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5年)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跳至導覽 跳至搜尋
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5年)
作者:胡適

  [1]  

1[編輯]

  △不消說得,我的第一句話是謝謝吳景超先生替我編了好幾期的《獨立》。我剛從吳先生的手裡把《獨立》接過來,又因病把編輯的事托給任叔永先生。我要借這個機會報告:《獨立》在他們編輯的時期,增加了好幾百份的銷路。

  △在這個全國人和全世界注目到中日問題的轉變的時候,我們極誠懇的盼望政府領袖諸公留意孟真先生的《中日親善》一篇文字。這兩天日本通信社的電報說廣田外相不久要親自到南京來。他若真來,必定是準備了方案來的。我們切盼我們的外交當局也得要做一番最努力的準備工作。孟真說的「準備各種的變局,兩國間的及世界的」,這是最扼要的忠告!

  △顧敦吉先生記述他在偽國作官的故事,我想讀過的人沒有不受感動的。

  △「柯桑」是一個清華大學學生的筆名。他的《一個看法》是他肯用心思把中國許多問題細細想過得來的結論。

  △我把我的一篇《大公報》星期論文轉載在這裡,因為這篇文字和《獨立》裡的許多文字都有關係。我盼望這個民主與獨裁的爭論,現在可以暫時告一個結束。

  (原載1935年3月10日《獨立評論》第141號)

  

2[編輯]

  △在陳序經先生的長文里,他提起吳景超先生曾把我算作主張文化折衷的一個人,這一點大概是吳先生偶然的錯誤。但陳序經先生也說我「雖然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這個看法也是錯誤的。我前幾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發表過一篇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手頭無此冊,記不清是那一年的年鑑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例知中國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歐洲的基督徒不同;他自成一個「中國基督徒」。又如陳獨秀先生的接受共產主義,我總覺得他只是一個「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莫斯科的共產黨不同。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將來也許作專文發表。此時我只藉此聲明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

  △衡哲女士幼年曾經為了婚姻問題作過奮鬥。她的一篇《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是一個吃過苦的大姊姊,因為對於一班年青弟妹的同情,特別向社會提出的忠告。

  △我們很感謝蔣夢麟先生讓我們發表他的《菲島遊記》。

  (原載1935年3月17日《獨立評論》第142號)

  

3[編輯]

  △前幾天紐約羅氏基金附設的中國醫事基金董事會代表福司狄克(Raymond B. Fosdick)先生看見報紙上清華學生被捕的事件,他問我:「中國有沒有人身保障法(Writ of Habeas Corpus)?」我告訴他:「《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的第八條規定的是人身保障法。」他很奇怪的問道:「那麼,這些年輕小孩子被捉去了,怎麼他們的家庭不用這條憲法去請求法院提人呢?」他是美國的第一流大律師,我實在想不出話來回答他,只好紅着臉請同座的林行規大律師去陪他談,我就託故走開了。

  △最奇怪的是3月5日政府剛下保障自由的令,墨還未乾,各地就有大批拘捕學生的事。難道真如日本有吉公使的報告,保障自由令只是為了保障販賣日貨的商人的嗎?

  △這一期有兩篇論清華學生被捕的事,一篇的作者張蔭麟先生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一篇的作者李樹青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吳辰仲先生是北平交通大學研究所的一個職員。

  △《獨立》的老友董時進先生現在江西辦農村復興的事業。他來信說:「久不為《獨立》作文,文思大退了。」果然,他這回寫的是文言文!

  △王了一先生(力)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專任講師,他這篇討論「別字」的文章,應該和朱佩弦先生的《論別字》一篇(一三九號)參看。

  △這一期稿件太多,我的《南遊雜憶》告假一期。

  (原載1935年3月25日《獨立評論》第143號)

  

4[編輯]

  △陳之邁先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他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字。他這一篇《論司法制度與人才》的文章,指出培養司法人才的需要,在大家輕視法科教育的今日,這是沙漠裡的喊聲,值得我們注意的。

  △歐洲的大學,最古的有兩個,都有一千年的歷史:第一個是意大利的沙來諾(Salerno),是個醫學院;第二是意大利的波羅匿耶(Bologna),是個法學院。醫藥是救護人的生命的,法律是保護人的權利的。我們中國人向來都輕視這兩件最重要的東西,所以醫學與法律向來都不列入學校的正式課程。先知的王荊公把律學列入太學,曾受那絕頂聰明的蘇東坡的譏諷。今日法科教育之受人輕視,雖然也因為法科多辦的不好,其實一半也是因為幾千年來輕視法律刑名的心理習慣在那兒作怪。一班妄人頗嫌今日律師太多,其實中國今日正嫌法家太少。西洋國家政治,無論是地方或中央,至少百分之九十在學法律的人的手裡,所以國家與社會的秩序都比較安定。今日的中國正應該盡力整頓法律教育,養成多數的大法學家與大法官。「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這話在東坡當日是一句輕薄的譏諷,在我們今日實在是鄭重的忠告。

  △前兩三個月,薩孟武、何炳松、陶希聖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頗引起了南北各地人士的注意。南京、上海、北平都曾有「座談會」的召集,專討論這篇宣言,各雜誌上也都有討論的文章。《獨立》第一三九號有吳景超先生的《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第一四二號有陳序經先生的《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都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十教授的宣言出來時,我正在南方旅行;我回到上海時,就有許多朋友來問我的意見。我因為不久就病了,不曾有作文討論的機會,只在第一四二號的《編輯後記》裡,略略表示我的一點意見。上星期日,因為北平文化建設協會召集座談會討論這篇宣言,所以我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星期論文,評議此文。現在我把這篇文字收在本期,供《獨立》的讀者的參考。今天又在《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十二期里的讀張佛泉先生的一篇《西化問題之批判》,他的論點有一大部分和我此文的主張相同,讀者也可以參看。張佛泉先生說:「若在沒開誠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卻先怕自己的文化消滅,那便仍是一種變相的保守主義。」這個結論是我完全同意的。

  (原載1935年4月7日《獨立評論》第145號)

  

5[編輯]

  △國立山東大學政治學教授杜光塤先生寄了一篇長文來,敘述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我們本來說過希望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暫時作結束了。杜先生的文章雖然頗有贊助民主主張的嫌疑,但因為他敘說的是歷史事實,所以我們破例刊登了這篇文章。

  △近來讀經問題頗引起了一點注意。傅孟真先生最近發表的《論學校讀經》是很值得讀的,所以我們轉載在這裡,我也因為這篇文字的啟發,補充了一篇文字,幫他做一個吶喊隊員。

  △陶希聖先生最近(4月2日,4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為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是批評我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他的論題,我至今還不很明白。但他的結論說我「為了反對陳濟棠的讀經,便否認人們把中國當作一個單位來看一切,那是遷怒,不是邏輯」。如果我的原文(《獨立》第一四五號轉載)有可以使陶先生得這結論的字句,我很抱歉。但我要鄭重聲明,我是因為不滿意於中國固有文化而反對讀經,並不是因為反對某人的讀經而反對十教授的文化建設論。

  △討論劉景桂殺人案的作者俞大彩女士是傅孟真先生的夫人。

  △我們收到了北京大學教授毛子水先生的一封來信,討論一個「別字」,他說:

  編輯先生:

  《獨立評論》第一四三號了一君《文字的保守》文中有云:

  第二是「魚目混珠」式的別字。……例如「訂婚」,現在已有些人寫作「定婚」。

  了一君以「定婚」為「訂婚」的別字。我以為適和歷史的事實相反。今俗間「下定」「定親」「定聘」諸詞都作「定」不作「訂」。見於俗用文中的,有所謂「文定」,當即從《詩•大明》「文定厥祥」一語而來。鄭箋以為指納幣言,可見漢世即已言「定」了。「定」的意義就是「決定」。司馬氏書儀於納吉下注云:「婚姻之事於是定」,便是這個意思。三十年以前,沒有寫「訂婚」的;要有,亦可看做「定婚」的別字。今俗所用「訂」字,當由「訂約」一語而來,含有「平議」的意義。「訂約」亦可名為「定約」,於是便有把「定婚」寫做「訂婚」的了。

  (原載1935年4月14日《獨立評論》第146號)

  

6[編輯]

  △余景陶先生是北京大學教育系的講師。

  △知堂先生是大家都知道的周作人先生。他這篇《楊柳》實在是一篇作文教授法。

  △紀念「五四」的文字,本是沈從文先生要我為《大公報•文藝副刊》寫的,寫成之後,我自己覺得夠不上「文藝」,所以留在這裡發表。

  △下一期(第一五〇號)是《獨立》第三年的末一期了。我們打算在第一五一號稍加一點篇幅,不是要替這個三歲孩子做生日,只是想藉此多收一些好文章。愛護這個孩子的朋友們,請多給他一點糖果罷。五月十二日截止收稿。

  (原載1935年5月5日《獨立評論》第149號)

  

7[編輯]

  △張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現在參加「西北調查團」的旅行,這篇文章是他從青海西寧寄來的。他在艱難旅行中給《獨立》寫這樣長文,我們很感謝他的厚意。

  △張培剛先生現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他在《獨立》一三八號里寫過一篇《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張熙若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他今年在休假期中。

  △薛容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這一期是《獨立》第三年的最末一期了。在這三年之中,我們的許多朋友——有許多是我們沒有過面的——很慷慨的,很熱心的給《獨立》寫文章。三年之中,我們沒花過一文錢的稿費,然而投稿的人只見增加,近來更是大大增加。各地朋友的熱誠,真使我們萬分感謝,使我們在辛苦困難中得着絕大的安慰。

  △我們借這個機會報告:《獨立》這兩期已銷到七千份了,雖然廣東近來不許《獨立》入境。這個說平實話的報能銷到這個數目,這也給我們不少的安慰。

  △我們希望下一期能出一冊比較擴大的紀念號。

  (原載1935年5月12日《獨立評論》第150號)

  

8[編輯]

  △這一期共有十二篇文字,作者多是《獨立》的讀者熟悉的人,多不用介紹了。

  △陶孟和先生曾用筆名在《獨立》上發表過幾篇文字,這回是他第一次用真姓名給《獨立》作文。

  △沈從文先生第一次為《獨立》作文,我們希望他平時也肯送給糖果給這小孩子。

  △吳有訓先生是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現任物理系主任。

  △陳衡哲女士在《獨立》第一四五號上登出一個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表格後,收到不少的答案。這裡登出的長文是她費了五個半天整理出來的結果。

  △請各位讀者注意我們隨報附送的三周紀念優待卷。

  (原載1935年5月19日《獨立評論》第151號)

  

9[編輯]

  △張熙若先生的文章也是送給《獨立》過三周歲的糖果,但因為他自己的孩子有病,所以他送給我們的糖果就遲了幾天,只好留在這一期發表。

  △論黃河工程的張仲伊先生,是清華大學工學院的教授。論讀別字的王了一先生,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專任講師。論文、法科的地位的池世英先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的學生。加上張熙若先生,他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本年休假的教授。這一期真可說是清華園的朋友包辦的了。

  △關於讀別字和寫別字的問題,我主張我們應該採用荀卿在兩千多年前說的話:「名無固宜,約定俗成謂之宜。」名即是語言文字里用的「字」。語言文字都是依據大家的一種相互了解的。這種相互了解即是荀卿說的「約」。大家都承認了,就是「約定」;成為習慣了,就是「俗成」。約定了,用慣了,就是「宜」,就是不錯的。

  △先說「寫別字」。最奇怪的別字是「這」字。字書上,「這」音彥,迎也,絕無「此個」之意。據錢玄同先生的推測,古時只有「者箇」,有時寫作「遮箇」,抄寫的人把「遮」字寫成簡筆的「這」,後人不知是「遮」字,就寫作「這」字了。一千年來,約定俗成,這個別字就成了正字了。後世編字典的先生也就不能不承認這個「這」字了。

  △這一類的「別字」多極了,真是舉不勝舉。例如「他」字就是「它」的別字。「你」字就是「爾」的別字。例如說「他有一種很利害的毛病」,據章太炎先生說,毛病的「毛」是「瘼」的別字;又近年有人嫌「利害」不通,往往寫成「厲害」。又如「賬簿」的「賬」,古人本作「帳」;但今人若寫「帳目」「帳簿」,也許有人要認作別字了。此等別字,既經約定俗成,都應該認為正字。

  △次說「讀別字」。「這」字本音彥,然而大家都讀為「者」,「者」音既約定俗成,就是正音了。又如「鉛」字,字典音「延」,但我們現在都讀「愆」音,這就是正音了。再舉個極端的例,我常聽見有人讀 「酗酒」作「凶酒」,這是讀偏旁的錯誤;然而幾十年後,也許大家都不認得這個酗字的「煦」音而都讀「凶」音了,那也可以說是正音了。

  (原載1935年5月26日《獨立評論》第152號)

  

10[編輯]

  △「壽生」先生的《文化單位論》是一篇很徹底的主張世界化的文字。

  △北京大學的張忠紱先生,因我們的請求,臨時趕成一篇討論暹羅華僑問題的文字,我們很感謝。

  △符致逵先生告訴我們:他在國外研究合作主義及在國內講授合作課程,計共九年。他這篇提倡耕種合作的文字一定是值得讀的。

  △王炳先生不願意留下他的職業和住址,但我們從他的文章里知道他是在清華大學讀過書的。關於留學的問題,我對他這篇文章的主張很表同情。

  (原載1935年6月2日(《獨立評論》第153號)

  

11[編輯]

  △寫《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裡》的黃開祿先生,是清華大學第二屆留美公費生,他不久就要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專研究勞工問題。我們很感謝他把這篇調查報告給我們發表。

  △「長孫密雲」是一個清華大學本年畢業生的假名,他的文章我讀了很感動,因為這確是一個戰士上陣之前的一種真誠的感慨。這篇的題目是我僭改的,不及徵求作者的同意了。

  △陶希聖先生來信說,「以後辯論小品(不望大作文章)歸《獨立》一家包了,不在別處發表,表示求教的誠心。將來如發現自己的確是錯的,也不避承認」。這種態度是我們最欽佩的。我也寫了一段小品,向他求教。

  (原載1935年6月9日《獨立評論》第154號)

  

12[編輯]

  △張孜先生曾在北平報界服務,後來到暹羅去,現在是暹羅華僑的一個代表。他曾為暹羅排斥華僑的事在國內雜誌上發表過幾篇文章(參看《獨立》第五十三期張忠紱先生的論文)。

  △《獨立》曾有過許多關於定縣的文字,本期龐永福先生記載的是定縣最近的發展。龐先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原載1935年6月16日《獨立評論》第155號)

  

13[編輯]

  △美國復興計劃的失敗是今年世界一件最大事。陳之邁先生的論文是上星期我們請求他寫的。我們今天在報上看見美國議會已通過了羅斯福大總統提出的新復興計劃「綱要」案,大概在最近的一年半之中,在不牴觸憲法的範圍之中,有許多復興事業還是可以勉強維持下去的。

  △討論貴州鴉片政策的「壽生」先生是親自做過貴州農家生活,種過稻田和煙田的。他的意見都根據他自己的經驗,所以說來最親切有味,值得政府和輿論界的深切注意。

  △梁實秋先生討論文化問題的星期論文,有講多意見和《獨立》上發表過一些文字的主張可以互相補充,所以我們得了他的同意,轉載在這裡。

  △本刊上期(第一五五號)第九頁(表I),民國十五年之罷工案數是257,誤275;總十五年來罷工總案是1121,誤為1139。第十一頁(表III),上海四廠工人數是3500,誤為2500。

  (原載1935年6月23日《獨立評論》第156號)

  

14[編輯]

  △近來大家對於中央政府的散漫鬆懈的情形都感覺不滿意,這是無可諱言的。現在六中全會已定於九月下半月召集了,這是中央政治大整頓的一個好機會,所以關心國家政治的人都不免有許多期望。本期有陳之邁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和錢端升先生的《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都是發表他們對於政制改革的主張的。

  △陳之邁先生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但他並不主張開放政權,拋棄黨治。他只期望國民黨自己承認內部的派別,使他們變成幾個公開的,有政策的支黨,同時他期望有一個和平更換政權的方法,把中政會議變成一主持政治更替的中樞,政府對中政會議負責。

  △錢端升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他的期望是對於黨的六中全會的期望。他有三個期望:(一)黨內各派應在蔣介石先生的領袖之下團結起來:(二)蔣先生不應該做一個獨裁者;(三)中央應有一個有力量有效能的決議機關,——一個改良的中政會議。

  △陳錢兩先生有一點很相同:他們都要把中政會議改成一個有力的中樞機關。但錢先生不期望黨內各派繼續發展成小政黨,而陳先生沒有提起一個強有力的領楠。我們很願意他們或別位政治學者把這兩種不同的前提綜合起來想想,再看中樞政制應該如何改革。

  △錢先生的三點,第一點發揮的最詳細。他自己來信說他因為旅行,「末一段也無暇發揮了」,我們覺得他的第二點也沒有充分發揮。既要擁戴一個最高領袖,又不叫他獨裁,這好像需要一種最巧妙的政治方法。我們希望錢先生旅行回來時替大家想想這種方法。

  △吳景超先生今回討論的問題,和上兩期登出的兩篇《自信力的根據》有關,讀者須參看。

  (原載1935年8月4日《獨立評論》第162號)

  

15[編輯]

  △一班朋友在這大熱天都懶得寫文字了,害我在這一期里趕寫一篇八千字的外行文章!我希望社內外的朋友趕快輸送糧草來接濟米糧庫的大饑荒!

  △鄭昕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講師。他在這篇《開明運動》裡,很慈祥的鼓勵我,也很嚴厲的責備我。我謝謝他的好意。

  △這一期轉載了《大公報》的兩篇星期論文,倒不是完全為了充實篇幅。這兩篇論文是應該合起來參看的,不幸中間隔了十四天,所以我們把他們合攏來,讓大家可以看看這一個故事的兩個半段。

  △區少干先生是南方的一個《獨立》愛讀者,我們曾發表過他的幾篇稿子。

  △我要謝謝金旬卿先生指出上期我的《平綏路旅行小記》的三處錯誤:

  (1)十四頁上第六第七行「全路約有橋五百孔,……凡新造的橋都用鋼樑」,應改作「全路擬改造之橋總計凡五百五十七孔,……凡造的橋都是採用最新式之鐵筋混凝土梁」。

  (2)同頁上第十第十一行「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應改作「在平地泉綏遠之間,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

  (3)十五頁上十行「每月只擔負北平軍分會的經費六十萬元」,「每月」應改作「每年」,系我原稿上的筆誤。

  (原載1935年8月11日《獨立評論》第163號)

  

16[編輯]

  △「君衡」和「君達」都是《獨立》的讀者常見的筆名,不用介紹了。

  △「碩人」是清華大學一位學政治的學生。

  △我的《南遊雜憶》,間斷了四個月,今回才得續完,懶惰之罪,是要請讀者寬恕的。

  (原載1935年8月18日《獨立評論》第164號)

  

17[編輯]

  △我要借這個機會謝謝吳景超先生替我編輯了五期的《獨立》。我只怪他這樣頂好的編輯不肯多編幾期。

  △劉博昆先生介紹自己說:「我為《獨立》讀者的期間,正與《獨立》存在的期間相等。」

  △衡哲女士《救救中學生》的喊聲應該可以引起國內教育專家出來討論這個重要問題。

  △「壽生」的小說《黑主宰》是寫貴州的鴉片毒害的全文很長,下期登完。

  (原載1935年9月29日《獨立評論》第170號)

  

18[編輯]

  △君達先生的《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登在《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和一六七號。在第一六七上,他擬有五條辦法,大致是全國公務員自動捐助每年薪水的一個月,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收存保管,並聘請九位專家組織評議會來審定用途,監督用款。

  △丁文江先生曾說,君達先生「如果生在中世紀,一定是一個苦修的聖者」。其實他活在這個摩登的時代,還是一個苦行的聖者。現在他的提議只是勸我們大家都顯出一點點中世修士犧牲精神,來幫助國家多做一點點現代建設事業。他這種熱誠,我是很贊成的。但他在第一六七號里曾說:「這件事最好由大家自動的熱心進行,不用說是為姓甚名誰的任何人所發起。」這一點我不贊成。我以為君達先生既然得了不少贊成的回信,他自己應該負責去和全國經濟委員會商量定妥,由經委會指定負責收款的人員,並明白布告全國。君達先生以為何如?

  △羅隆基先生在七八年前就主張放棄黨治建立憲政了。現在他為《獨立》寫了一篇《訓政應該結束了》,還是繼續發揮他多年來的主張。關於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參看《獨立》上登載的一些主張不同的文章:

  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一六二號)

  錢端升:《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同上)

  胡 適:《政制改革的大路》(一六三號)

  君 衡:《當前的三個問題》(一六四號)

  陳之邁:《再論政制改革》(一六六號)

  劉博昆:《政制與群眾》(一七〇號)

  △壽生先生的《黑主宰》小說,本期登完了。他這篇小說告訴我們鴉片煙的迷人,不光靠鴉片煙本身,還靠那一大套精緻奇巧的傢伙,幫着造成一個迷人魂魄的頹廢環境。這篇小說很可以作鴉片毒禍的史料看。我們常想:中國大部分的民族都顯出衰老的狀態,需要新血脈的灌注,而這種民族新血脈的一個重要來源當然是那同化較晚的西南各省。所以四川、雲、貴各省受鴉片的毒害,等於斬滅我們整個民族的新血脈的來源,是絕對應該趕緊掃除淨盡的。

  (原載1935年10月6日《獨立評論》第171號)

  

19[編輯]

  △《再記國聯的抬頭》是繼續第一七〇號的記事的。我們希望以後能這樣繼續記載這個絕大問題的發展。

  △張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學的地理學教授。

  △「濤鳴」是我們社裡的一位科學家。

  △「向愚」先生的傷心文字,是大家不可不讀的。我們更盼望全國教育當局細讀此文。

  △邵德潤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

  (原載1935年10月13日《獨立評論》第172號)

  

20[編輯]

  △燕京大學吳其玉先生的《中立問題與國際和平》,是8月里我們請他寫的。那時的國際形勢和現在大不同,所以他還把英國放在不肯放棄中立國權利的方面。不料這兩個月的變局,英國已拋棄了她的「國際個人主義」,毅然出頭,搞起擁護國聯盟約的大旗子,實行制裁破壞盟約國了。更可注意的是美國名為守中立,實際上卻又好像願意援助國聯制裁侵略國的原則。美國的中立法案有效期間至明年2月底為止。期滿以後,美國是否能放棄中立呢?還有國聯會員國之中,五十一國已投制裁的票了。其餘的幾國,如奧國,如匈牙利,他們不能贊成制裁,是不是能在國聯會員國的地位守中立呢?這些問題都和中立制度的沿革有關,所以吳先生說明中立問題的文章還是值得讀的。

  △陳之邁先生的《政制與人事》,和賀岳僧先生的《論改良黨務工作》,都談到人事與制度的關係,都指出制度的改革可以糾正人事的弱點。賀岳僧先生是在一個省黨部工作的,所以他能夠很懇切的指出黨務工作所以腐敗是由於委員制的種種流弊。賀先生的文章也是8月中寄來的,我們收到他的文章之後,又在《行政效率》第三卷第三期(9月15日出版)上看見李朴生先生的長文,題為《改善現行委員制的必要》。賀先生說的是黨部的委員制,李先生說的是中央政府里的委員制,然而他們不約而同的公認現行的委員制實在要不得。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委員制的理論是「民主集權」,它的實際卻成了既非民主,又不集權,「有飯大家吃,而有事沒人做」。我們觀察西洋人行的委員制,可以明白這種制度並非不可行,但須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每個委員會須有專任負責的秘書(或秘書廳);第二,須有好主席;第三,每個委員都有參加討論服從表決的訓練。沒有這些條件,委員制是行不通的。

  (原載1935年10月20日《獨立評論》第173號)

  

21[編輯]

  △討論「武化」的熊偉先生是在德國學哲學的一個北大畢業生。

  △吳俊升先生是北大的教育系主任。他的《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本是我們勸他寫的,寫成之後,先在《明日之教育》(第九十一期)上登載過。我們因為這篇文字很值得我們中國人的參考,所以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摘出來,轉載在這裡。

  (原載1935年10月27日《獨立評論》第174號)

  

22[編輯]

  △11月3日政府頒布的新貨幣政策,是今日的一件大事,值得多方面的研究與討論。上期我們發表了陳岱孫先生的一篇《放棄銀本位之後》,是一位經濟學者對這問題的評論。現在我們又登出兩篇同題的評論。一篇是張茲闓先生從河南焦作寄來的,一篇是我在上海時請顧季高先生寫的。(因同時《時事新報》也請顧先生撰文,所以此文先在11月6日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經作者校改後送給我們。)這三篇評論,一篇作於全國財政中心的上海,一篇作於北平,一篇來自內地的焦作,他們的看法各有不同,樂觀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我們最歡迎這樣多方面的討論。

  △「向愚」先生曾在《獨立》第一七二號發表一篇《留學日本的面面觀》。現在他描的「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也正是那面面觀的一面。

  △「向愚」先生的描寫使我們得一個感想:我們的讀者何不照這樣子描寫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國內或國外的大學學生的生活?

  △江暑生先生的短文,是我從他的寄稿里摘出的一段。石瑛先生是我們平日最恭敬的一個朋友,這段故事是值得轉載的。

  (原載1935年11月24日《獨立評論》第178號)

  

23[編輯]

  △洪思齊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地理學教員。他的《日本的地理條件與其大陸政策》在這個時候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日本的大陸政策。

  △李景漢先生是國內最能「深入民間」的社會調查專家,他現在把他在民間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成了一篇很動人的文字。他現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壽生先生詳述他對於各大圖書館的失望與期望,有許多話是《圖書館學》上沒有說過的。

  (原載1935年11月24日《獨立評論》第179號)

  

24[編輯]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原來是12月1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因為時局關係,原文登出時稍有刪節之處。我們得了作者的同意,把全文在這裡發表。

  △《大公報》在很困難的環境之中,獨能不顧危險,登載平津各報不能登載的文電,發表平津各報不敢發表的言論。從12月4日起,大公報得了停止郵遞的處分。這樣為正義受損失,是一個輿論機關最光榮的事。我們很誠懇的給《大公報》道賀。

  △陳恭祿先生是武漢大學的史學教授。

  △王漢中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

  △李景漢先生的《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的上半,登在《獨立》第一七九號。

  △承各地的朋友寄信來讚許我的《敬告日本國民》(第一七八號),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

  (原載1935年12月15日《獨立評論》第181號)

  

25[編輯]

  △我們收到了許多討論室伏高信先生《答胡適之書》(一八〇號)的文字,無法一一登載,現在只發表「向愚」先生的一篇,因為這是一位在日本留學的朋友的文字,他提出的有些事實是我們在國內看不見的。

  △陳卓如先生是倫敦大學心理學博士,曾任英國國立工業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及清華大學的工業心理研究員。

  △我盼望我的《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到出版時已成了「明日黃花」了!

  二十四,十二,十五夜

  (原載1935年12月22日《獨立評論》第182號)

  

26[編輯]

  △我們收到了許多關於近日北平學生運動的文字,我們現在挑了三篇發表。第一篇的作者「名甫」是清華大學的學生。第二篇的作者吳世昌先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第三篇的作者吳山馬先生是北大的學生。「名甫」與吳山馬兩先生文中用×與用□之處,均依原稿。

  △《論中國人》的作者侯樹彤先生是英國利物浦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他不久要為《獨立》寫一篇論中國幣制改革的文章。他現在是燕京大學經濟學的教授。

  △我在《獨立》第一七八號的《編輯後記》裡曾表示希望讀者「描寫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國內或國外的大學學生的生活」,現在我們已收到了兩篇這樣的描寫文字。本期先發表郭子雄先生的《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郭先生在英國留學多年,專治國際政治。

  △《獨立》第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三期的再版,現已出版了。

  △這一期報出版時,已近新年了。我們很熱誠的祝賀獨立的一萬多個讀者和許多寄稿的朋友的新年安吉!我們很熱誠的祝福我們的國家平安的勝利的渡過這懷孕着絕大危機的1936年!

  (原載1935年12月29日《獨立評論》第183號)

  1. 編者按:原《編輯後記》均在《獨立評論》每期後面,現將本年度胡適所寫作的《編輯後記》放在一起,接時序排列,編號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