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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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本期里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自然要算小招先生的《參加福州人民代表大會記》了。這篇文字是從福州寄來的。
△小招先生提到福州大會時空中飛的飛機，使我們想到這幾天中外報紙上記載着飛機在南昌福州漳州轟炸的消息，更使我們回想到去年五六月里北平空中每天飛着的日本飛機。當日本飛機在北平市空中成隊飛行的時候，南苑清河的中國飛機都不知道飛到那兒去了！
△我們也知道打仗是打仗，說不上什麼人道不人道。但我們終不忍不希望各方面飛機上的勇士要想想「殺的是中國同胞，毀的是中國地方」。
△吳景超先生的《革命與建國》也是討論蔣廷黻先生和我在本刊前幾期討論的「革命，專制，建國」的問題的。吳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這半年中他在本刊發表過許多篇重要的論文。
△陳運煌先生的《冒險過偽國記》是他從德國寫給他的朋友吳學藺、錢臨照兩先生的長信的一部分。承吳、錢兩君抄寫送給我們發表，我們很感激。
△清華大學沈同先生的短文《民族的優生》，提醒我們一個很迫切的大問題。三十多年前，嚴復先生譯完《天演論》，在自序中說：「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一個民族決不能依靠祖宗的光榮過日。祖宗的光榮是祖宗的，救不了我們亡國滅種的大禍。我們這個民族現在走的沒有一條不是民族自毀的路！
△何德明先生寄贈一冊《幸福的哀歌》（北新書局，價二角半），薄薄的小冊子，只有十五首詩，都是很清麗的情詩。我們抄一首我們喜歡念的《你問我》：
你問我對你有多少愛？
這話叫我怎樣回答；
正如問天有多少大，
誰也不易知一個梗概。
你問我對你有多少情？
這也叫我無法說明；
正如問海有多少深，
誰個也不會衡量得清。
請你別再問我一個字，
你的心也別這樣痴；
我要愛你愛你到死，
你要不要我再起個誓？
近來做詩的人好像努力求人不懂，很少有這樣流利可喜的詩句了。
（適）
（原載1934年1月7日《獨立評論》第84號）
2
[編輯]△北平郵政管理局通知我們說：「茲准南京郵局驗單內稱：『由北平寄交南京，如皋，太倉，鹽城，金山，儀徵，漣水，崑山，海門，揚中，阜寧，橫林，正義，黃渡，各地之《獨立評論》，共一百二十一件，業經首都憲兵司令部郵電檢查員扣留，應請通知寄件人。』……」我們現在才知道扣的是第八十一期。這些地方的閱者收不到本刊時，請通知本社。
△本期有「閔仁」先生從歐洲寄來討論「科學種子」的長文，和任叔永先生的答覆。他們討論的原文，題目是「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我讀了他們的辯論，忍不住要唱兩句我們做小孩子時慣聽着的神童詩：「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無論他們的爭點誰是誰非，我們總得努力追上前去，做我們在世界科學裡能貢獻的貢獻。
△平心說來，「閔仁」先生和叔永先生都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在大體上，我贊成「閔仁」先生的說法：西洋近代科學的種子確是種在西洋古代「那種研究自然的精神」。我們不要忘了，歐克里得的《幾何原本》是希臘文化留給後世科學的最大遺產；亞基米德的物理學，亞里士多德的搜集研究動植物，也都是實驗科學的重要先例。這種種科學遺產，在中古的大學裡得着了「再生」的機會，就繼續造成近世的科學。反過來看，中國古代傳給我們的文化，實在太側重倫理而太忽略自然了；實在太偏重文字而太不注意實物了。雖有煉丹採藥的方士，終敵不過那養神坐忘的道家；雖有格物致知的科學理想，終於因為沒有一點研究自然的風氣，所以「即物窮理」不久就變成了「讀書窮理」。所以我是贊成「閔仁」先生的科學種子說的。
△任叔永先生太看重論理學書上所謂「歸納」方法了。科學的方法並不全靠歸納，耶方斯以來早已有許多人說過。幾何學就是很明顯的例。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知道：單有了科學方法，未必產生自然科學。三百年來的考證學方法是無可疑的科學方法，然而所以終不產生自然科學，只是因為科學方法只用在文字書本上，而不曾用在自然界的實物上。方法固然重要，材料的性質更重要。科學方法用在文字書本上，就產生了科學的考證學（漢學，樸學）；用在自然界的實物上，就產生了自然科學。希臘文化的重要就在它給後世開了一個研究自然的風氣。
△「閔仁」的理論大致雖然不錯，但他太恭維古西洋人了，說他們竟是「為宇宙而研究宇宙」。那是沒有的事。科學的起原終離不開人事的應用。就是近世的葛理略和解白勒也都不是為宇宙而研究宇宙。他們都是為人生而研究自然，所以能走上自然科學的路。中國古聖賢的大錯誤就在妄想離開自然而研究人生。我們的「自然哲學」發達的太早了，莊子淮南子要「不以人易天」；荀子要人「不與天爭職」。他們撇開了自然，專說人事，所以斷絕了自然科學的路。
△中國也不是沒有科學的種子。依我看來，至少有兩件：第一是我們有個格物致知的科學目標；第二是我們有了三百年的考證學的科學方法。我們今日走進自然科學之林，還不至於完全感覺陌生，只是因為除了西洋人之外，我們中國人還不是完全與科學絕緣的。
（適之）
（原載1934年1月21日《獨立評論》第86號）
3
[編輯]△本期投稿《論專制與獨裁》的作者胡道維先生曾在北平幾個大學裡擔任過政治學的課程，他現在專力翻譯政治思想的名著，已譯成了Coker《政治思想史料選讀》，Merriam的《美國政治思想史》。他在此文中所引的McIver的《近代國家論》也是他新翻譯完的一部書。
△胡道維先生是《獨立》投稿最勤的一位作者，他曾在本刊發表過三篇《權利是什麼》，分論英國人，美國人，歐洲人對權利的見解和保障權利的制度（第四二，四三，四五號）。他又有一篇《憲與憲法》，登在第五十號。
△《做好做歹連拖帶打》的作者「壽生」先生是一位北平投稿者，住在近人所謂「中國的拉丁區」，他在本刊第八十六期發表過一篇《試談專制問題》。
△「小招」先生曾在本刊發表過兩篇文字，一篇是《參加福州人民代表大會記》（第八四號），一篇是《福州經濟的崩潰》（第八五號）。
△《獨立》的讀者在這十天以來，一定和我們一樣，都很關切翁文灝先生的狀況。翁先生於3月16日在京杭國道上因汽車誤撞橋柱，受了重傷，因流血過多，曾昏暈至一日以上。當時各地朋友讀了初次傳出的惡消息，都十分焦慮。幸得京、杭、滬三處朋友協力醫護，經牛惠霖、沈克非諸先生診治，翁先生現已出險。他的腦部雖受震動，並未損傷；面部諸傷，據說都不甚厲害。大概他經過較長期休養之後，可以復原，當消息最壞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寫信給人說：「如此天才，如此修養，豈但是一國之瑰寶，真是人世所希有！」還有一位朋友對人說：「翁詠霓是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我們天天祝他早日恢復健康。
△上月二十七夜，獨立評論社聚餐，主人家中恰有體重計，我們都試磅自己的重量，翁先生連衣服皮鞋只有九十磅。他笑說：「我又掉了兩磅了！」我們都勸他休息，他說：「我明天到陝西去旅行，就是要去休息。只有旅行可以給我體息。」他從西安回來就到南京，從南京坐汽車往杭州，路上竟遇此大險，我們盼望他能利用這個強迫休息的時期，絕對安心靜養，——就是周口店再發現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的腦殼出來，他也不必過問！
△八十九期汪敬熙先生的《閒談》（六）評論的一部衛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文中誤記為國立編譯館審定的。汪先生囑我們替他更正。
（原載1934年3月4日《獨立評論》第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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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陶希聖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他曾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好幾篇文章（第二十，二四，三三，七二，七五，八一等號）。他說我的無為政治論是要「在官僚政治之下求一較好的辦法」，這句話，我可以相當的承認。可是他又說：「無為政治本是官僚政治之下的最高理想的政治。」這句話似乎未必能成立。德國與日本的官僚政治，何嘗不可以大有為？我所以主張無為政治，不過是因為這時候實在不是可以有為的時候。
△陳衡哲女士根據她的經驗，提出一個關於兒童教育的意見。我們希望她的「學園」可以早日有個出現的機會。
△關於林森先生的一篇短文，是我在一個月前為《獨立》第八八號寫的。那一期有許多好文章，我就把這篇抽出了。今天沒有工夫寫文字，恰好尋得這篇舊稿，改作了幾段，登在這裡充篇幅。
△「刑天」君是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生，現在日本讀書。他的字跡好難認！他的署名好像是「刑王」，我想起陶淵明「刑天舞干戚」的詩句，暫定他為「刑天」。倘若我認錯了，請他來信抗議。
（原載1934年3月11日《獨立評論》第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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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白銀問題是今日的絕大問題，我們早就想請專家學者替《獨立評論》撰文討論。現在何廉先生寄了一篇七千字的長文來，我們非常感謝。何廉先生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主任，是《經濟統計季刊》的主編者，著有《中國六十年進出口物量指數物價指數及交易指數之說明》等書。
△《憲法初稿》公布以來，我們也想參加討論。本期先發表陳受康先生的討論。陳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他很謙遜的告訴我們說這是他第一次用白話作文章。
△「閔仁」先生現在法國里昂大學研究院。
△汪敬熙先生的《科學閒談》，下期續登。他在第八十九號《閒談》內提到程瀚章先生的《初中衛生學》，誤記為國立編譯館審定的；我們在第九十期曾替他更正，說是教育部審查的。其實教育部也不曾審定。我們收到國立編譯館劉英士先生來信說：
程瀚章著《復興初中衛生學》，未經國立編譯館審定，即由商務印書館擅自發行。國立編譯館對這本書已審查兩次。第一次的總評是：「本書內容錯誤及欠妥之處甚多，應令修正後，准予審定。」第二次的總評是：「本書雖經修正，但錯誤之處尚屬不少，應再行修正後，准予審定。」
（原載1934年3月18日《獨立評論》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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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如何提高中國行政效率》的作者趙錫麟先生在他的文章裡，已介紹他自己了。他是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一位專員。他提出的九項辦法，我們特別注意他的第四項——限定人數。我們應該記得，在明清兩朝的法律里，都有不准添設官吏的嚴格規定。清律的「吏律」有一條云：
凡內外各衙門，官有額定員數，而多添設者，當該官吏（指典選者）一人杖一百；每添三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現在屁股可以免打了，但這條法律的精神似乎還有恢復的必要。
△熊十力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特約講師，是研究佛學很有心得的學者。他在去年五月曾有五千字的長信給我，登在《獨立》第五十一號，題為「要在根本處注意」。
△章元善先生在華洋義賑會服務了十三年之久，他是最關心農村問題的。他在獨立發表過《國難中救災問題》（第十二號），《皖贛農賑》（第四四號）兩篇文字。
△我們收到北平郵政管理局第七二一一號公函，知道《獨立》第九十一號被南京郵電檢查員扣留了一百三十九包。我們自己檢查那一期的內容，猜想扣報的原因是一篇論《溥逆竊號與外部態度》的文字。
△上一期獨立因為印刷所機器損壞了，所以印刷誤了一天半，我們希望讀者原諒。
△我在第九十期的《編輯後記》裡談起翁文灝先生受傷以後的狀況，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當消息最壞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寫信給人說：「如此天才，如此修養，豈但是一國之瑰寶，真是人世所希有！」還有一位朋友對人說：「翁詠霓是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
我不料這幾句話引起了一位「子明」先生的抗議，他寫信來說「這很像一個青年男子跪倒在他底愛人面前所說的話，……未免有些肉麻吧？本來在這『台里喝采』，『互相標榜』（引用貴刊同期頁一七語）盛行的今日中國，我們是用不着多說的。但這見於貴刊，卻不能不使人驚訝了。」
我很感謝「子明」先生見教的好意。但我要借這個機會向他說一句話。一個人在他的朋友受傷的消息最壞的時候說的悼惜那個朋友的話，就和他眼裡滾出的熱淚一樣的神聖，是值得人類的同情的，是不應該受輕薄的嘲笑的。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不是至今還能得我們的同情嗎？——至於說的話是否過火，自有說話的人負擔其責任。
（適）
（原載1934年4月8日《獨立評論》第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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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在翟象謙先生的《建設問題》的下半篇里，他主張建設要從破壞下手，要多多的掃除一些舊勢力。汪敬熙先生在他的《閒談》（十六）里，也很感慨到今日舊勢力的伸張。我很贊成他們倆的主張。在好幾年前，我曾指出：「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點保守性，往往傾向到頌揚固有文化，抵抗外來文化勢力的一條路上去。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通例，國民黨自然不是例外。」（《人權論集》，頁一二七）近來提倡國醫國拳，反對考古發掘，提倡讀孝經，提倡扶輪法會……的先生們，在二十年前何嘗不是最新的革命黨？今日許多開倒車的舉動，根本原因只在一個「陋」字，只在不能認清這個新鮮世界所能貢獻給我們的神奇法術。蘇俄的革命領袖認清了這個新世界的最偉大的工具是科學與工藝，此外都不足愛惜，所以他們肯把俄皇所藏的一部世界最古的聖經寫本賣給倫敦博物院，賣了十萬金鎊，拿來購買最新的機器。不知道戴傳賢、焦易堂、鄒魯諸公看了這一宗交易，作何感想！
△再過兩期，《獨立評論》要滿一百期了。我們不打算慶祝這個兩周歲的嬰孩，只希望我們的朋友們多給我們寄些好文章來。
（原載1934年4月29日《獨立評論》第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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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論「管理的貨幣」的張茲闓先生在《獨立》第九三號，第九七號，曾有兩篇論銀價問題的文章。
△論中國初等教育的愛培爾（J. D. F. Herbert）先生是一位法國人，通曉好幾國文字，曾在許多國際會議席上做襄助譯述的事業。最近他來游中國，寫了這篇富於友意的批評的文章，托北平法文《政聞報》和《獨立評論》代他發表。我們托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吳俊升先生代他翻譯成中文。我們很感謝愛培爾先生和吳先生的好意。
△陳受康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他在《獨立》九十二號有過一篇《論憲法初稿》。
△傅葆琛先生是北平大學農學院的教授。他詰問我的話，是因為我說過北方沒有一個像樣的農科大學。這句話似乎不是我一個人的私見。我很盼望農學專家肯平心靜氣的提出事實來證明這句話的錯誤。
（原載1934年5月6日《獨立評論》第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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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蔣廷黻先生因為今年夏天要往美國去，在出國之前要趕成一些未完的書稿，所以他有許久沒有為《獨立》作文了。這一期我們很感謝他在百忙中寫了一篇長文，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外間有人傳說：因為蔣廷黻和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不同，所以蔣先生不給《獨立評論》作文章了。這是最大的笑話。我們在第一號的《引言》裡就說過：「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我們出了一百期了，議論儘管不一致，辯爭儘管很激烈，這一點根本態度是始終不會拋棄的。
△通信討論建設問題的「永分」先生是一位作者的筆名。
△顧一樵先生是曾在本刊投過幾次稿的顧毓琇先生，他是清華大學的工程學教授，又曾寫過許多篇歷史戲劇。他現在四川做考察的工作，他在專門方面的考察，另有報告。這裡發表的是他記述風景和社會情形的遊記。
△丁文江先生的《信仰》，是我們大家都願意知道的，所以我們從《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轉錄了這一篇短文。
△這一期是《獨立》第一百期，這一個小小的刊物居然滿兩周歲了。當我們最初發行這個刊物時，我們的目的不過是想藉此逼我們自己多留意一點中國的重要問題，多發表一點負責任的言論，多減除一點我們自己良心上的譴責。這兩年來，承國內外許多朋友的同情，賜給我們許多稿件，使我們不費一文錢的稿費，能支持至兩年之久。這是我們最感激，同時又最感覺安慰的。我們借這個機會，向這許多好朋友最誠懇的道謝。
△我們在最短時期內，要印行一個《〈獨立評論〉一百期的索引》。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見聞錄》，我們在第八十七號曾登出一條「大吹大擂的預告」。不幸他在這幾個月之中，病了兩次，旅行了兩次，這部遊記還沒有工夫整理出來。現在他答應在《獨立》第百零一期上開始發表他的《蘇俄見聞錄》，作為《獨立》兩周年的賀禮。
（原載1934年5月13日《獨立評論》第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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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佛泉先生今年新從美國回來，他現在大公報和國聞周報的編輯部。這回承他抽出工夫來給我們寫文章，我們非常感謝。
△湯爾和先生最近從日本回來，他的朋友見了他，總要請他談日本的情形。他如今寫了這篇《從日本歸來》（題目是我加的），我們讀了至少可以知道一部分的日本人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這篇文字裡報告別人的談話，有用虛線表示省略的地方，都是依他原文的。
△兩年前，周豈明先生最初聽說我們要辦一個唱低調說老實話的刊物，他就寫信給我，勸我不要幹這種傻事。其實他心裡是贊成這種傻事的。這回這個傻孩子過兩周歲，豈明先生特地寄一篇《太監》來，並且說明是「奉賀《獨立評論》之百一期」，我們盼望他常時捎點糖果給這個傻小子，不要等到過年過節才送禮。
△「濤鳴」先生是國內做研究最高成績的少數科學家之一，他來談「科學研究」，一定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遊記》，今回正式開始發表了。他在百分忙碌的時候，才寫了這一段最有趣味的《楔子》，又被公事打斷了，我們盼望他從此一氣繼續寫完這部遊記。他的《西南遊記》，擱了二十年，我們讀了還覺得很新鮮。但蘇俄的進步是日新而月異的；他的遊記材料若擱在箱子裡太久了，就不適用了。
△《獨立評論》的兩周年，恰巧在我的重傷風裡過去了。我只能借這個機會，重說我屢次說過的話：我們十分誠懇的向這兩年來投稿的許多朋友表示感謝，並且盼望他們繼續幫助這個小刊物的長成。
△請各位讀者注意本期附送的「《獨立評論》兩周年紀念優待券」，請各位朋友用這券幫助我們徵求長期的讀者。
（原載1934年5月20日《獨立評論》第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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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千家駒先生現在社會調查所做研究。他曾用「一之」的筆名在《獨立評論》發表過幾篇文字。
△有些朋友時時寫信來勸我們多登載一些關於思想文藝的文字；其實我們並不曾有意拒絕這一類的材料，不過因篇幅的關係，這一類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經濟的討論擠出去了。我們希望此後可以多登一點比較有趣味的讀物。這一期登的一篇《譚嗣同集外文》就是一個例子。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旅行記》，才登出一篇楔子的楔子，他又因中央研究院的公事到南京去了。《旅行記》要停一期才能續下去。
（原載1934年5月27日《獨立評論》第1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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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閔仁」是一位留學法國的朋友的筆名，他在《獨立評論》裡投過不少的稿，有時候又用「弘伯」的筆名。
△顧一樵先生的《川游小記》的第一第二段登在《獨立》第一百號。
△「壽生」先生的文章本是送來賀獨立的兩周年的；因為我想寫一篇討論的文字，所以壓到今天才登出來。我在第九十六號介紹他，曾說他是一位不滿二十歲的青年；後來他對我說，那是我誤記了，他今年二十三歲。
（原載1934年6月3日《獨立評論》第1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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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弘先生就是「弘伯」，也就是「閔仁」。他在國外留學，卻有工夫細讀國內雜誌上的討論，還能參加這種討論，這是我們很驚異的。
△熊十力先生現在北京大學講唯識哲學。他的論文可與張弘先生的主張參看。
△胡先驌先生是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所長。他是國內植物學界的一個領袖。
△《我所知道的翁詠霓》引起了許多讀者來信。現在我們發表了兩封。
（原載1934年6月10日《獨立評論》第1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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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不幸的很，丁文江先生的遊記沒有寄到，趕不上這期了。
△王次凡先生是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的，在河北大名的師範學校教過書。他這篇文字寫他自己家裡的經驗，寫的十分親切，很有趣。他提出的問題：「農村地主的生活還不如都市的貧民」，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鳴岐」先生是一位國立大學的法律教授。
△何魯成先生介紹自己是一個青年。他指出的青年的苦痛與出路，我們讀了很感動。對於他的三條路之中的「團結」一條，我們格外贊同。現在學校之中太缺乏自動的「讀書會」、「學會」一類的組織了。何先生的提議是值得全國青年人與中年人的考慮與實行的。
△我的一篇《信心與反省》（第一〇三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我們現在先發表吳其玉先生的一篇。
△傅孟真先生在「忙的發昏」的時候，居然騰出工夫給《獨立》作文字，是編者特別感謝的。
（原載1934年6月24日《獨立評論》第1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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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沛疁先生是今年清華大學心理系的畢業生。
△聞亦傳先生與張錫鈞先生都是在北平協和醫學校做研究工作的。
△壽生先生說我的《信心與反省》錯怪了他，讀走了他的原文，這是我應該向他道歉的。他的抗議，頗多動了感情的話，我因篇幅的關係，刪去了一部分，也要請他原諒。
△我的《三論信心與反省》是答上一期吳其玉先生的長文和本期壽生先生的抗議的。關於這個問題，承認多朋友寄稿，我們很感謝；但因篇幅有限，恕不能全登出了。
△我們很高興的報告，翁文灝先生已在六月十六日移出協和醫院，回家靜養。他的神智已完全恢復，體重已由七十磅回到八十五磅，他已能讀書散步，有時還能送朋友出大門了。
（原載1934年7月1日《獨立評論》第1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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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區少干先生自己介紹自己是「一個逐末的商人」，他在《獨立》第七十六號有過一篇《無為與有為》。
△「詹詹」女士是在燕京大學做過兩年教授的，她今年因為家庭的關係，辭職南去。她來信說，「我現在以去職教員的資格，為燕大說幾句話，想也是讀者所許可的罷！」
△「小文」先生的文字是從綏遠寄來的，宋士英先生的文字是從清華大學寄來的，他們都是山西人，說山西的事。「小文」先生說的尤其沉痛動人。
△因為宋士英先生談起「統制經濟」的問題，所以我把丁文江先生為《大公報》做的星期論文轉載在此，供讀者的參證。
（原載1934年7月8日《獨立評論》第1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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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讀了叔永先生《為全國小學生請命》，我們當然對他很表同情。但平心而論，今日的白話文固然有許多毛病可以指摘，今日報紙公文的文言文不通的才多哩！我們盼望將來有人研究今日文言作品，寫一篇「為全國人請命」。
△「田生」是我們替一位朋友取的筆名，他的原稿用一個「C」字署名，我們嫌它太普通了，大膽替他改了這個名字。他的文章可以和上期（一〇八）里的丁文江先生的《統制經濟的條件》參看。
△七月四日，法國的大科學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Curie）死了。我們感謝衡哲女士為我們寫篇哀悼她的短文。衡哲女士在《獨立》第四十四號里發表一篇《居里夫人》，敘述很詳細，讀者可以參看。
（原載1934年7月15日《獨立評論》第1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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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周先庚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實驗應用心理學教授。參看《獨立》第一〇七號鄭沛疁先生的《我們需要怎樣的心理學》。鄭先生是周先庚先生的學生。
△「勵民」先生在《獨立》第一〇五號有過一篇《英國國庫之1933年度決算盈餘》。
△衡哲女士的《從北平飛到太原》是她第一次飛行的印象。此次同行的蔣夢麟先生也應許我們一篇記載太谷教育的文章，下次可以登出。
△七月十四日北大教授劉復先生死在北平協和醫院。他的病是「回歸熱」，加上黃疸病，又因心臟不強，就至於無救。回歸熱的病菌，在內蒙古一帶，往往由蚤虱傳染，土人稱此病為「蒙古傷寒」。劉先生此次冒大暑熱，到綏遠調查方言，搜集歌謠，直到百靈廟，途中得病，他還扶病工作，可說是為學術盡瘁而死。我們感謝他的旅伴白滌洲先生（北大研究院語音實驗室的助教）在百忙中給《獨立評論》寫這篇哀悼的文字。劉復先生，號半農，江陰人，生於1891年，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死時僅年四十四歲。他的著述甚多，最近編《半農雜文》第一集已印成，日內在北平出版，他已不及見了。
（原載1934年7月22日《獨立評論》第1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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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最近美國的工潮，因為舊金山的總罷工，頗引起了中國報紙的注意。但因為記載太簡略了，我們至今還不曾看見有系統的說明與評論。我們現在請張茲闓先生為《獨立評論》寫這篇《美國的工潮》，使國內讀者可以明了美國最近一年來各地發生的工潮的爭點所在。本來羅斯福總統的復興政策是一種和平的革命，含有節制資本，扶助勞工的用意，所以政府制定業規的總則里一面減少工作時間，維持最低工資標準，一面承認勞工組織對資方的「團體的磋商」（張先生譯為「共同議價」）的權利。在這種明白示意之下，勞工組織的活躍是自然的現象；而雇主方面的恐慌，猜疑，頑固，舞文巧避，都自然增加勞資之間的衝突。依現時的情形看來，美國工潮的結果當然是勞工運動的突飛的進步，組織加大，勢力加強，地位加高。張先生雖說這些工潮不是一種政治的運動，然而這個運動當然富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在美國的經濟組織之下，節制資本不是容易的事。培養勞工運動的力量正是政府制裁資本統治工業的一種最有力的工具。這是復興政策之下的工潮的政治意義。
△顧頡剛先生是不用介紹的。他是一位埋頭做歷史研究的學者，但我們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那學者的長袍底下遮着一腔最熱烈的社會同情心和社會改革的志願。這一篇《旅行後的悲哀》一定可以引起讀者無限的同情。
△蔣夢麟先生的《太谷之行》和上期登出的衡哲女士的《從北平飛到太原》互有詳略，可以參看。
△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副教授，他這篇回憶劉半農先生的文字，可以和上期白滌洲先生的《悼劉半農先生》參看。
△吳景超先生的好朋友梁實秋先生常說：「景超是個頂聰明的人，學什麼都好，只是不應該去學社會學！」實秋對於社會學是有成見的；可是我們每讀景超先生的文章，總覺得社會學應該是「學什麼都好」的頂聰明人才配學的。不知實秋先生以為如何。
（原載1934年7月29日《獨立評論》第111號）
20
[編輯]△陳之邁先生是哥侖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現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憲法等科。他這篇批評憲法修正稿，雖然也有我們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我們覺得是很能指出修正稿的得失的一篇文字，值得關心憲法的人的注意。
△申新紗廠的失敗，是今日實業界的絕大事件。「旁觀」先生的討論，勸債權人眼光注射到大利害上，以保存申新為救濟原則，這種看法是我們最贊同的。
△「了一」先生與何魯成先生的文章都是討論「中小學文言運動」的（參看《獨立》第一〇九號）。這個問題，我們本不願繼續討論；但因為他們兩位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了一」先生論今日擁護古文的人實在不通古文的一大段）都有一些未經別人說過的意見，所以我們把這兩篇都在這裡發表了。「了一」先生是一個國立大學的語音學教授；何先生是南京一個中學的教員。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旅行記》的續稿還不曾寄來。
（原載1934年8月5日《獨立評論》第112號）
21
[編輯]△周先庚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在《獨立》第一一〇號有過關於心理建設的文章。
△「古舞」先生通信內提及的「二月底通信」，登在《獨立》第九十六號，題為「救救四川」。
△張景鉞先生是北京大學的生物學系主任。他信內提及的張錫鈞先生的文字，登在《獨立》第一〇七號。
△江紹原先生是國內研究宗教史與民俗學的專家。他近年住在北平，專心做著書譯書的工作。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旅行記》稿子至今還沒有寄來。他現在威海衛陪翁文灝先生。
△我在第一〇六號的《後記》裡，曾用「忙的發昏」四個字介紹傅孟真先生。昨天（8月5日）他和俞大彩女士在北平結婚。在座的客人大概可以明白我在一個半月前用那四個字並非過當吧。
（原載1934年8月12日《獨立評論》第113號）
22
[編輯]△孟真先生在蜜月中給《獨立》趕成了這樣重要的一篇文字，這是我們最感謝的。
△小招先生是福州的一位投稿者，他在《獨立》第八四，八五，九〇號有過三篇文字。
△小招先生的文章，我們讀了，頗有一種複雜的矛盾的感想。他信仰自由，「要有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同時他又主張打倒一切宗教，限制他們的宣傳。這豈不是矛盾嗎？他在開篇主張「目前對各種宗教信徒的信仰生活和宗教行動，在不妨害公安或公益的範圍之內，我們許給他們以絕對的自由」。但他在篇末又主張「限制宗教宣傳，加以合理的檢查，宗教儀式不得無限制的隨便舉行」。這又豈不是矛盾嗎？我想小招先生並不是不明白這種矛盾；他是誠心信仰「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的，但他在那個傳教氣味最濃的福州城，忍受不住那淺陋的宣教師的麻煩，又看不起今日全國迷信氣焰的高張，所以他有這樣一篇反宗教的提議，顧不得他的主張的矛盾了。其實這種矛盾是很基本的，是無法避免的。要「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就不能打倒一切宗教；要打倒一切迷信，就不能有那「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小招先生不贊成蘇俄反宗教的方式；可是蘇俄的方式是反宗教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天下決沒有在「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之下可以打倒一切宗教的。
△小招先生的矛盾，我想，都是因為他不曾分別他私人的立場和他所希望的政府立場。一個私人盡可以一面絕對不信宗教，一面又可以主張「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可是一個政府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新時代，是不能迷信那十八世紀的絕對自由論的。在絕對自由論之下，吸鴉片也是個人的自由，打嗎啡也是個人的自由。然而現代的政府大都明白這種自由是不應該受保障的了。在同樣的邏輯之下，如果一個政府承認某種宗教迷信是有害於國民的理智的健康的，——正如鴉片有害於國民的身體的健康一樣，——那麼，那個政府對於這種迷信應該有「合理的檢查」，應該有相當的取締。這不是「打倒一切宗教」，也不是「包容一切」。這不過是二十世紀的政府對人民應該的一種責任。——這樣的把私人的立場和政府的立場分開來說，也許可以避免一部分的矛盾吧（小招先生此文原題為「反宗教運動引論」，我因為上述的一些矛盾，所以大膽把他的題目改了）？
△關於這個宗教問題，我們將來另有專文討論。
△容肇祖先生現在是北平輔仁大學的教授。
△曹翼遠先生是在南京市政府服務的。
（原載1934年8月19日《獨立評論》第1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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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傅孟真先生前兩星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國醫》，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國醫」和他們的護法者的大罵。《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十個星期輪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獨立評論》裡發表他《再論所謂國醫》的文字。我們要為使讀者明了這場官司的起點，所以把那篇《所謂國醫》轉載在這裡。
△關於這個新舊醫的問題，我也頗有點意見，等孟真先生的話說完了，我也想寫一篇文字。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當然歡迎討論。但我們要聲明一點：像天津中醫公會陳澤東君所發表的五行六氣陰陽奇偶「哲學之極頂」一類的文字，恕不發表。
△《鄉音》的作者王伏雄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他這篇文字寫的悽慘極了，我們讀了很感動。
△吳晗先生是清華大學史學系本年畢業的，現在清華作助教。關於本年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下一期還有別位閱卷先生的文字發表。
（原載1934年8月26日《獨立評論》第115號）
24
[編輯]△因為遠東國際形勢的驟然緊張，又因為現在國內的輿論似乎太不注意這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所以傅孟真先生把國醫的討論擱起一期，先給《獨立》寫了一篇討論日俄關係的文章。
△「壽生」先生的小說《新秀才》寫的是貴州的情形，據他說：「這篇文章全是實情，只怕說的不夠，斷不會說過火。」讀者對於這個問題若有興趣，請參看我在《大公報》（8月19日）發表的一篇《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轉載在《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三十四期）。
△上期發表了一篇《中學歷史成績》，這一期又發表一篇《中學地理成績》。這篇的作者楊遵儀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員，最近他得了北平研究院的地學獎金。
△丁文江先生在長江輪船上用航空快信寄來這段《蘇俄旅行記》，我們十分感謝。不過他說，下星期他又得告假一次了。
（原載1934年9月2日《獨立評論》第1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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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傅孟真先生這一周有點小病，——我問他是不是傷風，他說，不是，是流行性感冒，——他許下的文章要擱一期才能做。
△我們收到的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都送給孟真先生看去了。
△寫《苦旱的故鄉》的吳辰仲先生，是從浙江金華出來的一個青年。他現在交通大學研究所做書記，想積幾十塊錢明年進大學。他描寫的故鄉，和《獨立》一一五號王伏雄先生的《鄉音》描寫的故鄉相去很近，讀者可以參看。
△艾蓮先生的《如此貴州》是從重慶寄來的。
△甘肅通信半葉，是從一位朋友收到的通信上剪下來的。
△這一期有三篇描寫各地人民苦痛的文字，一篇寫西南的貴州，一篇寫西北的甘肅，一篇寫向來富庶的浙江的一縣。我們讀了這些文字，真有無限的感慨。我的盼望各地的朋友給我們寫這樣的文字來。我們不能鼓吹休明，也不配統制文化，只希望做個獻「流民圖」的鄭俠而已。
（原載1934年9月9日《獨立評論》第1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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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傅孟真先生的《所謂國醫》和《再論所謂國醫》的前半，都登在第一一五號上。
△邵德潤先生的《哀江南》，寫的也是浙東的一縣。他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他來信說：他看了《獨立》第一一五號王伏雄先生的《鄉音》，才寫這一篇。王伏雄先生的家鄉是邵先生的鄰縣。
△許多少年人每苦於作文沒有好材料。其實材料是遍地遍人間都有的，真所謂「俯拾即是」了。少年人不肯「俯拾」，偏要高攀：不肯寫眼前的生活，偏要搬弄口頭的名詞來變戲法，所以寫不出好文章來。如王伏雄先生的《鄉音》，如邵先生的《哀江南》，便是用眼前現成材料，老老實實寫出來的好文字。
△我們登載了許多描寫農村痛苦的文字，也看了無數談農村救濟的文字。昨天在《大公報》上讀了吳景超先生的一篇《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我們覺得這是第一次有人抓住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所以把全文轉載在這裡。我們還希望吳先生將來要多多的發揮這一個扼要的論點。
△張民覺先生是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助教。
（原載1934年9月16日《獨立評論》第1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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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九一八」的紀念文字，《獨立》裡有過這些：
《「九一八」一年了》（孟真，十八期）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胡適，十八期）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蔣廷黻，十八期）
《九一八——兩年以後》（蔣廷黻，六十八期）
△但我們在「九一八」三周紀念日最不可不讀的，是本期里「小招」先生的《強暴下的罪惡》一篇。我們十分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細讀這一篇哀喊的文字。
△吳其玉先生是燕京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近年很留心研究中國邊疆的問題。
△「壽生」先生的小說用了不少的貴州土話；但我們希望讀者們不會讓這幾句土話埋沒了這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
（原載1934年9月23日《獨立評論》第1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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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宋益清先生從成都寄來的《從四川匪區回來》，是一篇很有史料價值的文字。他自己說他「匍伏在亂紙，灰泥，糞便中，尋找我認為值得珍貴的材料」，他有了這種史學家的精神，他的記載自然可以當作史料讀了。
△張心一先生是一位農業統計專家，又是甘肅人，他論「開發西北農業」的文章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讀者可以參看《獨立》第三第四期里翁文灝先生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
△討論《國醫》問題的文字，本期先發表一篇。「志雲」先生是天津一個紗廠的會計。孟真先生答語裡猜想他是一個「行中醫者」，不知有錯否？因篇幅關係，我大膽刪去了此文的一部分，要請「志雲」先生原諒。
△提到了翁文灝先生，我們很高興的報告；他的身體已經復原了，前天他還答應我不久要給《獨立》寫文章了。
（原載1934年9月30日《獨立評論》第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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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徐敦璋先生是南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是最熟悉國聯的組織和歷史的。他評論《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的長文，剖析國聯的形勢最清楚，大可以補救我在上期寫的短評的許多缺陷。
△魯學瀛先生從南京寄來《四川》一文，題目是我改的，文字也因篇幅關係刪去了一部分。他今年春天曾在四川大學教課。
△「滿洲國」視察的記載，是Manchester Guardian的駐中國記者田伯烈先生的通信稿，前半是朱企霞先生譯的，後半是本社中人譯的。
△「國醫」問題的討論，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這一次討論的作者劉學浚先生是一位研究實驗語音學的學者。
（原載1934年10月7日《獨立評論》第1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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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陶葆楷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土木工程教授。他的《綏薩旅行觀感》，記載綏遠民生渠一帶的情形，是最值得讀的。
△陶先生報告民生渠的工程的失敗，使我們回想起翁詠霓先生在《獨立》第五號發表的《建設與計劃》一篇文字。
△我們近來收到了許多描寫各地農村苦痛的文字，大部分都是很值得讀的。現在先發表「季珍先生」的《故鄉之今昔》。前幾次我們發表的都是描寫浙江農村的。「季珍」先生寫的是河北井陘縣的一個村莊。
△敦福堂先生是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助教。
△「明生」先生是我們最敬愛的一個朋友，他最愛讀書，又喜歡閒談。現在他開始給《獨立》做一些讀書的閒談，準備每兩周寫一段，所以題為《雙周閒談》。
△關於「國醫」問題，我們也收到一些贊成孟真先生的主張的文字。因為篇幅關係，我們現在暫且停止這個問題的討論了。
（原載1934年10月14日《獨立評論》第1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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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這一期里，我們又發表了兩篇描寫農村苦痛的文字。寫浙東縉雲縣的張公量先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寫河北大城縣的董浩先生是輔仁大學的學生。
△蔣廷黻先生從莫斯科寄來了兩段遊記，今天先登出第一段。
△《悲觀聲浪里的樂觀》一篇，可以補充我的《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第一一七期）和《雙十節的感想》（第一二二期）的不足，所以轉載在這裡。
（原載1934年10月21日《獨立評論》第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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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翁詠霓先生果然寫了一篇文章送來了！我知道國內外無數讀者看了這篇文字，知道他果然從九死一生中完全恢復了他的健康，一定會十分高興的。
△蔣廷黻先生從莫斯科來信，說他的遊記的第一部分——從中國起程到離開蘇俄，——大約共有七篇，現在我們已收到三篇了。我們因此有點替丁在君先生着急：大概蔣先生的蘇俄遊記要趕在丁先生的蘇俄遊記之前登完了！
△我前回介紹「明生」先生的《雙周閒談》時，說錯了一句話。我說他要寫一些「讀書的閒談」，他後來對我說：他要寫的不全是讀書的閒談。果然，他的第二周就不關讀書了，這回的題目是「太太救國論」。
△《獨立》第一二一號十一頁第九行譯田伯烈先生的文字中有音譯的「嘉木寺」一個地名。我們感謝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王藥雨先生來信指出，這地名應作「佳木斯」，其地在松花江下游，屬吉林省樺川縣；佳木斯即是那縣城一帶的古地名。
△我們很感謝張茲闓先生給我們寫了一篇《財政部開徵銀出口稅》。張先生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關於銀價問題的文字（第九三號《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第九七號《再論銀價問題》；第九九號《管理的貨幣淺說》），讀者可以參看。
△在這一期里，我們又發表了兩篇描寫內地農村苦痛的文字。一篇《如此天堂》寫的是浙江海鹽，硤石，王店一帶的旱災區域：作者徐燮祥先生，生長在硤石，現在住在硤石，海鹽是他的祖居，所以他能說他記的是他「耳聞目睹的事」。
△還有一篇是鄭達泉先生寫的《談談廣東的鄉村》，作者介紹他自己是一個小學教員，他寫的是廣東三水縣的鄉村。
△徐燮祥先生寫的浙江農村的蠶業，使我們想起茅盾先生前年發表的小說《春蠶》。《春蠶》所寫的地方似乎是嘉興一帶，徐先生寫的王店也是屬嘉興的。茅盾寫的時代是在旱災之前兩年，那時農家的經濟情形已夠可憐了，何況在這大旱災之後呢？（近年新出的小說，《春蠶》是最動人的第一流作品，我們在這裡附帶介紹給不曾讀過此書的讀者。）
（原載1934年10月28日《獨立評論》第1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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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吳景超先生的長文《我們沒有歧路》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應該可以矯正今日所謂「農本政治」，「以農立國」等等錯誤的議論。他在《獨立》第四十號上發表過一篇《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又《獨立》第一一八號轉載他在《大公報》發表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都是發展同樣觀點的文字，讀者可以參看。
△翁文灝先生來信說：「弟又為《獨立》做了一篇。」就是這篇材料豐富又最有趣味的《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生問題》。前幾年，有人提議要做中國土壤調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每年拿出一筆經費來，委託北平地區調查所辦理這件全國土壤調查的事，這就是翁先生文中說的「兼管土壤調查」的歷史。這篇文章與翁先生在《獨立》第三第四期發表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都是使我們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的重要材料，不僅僅是翁先生很謙遜的說的「不過是一般社會應該知道的幾點常識」。
△我在第八十三號的《編輯後記》裡曾提起翁文灝先生「說他自己不很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的別號，更不得意的就用他種筆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顧到翁先生是一位最謙卑的人，他從那回以後就不好意思再用「翁文灝」的名字在《獨立》上發表文字了！這兩期他的文章原來都署名「詠霓」，都是編輯人替他改過來的。我這樣泄漏「編輯室的秘密」，不但是向他道歉；並且藉此聲明上述的翁先生作文署名的通則，因為泄漏了，所以作廢了！
△談《工業心理技術》的鄭丕留先生，他在本文之內已指出，就是《獨立》第一〇七號討論「我們需要怎樣的心理學」的鄭沛畛先生。
（原載1934年11月4日《獨立評論》第125號）
34
[編輯]△陳之邁先生在《獨立》第一一二號曾發表一篇《讀憲法修正稿》，這回他又替我們寫了一篇《評憲草》。他這兩篇文字可以參照看看。例如此文中提及修正稿中的「變相總統制」，他在第一一二期（頁七）有簡要的說明。
△陳西瀅先生（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蘇俄的青年》，是他在武漢大學的一篇講演稿。他自己說，此文的材料大半根據Klaus Mehnert的Youth in soviet Russia（1933）。西瀅先生的講演全文有八千多字，材料是最扼要的事實，文字是他最擅長的明快生動的文字，《獨立》的讀者不可不讀這篇最有趣味的長文。
△蔣廷黻先生的第五篇遊記——《蘇俄的英雄》——我們本想留在下一期發表。後來我們覺得這一篇最可以和西瀅先生的一篇相印證，所以我們決定提前在這一期里登出來。《蘇俄的青年》和《蘇俄的英雄》共占了十四頁篇幅，這一期真成了「蘇俄專號」了。
（原載1934年12月2日《獨立評險》第1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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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在這一期里，清華大學供給了三篇文字：周先庚先生是心理系的教授，洪思齊先生是地學系的講師，李俠文先生是學生。清華大學真是獨立評論的好朋友，差不多沒有一期《獨立》上沒有清華園寄來的文字。
△徐中玉先生是國立山東大學的學生。
△這幾期因為篇幅的關係，把一些記載各地人民痛苦的文字都擱下來了。這期里徐中玉、李俠文兩先生的文字都屬於這一類。
（原載1934年12月9日《獨立評論》第130號）
36
[編輯]△王子建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他論「棉紗統稅」的一文，立論很平允，很值得財政當局的注意。
△張佛泉先生是大公報和國聞周報的記者，現在北京大學政治系做講師。
△有人說，北平的沙灘一帶，從北河沿直到地安門，可說是北平的「拉丁區」。在這裡，有許多從各地來的學生，或是預備考大學，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聽」，或是自己做點專題研究。北大的「偷聽」，是一個最有趣的制度：「旁聽」是要考的，要繳費的：「偷聽」是不考的，不註冊的，不須繳費的。只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往往講堂上的人數比點名冊上的人數多到一倍或兩倍以上。「偷聽」的人不限於在沙灘一帶寄住的學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學生，但多數是那個「拉丁區」的居民。——「壽生」先生也是這個「拉丁區」的一個居民，他這篇《走直道兒》裡就用了不少關於北大的瑣事做材料。他在「拉丁區」里聽來的輿論，得來的觀察，也許是我們大家都樂意聽聽的罷。
△賀岳僧先生是湖南人，他這篇文字是響應吳景超先生的《我們沒有歧路》（《獨立》一二五號）的。
（原載1934年12月16日《獨立評論》第1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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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這一期又有兩篇講人民痛苦的文字：一篇《鹽民的生活》的作者王明先生是北大的學生；一篇《農村經濟一夕譚》的作者關玉潤先生是輔仁大學的畢業生，現在山東濟寧代莊的崇德師範服務。
△《語言的變遷》的作者「了一」先生，讀者大概知道是清華大學專任講師王力先生。
△「壽生」先生又用他的貴州土白寫了一篇小說，下期可以登完。
△蔣廷黻先生又寄了一段遊記來，寫的是蘇俄的娛樂。我們看他記的莫斯科戲劇的新傾向，也可以明白蘇俄這回延請梅蘭芳先生去演戲不是完全無意義的。
（原載1934年12月23日《獨立評論》第1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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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這一期有三篇討論《民主與獨裁》的文字：一篇是丁在君先生在《大公報》上駁我的原文，一篇是我答他的一篇短文。還有「明生」先生的《雙周閒談》也是論這個問題的。這一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民主與獨裁」的專號了。
△蔣廷黻先生曾發表過一些贊成專制的言論。但他在他的游蘇聯最後感想中，卻很明白的指出中國的統治階級太落伍了。這是中國最吃虧的一點。這個觀察，我們認為很對的。但我們要問：統治階級這樣落伍的國家，是不是配行新式獨裁的政治？我們疑心蔣廷黻先生的專制論似乎有點轉變了罷？
△《中國與國際》的作者張忠紱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系的主任教授。在這個大家漠視世界國際形勢的時候，他的警告是值得政府的深切注意的。
△這一期出版的時候，已是民國廿三年除夕前一天了。我們在這裡恭恭敬敬的給國內外的讀者賀新年，很誠懇的祝禱我們的國家在這一年裡無災無難的天天有進步！
（原載1934年12月30日《獨立評論》第1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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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者按：《編輯後記》均在《獨立評論》每期後面，現將本年度胡適所寫作的《編輯後記》放在一起按時序排列，編號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