障礙是什麼性質？有時候事情很簡單：第一步和第二步就連在一塊。不過複雜的問題，就要分為兩步，如果第二步弄不清楚，下面的方法步驟就錯了。普通問題要在三岔路口去找一條路走比較簡單；但是有許多科學問題，如醫學、物理學、化學的問題，都很複雜。在這些問題里，我們要小心的做這個第二步工作。

　　第三步叫作提示，或者稱為暗示。凡遇到了三岔路口的問題，有大困難的時候，第三步就不是自動而是被動。你過去的知識、學問、經驗，到今天都發生作用了！你的腦子裡這邊一個假設，那邊一個假設。這些提示的東西那裡來的呢？都是不自覺的湧上來的。所以第三步往往是不自覺的。假如你沒有學問知識和好的活的經驗，看到三岔路口的問題，就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下手；沒有主意，沒有法子。如果你的知識是死的，學問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經驗是貧乏的，那你還是沒有主意，沒有法子，看不出道理來。所以第三步是很重要的。不過，有時候有些人經驗太多了，知識太豐富了，往往東一個意見，西一個意見，前一個意見，後一個意見：就要發生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批評、評判；判斷這許多提示，暗示當中，那一個意見比較最能解決所碰到的困難問題。記得在我父親的詩集子裡面有一首詩，講他在東三省吉林的時候，奉命辦一件公事，連人帶馬都在大森林裡迷失了路，三天三夜都沒有方法走出來。這個問題就是思想，因為當前的行動發生了障礙。我父親在詩裡面就說他怎樣想法子找路出去：有人爬到樹上去看，只見四周茫茫無邊的樹木；在地上也找不出路來；也找不出牛馬的蹄痕，這兩個辦法都不行。這時候，我父親想到古書上講過：在山林中迷了路時可以找水；跟着水去找，必定可以出山的。大家就四下去聽；聽到有水流的聲音，果然找到了一條水；跟着水走，居然出險。他詩裡面有一句「水必出山無可疑」，就是指的這回事。爬上樹看，找牛馬蹄痕，想了許多辦法都走不出來。那時候知識中有一個知識「找水」。這是在許多提示中決定的一個解決困難的辦法。所以這第四步工作，就是要判斷許多提示當中，那個最適於解決當前的困難。在許多主意中怎樣批評判斷那個主意適用或不適用呢？這又得回到第一步去；感覺到需要思想，就是因為有困難問題。再認清楚了困難問題；看困難究竟在什麼地方。再從推出來的許多暗示、意見當中，看看那一條可以找出結果來。水是可以向山下流的；朝着他走可以得到一條出路：這個結論是不是可以解決當前的困難。拿這個困難作一個標準，作一個尺度，來量這些提出來的暗示，挑一個作假定的姑且的解決方案：這是第四步。不過這還是一個假設，還沒有證實。

　　第五步是思想的最後一點，思想的終點，就是證實。要問提出來的這個假定的解決方案是不是可以解決困難問題？是不是滿意？是不是最滿意？要證實它！我剛才講我父親在吉林的這個「找水」的經驗，就是證實。假如複雜的科學問題，有時候就需要假定應該有某種結果，我們要選擇許多假定，使用人造的器械，人造的條件來試驗它。所謂科學的實驗，就是證實某種條件完備的時候，可以發生某種結果的假定。如某種條件完備而不發生某種結果，這個假定或理論就錯了；要再來第二個，第三個……的假定，一直到最後可以得到證實為止。到了最後證實，這個思想才算解決了問題。結果是假設變成了真理，懸想變成滿意適用的工具。這是思想的最後終點。

　　杜威先生的這種思想觀念，對他的許多學生，無論在教育上，哲學上，都有了很大的影響。他的哲學特別注重在活的思想，創造的智慧；特別注重拿知識思想來解決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應付環境，改造環境。這種思想應用到各方面去，都可以發生很重要的效果。比方在邏輯（Logic）方面：杜威先生在八十歲的時候，出版了一本大著作《邏輯學》，它的副題目叫做「研求真理的理論」（A Theory of Inquiry）；他以為邏輯不過是研求真理的方法的一種的理論。所以他的邏輯並不像從前的邏輯，從前的邏輯講演繹法、歸納法、大前提、小前提、求同、求異、求互同互異；所謂形式的邏輯。這種邏輯完全是用在論證（proof）方面，變成一種論證的形式，所以杜威先生叫做「論理學」。這是形式的、論理的。比方說：凡人都會死；胡適之是一個人；胡適之當然是會死的。這只不過是一個形式的論證，不能引導出真理。從十九世紀以後，哲學家注意到邏輯歸納法。杜威先生說：這也不行；思想的方法，不是形式的方法；人生要時時刻刻應付真的困難，活的問題，不能拘於刻板的形式。

　　思想的五個步驟，其實包括了歸納法和演繹法。比如我剛才講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歸納的方法：注重事實，從事實中找出困難，發現問題。第三個步驟是很多暗示湧上來，就好像許多大前提。照這個前提作會產生什麼結果？從具體的事實得到一個結論。所以從第三步到第五步都是演繹法：凡是這樣作的，必發生什麼結果。試驗的時候，有了A的現狀，當然產生B的結果：凡是A都會產生B，看看A是不是會產生B！試驗就是演繹。第四步就來批評思想提出來的假設；第五步就來證實它。在生活的活動上，證實或是實驗室的證實方法都是演繹法。比方我父親的詩「水必出山無可疑」：現在找到水看看是不是可以出山。這就是演繹法。所以人的思想是活的。在解決困難的時候，隨時演繹，隨時歸納；歸納之後有演繹，演繹之後有歸納。

　　杜威先生的邏輯，注重在思想的起點。思想必須以困難為起點；時時刻刻，思想都不能離開困難。這樣思想才有效果。英國穆勒（J. S. Mill）的邏輯學注重歸納。其實講到真正的科學思想在作用活動的時候，並不是那種形式的歸納法所能應付。所有的歸納、演繹、三段論法，求同求異的方法，都不過是要證明某種思想是否錯誤，錯誤的時候可以用某種方法來矯正。所以杜威先生的邏輯也可以叫作實驗的邏輯，工具的邏輯，歷史的邏輯。「歷史的邏輯」這個名詞太不好解釋；我也叫它作祖孫的邏輯。這種邏輯先注重來源；有來源，有出路，有歸宿；根據人生，應付環境，改造環境，創造智慧。這種思想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一切科學的實驗。真正科學實驗室的方法，不完全是歸納，也不完全是演繹，而是時時刻刻有歸納、時時刻刻有演繹的。把形式去掉來解決問題；拿發生困難作來源，拿解決問題作歸宿：這是新的邏輯。

　　最後，我感覺到膽怯，把杜威先生的哲學應用到知識論和教育學上。今天在座的有好幾位都是教育專家；我實在不敢班門弄斧。所以只好簡單的講講。他這種思想應用在知識論和教育學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前的知識論者，往往分作內面的心和外面的物。所謂感覺和綜合的理智，這是知識論裡面很重要的部門。當時社會上分階級：有勞心，有勞力；有君子，有小人；有資產階級，有無產階級；有統治者，有被統治者；有一種人看到沒有法子參加許多社會的事，許多事都不在他們手裡，就取悲觀、旁觀或樂天的態度。從前社會上這種分階層的情形，就影響到哲學思想上。杜威先生以為，這都是歷史的關係。因為那時科學發達還沒有影響到整個哲學，哲學家還不能接受實驗室的方法來改造他們的思想。杜威先生這一派，則整個接受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尤其是近百年來生物科學的方法。所以他們的知識論是說：生物學和新的心理學，兒童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實驗心理學都指示我們，思想並不是有一個叫做理智（或者是心）的特殊官能；一切心理的作用，都是腦子。腦子就是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十萬八千根神經」的中心。（我們當然不能把這當作一個準確的數目字！）神經系統使我們的心和身通力合作。這是新的心理學的貢獻。外來的刺激，都是受神經系統的支配統制。外面碰到刺激的時候，它立刻發生反應發布命令來應付。這不但高等的動物這樣，連最下等的動物也是這樣。神經系統不但是主持應付環境的作用，還能夠使前一次的經驗在後一次的適應環境上發生重要的影響。前面成功了，後面的格外成功，格外滿意。前一次的經驗，影響後一次的活動；時時刻刻是新的。心就是身體裡面的神經中樞。每次的生活經驗能夠把舊的經驗改組一遍，作為後來活動的準備，使後來的活動比前次更滿意。比如雕刻家每一刀下去都是活動；如果能夠用心的話，後一刀自然比前一刀的雕刻要見進步。寫字、繪畫、作工，無論什麼事，可以說都是這樣。一筆有一筆的進步，一分有一分的進步，一寸有一寸的進步。有思想的生活，都是改善環境，改善我們自己作為後來更滿意應付環境的準備。這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知是從行里得來，知就在行的裡面；行也是從知里得來，行就是知的本身。知分不開行，行也分不開知。

　　這就是「知行合一」。生物學告訴我們，就是低等動物也有這種本能。拿老鼠來說罷：無論怎麼難找的門，第一次找不到的時候，第二次再找；不斷的試驗，經驗就可以叫它找到門。老鼠如此，狗和貓也如此。概括的說，下等的動物和人，對於應付環境的作用是一樣的，目標是一致的，其中只有程度的高低。

　　從前的人說知識是超於經驗在經驗之外的，是一個「超然物外」的旁觀者。杜威先生說：知識是智力，智力是一種參加戰鬥的工具，是一種作戰的活動，不是一個超然物外的旁觀者。從前講知識論的人，往往離開了科學實驗室，所以沒有結果。如果他們用新的科學方法，就知道所謂知識論必須具有兩個條件：

　　第一，教人怎樣求得知識，教人怎樣得到知識。我們知道，要求得真正知識，只有科學實驗室的方法才有效果。這是第一點；還不夠，還有第二點。

　　第二，教人如何證實所得的知識是否真知識。凡是真正的知識論，必須要教人家怎樣證實那種知識是真的，那種知識是假的。如果單教人求知識，而不教人家證實真假，那是不夠的。

　　所以真正的知識論，必須根據新的科學方法，教人求知識，並證實知識的真假及其價值。

　　把知識論應用到教育上，就是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講到教育學，我完全是外行。真正講起來，我沒有學過教育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院，當中只隔了一條一百二十號街。我們在研究院中的學生常彼此笑談說：「他們在那邊，我們在這邊！」我差不多沒有過過這條一百二十號街；所以對於教育學我完全是外行。不過現在並不是談我的學問，而是替我的老師講話。說錯的地方，請各專家指教。

　　杜威先生的知識論用於教育哲學上，有所謂「教育就是生活，並不是生活的預備」「教育是人生的經驗的繼續改造」。剛才我講到知識論時，說人與物一樣，他的應付環境就是生活；隨時應付環境，改造環境，一點一滴繼續不斷的改造；經驗本身也改造。這就是說，教育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當前的生活就是學校，就是教材。所以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歷程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人的生活是經驗，是繼續不斷的重新組織經驗。剛才我講的，寫字時後一筆就是改善前一筆；雕刻時也是後一刀改善前一刀：這就是教育。所以生活是不斷的，教育也是不斷的。每種繼續不斷的經驗，都是教育的功用。民主畫家（杜威先生最相信民主主義）的教育，最低限度必須要做到兩件事：

　　第一，用活的生活經驗作教材，養成一個創造的智慧，以應付困難，解決困難，滿意的解決困難，更滿意的解決困難。教育應該使每個人都有一點創造的智慧。《西遊記》中的孫悟空，曾有了觀音菩薩給他的三根救命的毫毛。創造的智慧，就是要每個人都有這三根救命的毫毛。

　　第二，就是要養成共同生活的合作習慣（Co-operation in activity）。杜威先生以為要做到這點，書本上的文字教育，記誦，教條，是不夠的；只有把「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經驗」這個原則拿到學校里去，才可以做得到。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可以朝這個方向走。

　　關於教育方面，在師範學院裡我不敢多講。總括起來說，我用的名詞好像很新，其實在六十多年前，詹姆士就說過，「實驗主義不過是幾種老法子的一個新名字」。這種思想所以能夠站得住，能夠覺得有根據，就是因為他並不完全是新的，還是根據人生的經驗，合乎人生的經驗。皮爾士、詹姆士和杜威先生的許多思想，並不完全是新的；他們有許多思想古代哲人也曾有過。

　　杜威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明了中國過去的一些思想，譬如教育方面：朱子的教育方法也有部分是講實驗主義的。三百年前，中國北方起了一個「顏李學派」（顏元和他的學生李塨）。顏元的思想注重在動——行動、活動。他的齋名叫「習齋」，就是所謂「學而時習之」的意思。他說：學彈琴的，不是拿書本子學的，要天天彈，越彈才越有進步。這和我剛才所講的「時時刻刻改善你的經驗」意義很相近。我國古時關於教育的學說，像這種例子的很多。

　　最後我要講兩個故事。在北宋時，有一個禪宗和尚，名叫法演；他是與王安石、蘇東坡同時代的人物，死於1104年。他講禪理非常怪；第一個原則就是「不說破」，要你自己去找答案。弟子們若有人對他有質疑的，他不但不答覆，還要打你一個嘴巴；假使再要問他，就把你趕出廟去。就好像說你在台灣師範學院不行了，要到廣州師範學院、福州師範學院、江西師範學院一個一個的去跑。要你到每座名山自己去尋訪，去募化。當時和尚出門不像我們現在可以坐飛機、乘輪船；既不能住旅館，又不許住在人家家裡；只有一根打狗的棍子，一個討飯的碗和一雙要換的草鞋。冬天受冷，夏天受熱，受盡了風霜雨露；經歷苦痛，增加經驗。也許到了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在這個時間中，他或許偶然聞到了什麼花香，聽到了一聲鳥鳴，或者村里人唱的小曲，豁然通了，悟了道。於是他朝老師那個方向叩頭，感謝當年不說破的恩；他現在終於找到了。如果師傅那時候還在人世，他就一步一步的趕回去，眼裡含着眼淚給師傅叩頭謝恩。自己去找；自已經驗豐富的時候，才得到一種覺悟。這種方法也可以說是實驗主義。

　　有一天，這個法演和尚忽然問他的學生們說：「你們來學禪；我這裡的禪像什麼東西呢？我要講一個故事來解釋。」現在就借他講的這個故事作為我兩次講演的結論。

　　有一個做賊的人，他是專門靠偷東西混飯吃的。有一天，他的小兒子對他說：「爸爸，你年紀大了，你不能去『作工』了。我得養活你。現在請你教我一門行業，教我一種本事。」他爸爸說：「好！今天晚上跟我走！」到了晚上，老賊牽着小賊走到一個很高大的房子前，在牆上挖了一個大洞，兩個人先後鑽進去。等到兩個人都到了屋子裡，一看，見有一個大櫃；老賊就用百寶鑰匙把柜子打開了，要他的兒子爬進去。等他兒子進去以後，這個老賊就把柜子鎖了，向外走去，口裡一面喊：「捉賊呀！你們家裡有賊啊！」他自己就跑回家去了。這一家人被他叫醒，起來一看，東西都沒有丟，就是牆上有一個洞，正在感覺到懷疑的時候，柜子里的小賊還在低聲說：「爸爸，怎麼把我鎖在柜子里呢？」後來他一想這不是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出去？」同時，他聽到前面有人說話，他就學老鼠咬衣服的聲音。於是前面太太聽見了，就喊丫頭趕快拿燈來看看柜子里的東西別被老鼠咬壞了。柜子的門剛一打開，小賊就衝出來，把丫頭和蠟燭都推倒了，從牆洞裡逃了出去。這家的人就跟在後面追。這個小賊一跑跑到了水池旁邊，連忙拾一塊大石頭丟進水裡去；追的人聽到撲通一聲，以為他跳水了。而他卻另外換了一條小路跑回家去。這時候，老賊正在家裡一邊喝酒，一邊等他的兒子。這個小賊就問他的爸爸說：「你怎麼把我鎖在柜子里呢？」老賊說：「你別說這些蠢話——你告訴我怎樣出來的。」他的兒子就告訴他怎樣學老鼠咬衣服，怎樣丟石頭。老賊聽了以後。就對他的兒子說：「你已經學到行業了！」

（本文為1952年12月3日、8日胡適在台灣省立

師範學院的演講，原載1952年12月

4日、9日台北《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