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紅樓夢考證》

跋《紅樓夢考證》
作者：胡適
1922年

1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裡，曾根據於《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三部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1）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二一二）

　　（2）曹雪芹後來很貧窮，窮的很不像樣了。

　　（3）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4）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裡，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騷的心境。（以上頁二一五——六）

　　（5）從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誠弟兄的關係上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又說「我們可以猜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末葉（約1715—1720）；當他死時，約五十歲左右」。

　　我那時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為我知道《四松堂集》裡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楊鐘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對於《四松堂集》，已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的夥計跑來說，「《四松堂詩集》找著了！」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四松草堂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陳肖莊先生告訴我說，他在一家書店裡看見一部《四松堂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罷？」陳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錯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裡桌子上擺著一部退了色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箋上題著《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為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裡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凡是已刻的，題上都印有一個「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題上都帖著一塊小紅箋。題下注的甲子，都被編書的人用白紙塊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著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永㥣（也是清宗室裡的詩人，有《神清室詩稿》）劉大觀、紀昀的序，有敦誠的哥哥敦敏作的小傳。全書六冊，計詩兩冊，文兩冊，《鷦鷯庵筆塵》兩冊。《雪橋詩話》，《八旗文經》，《熙朝雅頌集》所采的詩文都是從這裡面選出來的。我在《考證》裡引的那首《寄懷曹雪芹》，原文題下注一「霑」字，又「揚州舊夢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覺，下帖一箋條，注雲，「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雪橋詩話》說曹雪芹名霑，為棟亭通政孫，即是根據於這兩條注的。又此詩中「薊門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雲，「時餘在喜峰口」。按敦敏作的小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敦誠在喜峰口。此詩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證》引的《佩刀質酒歌》雖無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題下注「癸未」，大概此詩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這兩首之外，還有兩首未刻的詩：

　　（1）贈曹芹圃（注）即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誰買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這詩使我們知道曹雪芹又號芹圃。前三句寫家貧的狀況，第四句寫盛衰之感（此詩作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2）挽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註：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適按，此二句又見於《鷦鷯庵筆塵》，楊鐘羲先生從《筆塵》裡引入《詩話》；楊先生也不曾見此詩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

　　這首詩給我們四個重要之點：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1719）。《考證》裡的猜測還不算大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聲明一句。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1713），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敦誠「寄懷曹雪芹」的詩注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有一點小誤。雪芹曾隨他的父親曹頫在江甯織造任上。曹頫做織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1715—28）；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十年（1719—28）。曹家三代四個織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入這一條小注，那時離曹寅死時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誠與袁枚有同樣的錯誤。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曹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4）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裡的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裡，又可以知道敦誠生於雍正甲寅（1734），死於乾隆戊申（1791），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裡的推測。

　　我在4月19日得著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裡借來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鷦鷯庵筆塵》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裡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裡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著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裡！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十一，五，三

　　（原載1922年5月7日《努力週報》第1期）

　　

2

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是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知其《紅樓夢》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王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始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關於這一段「方法論」，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顯的是《孽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即是田千秋，孫汶即是孫文，莊壽香即是張香濤，祝寶廷即是寶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劍雲即是江標字劍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為馮粹中，莊紹光之為程綿莊，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裡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讀完《質園詩集》三十二卷，不曾尋著一毫證據，只好把這個好謎犧性了。又如杜少卿之為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係；直到我尋著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舉出的人，至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於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竟尋著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在人物的書，我們尚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歷史的小說如《三國志》，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遊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紅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顧頡剛先生曾舉出兩個重要理由：

　　（1）別種小說的影射入物，只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為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宅眷？

　　（2）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係的就會發生關係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為允礽，黛玉為朱竹垞，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

　　顧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申了。蔡先生曾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這個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為《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裡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裡西門慶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我對於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贊同的是他的第二節。這一節的大旨是：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大錯的。蔡先生引《托爾斯泰傳》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試問作此傳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這樣考證各書的「情節」呢？蔡先生又引各家關於Faust的猜想，試問他們若不知道Goethe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Gretchen為誰呢？

　　我以為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兒女英雄傳》一書，用年羹堯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間的序，一篇乾隆年間的序。我們幸虧知道著者文康是咸豐同治年間人；不然，書中提及《紅樓夢》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寶鑒》（道光中作的）裡的徐度香與袁寶珠，豈不都成了靈異的預言了嗎？即如舊說《儒林外史》裡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現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於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了。又舊說《儒林外史》裡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時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敘述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說，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為向來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個大問題。因為不知道曹家有那樣富貴繁華的環境，故人都疑心賈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書是指斥滿洲人的。因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歷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現在曹雪芹的歷史和曹家的歷史既然有點明白了，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這樣的批評，是我所極歡迎的。我曾說過：

　　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鄉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此間所謂「證據」，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並不是那些「紅學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若離開了作者，時代，版本等項，那麼，引《東華錄》與引《紅礁畫槳錄》是同樣的「不相干」；引許三禮、郭琇與引冒辟疆、王漁洋是同樣的「不相干」。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徵，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大觀園裡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青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譜》呢？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尼可馬鏗倫理學》裡（部甲，四，一〇九九a），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原載1922年5月14日《努力週報》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