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7年)

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7年)
作者：胡適
1937年

本作品收錄於《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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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是繼續去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二二九期的。我們這一次停刊了四個多月（共十七期），勞各地的朋友來信慰問，我們不能一一答謝，只好在這裡深深道謝。

　　△張印堂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的《綏東形勢》一文是去年11月底寫的，我們把它擱到今天，很感覺抱歉。我們深信這篇文字在今日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前線戰場的形勢。

　　△我們十分誠懇的盼望國內外愛護《獨立》的朋友照舊陸續投寄文稿。《獨立》還是原來的《獨立》，我們當然盼望各位老朋友的熱心贊助。

　　（原載1937年4月18日《獨立評論》第230號）

　　

2

　　△吳景超先生討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長文，是近日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著作，我們讀了可以增加不少的知識，不少的勇氣。可惜原文登在《行政研究》的一月號里，得讀的人恐怕不很多，所以我們轉載在這裡。

　　△陳序經先生又來討論「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了。去年濟寧的新鄉建運動成立以來，這個運動很像轉了一個新的方向。我們希望陳先生和其他關心這問題的朋友能考察這個新試驗，記載出來，給我們發表。

　　△陳之邁先生在《獨立》第二二七號的《漫遊雜感》裡，曾提到蕭縣的土地陳報，誤記為前任縣長王公璵辦的，其實此事是新任姚雪懷縣長自廿四年辦起的。陳先生要我們在這裡替他更正。

　　△《獨立》復刊之後，我們收到了各地朋友的賀電賀函，不能一一奉復，只好在這裡向大家深深道謝。

　　（原載1937年4月25日《獨立評論》第231號）

　　

3

　　△陳之邁先生的《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將來》（這題目是我改定的，來不及徵求作者的同意了，要請他恕罪）是一篇很懇切的，善意的批評。此次國民大會的組織法和選舉法有了重交立法院的機會，我們很盼望立法院的諸位先生索性利用這個機會徹底修改一次。例如陳先生指莊的「宣誓」兩種，看來似是小事，其實在我們書呆子的心眼裡是有關人格的大事。（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學說里曾有一章專論宣誓，可見他也把此事看作大事。）假使我要宣誓，我得先想想誓詞是不是我的理智所能完全承認的。假使我得說「從此去舊更新」，我要先問問：去什麼舊？更什麼新？我的「舊」包括我個人的信仰主張等等，是不是都得丟去？又假如說「接受孫先生之遺教」，我也得問問：孫先生遺著有幾十萬字，那一部分的「遺教」是我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是我不能接受的？孫先生的政治主張有早年晚年的不同，而全是遺教，是不是我們全得接受？——以上舉的例，是很淺近的，然而都是有關個人操守的事。如果我良心上不能隨便宣誓，我豈不是就做不成「公民」了嗎？號稱「國民大會」，而拒人於千里之外，這不是很不對的嗎？

　　四月廿五日

　　（原載1937年5月2日《獨立評論》第232號） 　　

　　

4

　　△張其昀現在是浙江大學的史地系主任，他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字，是《獨立》的一個老朋友。

　　△陳序經先生現在擱下鄉村建設運動的問題，來和我們談談他去年南遊時看見的「進步的暹羅」。

　　△吳承禧先生是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做研究的，最近在浙江省考察農村狀況，對於合作事業有些感觸，所以有這篇《通盤計劃》的提議。

　　△《獨立》第一期是民國甘一年五月廿二日出版的。這一期出版（5月23日）正當《獨立》五周歲的日子，只因為中間「虛度」了四個多月，這孩子只好等到第二百五十期再吃生日糖果了。

　　（原載1937年5月23日《獨立評論》第235號）

　　

5

　　△這一期張佛泉先生討論憲法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興趣，所以我也寫了一篇短文做他的文章的跋尾。我相信，我們兩人提出的一個觀點雖然很淺近平易，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蔡鼎先生是杭州之江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曾在《獨立》上發表過文字。這一次他寄來的長文提出一個根本問題——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可以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討論。

　　△我們要謝謝清華大學的葛庭燧先生記錄薩本棟先生這一篇很有價值的講演。

　　△顧正本先生從上海中學寄來一篇通信，指出我們愛發議論人的一個毛病，我們很感謝他的指教。

　　（原載1937年5月30日《獨立評論》第236號）

　　

6

　　△崔書琴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教授，是研究國際法及條約問題的專家。他的《英日談判與華北》一篇論文裡的主張是我們大體贊同的。

　　△最近我們接到周恩來先生從西安寄來的《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雖然沒有月日，我們看其中的說話，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4月底立法院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之前發表的。現在修改這兩法規的機會雖然已成過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裡有一些主張至今還是值得討論的。我們現在發表陶希聖先生的《論開放黨禁》一篇文字，其中討論的就是周君的主張的一部分。這是周君文中所謂「陝甘寧蘇區改成邊區後」我們第一次公開的和平的討論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一個政治主張。我們希望這樣開始的政論新風氣能得着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讚許。

　　△盧廣綿先生是在河北省主辦棉業改進事業最有成績的，他來談「合作事業」，當然最親切有味。

　　△上期登出顧正本先生的一篇通信，其中有批評張佛泉先生的話，我們匆匆的不曾送給張先生作答，現在接到張先生來信，我們摘抄其中的一段：

　　在上一期本報，有一位顧正本先生批評我的《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一文沒有指出具體辦法。其原因在我的那篇文章寫得太簡括。像那樣的題目，總要一兩萬字方能將意思開展出來。這樣比較長的文字，我曾寫過幾篇，登在前幾年的《國聞周報》上。我在《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文中曾建議添設一「整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這是很具體的辦法。我在署名的文字中早就建議此點，在某大報的社論中也建議過此點，並且曾與教育部長王雪艇先生面談過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大問題沒有費過思索的，自然難見到那建議的具體性。我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從政治觀點看，我國的教育有如何的缺欠，而未能借基礎教育儘量養成建國的力量。

　　△張佛泉先生的答辨使我今天又去讀他在二三三號的論文。我讀了之後，也覺得張先生的答辨是對的。他所謂「政治觀點」就是「使教育成為一種救國的力量」一個觀點。他的具體辦法就是要「由學界的重鎮組成一個整個教育目標研究委員會」，「用幾年的工夫，比較詳細的訂定一個基礎教育哲學系統」。至於那個教育哲學系統是什麼，那當然不是今日所能具體推測的；即使張先生發表了他的主張，那也只是一個人的私見，而不是他所期望的「學界重鎮」共同長期研究的方案。

　　（原載1937年6月6日《獨立評論》第237號）

　　

7

　　△君衡先生是政治思想的專門學者，他來響應張佛泉先生和我的憲政論，使我們對於中國政治思想的前途發生無限的樂觀。君衡先生提出補充的幾點，我都充分接受。我在八年前（《人權論集》頁二七）曾說過：

　　民治制度的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民治制度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訓練。這便是中山先生說的「行之則愈知之」；這便是中山先生說的「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這正是君衡先生特別注意的用憲政作「學習的過程」的意思。

　　△君衡先生指出，我們的識字讀書階級現在還沒有守規則（法治就是守規則）的程度。這一點也不足使我們悲觀。我們需要的訓練還只是民治的訓練。中山先生當時把會議規則叫做「民權初步」，真是一種遠見！我常想，中學大學裡都應該廢止「黨義」一科，都應該用「民權初步」來替代「黨義」。我相信，凡能精通「民權初步」的青年人，都有實行法治的準備。

　　△明生先生是一個社會科學家，他討論「會考」制度的失敗，和如何替代「會考」的方法，我們都十分贊同。我們十分誠懇的盼望教育部能把近年視察高等教育的精神逐漸轉移到視察中學的路上去。中學是大學學生的來源。中學辦不好，大學是無法辦好的。我們不信教育部沒有視察中學的權力。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曹康伯先生寄來的論文，是報告青島的鄉村建設工作的。青島市的鄉村建設工作，據各方面的觀察，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個新方式」。

　　△「絮如」先生來信指摘現在最時髦的「看不懂的新文藝」。這個問題確是今日最值得大家注意一個問題。明朝的文學大家李東陽曾說：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麓堂詩話》）

　　這句話說的最公平。我們覺得，現在做這種叫人看不懂的詩文的人，都只是因為表現的能力太差，他們根本就沒有叫人人看得懂的本領。我們應該哀憐他們，不必責怪他們。

　　△「絮如」先生舉的三個例子，我們不能不說，他的第一個例子有點冤枉。《第一盞燈》是看得懂的，雖然不能算是好詩。其餘的兩個例子，都是我們所謂應該哀憐的例子。

　　△金名蘇先生鑒：我們不能發表沒有真姓名與真住址的文字。投稿和通信都可以用筆名發表，但我們必須知道作者的真姓名和住址。

　　（原載1937年6月13日《獨立評論》第238號）

　　

8

　　△張熙若先生剛從四川講學回來，他的第一篇文字就要拿我的政治理論來開刀！他是政治思想史的專門學者，他的鋼刀高高舉起，我如何敢喊一聲「刀下留人」！

　　△但是張先生這篇文字實在還不曾搔着癢處。他引他的《智識的數量與政制的關係》的議論，和丁在君先生的一百五十萬專家論，都和我的議論絲毫無關。我說的只是那代議式的民主「政制」（注意！這裡說的是政制）並不需要很高的知識程度，是一種幼稚園政制，只要我們肯進去學，包管拿得到幼稚園畢業文憑。至於一個現代的「政府」（注意！這裡說的是政府）當然需要專門技術人才，當然需要領袖人才。這一點我從來不否認。換句話說，我說的是：做那英美式的代議政制下的選民阿斗，是不難學到的幼稚園程度。做那獨裁政制下的三五百萬的血脈僨張的專政諸葛亮，是最難的事，是研究院的程度，現在沒有一個民族配做這事；將來大概也不會有一個民族配做這事！

　　△好在張先生還要「隨後再說」我們的幼稚經驗如何能實行民主政治，我很耐心的等候他的「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的道理」。我相信他的結論一定會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現在的文明國家之中，沒有舉行國勢普查的，恐怕只有我們這個古國了！我記得前幾年世界統計學會副會長威而各克斯（W. F. Wilcox）到中國來遊歷，在上海的中國統計學會招待席上，一班中國統計學者和他討論中國人口數目問題，他推算中國人口不過三萬五千萬，而中國當時的調查是四萬五千萬。究竟那一個數字對呢？誰也沒有真可靠的統計來解答。人口如此，其他必須依據人口為基礎的死亡率，人口增加率，文盲百分比，等等，當然都沒有確實數字了。現在政府決定試行「國勢普查」了，如果準備不充分，人員訓練不完備，普查的結果還是靠不住的。我們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調查所的劉南溟先生寄給我們的《論準備中之國勢普查》，我們希望這篇討論可以引起大家對於這件大工作的注意。

　　△梁實秋先生是不用介紹的。我們歡迎他第一次為《獨立》作文，並且誠懇的希望這一篇《關於讀經》不過是許多文章的第一篇。

　　△陶希聖先生在《獨立》第二三七號寫過一篇《論開放黨禁》，這一次他繼續討論那個很有趣味的問題。

　　△我們特別感謝陳之邁先生給我們寫這篇介紹英國社會科學泰斗韋貝夫婦的一千一百多頁的大著《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書評。這幾天蘇俄國內清黨清軍的驚人消息又占據了世界報紙的首頁地位，又使我們心裡不能不重新估計這個新國家的巨大試驗究竟有多大的穩固性。在這個時候，一部有權威的批評更是值得大家看看的。

　　（原載1937年6月20日《獨立評論》第239號）

　　

9

　　△今年4月1日和6日的上海《字林西報》登載：3月28日廣東陽江地方的軍隊把當地的麻瘋病人捉去五六十人，全開槍打死了！這是當地美國教會辦的麻瘋區的報告，4月初中華醫學會在上海開會時曾為此事通過議案，向中央政府請求懲辦兇手，並保護麻瘋病人。——不料5月初北平上海各報又登出4月25日廣州市警察當局槍斃麻瘋病人男女二百十五名的消息。當時廣州當局即有否認的話。但5月5、6兩日的北平《晨報》（香港《珠江日報》同）登出很詳細的廣州航訊，說訪員於4月27日親身到槍斃麻瘋病人的地方——登峰路鑼鼓坑——探訪，親見「腥血滿地，縱橫有十餘丈」，並檢得死者遺物遺書，並親見埋葬的三個新冢，並訪問收殮屍首的仵工吳岳，一切都證實4月25日確有廣州市警察局長李潔之主持槍斃麻瘋病人二百十五人的事！但6月11日《申報》登出中央社的南京電，還說廣東省政府呈復監察院，說「報載槍殺之說系屬謠傳」！

　　△我們對於這兩件最野蠻的慘殺案子，曾持很慎重的態度，曾托朋友訪問，不願意輕易評論。現在監察院已得着廣東省政府的呈復了，我們還不能相信這兩件事全屬謠傳。我們收到了評論此事的文字不少，我們現在發表嶺南大學心理學教授周信銘先生的一篇最平實，最懇切的文字。我們為人道起見，要求監察院不得以「查系謠傳」四字輕輕放過；我們要求監察院派監察委員多人親到陽江廣州調查事實，傳訊人證，切實勘問這兩件關係三百條人命的案子！

　　△在幾個月之前，我讀程滄波先生的先父景祥先生的行實，其中一段說：「府君從宜興徐公質初讀律習度支。徐公久游浙中，持躬謹嚴，公牘疏稿，隻字必求核實；然待諸生嚴，相見不賜坐，行步不許著聲，所以督責困練其弟子者備至。府君刻苦力學，前後七年。」我讀了這一段，很感覺興趣，就寫信給滄波先生，請他用景祥先生年譜里的材料寫一篇《四十年前一個讀律學生的生活》。滄波先生現在把這篇文字寫了寄來了，這是一篇富於歷史興趣的文字，其中泛論的部分也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當日專掌刑名錢穀的幕客在過去的政治制度里的地位。其中記載那位徐師爺教育讀律學生的方法，不但是刑名學的史料，並且是教育史的好材料。

　　△前一期（二三八號）我們登出一封討論《看不懂的新文藝》的通信，引出了知堂先生和沈從文先生的兩篇很有趣味的通信。他們都是最富於同情心的文人，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值得我們平心考慮的。

　　△從文先生表示很盼望聽聽我對這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問題，將來很想寫一篇文字，現在只能簡單表示一個意見。乾脆說來，我十分同情於「有他自己表現的方法」的作家，更同情於「對文字過於注意」的努力。但我的同情有兩個條件：第一，「有他自己」可不要忘了他人，文字的表現究竟是寫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事業，如果作者只顧「有他自己」而不顧讀者，又何必筆之於書，公布於世呢？第二，世間自有「過於注意」而反不如「不過於注意」的。過猶不及，是一句老話；畫蛇添足也是一個老寓言。知堂先生引的靄理斯的話：「若從天才之職來說，那麼表現失敗的人便一無足取」，這句話是很公平的。如果我說的「表現能力太差，根本就沒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領」一句話使從文先生感覺不平，至少我可以說：有表現能力而終於做叫人看不懂的文字，這也未免是賢智之過罷？

　　△從文先生的通信里說起「嘲笑明白易懂為平凡」的風氣，這正是我說的「賢智之道」。我的愚見總覺得「明白易懂」是文字表現的最基本的條件。作家必須先做到了這個「平凡」的基本條件，才配做「不平凡」的努力。今日「越來越難懂」的文學，似乎總不免受了「不甘平凡」一念的累罷？

　　△對於從文先生大學校應該注意中國現代文學的提議，我當然同情。從文先生大概還記得我是十年前就請他到一個私立大學去教中國現代文藝的。現代文學不須顧慮大學校不注意，只須顧慮本身有無做大學研究對象的價值。

　　△第二三九期里論「國勢普查」的劉南溟先生是中央大學統計學教授，我在《編輯後記》裡誤記為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所員，敬此更正。

　　（原載1937年7月4日《獨立評論》第241號）

　　

10

　　△本年度的國家總預算，上月25日才通過立法院。陳岱孫先生的分析與批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重要的問題。

　　△張忠紱先生去年休假出國，在美國住了半年，又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住了幾個月，最近才回國。他對於「英日談判的前途」的推測，當然是我們最願意知道的。我們特別贊同他在這篇文字裡建議我國政府對於英日談判應該提出積極的主張來。我們盼望我國的外交當局不要忽視了這個應該明白表示積極主張的機會。

　　△陶希聖先生在《獨立》上發表了兩篇開放黨禁的文字，今回又提出一個有趣味的問題來：論「不黨者的力量」。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趙迺摶先生寫了一篇《寫在廬山談話之先》，我們因為篇幅關係，發表了全文的第一部分，題為《經濟計劃與統制》。這篇短文提出的都是大問題，我們很希望他將來能有機會對這些問題一一都有更詳細的發揮和更具體的主張。

　　△任鴻雋先生此次堅決的辭去了國立四川大學校長職務，是我們關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的。他在川大的兩年，真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個簇新的四川大學，我們深信他這兩年努力種下的種子不久一定可以顯現出很好的結果。這一次他寄來了一篇《進步的基礎》的講演稿子，是一篇很平恕的對四川的觀察和期望。

　　（原載1937年7月11日《獨立評論》第242號）

1. 編者按：《編輯後記》原在《獨立評論》每期後面，現將本年度胡適寫作的《編輯後記》放在一起，按時序排列，編號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