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汪精衛)
我原籍是浙江山陰。祖父以上，墳墓都在山陰，父親始遷至廣東番禺。他雖然聽得懂廣東話，卻不會說，仍然是浙江人。初娶盧氏，也是浙江人，生一子三女。我母親姓吳，方纔是廣東人，生三女三子。我在兄弟行第四，連姊妹算第十。我生時，父親已六十二歲了，我十三歲，母親病歿，十四歲，父親病歿﹔依戀父母的光陰，統共只得這些，其間還除去在襁褓中無知無識的時候，算來不過十年。我只記得父親是一個勤學的人，七十一歲以後，眼生蒙翳，不能看見細字，耳又重聽。當我傍晚由書塾放學回家的時候，父親必令我大聲誦讀王陽明傳習錄等書兩三頁，傾耳而聽，又令我在一塊白漆木板上寫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詩，或陸放翁詩，兩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誦得出方才罷休。每有和作，便令我筆記起來。我父親是九月初七日夜半得霍亂病，初八日午時死的。死前一晚，這功課並沒有間斷。在我自己，因此所受的益，比在書塾裡似乎多些。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裏：家計的艱難，家事的瑣碎，以及在家庭內所受的閒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涌現於我眼前。我有一卷《秋庭晨課圖》，並有一段跋語，將我母親的生平以及我幼時的光景約略寫出。
我父親在時，家祭已經貧薄，父親直到七十歲，還要掙錢養家，至七十一歲，方才歇業。父親歿後，並無遺產，我衣食之費，都仰給於長兄。至十七歲，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書院應試，往往取得優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銀二十元左右。十八歲，三兄病歿，十九歲，二兄病歿，和兩寡嫂一孤姪，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時的生活，是貧薄的，悲苦的。
至於我的學業，因為只受過「子曰先生」的教育，當然所謂外國文算術體操等等都談不到。十六歲以後，輪到自己做「子曰先生」了，不但談不到，因為時間與經濟的關係，連夢也夢不到。所以我的一生，缺乏普通學識，甚至連身體也呆笨不靈，這是提起來便慚愧的。幸而我幼時除了受「子曰先生」的教育以外，還受些家庭教育，我叔父更是博學，藏書數萬卷，因此我於經史子集四部之書，也還窺見一些，但這算得什麼呢。
及至二十歲，居然得著機會，考取了留學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官費生。到了東京，速成科畢業後，自費入專門科。自費的錢，是從譯書來的，只是那時的譯書，只為得錢，如法規大全等等，純是雇傭式的工作。官費的時候，每月祇得三十元，自費的時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還可以幫幫朋友的忙。
我在國內研究史學的時候，對於遼金元之侵吞中國，免不了填胸憤慨，對於清，自然是一樣的。只是被什麼「君臣之義」束縛住了。及至留學法政，從憲法學得到了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觀念，從前所謂「君臣之義」， 撇至九霄雲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與新得的民權思想，會合起來，便決定了革命的趨向。乙巳年，我二十二歲，孫先生到東京，我和朱執信等幾個人前去見面，加入中國同盟會：是為我獻身革命之始。那時候兩廣總督是岑春煊，我的長兄在他幕府，和一位劉子蕃先生同事，他兩人原是朋友，我的長兄曾替我訂婚於他的一位令妹。這種辦法，如今是不行的，但在當時，卻以為天理人情之至，身為長兄，老子死了，不替兄弟定個把老婆，是要惹人議論的。所以就這樣的幹起來，不但不必徵我同意，連通知也不必的。如此者幾年了，忽然聽得我做了革命黨，不免驚心。《民報》上文章越做得多，風聲自然越緊。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長兄將我交出來，不然就要對不住。我長兄急得沒法。我得此信息，便寫了一封最後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這封信，我如今還記得，寫在下面：「事已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望縱之，俾為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姪望善撫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與劉氏女曾有婚約，但罪人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以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長兄得此信後，便將驅逐逆弟，永離家門，具稟番禺縣存案﹔復和劉子蕃先生商量，將兩家聘物交還，婚約焚燒，作為了事。後來聞得劉氏女反對他們這種做法，只至民國元年，我已娶了，回到廣州，重見家門，聞得她尚未嫁。我覺得正如古人所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未免耿耿於心，及至聞得她和一位陳先生結婚了，方纔寧帖。
我從二十二歲加入同盟會，今年已五十一歲了。在這三十年中，所經過的，我不願多說。因為就民國以前來說，從乙巳年起，我的主張和議論，都載在《民報》﹔丁未以後，奉孫先生命，奔走南洋，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在那時候，所有演講和論說，都載在《中興日報》﹔已酉以後，潛入北京，被人捉住，放在牢裏，也還有一首《述懷》詩，載在《小休集》，獄中生活，也被《南社詩話》採錄：這些都可算作我的自傳。記得庚戌三月初七日，我在北京被警察捉住，在夾衣裡搜出《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及《告別同志書》，他問我：「為什麼將這些文章，藏在身上？」我答：「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預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面。」所以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作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做自傳了。就民國以後來說，也是如此，不過民國以後的事情，比民國以前，複雜得多。我的革命決心，固然始終沒有改變；而我對人對事的態度，卻不免時有改變。但所以改變的理由我無不講出來，至於理由的對不對，則我願接受現在和後人的評論。
東方雜志社要我做一篇自傳，在百忙中，草此塞責。
二二、一二、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