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作者：列寧
1918年11月
譯者：闕名

RU: 1918. ZH: 列寧選集 / 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 莫斯科, 1932.

參閱維基百科中的：卡爾·考茨基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維也納伊格納茨·勃蘭德出版公司版，共63頁），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說明第二國際正象各國一切正直的社會黨人早就指出的那樣，已經遭到最徹底最可恥的破產。現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種叛徒的詭辯和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指出，從戰爭一開始，本書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決裂了。1914—1916年間發表在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共產黨人》上的許多文章，都是闡述這一點的。這些文章已收進彼得格勒蘇維埃出版的格·季諾維也夫和尼·列寧《反潮流》文集（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頁）。關於「考茨基主義」，我在1915年日內瓦出版的、隨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冊子上曾這樣寫道：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個從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弄到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司徒盧威主義』或『布倫坦諾主義』（就是說，變成一種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學說，只承認無產階級的非革命的「階級」鬥爭。這一點俄國著作家司徒盧威和德國經濟學家布倫坦諾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最典型最鮮明的例子。我們看到普列漢諾夫也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們用明顯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革命的靈魂，他們承認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認革命的鬥爭手段，不承認要為採用這種鬥爭手段進行宣傳和準備並用這種精神教育群眾。考茨基把以下兩者無原則地『調和』起來：一方面是社會沙文主義的基本思想——承認在這場戰爭中保衛祖國，另一方面是對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讓步，如在表決軍事撥款時棄權，在口頭上承認自己採取反對派立場等等。

　　1909年考茨基寫了一整本書來論述革命時代的逼近和戰爭同革命的聯繫，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將到來的戰爭進行革命的巴塞爾宣言上簽了字，現在他卻千方百計地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和粉飾，並象普列漢諾夫一樣，與資產階級同流合污，譏笑一切革命意圖，譏笑一切直接進行革命鬥爭的步驟。 　　工人階級不進行無情的戰鬥，來反對這種叛徒行徑、這種沒有氣節、向機會主義獻媚、從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空前庸俗化的行為，便不能實現它要進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義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第二國際各種矛盾的社會產物，是既要在口頭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又要在實際上屈服於機會主義的社會產物。」（格·季諾維也夫和尼·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①1915年日內瓦版第13—14頁）

　　其次，我在1916年寫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書中，詳細地分析了考茨基關於帝國主義的一切論斷在理論上的荒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給帝國主義下的定義：「帝國主義是高度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吞併或征服愈來愈多的農業〈黑體是考茨基用的〉區域，而不管那裡居住的是什麼民族。」我指出這個定義完全不正確，說它「適用」於抹殺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適用」於同機會主義調和。我提出了我給帝國主義下的定義：

　　「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我指出了考茨基對帝國主義的批評甚至比不上資產階級和市儈對它的批評。

　　最後，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間，即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前夜，寫了《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該書第6章《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談了考茨基，證明他完全歪曲了馬克思的學說，把它篡改成了機會主義，「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實際上背棄革命」。

　　其實，考茨基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論錯誤，就是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詳細揭露過的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所作的機會主義歪曲。 　　這幾點事先說明一下是必要的，因為從這裡可以證明，在布爾什維克奪取國家政權並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難以前很久，我就公開指責過考茨基的叛徒行徑了。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冊子中講到的基本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內容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世界各國都有極重大的意義，尤其是對於先進國家，尤其是對於各交戰國，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整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必須仔細地談談這個問題。

　　考茨基這樣提出問題：「兩個社會主義派別〈即布爾什維克和非布爾什維克〉的對立」，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對立，即民主方法和專政方法的對立」。（第3頁） 　　順便說一句，考茨基把俄國的非布爾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稱為社會黨人，是根據他們的名稱，即根據字眼，而不是根據他們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所占的實際地位。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啊！這一點以後再詳細談。

　　現在應該談主要的東西，就是考茨基所謂「民主方法和專政方法」「根本對立」這一偉大發現。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考茨基的小冊子的全部實質就在這裡。這真是駭人聽聞的理論上的混亂，這真是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應當說，考茨基遠遠超過伯恩施坦了。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國家同資產階級國家對比、無產階級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對比的問題。看起來這不是朗若白晝嗎？然而考茨基象個照本宣讀歷史教科書而變得乾巴巴的中學教員那樣，頑固地背對20世紀，面向18世紀，在許多章節中無數次地枯燥無味地搬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同專制制度、同中世紀制度對比的舊道理！ 　　真象是在說胡話，聽來叫人生厭！

　　簡直是文不對題。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視民主」（第11頁）等等，這只能引人發笑罷了。考茨基只好用這種無聊的話來抹殺和混淆問題，因為他按自由主義觀點提出問題，只談一般民主，而不談資產階級民主，甚至避開這個確切的階級的概念，拼命講「社會主義以前的」民主。我們這位空談家幾乎用了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63頁中的20頁，來大談其空話，這些空話資產階級聽了很舒服，因為這些空話等於是粉飾資產階級民主，抹殺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但是考茨基的書名畢竟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的實質正在於此，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廢話之後，不得不把馬克思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引用一下。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是怎樣引用的，這簡直是一出滑稽劇！請看：

　　「這個觀點〈即考茨基所說的鄙視民主〉依據的只是卡爾·馬克思說過的一個詞。」——第20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60頁上，這一點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說了一遍：（布爾什維克）

　　「湊巧記起了1875年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過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兒」（原文用的就是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馬克思用過的這個「詞兒」：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①首先，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論斷稱為「一個詞」，甚至稱為一個「詞兒」，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不要忘記，考茨基是一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來的人；從考茨基的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或腦袋裡一定有許多小抽屜，把馬克思所寫的一切東西放得井井有條，引用起來極其方便。考茨基不會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後，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無論在書信中還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不會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不過是在歷史上更具體、在科學上更確切地說明了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任務，而這個任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這40年間，考慮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經驗而經常談論的。

　　讀了很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考茨基竟這樣駭人聽聞地歪曲馬克思主義，這該怎樣解釋呢？從這一現象的哲學根源來看，這是用折中主義和詭辯術來偷換辯證法。考茨基是要這套偷換把戲的大師。從政治實踐上來看，這是對機會主義者卑躬屈膝，歸根到底就是對資產階級卑躬屈膝。戰爭開始以後，考茨基更是大有長進，他那一套口頭上當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當資產階級奴才的本事，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樣精闢地「解釋」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兒」，就會更加相信這一點。請看：

　　「可惜馬克思沒有更詳細地指出，他是怎樣理解這個專政的……〈這是叛徒的徹頭徹尾的謊言，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許多極詳細的指示，不過讀了很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考茨基故意迴避這些指示〉……按本義來講，專政這個詞意味着消滅民主。但是，就本義來講，這個詞自然還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一個人的獨裁。獨裁和專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經常的國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暫時的極端手段。

　　『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不是個人專政，而是一個階級專政）這個說法表明，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專政決不是指這個詞的本義。

　　他在這裡所說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態。馬克思認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實現過渡，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他在這裡指的並不是管理形式。」（第20頁）

　　我們特意把這段議論完全引來，好讓讀者清楚地看出「理論家」考茨基採用的是什麼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給專政這個「詞」下定義的方法來研究問題。

　　好極了。用什麼方法研究問題，這是每個人的神聖的權利。只是要把研究問題的認真的老實的態度同不老實的態度區別開來。誰想用這種方法認真研究問題，誰就應當給這個「詞」提出自己的定義。這樣，問題才會提得明確和直截了當。考茨基卻不是這樣。他說：「按本義來講，專政這個詞意味着消滅民主。」

　　第一，這不是定義。既然考茨基想迴避給專政這個概念下定義，他為什麼又要採取這種方法研究問題呢？

　　第二，這顯然不正確。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談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決不會忘記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對哪個階級的民主？」誰都知道，就是「歷史學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隸的起義或大騷動，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國家的實質是奴隸主專政。這個專政消滅了奴隸主中間的民主，即對奴隸主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沒有。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說出這種駭人聽聞的讕言和謊話，是因為他「忘記了」階級鬥爭……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義的騙人的論斷變成馬克思主義的符合真理的論斷，就必須說：專政不一定意味着消滅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的那個階級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滅（或極大地限制，這也是消滅方式中的一種）被專政的或者說作為專政對象的那個階級的民主。

　　但是，不管這個論斷多麼符合真理，它並沒有給專政下定義。

　　我們來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話吧：

　　「……但是，就本義來講，這個詞自然還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一個人的獨裁……」

　　考茨基象一隻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東嗅西嗅，偶然在這裡嗅到了一個正確的思想（即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但他還是沒有給專政下個定義，而且他還說了明明不符合歷史真相的謊話，說專政意味着個人獨裁。這在語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行專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頭，也可能是一個階級，等等。

　　接着考茨基說明了專政同專制的區別，雖然他的說明顯然不對，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為這同我們研究的問題毫無關係。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歡從20世紀轉向18世紀，又從18世紀轉向古代，我們希望德國無產階級爭得專政以後，會考慮到考茨基的這種愛好，讓他去當中學的古代史教員。以空談專制來迴避給無產階級專政下定義，這不是極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騙行為。

　　總之，我們看到，考茨基立意來談論專政，卻講了一大堆明顯的謊話，根本沒有下一個定義！他本來可以不依賴他的才智，可以憑記憶從他的「小抽屜」中拿出馬克思論專政的一切言論。要是這樣，他一定能得出下面這個定義或者實質相同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看，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即群眾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國社會帝國主義者那樣被資本家收買的市儈混蛋這幫上層分子）都朗若白晝的真理，對於為自身解放而奮鬥的被剝削者的每個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無可爭辯的真理，我們竟要從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那裡「通過戰爭奪回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第二國際領袖們奴才氣十足，他們已經成了為資產階級效勞的卑鄙的獻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換把戲，公然胡說八道，說什麼專政這個詞的本義就是個人獨裁，接着又（根據這種偷換把戲！）說，「可見」，馬克思所講的階級專政並不是指這個詞的本義（而是指這樣的意思：專政並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這個形容詞——「民主」條件下「和平地」獲得多數。

　　請看，他說應當把「狀態」同「管理形式」區別開來。作這種異常深奧的區別，正象我們要把一個不善於推理的人的愚蠢「狀態」同他的愚蠢「形式」區別開來一樣。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為「統治的狀態」（他在該書下一頁即第21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說），是因為這樣一來，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統治的狀態」是在……「民主」條件下任何一種多數所處的狀態！通過這樣一套騙術，革命就安然無事地消失了！

　　.ac.cn但這套騙術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專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採用叛徒們所不喜歡的革命暴力的「狀態」，這是隱瞞不了的，正象「口袋裡藏不住錐子」一樣。顯而易見，把「狀態」同「管理形式」加以區別，這是荒謬可笑的。在這裡談什麼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為任何一個小孩都知道君主制與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們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證明，這兩種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即資產階級專政的不同形態而已。

　　最後，談論管理形式，不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偽造馬克思的意思，因為馬克思在這裡說的分明是國家的形式或類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個新的國家機器，用恩格斯的話說，「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①。

　　所有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和歪曲，因為他的叛徒立場使他非這樣做不可。

　　現在來看看他用了一些什麼樣的可憐的遁詞。

　　遁詞之一。「……馬克思認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實行變革，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他在這裡指的並不是管理形式……」

　　這裡同管理形式毫無關係，因為有些作為資產階級國家來說並不典型的君主國，並沒有軍閥，而有些在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國，卻有軍閥和官僚。這是大家知道的歷史事實和政治事實，是考茨基也無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認真地老實地談論問題，他就會問一問自己：有沒有並無例外情形的關於革命的歷史規律呢？他的回答會是：沒有，沒有這樣的規律。這樣的規律指的只是典型的東西，即馬克思有一次稱之為「理想的東西」，當時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資本主義。

　　其次，在19世紀70年代有沒有使英美在我們現在探討的這個方面成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個多少知道一點歷史問題方面的科學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偽造科學，就是玩弄詭辯。而提出這個問題，就不會懷疑這樣的答案：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這種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別是因為存在着軍閥和官僚，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鄉次極詳盡地說明過（尤其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及其導言中）。但是，恰恰在馬克思發表這個意見的19世紀70年代，恰恰在英美兩國，恰恰這兩種機構·沒·有！（而現在，這兩種機構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有了。）

　　考茨基為了掩蓋他的叛徒行徑，只好處處招搖撞騙！

　　但是，請看他在這裡怎樣無意地露出了馬腳。他說：「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給專政下定義的時候，考茨基拼命對讀者隱瞞這個概念的基本標誌，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於和平變革同暴力變革的對立。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考茨基需要運用一切遁詞、詭辯和騙人的偽造，正是為的避開暴力革命，為的掩蓋他背棄這種革命的行為，掩蓋他轉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的行為。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

　　「歷史學家」考茨基十分無恥地篡改歷史，竟「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它的全盛時期也正是19世紀70年代），由於它的根本的經濟屬性（這種屬性在英美表現得特別典型），其特徵是比較說來最愛和平，最愛自由。而帝國主義，即只是在20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斷資本主義，由於它的根本的經濟屬性，其特徵則是最不愛和平，最不愛自由，最大限度地到處發展軍閥機構。在談論和平變革或暴力變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時，竟然「不注意」這一點，那就等於墮落為資產階級最庸俗的奴僕了。

　　遁詞之二。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由不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於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的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無產階級占多數的情況下（ｂｅｉüｂｅｒｗｉｅHｇｅｎｄｅｍ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從純粹民主中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第21頁）

　　考茨基的這個論據異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ｄｅ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駁不勝駁的困難）。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精華、大本營和上層分子都從巴黎逃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這又表明考茨基硬說社會主義的「一切派別」都參加了公社是騙人。當時巴黎居民分成兩個交戰的營壘，其中一個營壘集中了全部戰鬥的、政治上積極的資產階級，把這種情形說成是「全民投票」的「純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嗎？

　　第二，公社反對凡爾賽的鬥爭就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既然法國的命運決定於巴黎，怎能談得上「純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當馬克思認為公社沒有奪取屬於全法國的銀行是一個錯誤的時候①，難道他是從「純粹民主」的原則和實踐出發的嗎？？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們「聚眾」發笑的國家裡寫書，不然考茨基真是會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從……「純粹民主」的觀點對公社所作的評價：

　　「這些先生〈反權威主義者〉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②請看，這就是「純粹民主」！一個異想天開、竟在劃分為階級的社會中一般地談論「純粹民主」的卑鄙市儈、「社會民主黨人」（指19世紀40年代在法國以及1914—1918年在全歐洲所說的「社會民主黨人」），該會受到恩格斯怎樣的嘲笑！

　　夠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謬論一一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的每句話里都充滿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績在於作了打碎和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的嘗試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個結論非常重要，因此，他們在1872年對《共產黨宣言》這個部分「過時的」綱領·僅·僅作了這個修改①。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軍隊和官吏，取消了議會制，破壞了「寄生贅瘤——國家」等等；而絕頂聰明的考茨基卻昏頭昏腦地重複自由主義教授們說過千百次的東西，即關於「純粹民主」的童話。

　　難怪羅莎·盧森堡在1914年8月4日101說，德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已是一具發臭的死屍了！

　　遁詞之三。「如果我們說專政是管理形式，我們就不能說階級專政。因為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 　　能管理的是「組織」或「政黨」。

　　「糊塗顧問」先生，您在胡說，完全胡說八道！專政不是「管理形式」，您這是可笑的胡說。馬克思講的並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國家的形式或類型。這完全是兩碼事，完全是兩碼事。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對的；這種胡言亂語，只有除了資產階級議會什麼也看不見、除了「執政黨」什麼也看不到的「議會迷」才說得出來。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可以給考茨基提供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例子，如中世紀地主的例子，雖然他們的組織程度還不夠。

　　總之，考茨基對無產階級專政概念作了史無前例的歪曲，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自由主義者的地步，因為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會庸俗地說什麼「純粹民主」，粉飾和抹殺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內容，最害怕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個概念的「解釋」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者的革命暴力化為烏有，他也就在對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義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

　　被考茨基攪得混亂不堪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僅是既不了解階級鬥爭也不了解國家實質的無知之談，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演變成習慣，消亡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是「純粹的」民主)。

　　「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歷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有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無產階級民主。

　　考茨基幾乎用了幾十頁的篇幅來「證明」資產階級民主比中世紀制度進步、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須利用資產階級民主這樣的真理。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空談。不僅在文明的德國，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國，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經地談論魏特林，談論巴拉圭的耶穌會教徒，談論許許多多別的東西，這不過是用那套「博學的」謊話來矇騙工人，以便迴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

　　考茨基把馬克思主義中能為自由主義者，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民主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拿來，而把馬克思主義中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無產階級為消滅資產階級而對它採用的革命暴力）拋掉、抹342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S22PDF的版權由郭力所有 殺和隱瞞起來。正因為這樣，不管考茨基的主觀信念怎樣，他的客觀地位必然使他成為資產階級的奴才。

　　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正是這個真理，這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去對那些使一切資產階級民主變為對富人的民主的條件進行科學的批判，反而奉獻出一些使資產階級「稱心快意」的東西。

　　我們首先要向極其博學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們的書呆子（為了迎合資產階級）可恥地「忘記了的」理論見解，然後再來作一個最通俗的說明。

　　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而且「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①。「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爾的信）②「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的導言）③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①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覆解釋這個論點當中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對我們用黑體標出的、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後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卻閉口不談！）。「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ｖｅｒ－ｕｎｄｚｅｒｔｒｅｔｅｎ）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了同一目的服務於任何一個工廠主一樣。」（馬克思論述巴黎公社的《法蘭西內戰》）②極其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這些論點，每一條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徑。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冊子中，絲毫看不出他理解了這些真理。他的小冊子的全部內容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嘲弄！

　　只要看看現代國家的根本法，看看這些國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會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處處都可以看到任何一個正直的覺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國家，在憲法上總是留下許多後路或保留條件，以保證資產階級「在有人破壞秩序時」，實際上就是在被剝削階級「破壞」自己的奴隸地位和試圖不象奴隸那樣俯首聽命時，有可能調動軍隊來鎮壓工人，實行戒嚴等等。考茨基無恥地粉飾資產階級民主，閉口不談美國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資產者對付罷工工人的種種行為。

　　啊，聰明博學的考茨基對於這一點是閉口不談的！他，這位博學的政治家不知道，對這一點默不作聲就是卑鄙。他寧願向工人講一些民主就是「保護少數」之類的童話。這很難令人相信，然而這是事實！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國主義大廝殺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國」的國際主義者（即不象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不象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韓德遜和維伯之流那樣卑鄙地背叛社會主義的人們）少數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頌起「保護少數」來了。誰要是願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第15頁。而在第16頁上，這位博學的……人物還把18世紀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102的故事講給你聽呢！

　　多麼淵博啊！向資產階級獻媚是多麼細緻入微啊！在資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們的皮靴的樣子是多麼文質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虜伯或謝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諾得爾，我一定會用百萬酬金酬謝考茨基先生，賞給他猶大之吻103，在工人面前稱讚他，勸人們同考茨基這樣「可敬的」人物保持「社會主義的統一」。著書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講述18世紀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故事，硬說民主就是「保護少數」，絕口不談「民主」共和國美國迫害國際主義者的大暴行，難道這不是奴顏婢膝地為資產階級效勞嗎？

　　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國的統治黨僅僅對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才保護少數，而對無產階級，則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問題上，不僅不「保護少數」，反而實行戒嚴或製造大暴行。民主愈發達，在發生危及資產階級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時，大暴行或內戰也就愈容易發生。資產階級民主的這個「規律」，原是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製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104中，在民主共和國美國對黑人和國際主義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國的愛爾蘭和北愛爾蘭事件105中，在1917年4月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僅舉出戰時的例子，而且舉出戰前和平時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寧願閉眼不看20世紀的這些事實，卻向工人講述18世紀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十分新鮮、極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資產階級議會來說吧。能不能設想博學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說過，民主愈發達，交易所和銀行家對資產階級議會的操縱就愈厲害呢？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應該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布爾什維克利用議會，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更有成效，因為在1912—1914年，我們把第四屆杜馬的整個工人選民團都爭取過來了）。但是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會象考茨基那樣忘記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有歷史局限性的，是有歷史條件的。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被壓迫群眾隨時隨地都可以碰到這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資本家「民主」所標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無產者成為僱傭奴隸的千百種事實上的限制和詭計。

　　正是這個矛盾使群眾認清了資本主義的腐朽、虛假和偽善。為了使群眾作好進行革命的準備，社會主義的鼓動家和宣傳家向群眾不斷揭露的正是這個矛盾！然而當革命的紀元已經開始的時候，考茨基卻轉過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讚美起垂死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妙處來了。

　　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樣寫出一整本論民主的書，用兩頁談專政，用幾十頁談「純粹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那就是用自由主義觀點來完全歪曲事實。

　　拿對外政策來說。在任何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到處都是欺騙群眾，而在民主的法國、瑞士、美國和英國，這種欺騙比其他國家更廣泛百倍，巧妙百倍。蘇維埃政權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對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對這一點默不作聲，雖然在進行掠奪戰爭和簽訂「瓜分勢力範圍」（即資本家強盜瓜分世界）的秘密條約時代，這一點具有根本的意義，因為和平問題，千百萬人的生死問題都是以此為轉移的。

　　拿國家機構來說。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連選舉是「間接的」（在蘇維埃憲法中）也提到了，但問題的本質他卻沒有看到。國家機構、國家機器的階級實質，他卻沒有注意到。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資本家千方百計地（「純粹的」民主愈發達，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眾，使他們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嚴格說來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已開始這樣做過）吸引群眾即被剝削群眾參加管理的政權。勞動群眾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議會任何時候也解決不了極其重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覺到，看到和覺察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構，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者的工具，是敵對階級即剝削者少數的機構。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自己的直接的組織，它便於這些群眾自己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建設國家和管理國家。這裡，恰恰是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具有一種優越條件，就是大企業把他們極好地聯合起來了，他們最容易進行選舉和監督當選人。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便於團結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的周圍。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還有財富特權、資產階級的教育和聯繫等等特權（資產階級民主愈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多種多樣）——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裡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築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築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裡奪過來，就使群眾的集會權利更加「民主」•百·萬·倍，而沒有集會權利，民主就是騙局。非地方性的蘇維埃的間接選舉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易於舉行，使整個機構開支小些，靈活些，在生活沸騰、要求特別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地方代表的時期，使工農更便於參加。

　　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只有自覺的資產階級奴僕，或是政治上已經死亡、鑽在資產階級的故紙堆里而看不見實際生活、浸透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觀上變成資產階級奴才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只有不能站在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上提出如下問題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裡，哪一個國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僱農或者農村半無產者（即占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群眾的一分子），能夠多少象在蘇維埃俄國那樣，享有在最好的建築物里開會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紙庫來發表自己意見、維護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選正是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建設」國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個國家從一千個了解情況的工人和僱農當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表示懷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從資產階級報紙上看到承認真實情況的片斷報道，就本能地同情蘇維埃共和國，正因為他們看到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對窮人的民主，不是對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都是對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們（和「建設」我們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在內）被壓迫階級中的千百萬人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知道、每天感覺到和覺察到的淺顯明白、無可爭辯的真理。

　　在俄國，則完全地徹底地打碎了官吏機構，趕走了所有的舊法官，解散了資產階級議會，建立了正是使工農更容易參加的代表機關，用·工·農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農蘇維埃監督官吏，由·工·農蘇維埃選舉法官。單是這件事實，就足以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個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這一真理，因為他「忘記了」提出、「已經不會」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是·對·哪·一·個·階·級的民主？他從「純粹的」（即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的觀點去推論。

　　他正象夏洛克那樣來論證，只要「一磅肉」，別的什麼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不得不向博學的考茨基，向「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考茨基提出一個問題：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能平等嗎？

　　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領袖的著作時竟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議。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談起了考茨基，就必須向這位博學的人說明，為什麼剝削者不可能同被剝削者平等。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能平等嗎？

　　考茨基是這樣推論的：

　　（1）「剝削者總是只占人口的極少數。」（考茨基的小冊子第14頁）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從這一真理出發，應該怎樣推論呢？可以按馬克思主義觀點，按社會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關係為基礎。也可以按自由主義觀點，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多數和少數的關係為基礎。

　　如果按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得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這裡說的是民主，即國家的一種形式）變成本階級即剝削者統治被剝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剝削者還統治着被剝削者多數，民主國家就必然是對剝削者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國家應該根本不同於這種國家，它應該是對被剝削者的民主，對剝削者的鎮壓，而鎮壓一個階級，就是對這個階級不講平等，把它排除於「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得說：多數決定，少數服從。

　　不服從者受處罰。再沒有別的了。至於國家，包括「純粹民主」在內，具有怎樣的階級性，就根本用不着講了；這同問題沒有關係，因為多數就是多數，少數就是少數。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這樣推論的：

　　（2）「根據什麼理由無產階級的統治要採取而且必須採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頁）接着他就說明無產階級擁有多數，而且說得極其詳細，極其羅嗦，既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又舉出了巴黎公社選票的數字。結論是：「一個這樣牢固地紮根在群眾中的制度是沒有絲毫理由去損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來壓制民主的情況下，這個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來回答。但是，一個知道自己受到群眾擁護的制度使用暴力，僅僅是為了保護民主，而不是為了消滅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礎，要去掉道義上的強大權威的深刻泉源——普選制，那它就簡直是自殺了。」（第22頁）

　　你們看，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關係在考茨基的論據中消失了。

　　剩下來的只是一般多數，一般少數，一般民主，我們已熟悉的「純粹民主」。

　　請注意，這些話還是談到巴黎公社時說的呢！為了清楚起見，我們現在就來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看看他們談到巴黎公社時關於專政是怎樣說的：

　　馬克思說：「……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工人……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①恩格斯說：（在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①恩格斯又說：「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考茨基同馬克思、恩格斯之間，正如自由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者之間一樣，實有天淵之別。純粹民主和考茨基籠統地說的「民主」不過是「自由的人民國家」的另一說法，純粹是無稽之談。考茨基帶着飽學的書呆子的博學神情或者說帶着十歲女孩的天真態度問道：既然擁有多數，還要專政幹什麼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說：

　　——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為了使反動派恐懼，——為了維持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

　　這些解釋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看不見它的資產階級性，「始終如一地」主張多數既然是多數，就用不着「粉碎」少數的「反抗」，用不着對少數「實行暴力鎮壓」，只要對破壞民主的情況實行鎮壓就夠了。考茨基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無意中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常犯的那個小小的錯誤：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當作事實上的平等！小事一樁！

　　剝削者不可能同被剝削者平等。這個真理不管考茨基多麼不喜歡，卻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內容。

　　另一個真理是：在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一切可能性沒有完全消滅以前，決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義成功或軍隊譁變時，可以一下子打倒剝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極罕見極特殊的場合，剝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在一個稍微大些的國家中，決不能一下子剝奪所有的地主和資本家。其次，只有作為法律行為或政治行為的剝奪，遠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需要的是在事實上剷除地主和資本家，在事實上用另一種由工人對工廠和田莊的管理來代替他們。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不可能有平等，因為剝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條件，又有各種技能，而被剝削者大眾甚至在最先進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也是閉塞、無知、愚昧、膽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必然在許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貨幣（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有種種聯繫，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訣」（習慣、方法、手段和竅門）；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級技術人員（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接近；有無比高超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剝削者只在一國內被打倒（這當然是典型的情況，因為幾國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們依然比被剝削者強大，因為剝削者的國際聯繫是很廣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剝削者，即最不開展的中農和手工業者等等群眾，是跟着並且會跟着剝削者走的，這已為過去的一切革命所證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為凡爾賽軍隊中也有無產者，這一點被極其博學的考茨基「忘記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為在比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簡簡單單地用多數和少數的關係來解決問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義者的最愚蠢的偏見，就是欺騙群眾，就是對群眾隱瞞明顯的歷史真理。這個歷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內對被剝削者還保持着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的剝削者，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反抗。剝削者沒有在最後的、拼命的戰鬥中，在多次戰鬥中試驗自己的優勢以前，決不會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的決定。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着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鬥，為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鬥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那麼甜蜜的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只好從事「平凡的」勞動……）。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還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難而害怕起來，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張皇失措，他們心慌意亂，東奔西跑，叫苦連天，從這個營壘跑到那個營壘……就象我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樣。

　　在這種情況下，在進行拼命的激烈戰爭的時代，當歷史把千百年來的特權的存亡問題提上日程的時候，竟談論什麼多數和少數，什麼純粹民主，什麼專政沒有必要，什麼剝削者同被剝削者平等！！

　　要愚蠢到什麼地步、庸俗到什麼地步才會說出這種話來啊！

　　但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幾十年（1871—1914年）已使遷就機會主義的各國社會黨象奧吉亞斯的牛圈107那樣堆滿了庸俗、近視和叛變的穢物……

　　讀者大概已經注意到，考茨基在我們上面從他書中引來的一段話內，說到什麼侵犯普選制（附帶指出，考茨基把普選制稱為道義上的強大權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並且也是論述專政問題的時候，卻說的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對「權威」的看法比較一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必須指出，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問題，是純粹俄國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虛偽，把他的小冊子叫作《反對布爾什維克》，那麼，小冊子的書名就符合它的內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權直截了當地談論選舉權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論家」的姿態出現。他把自己的小冊子一般地叫作《無產階級專政》。他只是在小冊子的後一部分，從第6節起，才專門談到蘇維埃和俄國。前一部分（我引證的話就在這一部分）談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專·政。考茨基一談到選舉權，便原形畢露，表明他是一個根本不顧理論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論戰家。因為理論，即關於民主和專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個民族特殊的）階級基礎的論斷，應該談的不是選舉權這樣的專門問題，而是一般問題：在推翻剝削者、用被剝削者的國家代替剝削者的國家的歷史時期，能不能保留對富人的民主，保留對剝削者的民主呢？

　　理論家就是這樣而且只能是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巴黎公社以及談到巴黎公社時的一切論斷。我根據這種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寫的《國家與革命》那本小冊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專政的問題。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限制選舉權的問題。現在應該說，限制選舉權的問題是專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問題，而不是專政的一般問題。應該是在研究俄國革命的特殊條件和革命發展的特殊道路的時候才談到限制選舉權的問題。我在以後的闡述中是會這樣做的。事先就擔保將來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定都會限制或大都會限制資產階級的選舉權，那是錯誤的。這種做法也許是可能的。在大戰之後，在有了俄國革命經驗之後，可能會這樣做，但這不是實現專政所必需的，不是專政這一邏輯概念的必要標誌，不是專政這一歷史概念和階級概念的必要條件。 　　專政的必要標誌和必需條件，就是用暴力鎮壓剝削者階級，因而也就是破壞對這個階級的「純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論上就是這樣而且只能是這樣提出問題。考茨基沒有這樣提出問題，也就證明他不是作為理論家而是作為向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來反對布爾什維克。

　　究竟在哪些國家裡，由於某個資本主義的哪些民族特點，對剝削者的民主要實行（徹底實行或基本上實行）某種限制和破壞，這是關於某個資本主義和某個革命的民族特點問題。這不是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在於：不破壞對剝削者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談這個在理論上唯一重要的本質問題。考茨基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種論述，就是沒有引用我在上面引過的同這個問題有關的論述。

　　考茨基什麼都談了，能為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們思想範圍的一切都談了，就是沒有談主要的東西，沒有談到：無產階級不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不用暴力鎮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獲得勝利，而凡是實行「暴力鎮壓」的地方，沒有「自由」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民主。

　　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俄國革命的經驗，談談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同立憲會議之間的分歧——導致解散立憲會議和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分歧。

蘇維埃不得變成國家組織

　　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形式。一個著書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果真正研究過這個現象（而不是重複小資產階級對專政的哀怨，象考茨基重彈孟什維克的老調那樣），就會先給專政下個一般定義，然後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蘇維埃，把蘇維埃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評論。

　　既然考茨基對馬克思的專政學說作了一番自由主義的「加工」，當然不能期望他會提出什麼重要見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樣研究蘇維埃是什麼這個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倒是十分有意義的。

　　他在回想1905年蘇維埃的產生時寫道：蘇維埃創造了「無產階級的所有組織形式中最能包羅一切的（ｕｍｆａｓｓｅｎｄｓｔｅ）組織形式，因為它包括了全體僱傭工人」（第31頁）。1905年蘇維埃還只是地方團體，而在1917年卻成了全俄國的聯合組織。

　　考茨基繼續說：「蘇維埃組織現在已經有了偉大的光榮的歷史。它的未來歷史還會更加偉大，而且不限於俄國一國。到處可以看到，面對金融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的雄厚勢力，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ｖｅｒｓａｇｅｎ；德語這個詞的意思比「不夠」稍強，比「無力」稍弱〉。這些舊方法不能放棄，它們在平常時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時會產生一些任務，用這些方法不能解決，而只有把工人階級的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實力手段集中起來，才能奏效。」（第32頁）

　　接着他談到群眾罷工，談到「工會官僚」同工會一樣是必要的，但「不適於領導那些日益成為時代標誌的強大的群眾戰鬥……」

　　考茨基得出結論說：「……這樣看來，蘇維埃組織是當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它在我們正去迎接的資本同勞動的大決戰中將起決定的作用。

　　但是，我們能不能向蘇維埃要求更多的東西呢？1917年11月〈指公曆，按俄歷為10月〉革命後，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道在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解散後，竟把向來是一個階級的戰鬥組織的蘇維埃變成了國家組織。他們消滅了俄國人民在3月〈指公曆，按俄歷為2月〉革命中爭取到的民主。與此相適應，布爾什維克不再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把自己稱為共產黨人了。」（第33頁，黑體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過俄國孟什維克著作的人，立刻就會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樣盲目照抄馬爾托夫、阿克雪裡羅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論。的確是「盲目」照抄，因為考茨基為了迎合孟什維克的偏見，竟把事實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顧到向他的情報員，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爾摩的阿克雪裡羅得打聽一下，布爾什維克改名為共產黨人和蘇維埃具有國家組織的作用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這樣簡單的查問，他就不會寫出這段令人發笑的話來，因為這兩個問題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4月提出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綱」就提出過，就是說，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說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來的考茨基的這段議論，就是整個蘇維埃問題的關鍵。關鍵就在於：蘇維埃是應該力求成為國家組織（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同年同月在布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上又聲明他們不以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為滿足，他們需要的是巴黎公社類型的或蘇維埃類型的工農共和國），還是不應該力求這樣做，不應該奪取政權，不應該成為國家組織，而應該照舊是一個「階級」的「戰鬥組織」（馬爾托夫就是這樣說的，他是用天真的願望來粉飾這樣一個事實：在孟什維克領導下蘇維埃是使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複馬爾托夫的話，抓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理論爭論中的片斷，毫無批判、毫無意義地將這些片斷搬到一般理論問題、一般歐洲問題上去。結果弄得一團糟，使俄國每個覺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議論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們向歐洲所有的工人說明事實真相，考茨基也一定會遭到他們（極少數頑固不化的社會帝國主義者除外）同樣的嘲笑。

　　考茨基象熊那樣給馬爾托夫幫忙109，十分明顯地把馬爾托夫的錯誤弄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請看考茨基究竟說了些什麼。

　　蘇維埃包括全體僱傭工人。面對金融資本，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蘇維埃不僅在俄國將起偉大的作用，在歐洲資本同勞動的大決戰中也將起決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這樣說的。

　　好極了。「資本同勞動的決戰」是不是要解決這兩個階級中哪一個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問題呢？

　　.cn完全不是。絕對不是。

　　在「決」戰中，包括全體僱傭工人的蘇維埃不應該成為國家組織！

　　國家是什麼呢？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

　　總之，一個被壓迫階級，現代社會中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應該努力去進行「資本同勞動的決戰」，但不應該觸動資本用來鎮壓勞動的機器！不應該摧毀這個機器！不應該用自己的包羅一切的組織來鎮壓剝削者！

　　好極了，妙極了，考茨基先生！「我們」承認階級鬥爭，——就象一切自由派那樣承認它，就是說不要推翻資產階級……

　　正是在這裡，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徹底決裂已經很明顯了。這實際上是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資產階級什麼都能允許，就是不能允許受它壓迫的階級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在這裡，考茨基已經完全無法挽救他那調和一切、用空話避開各種深刻矛盾的立場了。

　　考茨基要麼是根本反對國家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中，要麼是容許工人階級把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拿到手中，但決不容許他們摧毀、打碎這個機器，並代之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論怎樣「解釋」和「說明」考茨基的論斷，在兩種情況下，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決裂並轉到資產階級方面，都是十分明顯的事實。

　　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勝利了的工人階級需要什麼樣的國家時就說過：「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①。現在，一個自以為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出來說，已經全部組織起來並同資本進行「決戰」的無產階級，不應該把自己的階級組織變成國家組織。恩格斯在1891年所說的「在德國已經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的「對國家的迷信」①，就是考茨基在這裡所暴露出來的東西。我們的這位庸人「同意」說：工人們，鬥爭吧（對這點資產者也「同意」，因為工人反正都在鬥爭，需要考慮的只是怎樣把他們利劍的鋒芒磨去），——鬥爭吧，但是不得勝利！不要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要用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去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誰真正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承認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誰多少琢磨過這個真理，他就決不會說出這種荒謬絕倫的話來，說什麼能夠戰勝金融資本的無產階級組織不應當變成國家組織。正是在這一點上現出了小資產者的原形，小資產者正是認為國家「終究」是一種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東西。究竟為什麼可以允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去同那不僅統治着無產階級而且統治着全體人民、全體小資產階級、全體農民的資本進行決戰，卻不允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把自己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呢？

　　因為小資產者害怕階級鬥爭，不能把它進行到底，直到實現最主要的東西。

　　考茨基說得亂了套，結果露出了馬腳。你們看，他親口承認，歐洲正去迎接資本同勞動的決戰，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而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資產階級民主。

　　由此可見？……

　　考茨基不敢進一步去想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

　　……由此可見，只有反動派，只有工人階級的敵人，只有資產階級的走狗，才會在現時把臉朝着已經過去的時代，去描繪資產階級民主的妙處，侈談純粹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起來，曾經是進步的，當時是應該利用的。但是現在，對工人階級來說，它已經不夠了。現在不應該向後看，而應該向前看，應該用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如果說，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範圍內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即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大軍，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麼，到了應該進行「決戰」的時候，還把無產階級限制在這種範圍內，那就是背叛無產階級事業，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別可笑的窘境，因為他重複馬爾托夫的論據，卻沒有覺察到馬爾托夫的這個論據是以考茨基所沒有的另一個論據為依據的！馬爾托夫說（而考茨基則跟着他重複說），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把蘇維埃從鬥爭機關變為國家組織，為時尚早（應讀作：在孟什維克領袖們幫助下，把蘇維埃變成使工人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機關，倒是適時的）。而考茨基卻不能直截了當地說歐洲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考茨基在1909年還沒有成為叛徒的時候寫道：現在不能害怕革命為時過早，誰因害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當地否認這一點。結果得出了一個把小資產者的極度愚蠢和極度怯懦暴露無遺的謬論：一方面，歐洲已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正在走向資本同勞動的決戰；而另一方面，卻不能把戰鬥組織（即在鬥爭中形成、發展和鞏固起來的組織），即把被壓迫者的先鋒隊、組織者和領袖無產階級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

　　蘇維埃作為戰鬥組織是必要的，但不應該變成國家組織，——這一思想在政治實踐方面比在理論方面還要荒謬得多。甚至在沒有革命形勢的和平時期，工人反對資本家的群眾鬥爭，如群眾罷工，也要引起雙方極大的憤恨，激起不尋常的鬥爭熱情，也會使資產階級經常搬出他們的老一套，說什麼我還是「一家之主」，而且還要當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騰起來的革命時期，象蘇維埃這種包括一切工業部門的全體工人以至全體士兵、全體勞動的貧苦的農村居民的組織，隨着鬥爭的發展，由於簡單的攻守「邏輯」，必然要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想採取中間立場，「調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恥的破產。在俄國，馬爾托夫和其他孟什維克的說教已經遭到破產，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如果蘇維埃稍微廣泛地發展起來，能夠聯合併鞏固起來，這樣的說教也必然會遭到同樣的破產。對蘇維埃說，鬥爭吧，但不要親自掌握全部國家政權，不要變成國家組織，這就是宣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和「社會和平」。要是以為在劇烈的鬥爭中，這種立場除了可恥的破產外還會有什麼別的結果，那就很可笑了。腳踏兩隻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運。在理論上，他假裝在任何問題上都不同意機會主義者，其實在實踐上，他在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同革命有關的問題）

　　上都是同意機會主義者的。

立憲會議和蘇維埃共和國

　　關於立憲會議和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是考茨基整本小冊子的中心問題。他經常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第二國際思想領袖的這部著作滿篇都在暗示布爾什維克「消滅了民主」（見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話）。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重要問題，因為在這裡，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相互關係已經實際地擺在革命面前了。現在就來看看我們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怎樣考察這個問題的。

　　他引用了我所寫的發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報》上的「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①。這看來是考茨基拿着真憑實據來認真討論問題的最好證明了。不過還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樣引用的吧。他沒有說這個提綱有19條，沒有說這個提綱既提出了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也提出了立憲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革命中的分歧有其歷史的問題。所有這些，考茨基都避開不談，他只簡單地對讀者說，「其中〈在這個提綱中〉有兩條特別重要」：一、社會革命黨發生分裂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後，但在立憲會議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5條）；二、一般說來，蘇維埃共和國是比立憲會議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3條）。

　　就是這第3條，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論點：

　　「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類型的民主機構的形式（與通常那種戴有立憲會議花冠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而且是能夠保證痛苦最少地①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詞和這一條開頭的一句話：「對於從資產階級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對於無產階級專政」）。

　　引了這幾句話之後，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諷刺口吻驚嘆道：

　　「可惜，他們只是在立憲會議中成了少數之後才作出這個結論。從前誰也沒有象列寧那樣激烈地要求召集立憲會議。」

　　考茨基的書第31頁上就是這樣一字不差地寫着的！

　　這真是妙論！只有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才能這樣偽造事實，使讀者得到一種印象，好象布爾什維克關於更高類型的國家的一切議論，都是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成了少數之後編出來的！！只有賣身給資產階級或者（這完全是一樣的）信賴帕·阿克雪裡羅得而又把自己的情報員隱瞞不說的混蛋，才能說出這種卑鄙的謊話。

　　因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國的第一天，即Ｉ917年4月4日，就當眾宣讀了我的提綱，指出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比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優越。後來我又屢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論各政黨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曾譯成英文，1918年1月刊載於美國紐約《晚郵報》）中，談到這一點。不僅如此，1917年4月底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決議，指出無產階級－農民共和國高於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我黨不能以後者為滿足，黨綱應該作相應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麼考茨基向德國讀者斷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憲會議，只是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中成了少數之後我才「貶低」立憲會議的榮譽和聲望，——考茨基的這一花招該叫作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可以原諒這種行為呢？①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實嗎？真是這樣，他為什麼又要寫到這些事實呢？他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地說：

　　我考茨基是根據孟什維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裡羅得這幫人的情報寫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裝客觀以掩蓋他給那些不甘心於失敗的孟什維克充當奴僕的事實。

　　這還不算什麼。厲害的還在後頭哩。

　　我們就假定說，考茨基當時不願意或不可能（？？）從他的情報員那裡得到布爾什維克有關決議和聲明的譯文，不知道布爾什維克是否以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共和國為滿足。我們就假定是這樣，雖然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書第30頁上是直接提到過我1917年12月26日的提綱的。

　　考茨基是知道這個提綱的全部，還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裡羅得等人給他譯出的那一部分？關於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是否意識到、是否向人民說過蘇維埃共和國高於資產階級共和國這一根本問題，考茨基引用了第3條。·但·是·考·茨·基·絕·口·不·談·第2·條。

　　第2條是：

　　「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的同時，從1917年革命一開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蘇維埃共和國是比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體是我用的）

　　為了把布爾什維克說成沒有原則的人，說成「革命的機會主義者」（考茨基在書上一個地方用過這個說法，但不記得他是在講什麼問題時說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綱直接提到「•多·次」聲明這一點向德國讀者隱瞞起來了！

　　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憐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這種辦法把理論問題避開了。

　　說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共和國低於巴黎公社類型的或蘇維埃類型的共和國，這對不對呢？這是問題的中心，而考茨基卻避而不談。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記了」。他還「忘記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寫給倍倍爾的信，這封信特別明白易懂地表達了跟馬克思同樣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①請看，這就是第二國際最卓越的理論家，他寫了一本專著《無產階級專政》，專門談到了俄國，卻閉口不談俄國曾經直接地多次地提出過的比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國家形式的問題。（這862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頁。——編者注）

　　實際上同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有什麼區別呢？

　　（附帶說一下：在這裡，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國孟什維克跑的。在孟什維克中間，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各種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從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從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沒有一個孟什維克作過一次嘗試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問題。普列漢諾夫也迴避了這個問題。大概是只好默不作聲吧。）

　　很明顯，同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在主要問題即巴黎公社類型國家問題上卻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談論解散立憲會議112，簡直是對牛彈琴。只要在本書附錄中把我的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全文刊印出來就夠了。從這個提綱中，讀者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從理論上、歷史上和政治實踐上提出來了。

　　如果說考茨基作為理論家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那他作為歷史學家也許會來考察蘇維埃同立憲會議鬥爭的問題吧。我們從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樣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的；雖然他後來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將永遠是無產階級的財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考茨基即使作為歷史學家也背離了真理，忽視了人所共知的事實，成了一個逢迎獻媚的奴才。他想把布爾什維克說成沒有原則的人，就說布爾什維克在解散立憲會議以前曾怎樣試圖緩和他們同立憲會議的衝突。這裡根本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們沒有什麼要否認的；現在我把提綱全文刊印出來，提綱上明顯不過地寫着：盤踞在憲會議中的動搖的小資產者先生們，或者是你們同無產階級專政和解，或者是我們「用革命手段」戰勝你們（提綱第18條和第19條）。

　　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待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向來是這樣，而且永遠是這樣。

　　考茨基是從形式上看立憲會議問題的。在我的提綱里曾多次明白地說過，革命的利益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利（見提綱第16條和第17條）。着眼於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觀點，他們不承認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高於一切。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考茨基也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議會是某一個階級的機關。但是現在考茨基需要（為了進行背棄革命的卑鄙勾當）忘記馬克思主義，因此他不提出俄國立憲會議是哪個階級的機關的問題。考茨基不分析具體環境，不願看看事實，根本不向德國讀者說：我的提綱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問題（提綱第1—3條），不僅談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黨派提出的名單同1917年12月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具體條件（提綱第4—6條），而且談到了1917年10—12月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的歷史（提綱第7—15條）。我們根據這段具體歷史得出了結論（提綱第14條）：「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實際上成了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幫凶的口號。

　　歷史學家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歷史學家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說過，普選制有時產生小資產階級的議會，有時產生反動的反革命的議會。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考茨基沒有聽說過，選舉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這個機構的階級內容卻是另一回事。立憲會議的階級內容問題，在我的提綱中已經直接提出和解決了。也許我解決得不對。假使有人對我們的分析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那我們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來就應該進行這種批評，而不應該去寫那些十足的蠢話（這種話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說有人在阻礙批評布爾什維主義。可是問題正在於考茨基沒有進行這種批評。

　　他甚至沒有提出對蘇維埃和立憲會議進行階級分析的問題。因此，無法同考茨基展開爭論或辯論，只好向讀者表明，為什麼只能把考茨基稱為叛徒。

　　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的分歧有它的歷史，這段歷史，就連不用階級鬥爭觀點觀察問題的歷史學家也無法迴避。考茨基連這段實際歷史也不願涉及。他對德國讀者隱瞞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現在只有心懷惡意的孟什維克才隱瞞這個事實）：蘇維埃即使在孟什維克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國性的」機構（即資產階級的機構）有分歧的。實際上，考茨基所持的觀點是要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調和、妥協、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樣否認，但他的這種觀點終究是事實，他那一整本小冊子就是證據。

　　說不應該解散立憲會議，就等於說不應該把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不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就是說，無產階級應該同資產階級調和起來。

　　為什麼考茨基閉口不談孟什維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幹這種不體面的勾當並且毫無成就呢？如果能夠使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調和起來，為什麼在孟什維克占統治地位時，這種調和竟未成功，資產階級置身蘇維埃之外，蘇維埃被稱為（被孟什維克稱為）「革命民主」，而資產階級被稱為「有財產資格的人」呢？

　　考茨基對德國讀者隱瞞了一件事實：正是孟什維克在自己的統治「時代」（1917年2—10月）稱蘇維埃為革命民主，從而承認蘇維埃優於其他一切機構。正由於隱瞞了這一事實，歷史學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說成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分歧沒有它的歷史，而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惡劣行為無緣無故地一下子突然發生的。其實，正是孟什維克實行妥協政策、力圖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調和的半年多的（對於革命，這是很長的時間）試驗，使人民看清了他們的努力毫無所獲，使無產階級離開了孟什維克。

　　考茨基承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的具有偉大前途的極好的戰鬥組織。既然這樣，考茨基的整個立場也就象紙牌搭成的房子一樣倒塌了，象小資產者那種企圖避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尖銳鬥爭的幻想一樣破滅了。因為整個革命是接連不斷的鬥爭，而且是殊死的鬥爭，而無產階級是代表所有被壓迫者的先進階級，它集中反映了全體被壓迫者求解放的一切願望。蘇維埃是被壓迫群眾的鬥爭機關，它反映和表現這些群眾的情緒以及他們的觀點的改變，自然比其他任何機構迅速得多，完滿得多，正確得多（這也就是蘇維埃民主成為最高類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蘇維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歷）至10月25日這段時間內，就召集了兩次代表俄國大多數居民即代表全體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農民的全俄代表大會，還不算許許多多各級地方的（縣、市、省、區域的）代表大會。在這段時間內，資產階級連一次代表大多數人的會議都沒有召開過（除了那個顯然偽造的、侮辱性的、引起無產階級憤恨的「民主會議」之外）。立憲會議反映的群眾情緒以及政治劃分情況，同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六月代表大會）反映的完全一樣。到召集立憲會議時（1918年1月），已經舉行了蘇維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會115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會116，這兩次代表大會十分清楚地表明：群眾向左轉了，革命化了，離開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就是說，他們脫離了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拋棄了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轉到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革命鬥爭方面來了。

　　因此，單從蘇維埃的表面的歷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憲會議的必然性，看出立憲會議的反動性。但是考茨基堅持他的「口號」：讓革命死亡吧，讓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吧，只要「純粹民主」繁榮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勝，哪怕世界滅亡！

　　下面就是俄國革命歷史上各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簡短總結：

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代表人數 其中布爾什維克的人數 布爾什維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117]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118]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這些數字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替立憲會議辯護，或者談論（象考茨基那樣談論）大多數居民不擁護布爾什維克，在我們這裡只能令人發笑。

蘇維埃憲法

　　我已經說過，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標誌。就是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時，也並沒有事先說過要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專政的這個組成部分並不是依照某個政黨的「計劃」出現的，而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產生的。歷史學家考茨基當然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不了解，當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在蘇維埃占統治地位的時候，資產階級自己就已經同蘇維埃分離，抵制它，同它對抗，對它施展種種陰謀。蘇維埃是在沒有任何憲法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從1917年春至1918年復）也還沒有任何憲法。資產階級痛恨被壓迫者的這種獨立的和萬能的（因為是包括所有人的）組織，肆無忌憚、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地反對蘇維埃，公開參加（從立憲民主黨人到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米留可夫到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叛亂，——這一切造成了資產階級被正式排除出蘇維埃的結果。

　　考茨基聽說過科爾尼洛夫叛亂，但是他竟大模大樣地不顧歷史事實，無視那決定專政形式的鬥爭進程、鬥爭形式。的確，既然講的是「純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實呢？因此，考茨基對取消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批評」是那樣地……天真，如果是一個小孩子，這種天真倒很可愛，但如果是一個尚未被公認為蠢才的人，這種天真就令人憎惡了。

　　「……如果資本家在普選制下落到了區區少數的地位，他們就會寧可順從自己的命運」（第33頁）……　這不是說得很可愛嗎？

　　聰明的考茨基在歷史上多次見過，並且根據對實際生活的觀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資本家是尊重大多數被壓迫者的意志的。

　　聰明的考茨基堅持「反對派」的觀點，即議會內鬥爭的觀點。他真是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的：「反對派」（第34頁及其他許多頁）。

　　啊，好一個博學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您該知道，「反對派」是和平鬥爭而且只是議會鬥爭的概念，就是說，是適合非革命形勢的概念，是適合沒有革命的情況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內戰中的無情的敵人，——象考茨基那樣害怕內戰的小資產者無論發出怎樣的反動的悲嘆，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當資產階級進行種種罪惡活動時（凡爾賽派及其同俾斯麥勾結的例子，對於任何一個不是象果戈理小說中的彼特魯什卡119那樣對待歷史的人來說，是多少能說明一些問題的），當資產階級向外國求援並同它們一道進行反對革命的陰謀活動時，用「反對派」的觀點來看殘酷的內戰問題，這真是笑話。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當象「糊塗顧問」考茨基那樣，昏頭昏腦地把組織杜托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反革命暴動並且付給怠工者千百萬金錢的資產階級，看作合法的「反對派」。

　　啊，多麼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對問題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興趣，所以一讀到他對蘇維埃憲法發表的議論，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爾的一句話：法學家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考茨基說：「實際上，單把資本家變為無權的人是不行的。從法律上看，什麼是資本家呢？有產者嗎？甚至在德國這樣一個經濟非常進步、無產階級人數極多的國家裡，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也會使大量的人成為沒有政治權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國的農業、工業、商業三大部門中的從業人員及其家屬，屬於職員和僱傭工人這一類的約有3500萬人，屬於獨立經營者這一類的有1700萬人。可見，黨在僱傭工人中間完全可以成為多數，但在全體居民中間則占少數。」（第33頁）

　　這是考茨基的典型議論之一。這難道不是資產者反革命的抱怨嗎？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國極大多數農民不僱傭工人，因而也沒有被剝奪權利，您為什麼把全體「獨立經營者」都算作沒有權利的人呢？這難道不是捏造嗎？

　　您這位博學的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數字，1907年德國同一個統計材料里關於農業中各類農戶使用僱傭勞動的數字呢？您為什麼不把德國統計材料的以上數字給那些讀您的小冊子的德國工人看，讓他們知道·剝·削·者有多少，知道剝削者在「農戶」總數中只占少數呢？

　　這是因為您的叛徒立場使您變成了一個純粹是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

　　你們看，資本家原來是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於是考茨基在好幾頁上攻擊蘇維埃憲法的「專橫」。這位「鄭重的學者」容許英國資產階級用幾世紀的時間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對中世紀來說是新的）資產階級憲法，而對於我們俄國工人和農民，這位奴才科學的代表卻不給任何期限。他要求我們在幾個月內就制定出極其周密的憲法……

　　……「專橫」！請想一想，這種責難暴露出他向資產階級獻媚已經卑鄙到了極點，他那種迂腐已經到了極其愚鈍的地步。資本主義國家那班十足資產階級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動的法學家，在幾百年或幾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極其詳盡的條規，寫了幾十本幾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釋來限制工人，束縛窮人的手腳，對人民中的每個普通勞動者百般刁難和阻撓，啊，資產階級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卻不認為這是「專橫」！這是「秩序」和「法制」！這裡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規定得完備，目的是要儘量把窮人的血汗「榨乾」。這裡有成千上萬的資產階級的律師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這些人，想必是因為馬克思非常重視打碎官吏機器吧……），他們能把法律解釋得使工人和普通農民永遠逃不出法網。這不是資產階級的「專橫」，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齷齪、榨取民脂民膏的剝削者的專政，絕對不是。這是一天比一天更純粹的「純粹民主」。

　　而當被剝削的勞動階級，在因帝國主義戰爭而同國外兄弟們隔絕開來的情況下，在歷史上第一次創立了自己的蘇維埃，號召受到資產階級壓迫、被他們弄得閉塞、愚鈍的群眾起來進行政治建設，並已親自開始建設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在熾熱鬥爭的烈火中、在內戰的烽火中開始擬定出沒有剝削者的國家的基本原則的時候，所有的資產階級惡棍，一幫吸血鬼，以及他們的應聲蟲考茨基，就大叫起「專橫」來了！的確，這些無知的工人和農民，這班「小百姓」，怎能解釋他們自己的法律呢？這些普通的勞動者，得不到有學識的律師們的忠告，得不到資產階級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練達的官吏的忠告，怎麼會有正義感呢？

　　考茨基先生從我1918年4月28日的講話①中引了一句話：

　　「……群眾自己決定選舉的程序和日期……」　於是「純粹民主派」

　　考茨基推論道：

　　「……可見，每個選民會議大概都可以隨意規定選舉程序。專橫和排除無產階級內部那些不好辦的反對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第37頁）

　　說這種話，同資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謂群眾在罷工時壓迫「願意做工的」勤勉工人這種叫喊有什麼區別呢？為什麼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下，由資產階級－官吏決定選舉程序，就不是專橫呢？為什麼起來同歷來的剝削者作鬥爭的群眾，在這場殊死鬥爭中受到教育和鍛煉的群眾，他們的正義感就一定趕不上一小撮受資產階級偏見薰陶的官吏、知識分子和律師呢？

　　考茨基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們可別懷疑這位最可敬的家長、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誠。他熱烈地堅定地擁護工人的勝利和無產階級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識分子市儈和昏頭昏腦的庸人在群眾運動展開以前，在群眾同剝削者作激烈鬥爭（絕對不要進行內戰）以前，先制定出一個溫和謹慎的革命發展章程……

　　我們這位極其博學的猶杜什卡·戈洛夫廖夫120義憤填膺地對德國工人說，1918年6月14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代表們開除出蘇維埃。 　　121義憤填膺的猶杜什卡·考茨基寫道：「這個措施不是針對犯了某種罪行的某些個人……　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根本沒有提到蘇維埃代表不受侵犯的問題。在這裡，被開除出蘇維埃的不是某些個人，而是某些政黨。」（第37頁）

　　是的，這的確可怕，這是不可容忍地背棄純粹民主，而我們這位革命的猶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這種民主的規則幹革命的。

　　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應該先保證薩文柯夫之流、李伯爾唐恩122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積極派」）不受侵犯，然後再制定刑法，宣布參加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反革命戰爭或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同德帝國主義者勾結起來反對本國工人的人「應受懲治」，只有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才有權根據這個刑法並依照「純粹民主」把「某些個人」

　　開除出蘇維埃。不言而喻，通過薩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爾唐恩之流或依靠他們的鼓動從英法資本家手裡領取金錢的捷克斯洛伐克軍，以及在烏克蘭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維克幫助之下從德國人那裡得到槍械的克拉斯諾夫分子，在我們沒有制定出正確的刑法以前就會乖乖地坐在那裡，並且會象最純粹的民主派那樣僅限於從事「反對派」的活動……

　　蘇維埃憲法剝奪「以取得利潤為目的而使用僱傭工人」的人們的選舉權，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樣強烈的義憤。他寫道：「帶一個學徒的家庭手工業者或小業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但是他沒有選舉權。」（第36頁）

　　這是怎樣的背棄「純粹民主」啊！這是怎樣的不正義啊！固然，直到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並且用無數事實證明，小業主剝削僱傭工人是最不講良心和最貪得無厭的，但猶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當然不是小業主階級（究竟是誰臆造出有害的階級鬥爭理論？），而是某些個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的剝削者。人們認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筆下復活了。這位節儉的阿格尼斯是幾十年以前「純粹」民主派資產者歐根·李希特爾虛構出來傳播於德國文壇的。他預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沒收剝削者的資本將引起無法形容的不幸，他擺出一副天真的面孔問道，從法律上看，什麼是資本家呢？他以被兇惡的「無產階級專政者」剝奪得分文不剩的可憐的節儉的女裁縫（「節儉的阿格尼斯」）為例。有一個時期，整個德國社會民主黨都把純粹民主派歐根·李希特爾的這個「節儉的阿格尼斯」引為笑談。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倍倍爾還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說，我們黨內有很多民族自由主義者124；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考茨基還沒有成為叛徒。

　　現在，「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帶一個學徒的、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的小業主」身上復活了。兇惡的布爾什維克欺侮他，剝奪他的選舉權。固然，在蘇維埃共和國中，「任何一個選舉大會」，象同一個考茨基所說的那樣，可以允許同該工廠有關係的貧苦工匠參加，只要他（作為例外）不是剝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但是難道能夠指望普通工人舉行的既無秩序又無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廠大會會有實際生活知識和正義感嗎？與其去冒險，使工人有可能欺侮「節儉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無產階級完全一樣的工匠」，不如把選舉權給一切剝削者，給一切雇用工人的人，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讓那些受資產階級和社會沙文主義者歡迎①的實行背叛的小人去痛罵我們的蘇維埃憲法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吧。這樣很好，因為這會加速和加深歐洲革命工人同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韓德遜和拉姆賽·麥克唐納之流的分裂，同社會主義的老領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壓迫階級的群眾，他們的覺悟的忠誠的領袖革命無產者，一定會贊成我們。只要讓這些無產者和這些群眾了解了我們的蘇維埃憲法，他們立刻會說：這才真正是·我·們·的·人，這才真正是工人政黨，真正是工人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領袖們欺騙我們那樣用改良的空話欺騙工人，而是認真同剝削者進行鬥爭，認真實行革命，真正為工人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既然蘇維埃在一年的「實踐」之後剝奪了剝削者的選舉權，那就是說，蘇維埃真正是被壓迫群眾的組織，而不是賣身給資產階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的組織。既然蘇維埃剝奪了剝削者的選舉權，那就是說，蘇維埃不是小資產階級同資本家妥協的機關，不是進行議會空談（如考茨基、龍格和麥克唐納之流的空談）的機關，而是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同剝削者作你死我活鬥爭的機關。

　　一位消息靈通的同志幾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從柏林寫信告訴我：「這裡幾乎沒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冊子。」我倒想建議我國駐德國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書收購來，贈給覺悟的工人，讓他們來聲討這個早已成了「發臭的死屍」的「歐洲的」（應讀作：帝國主義的和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

　　考茨基先生在書末（第61頁和第63頁）傷心地說：「新理論〈他這樣稱呼布爾什維主義，不敢提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這樣的老民主國也找到了擁護者。」「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接受這個理論」，在考茨基看來，這是「不可理解的」。

　　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戰爭的嚴重教訓使得革命群眾愈來愈討厭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寫道，「我們」向來是主張民主的，現在我們忽然又要拋棄它！

　　「我們」，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向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而且科爾布之流早已公開這樣說過。考茨基知道這一點，但他妄想向讀者掩蓋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爾布之流的「懷抱中」這一明顯事實。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純粹」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看作神聖的東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漢諾夫還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直到他可悲地轉到俄國謝德曼的立場上去以前）。當時他在通過黨綱的黨代表大會上說，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必要時將剝奪資本家的選舉權，將解散任何議會，如果這個議會成了反革命的議會。

　　只有這種觀點才是唯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是任何人即使從我上面引用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中都看得出來的。這顯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來的。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向人民發表過各國考茨基主義者喜歡發表的那種言論，他們向資產階級獻媚，迎合資產階級議會制，諱言現代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只要求擴大這種民主，把這種民主貫徹到底。

　　「我們」對資產階級說過：你們這些剝削者和偽君子高談民主，同時卻在各種場合百般阻礙被壓迫群眾參與政治。我們抓住·你·們·的話，為了這些群眾的利益，要求擴大你們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以便把群眾訓練好去進行打倒你們這些剝削者的革命。如果你們剝削者企圖反抗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就會無情地鎮壓你們，把你們變成沒有權利的人，不僅如此，還不給你們糧食吃，因為在我們無產階級共和國中，剝削者將沒有權利，將沒有飯吃，因為我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謝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會主義者。

　　這就是「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說過的和還要說的話，這就是被壓迫群眾一定會擁護我們、同我們在一起，而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會滾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什麼是國際主義？

　　考茨基極端自信地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並自稱為國際主義者。他宣布謝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會黨人」。考茨基既然為孟什維克辯護（他沒有公開說支持他們，但是在全力宣揚他們的觀點），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國際主義」是哪一類貨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個人，而是在第二國際環境中必然產生的一個流派的代表（法國的龍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布斯、格里姆、格拉貝和奈恩，英國的拉姆賽·麥克唐納等），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國際主義」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強調孟什維克也參加過齊美爾瓦爾德會議128（這無疑是一張文憑，不過……是一張陳腐的文憑），並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維克觀點描述如下：

　　「……孟什維克想實現普遍媾和。他們想要各交戰國接受沒有兼併和賠款這個口號。依照這個觀點，在這個目的沒有達到以前，俄國軍隊應當保持戰備狀態。布爾什維克卻要求無論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時準備單獨媾和，他們力圖強行實現這一點，於是加緊瓦解本來已經瓦解得很厲害的軍隊。」（第27頁）考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不應該奪取政權，而應該滿足於立憲會議。

　　總之，考茨基和孟什維克的國際主義就是：要求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實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戰國沒有接受沒有兼併和賠款這個口號以前，繼續支持這個政府，繼續支持它所進行的戰爭。無論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茲等）也好，龍格派也好，都屢次表示過這種觀點，聲稱他們是主張「保衛祖國」的。

　　從理論上說，這完全是同社會沙文主義者劃不清界限，這完全是在保衛祖國問題上的混亂觀點。從政治上說，這是用市儈民族主義偷換國際主義，這是轉到改良主義方面去，背棄革命。

　　從無產階級觀點看來，承認「保衛祖國」就是為現在的戰爭辯護，承認它是合理的。而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不論是在君主國或在共和國，也不管此刻敵軍是在我國境內或在他國境內），所以承認保衛祖國實際上就是支持帝國主義的掠奪成性的資產階級，就是完全背叛社會主義。在俄國，即使是在克倫斯基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戰爭也仍然是帝國主義戰爭，因為進行這場戰爭的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以前沙皇同英法資本家訂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奪他國的秘密條約，特別清楚地說明了這場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

　　孟什維克把這樣一場戰爭稱為防禦戰爭或革命戰爭，就是卑鄙地欺騙人民，而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的政策，就是贊成欺騙人民，贊成小資產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綁在帝國主義者的戰車上來為資本效勞。考茨基實行典型的市儈庸人政策，以為提出口號就能改變事實，並向群眾灌輸這種荒謬思想。資產階級民主的全部歷史打破了這種幻想，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派為了欺騙人民，過去和現在總是什麼「口號」都提得出來的。問題是要考察他們的誠意，把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行動加以對比，不要滿足於唯心主義的或騙人的空話，而要徹底弄清階級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成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依靠騙子、空談家或市儈庸人提出甜蜜的「口號」，而只有實際打倒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同戰爭有千絲萬縷的（甚至千繩萬索的）經濟聯繫的階級，只有真正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起來掌握政權。不然就無法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也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和平。

　　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的對外政策，宣布這個政策是國際主義的、齊美爾瓦爾德派的政策，第一，這樣他就充分表明了機會主義的齊美爾瓦爾德多數派的腐朽（難怪我們齊美爾瓦爾德左派129當時就同這個多數派劃清界限了！），第二，——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從無產階級立場轉到了小資產階級立場，從革命的立場轉到了改良主義的立場。

　　無產階級爭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爭取在服從帝國主義的條件下用改良主義手段「改善」帝國主義，適應帝國主義。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例如在1909年寫《取得政權的道路》的時候，他堅持的正是戰爭必然引起革命這一思想，說革命紀元正在臨近。1912年的巴塞爾宣言直接而明確地指出，正是德英兩個集團間的那種帝國主義戰爭（這場戰爭果然在1914年爆發了）將引起無產階級革命。可是當1918年戰爭引起了一些國家的革命的時候，考茨基卻不去說明它們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認真考慮革命的策略，考慮準備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維克的改良主義策略叫作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徒行徑嗎？

　　考茨基讚揚孟什維克主張軍隊保持戰備狀態，責備布爾什維克加緊「瓦解」本來已經瓦解得很厲害的「軍隊」。這也就是讚揚改良主義，讚揚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責備革命，背棄革命。因為在克倫斯基統治下，保持戰備狀態，就等於保持而且確實保持了資產階級（雖然是共和派資產階級）指揮的軍隊。大家知道，而且事變的進程也明顯地證實，這支共和派軍隊由於保留了科爾尼洛夫的軍官而保持了科爾尼洛夫的精神。資產階級的軍官不能不是科爾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傾向於帝國主義，傾向於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

　　照舊保持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基礎，保持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基礎，在小處進行修補粉飾（「改良」），——孟什維克的策略歸結起來實際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軍隊，而且不這樣做不行。因為軍隊是支持舊制度的最堅硬的工具，是維護資產階級紀律、支持資本統治、保持並培養勞動者對資本的奴隸般的馴服和服從的最堅固的柱石。反革命派從來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工人和軍隊並存。恩格斯說過：法國每次革命以後，工人總是武裝起來了！「因此，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①武裝工人是新軍隊的萌芽，是新社會制度的組織細胞。破壞這個細胞，不讓它發展起來，——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第一個信條。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勝利的革命的第一個信條就是打碎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代替它②。一個上升到統治地位的新的社會階級，如果不使舊軍隊完全解體（即反動的或膽小的市儈叫喊的所謂「瓦解」），不經歷一個沒有任何軍隊的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法國大革命就經歷了這樣一個痛苦時期），不逐漸建立起、在艱苦的內戰中建立起新階級的新軍隊、新紀律、新軍事組織，它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鞏固這種統治地位。歷史學家考茨基從前是懂得這一點的。叛徒考茨基卻忘記了這一點。

　　既然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麼權利稱謝德曼之流為「政府派社會黨人」呢？孟什維克擁護克倫斯基，加入他的內閣，同樣也是政府派社會黨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統治階級的問題，他就絕對迴避不了這個結論。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提出的關於統治階級的問題，因為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

　　德國的考茨基派、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這樣推論說：社會主義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決為前提的，所以當我們國家遭到進攻或者敵軍侵入我國領土時，社會主義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保衛祖國。從理論上看，這種推論或者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嘲弄，或者是騙人的遁詞；而從政治實踐上看，這種推論同那些對戰爭的社會性即階級性，對革命政黨在反動戰爭期間的任務連想也不會去想的十分無知的莊稼漢的推論是一樣的。

　　社會主義反對對民族使用暴力。這是無可爭辯的。而且社會主義一般是反對對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爾斯泰主義者130以外，誰也沒有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反對革命暴力。可見，籠統地談論「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區別反動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條件，那就成了背棄革命的市儈，或者簡直是用詭辯來自欺欺人。

　　對民族使用暴力的問題也是這樣。一切戰爭都是對民族使用暴力，但這並不妨礙社會主義者贊成革命戰爭。戰爭有階級性——這就是擺在社會主義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問題。

　　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兩個集團為了瓜分世界、為了分贓、為了掠奪和扼殺弱小民族而進行的戰爭。1912年的巴塞爾宣言就是這樣估價戰爭的，事實也證實了這種估價。誰不這樣看戰爭，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如果威廉統治下的德國人或克列孟梭統治下的法國人說，既然敵人侵入我的國家，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就有權利和義務保衛祖國，——如果這樣說，這就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推論，不是國際主義者的推論，不是革命無產者的推論，而是市儈民族主義者的推論。因為在這種推論中，工人反對資本的革命的階級鬥爭不見了，從世界資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的角度對整個戰爭的估價不見了，就是說，國際主義不見了，剩下的只是偏狹的頑固的民族主義。

　　我的國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這就是這種推論的結論，這就是它的市儈民族主義的狹隘性。這正象一個人明明看見在對個人使用暴力，卻說：社會主義是反對暴力的，因此，我寧可叛變，也不坐牢。

　　假如一個法國人、德國人或意大利人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對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敵人侵入我的國家，我就要起來自衛，——假如這樣說，就是背叛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因為這種人只看見自己的「國家」，把「本國的」……資產階級看得高於一切，而不考慮使戰爭成為帝國主義戰爭、·使·他的資產階級成為帝國主義掠奪鏈條的一環的國際聯繫。

　　所有的市儈和愚昧無知的莊稼漢正是象考茨基派、龍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樣推論的：敵人在我的國家，其餘我一概不管。①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無產者、國際主義者的推論則不同：戰爭的性質（是反動戰爭還是革命戰爭）不取決於是誰進攻，「敵人」在誰的國境內，而取決於是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這場戰爭是哪一種政治的繼續。如果這場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說，是由帝國主義的、強暴的、掠奪成性的反動資產階級的兩個世界集團行的戰爭，那麼任何一國的資產階級（甚至小國的資產階級）都成了掠奪的參加者，而我的任務，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的任務，就是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這是擺脫世界大廝殺慘禍的·唯·一出路。我不應該從「自己」國家的角度來推論（因為這是民族主義市儈這類可憐的笨蛋的推論，他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的玩物），而應該從我參加準備、宣傳和促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來推論。

　　這才是國際主義，這才是國際主義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記了」的常識。當考茨基從贊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俄國的孟什維克，法國的龍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國的哈阿茲派）的策略轉到批評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時，他的叛徒行徑就更加明顯了。請看他的批評：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建築在這種假設上面：這個革命將是全歐洲的革命的出發點；俄國的大膽創舉將喚醒全歐洲的無產者起來鬥爭。

　　既然這樣假設，俄國的單獨媾和將採取什麼形式，這種媾和將給俄國人民造成多少苦難和領土損失〈原文為Ｖｅｒｓｔüｍｍｅｌｕｎｇｅｎ，詞義是肢體殘缺或殘廢〉，對民族自決將作出什麼樣的解釋，當然都無所謂了。俄國能不能自衛，也是沒有關係的。照這種觀點看來，歐洲革命能最好地捍衛俄國革命，它一定會使舊俄境內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決。

　　將在歐洲實現社會主義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歐洲革命，也一定會幫助俄國消除經濟落後對實行社會主義生產所造成的障礙。

　　只要俄國革命必然引起歐洲革命這個基本假設能夠成立，所有這些都很合邏輯，很有根據。但是，如果歐洲革命不發生，又怎麼辦呢？

　　直到現在，這種假設還沒有得到證實。於是人們責備歐洲無產者，說他們拋棄和出賣了俄國革命。這種責備簡直是無的放矢，因為究竟是要誰來對歐洲無產階級的行動負責呢？」（第28頁）

　　往下考茨基不厭其煩地補充說，馬克思、恩格斯、倍倍爾曾不止一次地對他們所期待的革命的到來估計錯了，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的策略建築在期待「在一定時期內」發生革命上面（第29頁），而布爾什維克卻「把一切都押在全歐洲的革命這一張牌上」。

　　我們故意摘引這樣長的一段話，好讓讀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樣「巧妙地」篡改馬克思主義，用卑鄙的反動的市儈觀點偷換馬克思主義。

　　第一，把顯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論敵身上，然後加以駁斥，這是不大聰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爾什維克真是把他們的策略建築在期待其他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發生革命上面，那當然是愚蠢的。

　　但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做過這樣的蠢事。我在給美國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直接同這種愚蠢思想劃清了界限，我說，我們指望美國革命，但並不指望它在一定時期內發生①。我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論戰的時候（1918年1—3月）

　　不止一次發揮過這種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實的把戲，他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就是建築在這套把戲上的。他把指望歐洲革命在較短時期內但不是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策略攪和在一起。這是一個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後一種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種策略是馬克思主義者、任何一個革命無產者和國際主義者必須採取的，其所以必須，因為只有這種策略才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地估計戰爭在歐洲各國造成的客觀形勢，只有這種策略才符合無產階級的國際任務。

　　考茨基用關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家可能犯但並沒有犯的一種錯誤的小問題，偷換了關於整個革命策略的原則的大問題，從而安然無事地背棄了整個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甚至不能提出關於革命策略的客觀前提的問題。

　　這裡我們已經接觸到了第二個問題。

　　第二，如果歐洲有革命形勢存在，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指望歐洲革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勢時和沒有革命形勢時是不可能一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這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出的問題，他就會看到，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反對他的。在戰前很久，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歐洲戰爭一定會造成革命形勢。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在1902年（在《社會革命》一書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都明確地承認過這一點。用整個第二國際的名義發表的巴塞爾宣言也承認了這一點。難怪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派（即動搖於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中派」）都象害怕洪水猛獸一樣地害怕巴塞爾宣言中有關的聲明！

　　可見，期待歐洲革命形勢，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意見。考茨基大談布爾什維克「向來相信暴力和意志的萬能」，以此來迴避這個無可爭辯的真理，這正是用無聊的空話來遮蓋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勢問題的可恥行為。

　　其次，革命形勢真正到來了沒有呢？這個問題考茨基也沒有能夠提出來。經濟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戰爭在各地造成的饑荒和經濟破壞就意味着革命形勢。政治事實也回答了這個問題：從1915年起，陳舊腐朽的社會黨分裂的過程，無產階級群眾離開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向左轉，轉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緒、革命領袖方面來的過程，在所有國家裡清楚地顯露出來了。

　　在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寫他的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只有害怕革命、叛變革命的人才會看不見這些事實。現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見，歐洲許多國家的革命在極迅速地發展。希望人家照舊把自己看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視的庸人（象馬克思所譏笑的1847年的庸人一樣），看不見日益迫近的革命！！

　　這裡我們已經接觸到了第三個問題。

　　第三，在歐洲有了革命形勢的情況下，革命策略有什麼特點呢？變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出的這個問題。考茨基象一個典型的庸人市儈或無知的農民那樣推論：「全歐洲的革命」來到了沒有呢？如果來到了，那他也願意做一個革命者！但是那時候，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混蛋（正象現在有時混進取得了勝利的布爾什維克隊伍里的壞蛋一樣）都會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沒有到來，考茨基就要離開革命！考茨基絲毫不懂得這個道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於庸人和市儈的地方，在於他善於向無知的群眾宣傳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來，證明它的不可避免，說明它對人民的好處，幫助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作好進行革命的準備。

　　考茨基把謬論加到布爾什維克身上，說他們指望歐洲革命將在一定時期內到來，把一切都押在這一張牌上。這種謬論正是反對考茨基自己的，因為從他的話里正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歐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來，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就是正確的！

　　考茨基提到的這個日子正是他寫這本小冊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過去幾個星期以後，可以看出歐洲許多國家的革命正在到來，於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徑，他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行為，他在用革命觀點推論問題、甚至用革命觀點提出問題方面的笨拙無能，就暴露得淋漓盡致了！

　　考茨基寫道：有人責備歐洲的無產者叛變，這種責備簡直是無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錯了！您拿鏡子照一照，就會看到這個矢所對準的「的」究竟是誰。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樣子，假裝不知道，是誰在這樣責備，這個責備又是什麼意思。其實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國的「左派」，斯巴達克派１３２，即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在責備，而且現在還在這樣責備。這種責備表示一種明確的認識：德國無產階級扼殺芬蘭、烏克蘭、拉脫維亞、愛斯蘭，也就是背叛了俄國的（和國際的）革命。這種責備首先和主要不是針對一向受壓抑的群眾，而是針對謝德曼和考茨基這類領袖，因為這些領袖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沒有到群眾中去進行革命鼓動、革命宣傳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眾的保守心理，因為這些領袖的活動實際上違反被壓迫階級群眾中一直蘊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傾向。謝德曼之流公開地、粗暴地、無恥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賣了無產階級，轉到了資產階級方面。考茨基派和龍格派也是這樣干的，不過他們猶豫動搖，畏首畏尾地看着當前的強者的臉色行事。考茨基在戰爭期間寫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發揚革命精神，而是撲滅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責備」歐洲無產者出賣了俄國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論意義，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傳鼓動意義，——這一點完全可以成為表明德國正式社會民主黨的「中間」領袖象市儈那樣愚鈍的歷史見證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國」的書報檢查條件下，沒有背叛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黨人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們，幾乎只有通過這種「責備」，才能表示他們是在號召德國工人打倒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開這些「領袖」，擺脫他們那種使人愚鈍、使人庸俗的說教，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越過他們，而走向革命，去進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這一點。他怎麼能理解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呢？難道能指望一個根本背棄革命的人會考慮和估量革命在一種最「困難」場合的發展條件嗎？

　　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正確的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不是建築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築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儈心理上面，不是建築在只顧保衛「自己」祖國（自己的資產階級的祖國）而其餘一切都「無所謂」的狹隘民族主義願望上面，而是建築在對歐洲革命形勢的正確的（在戰前，在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變節以前，是一致公認的）估計上面。這個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它盡力做到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這個策略的正確已為巨大的成就所證實，因為布爾什維主義已經成為世界的布爾什維主義（這決不是由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功勞，而是由於世界各地群眾對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體內容、實際內容上有別於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的思想、理論、綱領和策略。布爾什維主義徹底粉碎了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韓德遜和麥克唐納之流的陳舊腐朽的國際；這些人今後只會互相妨礙，步調不一，雖然他們夢想「統一」，使死屍復活。布爾什維主義為第三國際建立了思想基礎和策略基礎，這個國際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和真正共產主義的國際，它既估計到和平時代的成就，也估計到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時代的經驗。

　　布爾什維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這個詞先從拉丁文譯成俄文，以後又譯成世界各種文字，並且以蘇維埃政權這個實例表明：甚至一個落後國家中最缺少經驗、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組織習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都能夠在整整一年內，在極大的困難當中，在同剝削者（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支持的剝削者）作鬥爭中，保持住勞動者的政權，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廣得多的民主，開始千百萬工人農民在實際實現社會主義方面的創造活動。

　　布爾什維主義在實際上十分有力地促進了歐美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這是迄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都沒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沒有使他們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和給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充當僱傭奴隸的處境，這種策略不能成為供世界各國效法的典範；同時，全世界無產者群眾日益清楚地看到，布爾什維主義指出了擺脫戰爭慘禍和帝國主義的正確道路，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供各國效法的策略典範。

　　不僅全歐洲而且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在成熟，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勝利則幫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

　　這一切對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還不夠嗎？當然不夠。一個國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來的。但是這一個國家，由於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國主義通過德帝國主義同英法帝國主義的勾結，明天摧毀了俄國蘇維埃政權，即使出現這種最壞最壞的情況，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也還是給社會主義帶來了很大的好處，還是支持了不可戰勝的世界革命的發展。

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為資產階級效勞

　　上面已經說過，如果要名副其實，考茨基的書就不應該叫作《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叫作《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的舊調重彈》。

　　孟什維克關於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舊「理論」，即孟什維克對馬克思主義的舊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駁倒的歪曲！），現在又被我們這位理論家撿了起來。不管這個問題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怎樣枯燥無味，我們還是得談一談。

　　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俄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這樣說的。孟什維克用自由主義偷換馬克思主義，他們得出結論說：可見，無產階級不應該超出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範圍，它應該採取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布爾什維克說，這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理論。資產階級力求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國家，儘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無產階級應該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不讓自己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束縛」。布爾什維克當時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階級力量對比是這樣表述的：無產階級聯合農民，中立自由派資產階級，徹底摧毀君主制、中世紀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無產階級聯合一般農民，也就表現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因為一般農民就是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小生產者。接着，布爾什維克當時就補充說，無產階級聯合全體半無產階級（一切被剝削的勞動者），中立中農，推翻資產階級，這就是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見我在1905年寫的《兩種策略》①一書，重新刊載於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來》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間接參加了這次爭論133，他就當時的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提出的質問發表了實質上是反對普列漢諾夫的意見，特別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刊物的譏笑。現在考茨基隻字不提那時的爭論（害怕他自己的話揭露他自己！），從而使德國讀者根本無法了解問題的實質。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訴德國工人，他在1905年曾怎樣主張工人同農民聯合而不同自由派資產階級聯合，他當時根據什麼條件維護這種聯合，他為這個聯合擬定了什麼綱領。

　　開了倒車的考茨基，現在卻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談論「歷史唯物主義」，為讓工人服從資產階級的主張辯護，引證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言論，來反覆解釋孟什維克的陳舊的自由主義觀點；引證是用來證明關於俄國落後的新思想的，而從這種新思想得出的卻是舊結論，其精神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不應該比資產階級走得更遠！這根本違反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較1789—1793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所說的一切！②談到考茨基的「經濟分析」的主要「論據」和主要內容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作者開頭幾句話就表現出思想的混亂或淺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們這位「理論家」一本正經地說：「直到現在，俄國的經濟基礎還是農業，而且正是小農生產。以此為生的居民約占4D5，甚至可能占5D6。」（第45頁）第一，可愛的理論家，您想過沒有，在這大批的小生產者中間究竟會有多少剝削者呢？當然，不超過總數的1D10，而在城市中還要少，因為城市的大生產較為發達。極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產者是剝削者，沒有選舉權，那也可以看出，在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爾什維克是代表大多數居民的。此外還要補充一點，就是大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直擁護蘇維埃政權，就是說，基本上是全體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都擁護蘇維埃政權，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冒險進行暴動，原來的黨也就發生分裂，另外組成了兩個新黨，即「民粹派共產黨」和「革命共產黨」組成這兩個新黨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曾經由舊黨推舉出來擔任國家要職，例如屬於前一黨的有扎克斯，屬於後一黨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見，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無意中推翻了！——他所說的贊成布爾什維克的似乎是少數居民這種可笑的童話。

　　第二，可愛的理論家，您是否想過，小農生產者必然動搖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呢？這個為歐洲全部現代史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記了」，因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複的孟什維克的全部「理論」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沒有「忘記」這一點，他就不能否認在小農生產者占優勢的國家裡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現在來看看我們這位理論家的「經濟分析」的主要內容吧。

　　考茨基說，蘇維埃政權是一種專政，這是無可爭議的。「但這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呢？」（第34頁）

　　「按照蘇維埃憲法，在有權參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間，農民占大多數。

　　如果把那個被人們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東西貫徹下去，如果一般說來，一個階級能夠直接實現只有政黨才能實現的專政，那它就會是農民專政。」（第35頁）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滿意這個很深奧很機智的推論，於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說：「這樣看來，痛苦最少地實現社會主義，似乎只有交給農民才有保證。」（第35頁）

　　我們這位理論家引用了半自由主義者馬斯洛夫許多非常深奧的話，來極詳細地證明一種新思想：對農民有利的是糧價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資低，等等。附帶說一下，對於戰後時期真正的新現象注意得愈少，這種新思想的敘述就愈是枯燥無味；這些現象就是：

　　例如農民出賣糧食不是要錢而是要商品，農民的農具不夠，而且花多少錢也買不到所需數量的農具。關於這一點，下面還要特別講到。

　　總之，考茨基責備布爾什維克，責備無產階級政黨，說它把專政、把實現社會主義的事業交到小資產階級農民手裡了。妙極了，考茨基先生！據您的高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農民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理論家想必是記起了「開口為銀，閉口是金」的格言，覺得還是默不作聲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論中露出了馬腳： 　　「蘇維埃共和國剛成立時，農民蘇維埃是全體農民的組織。現在這個共和國宣布，蘇維埃為無產者和貧苦農民的組織。富裕農民失去了蘇維埃的選舉權。貧苦農民在這裡被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土地改革的經常的、大量的產物。」（第48頁）

　　多麼厲害的諷刺啊！在俄國，從任何一個資產者的口裡都可以聽到這種諷刺，他們都幸災樂禍，嘲笑蘇維埃共和國公開承認貧苦農民的存在。他們嘲笑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嘲笑我國在四年毀滅性的戰爭之後還有貧苦農民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只有在叛變之風盛行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出來。

　　再往下看吧：

　　「……蘇維埃共和國干涉富裕農民和貧苦農民的關係，不過不是用重分土地的辦法。為了消除市民缺糧現象，把武裝的工人隊伍派到農村，奪取富裕農民的餘糧。這些糧食一部分給市民，一部分給貧苦農民。」（第48頁）

　　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一想到這種辦法會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區以外（現在這種辦法在我國已推行到全國了），自然是憤慨得很。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帶着庸人那種無與倫比的、令人叫絕的冷淡（或愚鈍）態度，用教訓的口吻說道：

　　「……這種辦法〈剝奪富裕農民〉只會把不安寧和內戰這種新因素帶進生產過程〈把內戰帶進「生產過程」，這真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而要使生產過程健全起來，又迫切需要安寧和安全。」（第49頁）

　　是的，是的，為了那些隱藏餘糧、破壞糧食壟斷法、使城市居民挨餓的剝削者和糧食投機者的安寧和安全，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考茨基當然是該嘆息和流淚的。考茨基、亨利希·維貝爾（維也納）、龍格（巴黎）和麥克唐納（倫敦）之流先生們，都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我們都贊成工人階級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壞糧食投機者的安寧和安全！而且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方法援引「生產過程」來掩蓋這種為資本家效勞的卑鄙齷齪的行為……如果這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才是向資產階級阿諛獻媚呢？

　　請看我們這位理論家竟說了些什麼。他責備布爾什維克把農民專政冒充為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又責備我們把內戰帶進農村（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功績），把武裝的工人隊伍派往農村，去公開宣布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幫助貧苦農民，剝奪投機者、富裕農民違反糧食壟斷法而隱藏起來的餘糧。

　　一方面，我們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主張純粹民主，主張革命階級即被剝削勞動者的領袖服從多數居民（因而也包括剝削者在內）。另一方面，他反對我們，說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其所以是資產階級性的，是因為農民整個說來都站在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基礎上面，同時他又自以為是在維護無產者的、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這不是「經濟分析」，而是頭等的混亂。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支離破碎的自由主義學說，是鼓吹向資產階級和富農獻媚。

　　這個被考茨基攪亂了的問題，布爾什維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闡明了。是的，當我們同全體農民一起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是我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的，是我們從1905年以來說過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的這個必經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這一點上「揭露」我們，結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觀點上的混亂，揭露了他害怕回憶起他在1905年還不是叛徒時所寫的東西。

　　可是，在1917年，從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很久，我們就已公開說過並向人民解釋過：現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為國家前進了，資本主義前進了，經濟破壞已達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誰願不願意）向前邁進，走向社會主義。

　　因為，不這樣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拯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就不能減輕被剝削勞動者的痛苦。

　　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樣。革命進程證實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同「全體」農民一起，反對君主制，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同貧苦農民一起，同半無產階級一起，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反對資本主義，包括反對農村的財主、富農、投機者，因此革命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企圖在這兩個革命中間築起一道人為的萬里長城，企圖不用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無產階級同貧苦農民聯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麼東西來分開這兩個革命，就是極大地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冒充博學，藉口資產階級比中世紀制度進步，暗中為資產階級進行反動的辯護，以反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順便指出，蘇維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類型，正因為它把工農群眾聯合起來，吸引他們參與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馬克思在1871年談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時所說的「人民」）①、最靈敏地反映群眾在政治上階級上的成熟發展到什麼程度的晴雨表。蘇維埃憲法不是按照什麼「計劃」寫出的，不是在書齋里制定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強加給勞動群眾的東西。不，這個憲法是在階級鬥爭發展進程中隨着階級矛盾的成熟而成長起來的。

　　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認的那些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起初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正是由於貧苦農民不開展、落後、無知，領導權才落到了富農、財主、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手裡。這是小資產階級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只有考茨基那樣的傻瓜或叛徒，才會認為這兩種人是社會黨人）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小資產階級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動搖於資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薩文柯夫）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因為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經濟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採取任何獨立行動。順便說一下，考茨基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他分析俄國革命時，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幫助資產階級掩蓋它的統治、欺騙群眾的「民主」概念來支吾搪塞，忘記了「民主」實際上有時表現資產階級專政，有時表現服從這個專政的市儈的軟弱無力的改良主義，等等。照考茨基看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有資產階級政黨，有領導無產階級大多數即無產階級群眾的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但是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沒有階級根源，沒有小資產階級根源！

　　小資產階級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動搖，啟發了群眾，促使他們的大多數、一切「下層」、一切無產者和半無產者離開了這樣的「領袖」。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優勢，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內部的分裂加劇了。

　　布爾什維主義革命的勝利意味着動搖的終結，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壞（這種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還沒有破壞）。資產階級革命由我們進行到底了。農民整個說來是跟着我們走的。他們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對抗，一時還不會顯現出來。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還沒有成熟，還沒有顯露出來。

　　這個過程在1918年夏秋兩季得到了發展。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反革命暴動喚醒了富農。富農暴動的浪潮遍及全俄國。貧苦農民不是從書本上，不是從報紙上，而是從實際生活中知道他們的利益同富農、財主、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能調和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任何一個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反映了群眾的動搖，並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軍同流合污（在莫斯科舉行暴動，普羅相占據了電報局，——占據了一小時！——向全國宣告布爾什維克已被推翻；後來，討伐捷克斯洛伐克軍的集團軍總司令穆拉維約夫又實行叛變135，等等）；上面講過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爾什維克在一起。

　　由於城市缺糧情況嚴重，糧食壟斷問題（理論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經濟分析中重彈十年前馬斯洛夫的舊調，「忘記了」糧食壟斷這件事！）變得愈來愈尖銳了。 　　地主資產階級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舊國家，常常把實際受資產階級支配的武裝隊伍派到農村去。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

　　他不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專政」，絕對不是！這是「純粹民主」，尤其是資產階級議會贊成這樣做的時候！在1917年夏秋兩季，阿夫克森齊耶夫、謝·馬斯洛夫夥同克倫斯基、策列鐵里之流以及諸如此類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逮捕過土地委員會委員，這件事考茨基「沒有聽說過」，他對這件事實隻字不提！

　　全部問題在於，通過民主共和制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認這個國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不能說真話，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則公開地直截了當地對人民說真話，聲明它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並且正是用這樣的真話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壓抑的千百萬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通過蘇維埃吸引他們參與政治、民主和國家管理。蘇維埃共和國從兩個首都把一隊隊武裝工人，首先是比較先進的武裝工人，派到農村去。這些工人把社會主義帶到農村，把貧苦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況和到過農村的人都說，我國農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兩季才經歷「十月」（即無產階級）革命。轉折點到了。富農暴動的浪潮被貧苦農民的奮起、「貧苦農民委員會」的發展所代替。

　　在軍隊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員、工人出身的軍官、工人出身的師長和集團軍司令多起來了。正當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機136和資產階級的狂吠所嚇倒，在資產階級後面「使勁跟着跑」，寫了一整本小冊子，深信布爾什維克快要被農民推翻的時候，正當這個傻瓜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退出看作擁護布爾什維克的人的範圍「縮小了」（第37頁）的時候，布爾什維主義擁護者的實際範圍卻在無限地擴大，因為千百萬貧苦農民正在覺醒起來，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擺脫富農和農村資產階級的監護和影響。

　　我們失去的是幾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氣節的知識分子和農民中的富農，得到的卻是千百萬貧苦農民①。

　　在兩個首都的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一年以後，在這個革命的影響和幫助下，窮鄉僻壤的無產階級革命發生了，它最終地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主義，最終地證明了國內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同布爾什維主義相對抗。

　　俄國無產階級同全體農民一起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最終地過渡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這時它分裂了農村，把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富農和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資產階級。

　　假如兩個首都和大工業中心的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未能把貧苦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去反對富裕農民，那就證明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農民仍舊是一個「整體」，就是說在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仍舊受富農、財主、資產階級領導，革命也就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但是要附帶說一句，即使這樣，也不能證明無產階級不應該奪取政權，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只有無產階級才為加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到來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無產階級才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它是繼巴黎公社之後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未能等待農村的階級分化，未能準備好這種分化並使之實現，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試圖「命令」在農村中進行內戰或「實施社會主義」，而不同全體農民結成暫時的同盟（聯盟），不向中農作一系列讓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義137歪曲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少數人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多數人，那就是在理論上荒謬絕倫，不懂得全體農民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懂得在落後的國家裡不經過許多過渡，不經過許多過渡階段，就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考茨基在這個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上把一切都弄亂了，而在實踐上簡直成了資產階級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另一個極有意義極重要的問題，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樣混亂，甚至更加混亂。這個問題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在土地改革這一極困難的也是極重要的社會主義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動，在原則上是否提得正確，其次，實際進行得是否恰當？西歐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後對我們的政策提出批評，我們是感激不盡的，因為這樣做，是對我們極大的幫助，也是對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幫助。但考茨基不是進行批評，而是製造極大的理論混亂，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在實踐方面則對布爾什維克進行毫無根據的、惡毒的、庸俗的攻擊。讓讀者來判斷吧：

　　「大地產不能保持下去了。這是革命造成的。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產交給農民了……」（不對，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認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階級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革命歷史證明，資產者同小資產者即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的聯合政府執行的是保持大地產的政策。謝·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員會委員的被捕138尤其證明了這一點。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就戰勝不了同資本家聯合起來的地主。）

　　「……但是這應當通過什麼形式來實現，卻沒有一致的意見。可以設想不同的解決辦法。〈考茨基最關心的是「社會黨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稱社會黨人的是誰。至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基本階級一定會有不同的解決辦法，他卻忘記了。〉從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最合理的辦法是把大企業收歸國有，然後交給一直在這些企業里當僱傭工人的農民，由他們用協作社的形式經營這些大田莊。但是採取這個辦法要有農業工人，而俄國沒有農業工人。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大地產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分成小塊租給少地的農民。這樣也許還會實現一些社會主義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樣，用那套出名的辦法來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認，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他把各種解決辦法羅列出來，不去考慮——唯一現實地、唯一合乎馬克思主義地考慮——在某種特殊條件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應該是一些怎樣的過渡。俄國有農業僱傭工人，但人數不多，至於蘇維埃政權提出的怎樣過渡到公社耕種制和協作社耕種制的問題，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塊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會主義成分」。

　　其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其中絲毫也沒有「社會主義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國家」不是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而是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考茨基一貫設想的正是這樣的國家），那麼出租小塊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改革。

　　對於蘇維埃政權廢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這一點，考茨基則默不作聲。更有甚者，他還玩了一套難以置信的偷梁換柱手法，在摘引蘇維埃政權的法令時，把最重要的地方丟掉。

　　考茨基聲稱：「小生產力求生產資料完全私有」，立憲會議會成為能夠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權威」（這種論斷在俄國只會令人捧腹大笑，因為大家知道，工農認為只有蘇維埃有權威，立憲會議已經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和地主的口號）。他接着說：

　　「在蘇維埃政府頒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規定：1．立刻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贖金。2．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會的土地，連同所有耕畜、農具、農用建築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鄉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了土地問題時為止。」

　　考茨基·僅·僅引了·這·兩·條就作出結論說：「提到由立憲會議解決，這始終是一紙空文。實際上各鄉農民可以任意處理土地。」（第47頁）

　　請看，這就是考茨基的「批評」的範例！這就是十分近乎偽造的「科學」作品。他向德國讀者暗示：布爾什維克在土地私有制問題上向農民投降了！布爾什維克讓農民各自（「各鄉」）任意處理土地了！

　　其實，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歷）頒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兩條，而是五條，外加「委託書」八條，其中並指出這份委託書「應該作為指南」。

　　法令第3條說：產業轉「•歸·人·民」；必須編制「全部沒收財產的清冊」，並「用革命手段嚴加保護」。委託書中說：「永遠廢除土地私有權」；「經營水平高的農場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沒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農具，視其大小和用途，無償轉歸國家或村社專用」；「一切土地都歸入全民地產」。

　　其次，在解散立憲會議（1918年1月5日）的同時，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現在已納入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①。宣言第2條第1項說：「廢除土地私有制」，「模範田莊和模範農業企業屬於國家財產」。

　　可見，提到由立憲會議解決，並沒有成為一紙空文，因為另一個在農民看來有無比巨大權威的全民代表機構負起了解決土地問題的責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會化法令。這個法令重申廢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農具和耕畜交給蘇維埃當局支配，由聯邦蘇維埃政權進行監督。法令對支配土地的任務作了如下規定：

　　「減少個體經濟，發展就節省勞動和產品來說更為有利的農業集體經濟。以便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第11條第5項）

　　這個法令規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時對「誰有權使用土地」這一基本問題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條。）「為了社會需要和個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境內的地面的為：（一）用於文化教育方面：（1）國家即蘇維埃政權（聯邦、區域、省、縣、鄉、村等各級政權）機關。（2）社會團體（由地方蘇維埃政權監督和批准）。（二）用於經營農業方面：（3）農業公社。（4）農業協作社。（5）農村團體。（6）單個家庭和個人……」

　　讀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實，他向德國讀者介紹的俄國無產階級國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經面目全非了。

　　一些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基本問題，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來！

　　這些問題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2）土地國有化。這兩種辦法同社會主義的關係，特別是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關係。（3）共耕制是從分散的小農業到公共的大農業的過渡；蘇維埃法令對這個問題的提法能不能滿足社會主義的要求？

　　關於第一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下列兩個基本事實：（一）布爾什維克在估計1905年的經驗時（例如見我論第一次俄國革命中土地問題的著作①）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號具有要求民主的進步意義、革命意義，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確地說過這一點。（二）布爾什維克在通過土地社會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號是這個法令的「靈魂」）時曾經十分明確地說：這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不同意這個口號；但我們認為有責任通過這個口號，因為這是絕大多數農民的要求。而大多數勞動者的主張和要求應該由他們自己拋棄，因為這種要求既不能「取締」，也不能「跳過」。我們布爾什維克要幫助農民拋棄小資產階級口號，使他們能儘量迅速、儘量容易地從這種口號過渡到社會主義口號。

　　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學分析幫助工人革命，就必須回答下列問題：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張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義，具有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意義，這種說法是否正確？第二，布爾什維克投票通過（並十分忠實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資產階級法令，這種做法是否正確？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從理論上說，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考茨基永遠也無法否認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張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具有進步意義和革命意義。這個革命只能到此為止。當這個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它就更加明顯、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眾暴露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決辦法的·不·足，必須超出這個範圍，過渡到社會主義。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農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阻止擺脫了地主、擺脫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農民去實現這種理想。無產者對農民說：我們要幫助你們達到「理想的」資本主義，因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產者看來就是資本主義的理想化。同時我們要向你們指出這種辦法的不足和過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樣試圖否認無產階級對農民鬥爭的這種領導的正確性，倒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考茨基寧願迴避問題……

　　其次，考茨基公開欺騙德國讀者，對他們隱瞞了這個事實：蘇維埃政權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協作社放在第一位，給了它們直接的優先權。

　　同農民一起，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同貧苦農民即同農民中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一起，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政策，而且這是唯一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亂套了，連一個問題也提不出來！一方面，他不敢說無產者在平均使用土地問題上應該同農民分道揚鑣，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是荒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還沒有成為叛徒的時候，曾明確而直接地堅持工農聯盟是革命勝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贊同的態度引用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自由主義庸俗言論，這位馬斯洛夫「證明」小資產階級的平等從社會主義觀點來看是空想的和反動的，卻不說小資產階級爭取平等、爭取平均使用土地的鬥爭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來看是進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觀點混亂到了極點。請看，他（1918年）堅持認為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這個範圍！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認為把小塊土地租給貧苦農民這種小資產階級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會主義成分」（對於資產階級革命來說）！！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還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樣不善於考慮一定政黨的實際政策。他摘引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言論，卻不願意看到孟什維克黨1917年的·實·際政策；當時孟什維克黨同地主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堅持實行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土地改革，堅持同地主妥協（證據就是土地委員會委員的被捕和謝·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沒有看見，彼·馬斯洛夫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平等是反動的和空想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在掩蓋孟什維克主張農民同地主妥協（即讓地主欺騙農民）而不許農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

　　正是布爾什維克嚴格地估計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他們把前者進行到底，就為過渡到後者打開了大門。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馬克思主義的策略。

　　考茨基枉費心機地重複着自由派的蹩腳的俏皮話：「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理論說服的影響下過渡到集體生產。」（第50頁）

　　多麼俏皮啊！

　　無論何時何地，一個大國的小農都沒有受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影響。

　　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沒有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用宣傳、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手段援助貧苦農民的條件下，碰到過貧苦農民同富裕農民公開的階級鬥爭以至國內戰爭。

　　無論何時何地，投機者和富人等沒有在農民群眾這樣破產的情況下這樣大發戰爭財。

　　考茨基重彈老調，搬弄那些舊道理，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任務連想也不敢想。

　　請問可愛的考茨基，如果農民缺乏經營小生產的工具，而無產階級國家幫助他們取得集體耕種土地的機器，這難道是「理論說服」嗎？——現在來講土地國有化問題。我國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內，都否認我們實行的辦法是土地國有化。他們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既然我們還處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土地私有制的廢除就是土地國有化。「社會化」一詞不過是表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傾向、願望和準備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對土地國有化應採取什麼態度呢？

　　考茨基在這裡也是連理論問題都提不出來，或者是（這就更糟）故意迴避問題，雖然從俄國文獻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在土地國有、土地地方公有（將大田莊交給地方自治機關）和土地分配問題上早就有過爭論。

　　考茨基硬說，將大田莊交給國家，然後分成小塊租給少地的農民，這樣就會實現「一些社會主義成分」。這簡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嘲笑。我們已經指出，這裡沒有絲毫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這裡也沒有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聽信了孟什維克的話。於是鬧出了這樣的笑話：考茨基為我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辯護，責備布爾什維克妄想走向社會主義，同時自己又拿自由主義的改革冒充社會主義，而且不把這種改革進行到將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紀制度完全肅清！結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維克顧問一樣，不是維護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維護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資產階級。

　　究竟為什麼只把大田莊收歸國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呢？因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用這種辦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舊東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徹底），最容易恢復舊東西。激進派資產階級，即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卻是土地國有的口號。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差不多在20年前，曾寫過一本論述土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傑作，他不會不知道馬克思說過的話：土地國有正是資產階級最徹底的口號①。考茨基不會不知道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一書中同洛貝爾圖斯的論戰以及他的精彩說明，在這本書內，馬克思特別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國有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意思上的革命的意義。

　　被考茨基不恰當地選為自己的顧問的孟什維克彼·馬斯洛夫，曾認為俄國農民不會贊成全部土地（包括農民的土地在內）國有化。馬斯洛夫的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論（這個理論重複着批評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批評家的意見），即否認絕對地租、承認「土地肥力遞減規律」（或如馬斯洛夫所說的「土地肥力遞減事實」）的觀點有聯繫的。

　　其實，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經表露出，俄國大多數農民，無論村社社員或單獨農戶，都贊成全部土地國有化。1917年革命證實了這一點，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裡之後，它就實現了這一點。

　　布爾什維克始終忠於馬克思主義，沒有企圖（同考茨基對我們的憑空指責剛好相反）「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克首先幫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農民思想家中最激進、最革命、最接近無產階級的分子，即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行了實際上是土地國有的辦法。從1917年10月26日起，即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國土地私有制就被廢除了。

　　這就造成了從發展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是最好的基礎（如果考茨基不背棄馬克思學說，就不能否認這一點），同時也建立了對過渡到社會主義來說是最靈活的土地制度。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看來，俄國的革命農民已經走到盡頭，因為從這種觀點看來，比土地國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進的」辦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爾什維克，只有布爾什維克，完全是依靠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幫助農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只是這樣，布爾什維克才為促進和加速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見，考茨基獻給讀者的是多麼不可思議的混亂思想，他指責布爾什維克不懂得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自己卻暴露出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閉口不談土地國有化，同時把最不革命的（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自由主義的土地改革當作「一些社會主義成分」！——這裡已經接觸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即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對過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認識得夠不夠。考茨基在這裡又玩弄了一套近乎偽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證了一個布爾什維克關於向集體耕種制過渡的任務的「提綱」！我們這位「理論家」引了其中一條之後，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為任務，並不能使任務得到解決。在俄國，集體農業現在還只能是一紙空文。無論何時何地，小農都還沒有在理論說服的基礎上過渡到集體生產。」（第50頁）

　　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人象考茨基那樣墮落到用文字騙人。他摘引「提綱」，而不提蘇維埃政權的法令。他談論「理論說服」，而不提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既掌握工廠，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在《土地問題》一書中談到無產階級國家擁有使小農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各種手段時所寫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乾乾淨淨。

　　當然，幾百個由國家維持的農業公社和國營農場（即由國家出資、由工人協作社耕作的大農場）是很不夠的。可是考茨基迴避這個事實難道能夠叫作「批評」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的土地國有化，最充分地保證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勝利會使土地國有化退到土地分配（關於這一點，我在論馬克思主義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書內作了專門的分析）。此外，土地國有化為無產階級國家在農業中過渡到社會主義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總之，考茨基在理論上真是一塌糊塗，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則是向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卑躬屈膝。他的批評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對工業所作的「經濟分析」是用下面這段妙論開場的：

　　俄國有資本主義大工業。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生產呢？「如果社會主義就是各個廠礦的工人把廠礦拿來當作自己的財產〈直譯就是據為己有〉，以便每個工廠單獨經營，那是可以這樣設想的。」（第52頁）考茨基補充說：「正是今天，8月5日，當我寫這段話時，莫斯科報道了列寧8月2日的一篇講話，說他在講話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廠，農民決不會把土地交給地主。』①『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這個口號，從來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口號。」（第52—53頁）

　　我們把這段議論全部抄下來，好讓從前尊敬過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國工人親自看看投降資產階級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難以設想，8月5日俄國已經有了許多關於工廠國有的法令，而且沒有一個工廠被工人「據為己有」，所有工廠都歸共和國所有，可是在這個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顯的欺騙手法來解釋我的講話中的一句話，想使德國讀者相信俄國把工廠交給了一個個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幾十行里喋喋不休，說不能把工廠交給單個工人！

　　這不是批評，而是資本家雇來誣衊工人革命的資產階級奴僕所使用的手法。

　　工廠應該交給國家，或者交給地方自治團體，或者交給消費合作社，——考茨基再三這樣說，最後他補充道：

　　「在俄國，人們現在也試圖走這條道路……」現在！！這是什麼意思呢？是指8月嗎？為什麼考茨基不能請他的施泰因、阿克雪裡羅得或俄國資產階級的其他朋友哪怕譯出一個工廠法呢？

　　「……在這方面走了多遠，現在還看不出來。無論如何，蘇維埃共和國的這一方面，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但是這一方面現在還完全處於朦朧狀態。法令並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視了或對讀者隱瞞了法令的內容！〉可是關於這些法令實施的情況，卻缺乏可靠的消息。沒有全面的、詳盡的、可靠的、報道迅速的統計，社會主義生產是不可能的。蘇維埃共和國至今還不能建立這樣的統計。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它的經濟活動的消息極為矛盾，而且根本無從核對。這也是實行專政和壓制民主的結果之一。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第53頁）

　　歷史竟然被寫成這樣！考茨基從資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報刊上會得到關於工廠交給工人的消息……這個超階級的「鄭重的學者」真是妙不可言！無數的事實證明工廠只是交給共和國，管理工廠的是蘇維埃政權設立的、主要由工會選出的工人參加的機關——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可是考茨基對這些事實一個也不願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樣頑固，口口聲聲說：給我和平的民主，沒有內戰、沒有專政而有很好的統計（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統計機關，吸收了俄國所有的優秀的統計人材，當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統計，還是不可能的）的民主。總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沒有革命的革命，沒有激烈鬥爭的革命，沒有暴力的革命。這同要求在罷工時工人與雇主雙方都不要有狂熱的衝動一樣。請把這種「社會主義者」

　　同庸俗的自由主義官僚區分區分看！

　　考茨基根據這種「實際材料」，也就是以極端蔑視的態度故意避開無數事實，得出「結論」說：

　　「俄國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得到的真正實際果實（不是法令），是不是會比它從立憲會議——後者也同蘇維埃一樣，大多數代表是社會黨人，不過色彩不同罷了——得到的多些，這是很值得懷疑的。」（第58頁）

　　這不是妙得很嗎？我們奉勸考茨基的信徒們把這段名言拿到俄國工人中間廣為傳播，因為這是考茨基提供出來說明他在政治上墮落的最好不過的材料。工人同志們，克倫斯基也曾是「社會黨人」，不過「色彩不同」罷了！歷史學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據為己有」的那個稱號。至於證明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克倫斯基時期支持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策和搶劫行為的事實，歷史學家考茨基是連聽也不願意聽的；至於正是這些帝國主義戰爭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英雄們在立憲會議中占了多數的事實，考茨基則很謙虛地隱諱不談了。這還叫作「經濟分析」呢！

　　最後還舉一個「經濟分析」的範例：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9個月，不僅沒有推廣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說明發生普遍貧困的原因。」（第41頁）

　　立憲民主黨人已經讓我們聽慣了這種議論。俄國資產階級的走狗都說：9個月過去了，你們拿出普遍福利來吧，就是說要在四年毀滅性戰爭之後，在外國資本從各方面支持俄國資產階級的怠工和暴動的時候拿出普遍福利來。考茨基和反革命資產者實際上絕無差別，絲毫沒有差別。用「社會主義」作招牌的甜言蜜語，不過是在重述俄國科爾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諾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當地、毫不掩飾地說出來的話。

　　上面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寫的。當天午夜得到了從德國傳來的消息，說已經開始的革命首先在基爾和北方沿海一帶的其他城市取得勝利，那裡的政權已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隨後在柏林取得勝利，那裡的政權也轉到蘇維埃手中了。本來還要給這本論述考茨基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小冊子寫個結束語，現在也就多餘了。

尼•列寧1918年11月10日

附　錄　一 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

　　1．過去把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列入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立憲會議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為以克倫斯基為首的帝國主義共和國在建立預備議會時，曾用許多違反民主制的辦法搞了假選舉。

　　2．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的同時，從1917年革命一開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蘇維埃共和國是比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對於從資產階級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類型的民主機構的形式（與通常那種戴有立憲會議花冠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相比），而且是能夠保證痛苦最少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

　　4．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單召集我國革命中的立憲會議，就是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不可能正確表達人民的意志、特別是勞動群眾的意志的情況下召集立憲會議。

　　5．第一，只有在各黨派名單符合人民真正分屬於這些名單所反映的各黨派的實際情況時，比例選舉制才能真正表達人民的意志。在我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從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別是在農民中最受擁護的黨是社會革命黨，它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統一的立憲會議代表候選人名單，但是在1917年11月，即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後，會議召開之前，這個黨發生了分裂。

　　因此，立憲會議的當選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數選民的意志。

　　6．第二，立憲會議當選代表的比例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別是不符合勞動階級的意志，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會經濟的根源，即階級的根源，這就是在進行立憲會議選舉時，絕大多數人民還無法知道在1917年10月25日，即在立憲會議代表候選人名單提出以後開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十月蘇維埃革命的全部規模和意義。

　　7．十月革命為蘇維埃奪取了政權，從資產階級手裡奪取了政治統治權，並把它交給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我們看到這次革命正經歷着自身循序發展的各個階段。

　　8．革命是從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勝利開始的，當時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無產者和政治上最積極的那部分農民的先鋒隊——第二次代表大會，使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優勢，掌握了政權。

　　9．然後，在11月和12月間，革命席捲了軍隊和農民的全體群眾，這首先表現為撤銷和改選舊的上層組織（集團軍委員會、省農民委員會、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等），這些組織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經走過的、妥協的階段，即資產階級的階段，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階段，因此這些組織必然要在更深更廣的人民群眾的壓力下退出舞台。

　　10．直到現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剝削群眾的這種改造自己組織的領導機關的強大運動還沒有結束，而還沒有閉幕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就是其中的一個階段。

　　11．因此，在階級鬥爭中形成的俄國各種階級力量的劃分情況，在1917年11月和12月間，實際上根本不同於1917年10月中旬各黨派立憲會議代表候選人名單所反映的情況。

　　12．最近烏克蘭的事件同樣也說明（芬蘭、白俄羅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說明），在烏克蘭拉達、芬蘭議會等等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同各該民族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進行鬥爭的過程中，階級力量正在重新劃分。

　　13．最後，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工農政府的反革命叛亂所挑起的內戰，使階級鬥爭達到最尖銳的程度，使歷史向俄國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階級和農民提出的最尖銳的問題，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來解決。

　　14．只有工農完全戰勝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叛亂（其表現是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的運動）只有用武力無情地鎮壓這種奴隸主的叛亂，才能真正保障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變的進程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已經使「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實際上成了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幫凶的口號。這個口號不考慮工農革命的成果，不考慮蘇維埃政權，不考慮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全俄農民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等。全體人民已經完全明白，立憲會議如果同蘇維埃政權背道而馳，那就必然註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和平問題是人民生活中特別尖銳的問題之一。爭取和平的真正革命鬥爭，在俄國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勝利以後才開始的，這個勝利產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條約，締結停戰協議，開始就沒有兼併沒有賠款的普遍和約進行公開談判。

　　廣大人民群眾只有現在才真正地、充分地、公開地得到機會，看到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的政策，並研究它的結果。

　　在立憲會議選舉時，人民群眾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顯然，就從這一方面來看，立憲會議當選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結束戰爭這個問題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上述所有情況造成了這樣的結果：按照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以前、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存在的那些黨派所提的候選人名單召集的立憲會議，必然同10月25日開始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被剝削勞動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相衝突。這個革命的利益自然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利，何況這些形式上的權利由於立憲會議法沒有規定人民有權隨時改選自己的代表而已經遭到破壞。

　　17．凡是直接或間接想從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框內來考察立憲會議問題，而不考慮到階級鬥爭和內戰，那都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和轉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布爾什維克黨的少數領導人因為不能正確評價十月起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犯了這種錯誤。革命社會民主黨應盡的責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這種錯誤。

　　18．由於立憲會議的選舉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剝削勞動階級的利益，因而產生了危機。唯一可能無痛苦地解決這一危機的辦法是：讓人民儘量廣泛地、迅速地實際行使改選立憲會議代表的權利；立憲會議自己同意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選種改選的法令；立憲會議無條件地宣布承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問題、土地問題和工人監督問題上的政策；立憲會議堅決站到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勢力的營壘中來。

　　19．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因立憲會議而產生的危機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決，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要採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堅決的革命手段來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勢力，而不管他們用什麼口號和機構（即使是用立憲會議代表的資格）作掩護。凡試圖在這場鬥爭中束縛蘇維埃政權手腳的行動都是幫助反革命的行為。

載於1917年12月13日（26日）《真理報》第213號

附　錄　二 王德威爾得論國家的新書

　　我讀了考茨基的這本書之後，才看到王德威爾得的《社會主義反對國家》一書（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兩本書作個比較。考茨基是第二國際（1889—1914年）的思想領袖；王德威爾得是社會黨國際局主席，是第二國際的正式代表人物。兩人都反映了第二國際的徹底破產，兩人都用馬克思主義詞句作掩飾，以老練的記者的圓滑手腕「巧妙地」掩蓋這種破產，掩蓋自己破產和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事實。前者特別清楚地表明德國機會主義的典型特點，即笨拙，好發空論，粗暴地偽造馬克思主義，其方法是把馬克思主義中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一概砍掉。後者典型地表現了在羅馬語國家——在相當程度內可以說是在西歐一帶（就是說：德國以西一帶）——占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的特點，即比較圓滑，不那樣笨拙，比較精巧地偽造馬克思主義，所用的基本手法則與前者相同。

　　他們兩人都從根本上歪曲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只是王德威爾得對第一個問題談得多些，考茨基對第二個問題談得多些。他們兩人都抹殺這兩個問題極其緊密而不可分割的聯繫。兩人口頭上都是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都是叛徒，都是盡力迴避革命。兩人都絲毫沒有那種貫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東西，絲毫沒有那種把真正的社會主義同資產階級的面目全非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的東西，就是說，他們絲毫沒有說明革命的任務不同於改良的任務，革命的策略不同於改良主義的策略，無產階級消滅僱傭奴隸的體系或秩序、制度這種作用，不同於「大」國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那裡分享一點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超額利潤和額外贓物這種作用。

　　現在我們舉出王德威爾得幾個最重要的論斷來證實我們的看法。

　　王德威爾得同考茨基一樣，非常熱中於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他同考茨基一樣，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除了資產階級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義者區別開來的以外，什麼都引用。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話，引了不知多少，因為這一點已被他們的實踐納入純議會鬥爭的範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認為必須對部分過時的《共產黨宣言》加以補充，即說明這樣一個真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而應當打碎這個機器。①關於這一點，他卻一字不提！王德威爾得同考茨基一樣，不約而同閉口不談的恰恰是無產階級革命經驗中最重要的東西，恰恰是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資產階級改良區別開來的東西。

　　王德威爾得同考茨基一樣，談論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拒絕這個專政。考茨基通過粗暴的偽造來幹這件事。王德威爾得則用比較巧妙的手法來干同樣的勾當。他在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一節即第4節中，專門用（ｂ）分節闡述了「無產階級的集體專政」問題，「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再說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講到打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機器的地方丟掉了），並作出結論說：

　　「……社會主義者通常是這樣想象社會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這次將是獲得勝利的公社，並且不是在一個地方獲得勝利，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個主要中心獲得勝利。

　　這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因為目前已經看得很明顯，許多國家在戰後時期必將發生空前的階級對抗和社會動盪。

　　不過，如果說巴黎公社的失敗——俄國革命的困難更不用說了——證明了什麼，那就是：在無產階級沒有充分作好準備來利用那由於情勢的發展可能落到自己手裡的政權以前，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頁）

　　涉及問題實質的，僅此而已！

　　這就是第二國際的領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們簽署了巴塞爾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談到後來在1914年爆發的那種戰爭同無產階級革命的聯繫，明確宣告這種革命將要到來。但是，當戰爭已經發生、革命形勢已經形成的時候，他們，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卻開始拒絕革命了。請看，巴黎公社類型的革命只是一種並非不可思議的假設！這同考茨基關於蘇維埃在歐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論斷毫無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養的自由主義者都是這樣說的，他們現在一定會同意說：新的公社「並非不可思議」，蘇維埃將起很大的作用，等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自由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作為一個理論家應該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蘇維埃作為國家的新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對這個問題作過許多詳細的說明，王德威爾得對它們卻一概不提。

　　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實踐家和政治家應當說明，現在只有社會主義叛徒才會拒絕下列任務：闡明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類型的，蘇維埃類型的，或者什麼第三種類型的）的必要性，說明作好進行這種革命的準備的必要性，在群眾中宣傳革命，駁斥反對革命的市儈偏見等等。

　　無論考茨基或王德威爾得都根本不做這樣的事情，這正是因為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間保持他們的社會主義者聲譽和馬克思主義者聲譽的叛徒。

　　我們從理論上來提出問題。

　　即使在民主共和國，國家也不過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考茨基知道、承認並贊成這個真理，但是……但是他避開最根本的問題：當無產階級爭得無產階級國家的時候，它究竟應當鎮壓哪個階級，為什麼要鎮壓，用什麼手段鎮壓。

　　王德威爾得知道、承認、贊成並引證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他的書第72頁），但是……他隻字不提鎮壓剝削者的反抗這一「不愉快的」（對資本家先生們）問題！！

　　王德威爾得也同考茨基一樣，完全迴避了這個「不愉快的」問題。這就是他們的叛徒行徑之所在。

　　王德威爾得也同考茨基一樣，是用折中主義代替辯證法的大師。一方面不能不承認，另一方面必須承認。一方面，國家可以理解為「一個民族的總和」（見李特列編的詞典——沒說的，真是淵博的著作！——王德威爾得的書第87頁），另一方面，國家可以理解為「政府」（同上）。王德威爾得摘抄這個淵博的庸俗論調，稱讚這種論調，把這種論調和馬克思的言論放在一起。

　　王德威爾得說，「國家」一詞的馬克思主義的含義和通常的含義不同。因此可能產生「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國家，並不是廣義的國家，不是作為管理機關、作為社會共同利益（ｉｎｔéｒｅIｔ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的代表的國家，而是作為國家政權的國家，是作為權威機關的國家，是作為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的國家。」（王德威爾得的書第75—7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消滅國家時，指的只是後一種含義的國家。「……過於絕對的論斷，會有不確切的危險。在以單獨一個階級的統治為基礎的資本家國家和以消滅階級為目的的無產階級國家之間，有許多過渡階段。」（第156頁）

　　請看，這就是王德威爾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點不同，實質上則完全一樣。辯證法否認絕對真理，是要闡明歷史上對立物的更迭和危機的意義。折中主義者不願意要「過於絕對的」論斷，為的是暗中貫徹他們那種市儈庸人的願望：用「過渡階段」代替革命。

　　作為資本家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和作為無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之間的過渡階段，恰恰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摧毀、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革命，對於這一點，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都默不作聲。

　　資產階級專政應由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來代替，革命的各個「過渡階段」之後將是無產階級國家逐漸消亡的各個「過渡階段」，這一點，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都一筆勾銷了。 　　這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徑。

　　這也就是在理論上哲學上用折中主義和詭辯術偷換辯證法。

　　辯證法是具體的和革命的，它把一個階級專政向另一個階級專政的「過渡」，同無產階級民主國家向非國家（「國家的消亡」）的「過渡」區分開來。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之流的折中主義和詭辯術，為了迎合資產階級，抹殺了階級鬥爭中一切具體的和確切的東西，提出了「過渡」這個一般概念來掩蓋（現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會民主黨人都藉此掩蓋）背棄革命的行為！

　　王德威爾得作為一個折中主義者和詭辯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細，因為用「從狹義國家向廣義國家的過渡」一語，可以避開任何革命問題，可以避開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區別，甚至可以避開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區別。因為，有哪一個受過歐式教育的資產者會想到「一般地」否定這種「一般」意義的「過渡階段」呢？

　　王德威爾得寫道：「我同意蓋得的意見，如果不預先實現下列兩個條件，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的社會化是不可能的：

　　1．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辦法，把現在的國家即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機關，變成門格爾所說的勞動的人民國家。

　　2．把作為權威機關的國家和作為管理機關的國家分開，或者象聖西門所說的，把對人的管理和對物的管理分開。」（第89頁）

　　王德威爾得把這段話加上了着重標記，來特別強調這些論點的意義。其實這是最純粹的折中主義的糊塗觀念，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完全決裂！要知道，「勞動的人民國家」一語，不過是19世紀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所標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責為無稽之談的「自由的人民國家」的舊調重彈。「勞動的人民國家」的說法是標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詞句，是以非階級概念代替階級概念。王德威爾得把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同「人民」國家相提並論，而沒有覺察到這只能造成糊塗觀念。從考茨基的「純粹民主」得出的同樣是糊塗觀念，同樣是站在市儈的反革命的立場上，忽視階級革命的任務，忽視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任務，忽視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國家）的任務。

　　其次，只有在任何國家都消亡了的時候，對人的管理才會消失而讓位給對物的管理。王德威爾得用這種比較遙遠的未來，去掩蓋和沖淡明天的任務——推翻資產階級。

　　這種伎倆還是等於替自由派資產階級效勞。自由主義者同意談談對人用不着管理的時候會是什麼情形。為什麼不能沉醉於這種無害的空想呢？至於無產階級鎮壓抗拒剝奪的資產階級的反抗，那就閉口不談了。這是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所要求的。

　　「社會主義反對國家」。這是王德威爾得恭維無產階級。恭維是不難的，任何一個「民主主義」政治家都善於恭維自己的選民。但掩藏在「恭維」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無產階級的內容。

　　王德威爾得詳細地轉述了奧斯特羅戈爾斯基的言論141，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騙、暴力、收買、謊言、偽善以及對貧民的壓制。但是，王德威爾得並沒有從中得出結論。他看不出，資產階級民主鎮壓被剝削勞動群眾，而無產階級民主則要鎮壓資產階級。在這一點上，考茨基和王德威爾得都是瞎子。這些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叛徒是跟着資產階級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要求他們避開這個問題，隱瞞這個問題，或者公然否認這種鎮壓的必要性。

　　市儈折中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詭辯術反對辯證法，庸俗改良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王德威爾得的書應該用的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