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的信 (陳獨秀在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共中央的信
作者：陳獨秀
1929年10月26日

中央政治局：

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資產階級來源複雜，又加以帝國主義的鉗制與操縱，它們內部各派之間政權及地盤的明爭暗鬥，必然是長期的現象；果然蔣、桂戰爭之後，繼以蔣、馮衝突，現在這種衝突更加擴大，一方面是倒蔣派的軍事行動，在北方是以閻錫山為中心的馮玉祥、段其瑞、張宗昌、張學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買辦銀行及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在南方是以改組派為中心的張發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勢力，他們的共同口號是打倒蔣介石的獨裁。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買辦銀行大工業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挾中央政府軍權和中央黨權來討伐「背叛中央，破壞編遣分的人們。這次衝突以至爆發戰爭的原因和前途，以及我們無產階級的政黨站在自己階級的觀點上，對此次戰爭應取如何的態度及政策，亦即當面的任務是什麼?我們有以下的意見。

一、戰爭的原因及其前途

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之經濟的侵略深入了普遍了全中國，甚至僻遠的農村都必須依賴市場，它們利用關稅制度，以巨量的廉價商品阻礙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整個的中國簡單的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市場;因此，中國本國的工業資本未能自由發展到統一全國的階段，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難以形成並鞏固統一全國的統治，因此，目前的南京政府還未能以東南銀行大工業資產階級為中心力量支配全中國，因此，舊時的軍事系統得以結合併代表各地方的資產階級的勢力，相互爭取支配全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以便與帝國主義發生直接關係，做其直接代理人。

中央為掩飾其政治路線破產（在蔣、桂戰爭時所暴露出來的），最近的通告仍然牽強附會的說:「戰爭是買辦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取反革命領導權的鬥爭」，「現在的戰爭裡面仍然反映着階級的矛盾」。像這樣的分析，顯然是錯誤的，不但買辦是資產階級更接近帝國主義的一部分，現在的地主是資產階級最保守的一部分，雖然它們剝削農民的方式仍襲用封建陳法，而它們(買辦、地主)都已經不是和資產階級對抗的一階級，所以它們在經濟上都沒有和資產階級根本對抗的不同政綱，並且由中央自己在另一政治報告中也不自覺的把自己的分析取消了:「在反蔣與蔣系的兩個軍閥的營壘中都有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力量」。(《布》報第十期第五頁)

帝國主義者為伸張其在中國的支配力量，除了鉗制中國的經濟發展，還要操縱利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例如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此次反蔣衝突中，很明顯的要利用這個衝突，一面援助北方反蔣派以鞏固它在中國北方的勢力圈，一面要挾南京政府開始訂約談判，以便獲得最惠國的待遇，並逼迫南京政府通令取消檢查日貨。但這決不能像中央所說:「帝國主義間在中國相互衝突，這是中國軍閥戰爭之最根本的動力，蔣與反蔣的戰爭，完全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所促成。」甚至機械的說:北方張、閻、馮是代表日本，南方桂系與改組派代表英國，蔣代表美國，這中間又「確有英日聯合對美的趨勢」。(《布》報第十期第五頁)這種機械的見解已屢次發布於黨的文件中，而屢次由事實證明其不確實，這也是中央根本路線破產之一端。假如說中國之不能統一，根本是由帝國主義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我們是無異議的。假如說軍閥戰爭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戰爭，那末，蔣介石打敗了桂系就是在中國推翻了英帝國主義的勢力，蔣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破了日本的勢力，這豈非滑稽之至！事實是這樣：各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除涉及地方利益需要直接支配當地的政府外，總的方面，它們都要爭着挾持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權，以鞏固並伸張其勢力，同時，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的南京政府，自然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在「各個投降」的政策之下過它的生活，只有站在這樣的觀察上，才可以解釋南京政府自解決寧案以來的外交政策及各帝國主義對它的態度。

由於我黨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造成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之結果，除了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外，國內問題什麼也不曾解決，資產階級不但不敢絲毫動搖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且使之更加鞏固。中國整個的資產階級生產力既無法脫離帝國主義的鉗制，除加緊剝削下層民眾外，只有相互犧牲別省別系的資產階級各求自己的發展。這次戰爭以及從前的蔣、桂戰爭和將來的戰爭，都是各地各派資產階級相互衝突的最高表現，決不是什麼買辦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衝突，也不是毫無理由的「軍閥混戰」。同時，因為工農的暴動與反抗，資產階級需要一種強有力的軍事獨裁來鎮壓，現時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軍事獨裁，都正合乎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它們在現狀下唯一可能的形式，否則它們便無法統治這些兒千百萬被壓迫剝削的饑寒奴隸，維持它們榨取剩餘價值的來源。這種軍事獨裁，雖然足以引起它們之間的衝突，並且有些部分的資產階級也感覺不便，因為它有時也侵犯到資產階級個人的自由或增加負擔，但是它們為維持整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各派資產階級(無論買辦、官僚、地主、銀行家、工商業資本家等。)都一致忍受軍事獨裁，而不計及有所不便，所以此次戰爭的前途，以及將來資產階級內部各派戰爭的前途，無論此起彼仆至如何形勢，它們依賴帝國主義的卵翼和以軍事獨裁壓迫剝削民眾，是不會改變的，所以中國的下層民眾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慘受帝國主義及本國的軍事獨裁兩重壓迫剝削的痛苦呻吟，也是不會解放的。

二、我們黨的當面任務

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軍事獨裁之下，一切下層群眾所深深感受的是：

1.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日益橫暴(例如濟南鐵 事件)。

2.內戰繼續塗炭人民。

3.軍權黨權雙管齊下的蹂躪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的自由，以軍法代替法律，任意逮捕槍殺人民。

4.一切苛捐雜稅有增無減及濫發公債票。

5.米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日益騰貴。

6.因不斷的內戰，水利廢弛，引起廣大區域不斷的災荒。(全國沒有飯吃的災民多至五千七百餘萬)

7.工人工作時間增多，實際工資日漸減少。

8.農民耕地不足，尤其是高利債迫之無以為生。

這一切都使民眾很敏銳的感覺着，但一時在政治上找不着適當的出路，無產階級始而因過去機會主義的領導，使它們附屬於資產階級，未看清自己的任務與前途，繼而又受着盲動主義的摧殘，目前也陷於無出路的狀態，一切鬥爭都感覺得沒有辦法，一般小資產階級自然不免跟着改組派作大資產階級的工具。

我們的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整個的無產階級，同時也代表各下層階級被壓迫剝削的民眾，即全國大多數的民眾應該即時出來站在它們的前面，大聲疾呼的喚醒因戰爭而有了初步驚覺的群眾，以影響更廣大的群眾，指出它們一切痛苦的來源，即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府軍事獨裁之剝削與壓迫，並指出：改組派的軍事投機和改良欺騙，只是為它們白己爭奪政權，斷然不是為廣大群眾的利益領導群眾向它們的國民黨政府奮鬥，更應該指出它們所號召的重新召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大會，這分明是為了它們黨內的鬥爭，絲毫與民眾無關，我們的黨應該向民眾指出日前適當的政治出路，即民眾白己起來，為召集代表民眾自身利益的國民會議而奮鬥，亦即是一個由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出來的國民會議，以民主的組織運動來對抗國民黨政府的軍事獨裁，由全國人民代表自己來解決一切國家問題，必如此才能免掉層出不已的戰禍，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反對資產階級的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這就是我們黨目前的當面任務。

你們一聽見「為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的口號，必然很高興的大喊:這是「取消派」，這是「降低口號」，這是「機會主義」！如果你們真是這樣喊，這不但說明中國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沒有認識實際事變的能力，沒有努力實現的政治鬥爭之決心，只是濫用抽象名詞罵人，並且證實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指導之破產，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黨第六次大會，不僅對於將來的革命性質，仍舊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並且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也估量不正確，遂至陷中國黨在目前現實的政治鬥爭上無出路，六大總的政治口號，只是工農民主的蘇維埃，總的政治路線就是爭取群眾。過去的革命已經過去，將來的革命還未到來，目前既非直接革命的過渡時期，便須有適合過渡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方能爭取群眾，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目前若提出「為組織蘇維埃而鬥爭」做行動口號，當然得不到無產階級的回聲，群眾不是無意識的木石，可以由我們任意舍取，沒有總的政治口號和現實的政治鬥爭，決不能夠爭取比較廣大的群眾。自從六大到如今，這種弱點已由事實一夭天暴露出來，中央天天命令同志上街示威(實際是示弱)，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眼看着濟南事變就這樣安然過去了，蔣、桂及蔣、馮戰爭也都這樣安然過去了，現在又要老調重唱一遍。只因我們的黨沒有適合目前過渡時期的總的政治口號，坐視資產階級的軍閥戰爭及其他有利革命運動的事變如流水一般一次一次的空過，不能號召一次群眾的現實的政治鬥爭，不能爭得一點群眾。共產主義者不是一個蠢才，只是眼望着那最後的目的！假使是這樣，那就一點也用不着什麼目前最小政綱，只是無產階級專政便夠了，還要向資產階級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加資、減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等等做什麼?

當然，我們提出國民會議是附有條件的，當然要反對政府官僚的操縱把持，同時我們要在這一運動中試驗我們的最小政綱(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反對帝國主義等)。假使有人相信國民會議能以照我們所附的條件完滿實現並接受我們的要求，那不僅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並且是一個蠢才!問題是這樣：統治階級之專橫腐敗無能力，已顯然暴露於民眾之前，它們內部不斷的衝突破裂，尤其是此次戰爭漸漸打破了民眾對它們的幻想，全國大多數民眾對於現狀不滿是一致的，都正在尋找政治的出路，惟革命領導的無產階級，在上次大革命失敗之後，猶未回復其創傷與元氣，目前猶未具有能力及決心和統治階級作最後的鬥爭，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即應該認識並抓住大多數民眾尤其是最下層民眾對現狀不滿這一動力，向它們提出它們所了解所感覺到必要與可能的「為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口號，指示它們一條政治的出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本身當然不能有一點幻想，可是這一口號，對於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以及所渭「黨治」「訓政」是一個決定的革命口號，在目前反革命的時期中，只有這一口號，這一運動，方能調動群眾，才能夠推動群眾向前鬥爭，才能夠動搖統治階級的威權。並且，即在國民會議召集的阻礙中，假冒中，流產中，及不能實現我們的要求中，便有無窮的鬥爭，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們得着廣泛的機會教育本階級的及其他下層階級的群眾，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證明統治階級無希望，打破群眾對它當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證明非群眾的革命暴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不能消滅軍閥戰爭，不能解決群眾要求的實際問題。這些證明，都必須是群眾自身在這些實際鬥爭的經驗中，才能真實了解，單靠我們的宣傳是萬萬不夠的。所以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己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時，尚向臨時政府要求召集國民立憲會議，直到政權獲得後尚參加其選舉。

現在的中央，對於此次戰爭及整個的目前政策是說:「我們對於這樣反革命的戰爭是要採用失敗主義的路線，就要使戰爭的兩方通通失敗，革命的勢力得到最後的勝利，所以「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戰爭」，「以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是我們中心的宣傳口號，必須使這一口號深入到廣大群眾中去，使廣大群眾繚解只有根本推翻國民黨軍閥的統治，然後才能永遠消滅軍閥戰爭，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以反軍閥戰爭的一切部分的鬥爭……漸次匯合成根本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之總的鬥爭」。(中央第四十九號通告)列寧說過:「即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既已充分醒覺，單是先鋒隊不能夠得到勝利，非至一般民眾即全無產階級直接支持先鋒隊，或至少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先鋒隊若取最後行動，乃是無謀之紊。要使一般民眾取 態度，單靠宣傳教育是不夠的，不使它們自身有了直接的政治經驗是不行的。」(《左派幼稚病》)你們現在反對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推動群眾的現實政治鬥爭，以走到武裝暴動，而企圖靠宜傳群眾的力量來根本推翻國民黨統治消滅軍閥戰爭，這是無政府主義的空想，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在目前沒有群眾的革命高潮時期，並還沒有群眾的初步政治鬥爭，馬上提出「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鬥爭」， 「以群眾革命的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雞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連一聲也不響！所以你們自己也說：「現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並未高漲起來，所以現在決不能馬上號召群眾暴動，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所以『以群眾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只是宣傳的口號，發動群眾的行動，必須提出許多部分的口號……」。(同上通告)所謂部分的口號如反對拉夫拉車，反對攤派軍晌，反對運兵，反對增加工作時聞，像這些零碎的消極的沒有氣力的口號，當然不能代替積極的總的政治口號，沒有積極的總的政治口號，只是這些消極的零碎鬥爭，又如何能夠匯合成根本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這樣大的革命鬥爭呢?如果群眾問我們的黨對付目前戰爭之總的政洽口號和政策是什麼，你們只好回答說：「馬上」還沒有！

你們對此次戰爭究竟有不有政策呢?我們知道是有的，是有三個政策:第一個是盲動主義的政策，即是以命令強迫和說謊欺騙兩個方法同時並進，使同志到街上示威，自「五卅」到現在，這種不斷的沒有群眾孤露的黨員示威，除了日益脫離群眾日益削弱黨的力量之外，沒有絲毫影響，你們自己此時也感覺到你們的群眾運動破產，不得不採用第二個政策來救急。第二個是機會主義的政策，你們口裡說的是失敗主義，手裡做的是軍事投機，即是鬼鬼祟祟的和改組派的軍事長官俞作柏、石友三、劉珍年等勾結，甚至派人去勸屠殺湖南農民的李明翻到廣西幫助俞作伯，這是什麼失敗主義！這分明是替改組派軍官做走狗，說得最好聽，也不過是企圖恢復已經破產的階級聯盟。你們大概也感覺到這樣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受不起同志們的批評，遂藉口「時局緊張」濫用中央威權，鉗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公開討論，對於政治意見不同的黨員，無理由的發狂的阻止其發表意見，並且超越黨的組織路線即不徵求支部的意見，不顧支部的異議，悍然由上級機關任意開除和中央政治意見不同的黨員，以掩飾自己完全破產的政治路線，以保全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這就是你們的第三個政策。由你們的這三個政策領導黨，將要把黨領導到那裡去?！

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十月所作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之中國問題》中說:「中國革命的領導路線，有機會主義的公開妥協形勢（一九二四——二七），於一九二七年年底，突然轉變到冒險主義方面，廣州暴動以後，它又厭惡盲動主義，轉變到第三階段，即俄國某時期所稱為「哀的美敦書主義」和「召還主義」(這兩派是一九O八年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左派，它們當時反對參加國會，反對一切公開的合法運動——譯者)，這是一種最壞的極左傾向，而且最得不到結果，它只是企圖將舊的機會主義理論和空洞而無絲毫行動的激烈主義結合在一起。你們此時一面進行軍事投機，秘密的與國民黨軍閥勾結，幫助軍閥戰爭;一面又大喊「以群眾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完全忽視了動員群眾參加公開的政治鬥爭之正確的口號(「為召集國民會議而鬥爭」)。這不啻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經預先見到你們不正確的政治路線之發展和你們真正的政治面目。不幸的是一九O八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把那些哀的美敦書派和召還派一個一個的開除了，而一九二九年中國的哀的美敦書派和召還派反而一個一個的開除真正布爾什維克主義者。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說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

獨秀

述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認為這封信與10月10日的信是「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己為共產國際及聯共黨所開除的托洛茨斯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53員〕。《紅旗》第57期《論陳獨秀》一文「公開宣布陳獨秀是無產階級的叛徒，是中國革命的變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