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運用毛主席哲學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水文地質大隊委員會
1972年3月11日

本作品收錄於《紅旗》

（本文是由水文地質大隊的部分工人、技術人員、幹部，會同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第七棉紡廠、第十七棉紡織廠的部分工人、技術人員、幹部一起討論整理而成）

內容提要：上海市區地面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結束了一九二一年以來逐年下沉的歷史，不僅已經連續六年停止沉降，到一九七一年還回升了十六毫米。本文總結了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經驗，說明了在尋找地面沉降主要原因、提出控制地面沉降措施和爭取控制地面沉降自由中，充滿着兩種世界觀、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要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認識地面沉降的客觀規律，必須反覆調查、反覆實踐，反對脫離群眾、脫離實踐的唯心論的先驗論。認識世界是為着改造世界，要在正確路線指引下，根據客觀規律，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在改造世界中的主觀能動性，反對在客觀規律面前無所作為的機械唯物論。在初步控制地面沉降後，還須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不懈地解決新的矛盾，使我們的認識隨着實踐過程的發展而發展，以爭取更大的自由。「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

近幾十年來，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工業城市出現地面沉降現象。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地面沉降不僅影響生產，而且直接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上海地處東海之濱，又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從一九二一年開始逐年下沉，到一九六五年，最嚴重的地區下沉了二點三七米。但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六年中，上海市區地面不僅已經停止了沉降，而且還回升了十六毫米。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的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現在終於基本控制了上海地面的沉降。

上海地面沉降的「謎」是怎樣解開的？

上海自解放以來，黨和國家採取了許多措施，盡力減少地面沉降給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影響。在江河沿岸修築了長達一百公里的防洪牆，防止海潮倒灌市區；又建立了許多排水唧站，在發生暴雨積水和海潮倒灌時，儘快把水排出去。但即使這樣，還是有一些低洼地區的倉庫底層不能繼續使用，有些橋梁也因為橋墩下沉，大潮汛時船也開不過去。特別是上海地面離海平面不滿四米，如果再不迅速控制地面沉降，聽任它一年一年下沉，那就勢必有一天要沉到海平面以下去。

這種被動局面必須徹底改變。一九六二年我們大隊剛建立的時候，黨就要我們依靠廣大群眾，儘快查明上海地面沉降原因，找出控制地面沉降辦法。這是黨和人民對我們的莫大信任，我們決心為完成這一光榮任務貢獻自己的一切。

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由於地質部門一小撮走資派執行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因而工作一開始，就出現了兩種世界觀，即唯物論的反映論和唯心論的先驗論的激烈的鬥爭。

要控制地面沉降，首先要找到沉降的真實原因。一九六二年在一次討論會上，幾個「專家」列舉了造成上海地面沉降的「十大因素」：海平面上升，高層建築的壓力，天然氣的開採，還有地殼的新構造運動，以及大量抽取地下水，……等等。他們說：這都是西方國家幾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來作為我們的「科學根據」。

這些因素究竟是否有道理？是否可以直接拿來指導我們的實踐？「十大因素」中究竟是否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籠統地一概否定是不對的，盲目地全部接受更是錯誤的。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我們廣大地質工作者在實踐中取得的大量資料，就是檢驗這些因素是否真有道理的根據。

「海平面在不斷上升，所以地面相對下沉了。」據說這不僅在國外地質資料上有據可查，而且上海市區幾次加高防洪牆、填高沿江路面，也證明海平面在不斷提高。這種說法對不對？從地球若干萬年長期發展的歷史來看，海平面當然是有或升或降等等變化的，因此，它相對地也會引起地面的升或降；問題是目前是否已經影響到上海的地面的沉降。開始，我們去看了某個驗潮站歷年的記錄，潮位果然是一年高過一年；但當我們到另一個驗潮站去調查時，那裡的記錄資料卻說明累年平均潮位有高有低，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八年內，升降幅度不超過三十毫米，總的趨勢是基本穩定。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記錄呢？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驗潮站的記錄是相對着某個固定的水準點來做的，它只是一種現象，水準點才是更接近本質的東西。我們對兩個驗潮站的水準點進行了測量，終於發現第一個驗潮站的水準點設在沉降區，隨着地面的下沉而下沉，水準點下沉的數值，正好就是資料上記載的潮位上升的數值。第二個水準點不在沉降區，因而所測的數值基本穩定。由此可見，所謂「海面上升，地面下降」，對目前的上海地面沉降來說，只是一個假象，不能說明本質。

「地面沉降是高層建築的壓力造成的。」我們查閱了上海市區幾幢大樓的歷史資料，證明高層建築在建成以後的幾年內，確有沉降現象，但沉降速率一年比一年小，一般過了十五、二十年就很少再沉了。這說明高層建築對地面沉降只能起局部的、暫時的作用，不可能成為上海地面大面積沉降的主要原因。

「開採地下天然氣是造成地面沉降的原因。」根據國外的資料和我們自己在上海的實地勘察，都證明大量開採天然氣確實要引起地面沉降。但在上海，除郊區開採少量天然氣外，市區早已停止開採。因此，也不能用來解釋當時上海地面為什麼繼續在沉降。

總之，少數「專家」提出來的「十大因素」，有的把假象當作了本質，有的把次要因素看成了主要因素，還有的是把彼時彼地的原因搬來作為此時此地的說明，因而都不能確切地說明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他們也提到了後來被證明是引起上海地面沉降主要原因的「大量抽取地下水」，但只是根據外國資料提出一種可能性，沒有具體說明，由於沒有進行調查研究，也不可能對是否合乎實際情況作出恰當的判斷。地面沉降是一種複雜的地層運動，不同地區的不同地質結構，具有不同的表現。「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矛盾論》）當我們研究上海地面沉降問題時，不但要研究地面沉降的一般規律，特別要研究上海地面沉降的特殊規律，才能引出恰當的結論，做好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的工作。

為了找到造成上海市區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我們依靠廣大工人群眾，進行了廣泛的勘察工作，並對大量歷史的和現實的資料進行了詳盡的分析。這時，我們發現：東、西幾個工業區地面沉降最為嚴重。再進一步分析這幾個工業區，又以紡織廠比較集中的地區沉降量最大。開鑿深井多，地下水用量大，這是紡織廠的特點。順着這條線索，我們對全市的深井和使用地下水的歷史、現狀進行了調查，為每口井立了「檔案」。上海第一口深井是一八六○年開鑿的，到解放前夕，共有七百零八口深井，每天出水量為二十四萬噸。一九四八年地面沉降達三十五毫米。解放後，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深井增加到八百五十四口，出水量每天三十四萬噸，地面沉降達到五十四毫米，大躍進中，深井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三口，出水量每天達到五十六萬噸，地面沉降量也提高到每年九十八毫米。這幾個簡單的數字，把上海開鑿深井、使用地下水和地面沉降三者的關係，清楚地反映出來了：深井越多，地下水用得越多，地面沉降也就越快。

「謎」，終於解開了。大量抽取地下水是造成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這就是我們批判了唯心論的先驗論，堅持了唯物論的反映論，經過反覆調查、實踐而後得出的初步結論。

從地面的沉降看地層內部的運動規律

但是，單憑這樣一個初步的而且僅僅是對反映到地面上來的一些現象的認識，是不能得出控制地面沉降的真正有效的辦法來的。「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實踐論》）要真正解決地面沉降的認識問題和實踐問題，還必須深入到地層去，掌握地層內部的運動規律。

究竟從何下手呢？在一次討論會上，有同志提出：如果說，大量抽取地下水必然要引起地面下沉，過去我們在外省有的地方搞地質勘探時，也在深井裡大量抽水，為什麼就沒有出現地面沉降呢？這一反問，給了大家很大啟發。經過討論，大家認為抽取地下水之所以會引起地面下沉，一定還要受到更深刻的地層內部矛盾的制約。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我們就從弄清地下水運動與地層內部運動的「關聯」入手，到地面沉降的中心地區去進行調查和勘察。

在一家紡織廠里，管理深井的工人向我們反映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他們廠里幾口深井的井管，每年都會自動往上升，今年割去一段，明年又上升了。升了割，割了又升，沒有個完。他們問：深井井管埋在地下一百多米的深處，管壁四周被土層緊緊壓着，究竟是什麼力量把它頂上來的呢？為着揭開這個「秘密」，我們對全市每口深井都作了調查，更發現了一個值得深究的現象：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深井井管都年年上升，巧得很，這些深井不但分布很集中，而且都是設在地面沉降區的。這使我們想到：捉住這個線索，可能是深入地層內部尋找地下水與地層相互作用規律的一把鑰匙。

為此，我們實行地質專業隊伍同廣大群眾相結合，大搞群眾運動，對上海地區地層結構情況進行了廣泛的勘察研究工作，又在全市許多地方的各個土層里埋設了幾十個測量標和幾十個儀器，定期觀測在抽取地下水時所引起的地下水位、地層壓縮等等細微的變化，取得了大量技術數據資料，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實踐論》）的改造製作功夫，終於取得了本質性的認識。到這時，深藏在地層內部的看不見、摸不着的「秘密」終於揭開了。

原來，上海地層在岩石上有着厚達三百米的「覆蓋層」，而這個覆蓋層也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不斷可分的。離地面一百五十米以下的地方是粘性土層，抗壓強度大，不易壓縮；而在一百五十米以上的土層里，又有四個土層和兩個含水層，其中只有一個土層抗壓強度大，其餘三個土層都是容易壓縮的淤泥質粘性土層。為什麼地下水用得多在上海會引起地面沉降而在外地就不一定會？為什麼有的深井井管會自動上升有的又不會？都是由上海地層的上述特點決定的。由於從地面到七十五米之間的淤泥質粘性土層抗壓強度很低，當地下水被抽走後，水位下降，土層孔隙里的水大量流失，土層就壓縮，反映在地面上就是地面下沉。而過去我們在外地搞勘探，是在岩層里抽水，因而不會引起地面沉降。根據同一道理，那些會年年自動上升的深井井管，就因為分布集中，用水量大，地下水抽走後，周圍的地面下沉了，但井管是埋在沒有同時下沉的七十五米以下的含水層的砂層里的，這就給了人們一個錯覺：好象井管「上升」了。

綜合分析了這些調查和實踐所得的大量材料，我們得出了這樣的認識：造成上海地面沉降是由於大量抽取地下水，其特殊表現則是三個集中：地層，集中在七十五米到一百五十米之間的兩個含水層；地區，集中在東、西幾個工業區；時間，集中在夏季。反映在地面沉降上，就是：工業區比用地下水少的其他區沉得多，夏天比冬天沉得多。

這個結論來自廣大群眾的實踐，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地面沉降研究會上，原來堅持「十大因素」的「專家」也不得不表示完全同意。然而，兩種世界觀的鬥爭是不是就此結束了呢？不，遠遠沒有。

在客觀規律面前的兩種態度

在認識了引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接着研究如何控制地面沉降的時候，兩種世界觀的鬥爭就反映在這樣一個問題上：是利用自然規律能動地改造世界呢？還是在客觀規律面前無所作為，聽憑它的擺布？

當時，在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下，幾個資產階級「專家」提出了兩種理論，一種是想「一勞永逸」，主張在上海某新工業區搞這樣一個試驗：把那裡的地下水統統抽光，看看地面究竟會沉到那一步。他們說，一旦掌握了這個「最終沉降量」，從此就可以按照這個數據修築多高的防洪牆，建立多少個排水唧站，「一勞永逸」地解決地面沉降的禍害了。這種所謂「最終沉降量」完全是建立在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空想上的，不但辦不到，根本連辦也不能辦，因而後來也就無人理睬。但另一種理論頗熱鬧了一陣子，這種理論可以叫作「因噎廢食」：既然抽取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那麼，若要地不沉，除非水不用。為此，他們先製造輿論，開座談會，搞展覽會，都是一個調子：只有不抽取地下水，別無出路；接着發出命令：封井停泵，禁用地下水。

封井還是開井？就成為當時兩種世界觀鬥爭的焦點。我們依靠廣大群眾，對地下水的用途進行了調查。通過分析，大約有百分之三十是可以用自來水代替的，其餘百分之七十當然還可以有少量節約，但卻不可不用。因為一到夏天，地下水溫度要比地面水低得多，所以許多工廠為了改善工人勞動條件，降低車間溫度或調節空氣濕度，都需要用地下水。當然，不用地下水，也可以搞一套蒸噴設備來降溫，但那要費去國家大量的建設資金。拿每小時製冷一百萬大卡效率來作比較，用地下水比用蒸噴製冷，可以節約投資百分之五十以上，省電百分之七十以上，還可節約大量煤炭。因此，地下水不僅不能禁用，而且隨着工業生產的發展，還會要多用。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條：水要用，地不沉。

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稱之為「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新民主主義論》）這種能動作用，不但表現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這第一個飛躍上，更重要的還表現在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這第二個飛躍上。以指導戰爭為例：「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論持久戰》）我們當然不可以不顧地面沉降的客觀規律，胡亂去做那些經過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們也不能聽任自然規律的擺布而無所作為，看不到我們可以運用這種規律去改造世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才是堅持了辯證唯物論而避免了機械唯物論。

水要用，地不沉，能不能做到呢？用水和地沉，是控制地面沉降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對矛盾。「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夠互相轉化」。（《矛盾論》）在地面沉降的過程中，地下水水位下降，是矛盾轉化的條件；能不能通過地面水的下灌，使地下水得到補給，從而使地面不沉呢？我們決心開展一個通過回灌地面水、提高地下水位以控制地面沉降的試驗活動。

從地面水的下灌看地下水的運動規律

地面沉降的原因：大量地抽取了地下水；

控制沉降的措施：向地下回灌等量的水。

上面這個公式的正確性，似乎是用不着懷疑的。但是，當我們真的動手幹起來的時候，就覺得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在我們面前還有着許多新的問題急待認識。

首先是到那裡去灌水？根據我們過去的勘察，證明上海地下水是從長江通過地下古河道得到補給的。上海地下含水層平緩，砂粒細，補給慢，因此，大量抽取地下水以後，造成上海地面沉降。為使地下水就近得到補給，有人提出在市區外圍鑽幾口專門灌水的井來灌。但究竟要灌多少水才能在上海市區得到足以控制地面沉降的地下水補給量呢？這就要測定一系列水文地質數據，而要測定這些數據又非有各種條件不可，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持七十二小時內不變的穩定水位。但上海地下含水層不是實驗室，那麼多深井晝夜不停的抽水，潮汐的時漲時落，都會影響到地下水位的變動，在永遠運動着的自然界裡，那裡能找得到一個絕對靜止的「穩定水位」呢？我們有個勘探隊，照着這個方案搞了兩個星期，開抽水機燒柴油燒掉了十多桶，結果一個正確的數據也沒有算出來。

錯誤和挫折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遠水救近火」證明是不行的，能不能「近水救近火」，在市區原有的深井依靠廣大群眾來回灌呢？我們帶着這個想法去同工人群眾商量，當時有關部門「封井停泵」的命令雖然已經發出，但自來水公司許多工人卻利用幾口舊井堅持在做提高出水量的回灌試驗，因而我們的想法立即得到他們大力支持。後來，又到用水工廠同管理深井的工人商量，他們都很高興，說要干我們就一起干。

到那裡灌的問題解決了，接着是怎麼向下灌。開始，我們以為有了井灌灌水還不容易嗎？用消防龍頭向里灌就是了。但沒有灌多久，就灌不進去了。過了一夜，索性都溢出來了，井口冒起了很高的一團氣泡，象螃蟹吐沫一樣。我們把灌進去的水重新抽回來作了分析，不僅有氣泡，還有大量渣滓，把進入土層去的水路都堵死了。氣泡是灌水時帶進去的，渣滓則是氣體中的氧同水裡的鐵的化合物。因此，要解決水路堵塞的問題，就要防止空氣進入井管。工人同志們想出了很多辦法，把凡是可能有空氣進去的地方都密封了，創造了一套「真空回灌」、定時回揚的操作方法，終於把水灌了下去。

但是，只解決了那裡灌和怎麼灌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能夠控制地面沉降。毛主席教導我們：「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實踐論》）我們控制地面沉降的主要措施是向地下灌水，如果我們的這個措施不合於地下水運動的客觀規律性，那麼，一切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都將成為空談。

地面水的特點是容易流動，地下水的特點是什麼呢？有人說，不動。這種說法不符合辯證法，而且根據地下水水位的測量資料，證明還是動的。有人說：「上海的地下是個大海，今天灌進，明天流光，弄不好把國家的錢白白浪費掉了。」說地下是海，當然不符合事實；但如果地下水真有相當流速，發生類似的這種情況又怎麼辦呢？為此，我們又和廣大工人群眾一起，認真地作了測試，證明上海地下水的流速，不同地區雖有細微的差別，但總的來說都極其緩慢，在細砂層里，即使在抽水的情況下，一晝夜才流動三米到五米，如果不抽水，更緩慢到幾乎測不出來。這時候，我們更感到原來那個想當然的「遠水救近火」方案的脫離實際，按照這樣的流速，在市區外圍灌下去的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流到市中心。經過測試，我們還發現地下水溫度，在一兩個月之內，幾乎沒有變化，在半年之內，變化也很微小。

一個是地下水的流速極其緩慢，一個是水溫的變化極其緩慢，認識了這兩個「極其緩慢」，就使我們整個回灌工作有了客觀基礎。由於水的流速極其緩慢，可以在地下保留很長時間，才有可能使地下水水位每年保持一定的高度，控制地面沉降。當我們每年冬季利用許多工廠停用地下水的時機，大量回灌、少量抽用時，地下水位逐步提高，地面就開始上升；到第二年夏季工廠大量抽用、少量回灌時，地下水位漸漸降低，地面就開始下沉。地面總是這樣一升一降在運動着。我們說，這一年的地面沉降控制住了，是說這一年地面上升相當於下沉，如果上升超過下沉，那就是地面回升。由於水溫的變化極其緩慢，即使半年以後，也基本保持原來的自然溫度，因而大部分深井「冬灌夏用」，抽上來的水還是冷的；小部分深井「夏灌冬用」，抽上來的水還是熱的，都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工人同志們風趣地說：「我們的土地真會管家務，又當熱水壺，又當冷藏庫。」

在向地下灌水過程中爭取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

「水要用，地不沉」的理想初步實現了。能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掌握了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了呢？不能。毛主席教導我們：「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最近幾年以來，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我們提出要更多爭取控制地面沉降的主動權和自由權。

在分析全市各種回灌記錄時，我們發現，同樣的回灌水量，效果卻很不一樣。有一年回灌期一開始，地面就有顯著上升，但另一年回灌期開始後上升卻很不顯著。回灌期結束時的情況也不一樣。有一年停灌後，地面立即有短暫時間的下沉，但另一年卻沒有下沉。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從用水工廠提供的地下水位記錄資料中看到：回灌期開始時地面顯著上升那一年，水位大面積普遍提高，而地面上升不顯著的那一年，水位有的地方提高多，有的地方提高少。而在回灌結束立即出現地面下沉那一年，水位有大面積的短暫回跌，地面沒有下沉的那一年，水位沒有回跌。我們拿了這個資料，同參加回灌工作的工人一起研究，了解到回灌開始時地面上升顯著的一年，是許多工廠一齊起步灌水，因此，地下水位也大面積提高；地面上升慢的那一年，各廠回灌工作起步先先後後，地下水位有高有低，因此地面回升就很少。回灌期結束時，大家一齊停步，就出現地面下沉，先先後後停步，就能保持少沉或不沉。

凡是反覆出現的現象，必然帶一定的規律性。相同的回灌量，反覆出現不同的升和降，反映了什麼規律性呢？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哲學思想，知道「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着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矛盾論》）量變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轉化為質變。就在量變階段中，也還有顯著的量變和不顯著的量變可分。恩格斯說過：「許多力量溶合為一個總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造成『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反杜林論》）因此，回灌同樣數量的水，分散開來和集中起來其作用大不一樣。集中回灌，短時間內迅速集中到一定的量，這種作用反映到地面上，就出現了向上的顯著的量變（地面回升）；反過來，分步停灌，使較長時間內仍然保留一定的量，就可以延緩發生向下的顯著的量變（地面下沉）。掌握了這個矛盾規律，我們控制地面沉降就更自覺、更自由了。每年冬灌期到來之前，大家商定開灌日期，幾百口井一齊動手。冬灌期結束前，也排定誰先誰後分幾批停灌。這就叫「開灌齊動手，停灌分步走」。以後，又區別各個地區的地層情況和不同行業的用水要求，更發展成為一整套回灌方法，作為全市有關工廠共同遵守的制度。

「事物內部矛盾着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着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矛盾論》）一定的量可以轉化為一定的質，一定的質又可以轉化為一定的量。當我們用這個思想來改進地下水的質量的時候，更發揮了以少勝多的巨大威力。

首先提出這個設想的是戰鬥在回灌工作第一線的棉紡織廠工人同志們。他們想：用掉一噸地下水是要用回灌一噸地面水去補償的，根據質與量可以互相轉化的原理，能不能少抽地下水，而用提高地下水質量的辦法做到一噸頂幾噸用呢？大家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作為冷源的地下水的質是冷，越冷，降溫越是有效。而要使地下水冷就要灌的水冷。這樣，回灌工作要儘可能集中在冬季進行。一般是從每年十一月開始，到第二年四月份結束。但即使在這幾個月里，氣溫也是從高轉低，又從低轉高的，灌進去的水溫也是這樣一個馬鞍形。因此，根據回灌期自然溫度的高——低——高，回灌量要努力做到少——多——少。寒冬臘月，正是地下水回灌的「黃金季節」，廣大深井工人戰鬥在井台旁，天越冷幹得越歡暢。他們一聽到氣象台發布「寒潮警報」，就根據氣溫降得快、水溫降得慢的客觀規律，利用工廠的淋水塔，把準備回灌的水先送到塔上去噴射一次再灌。採用這個辦法，在乍寒有風天氣，一般可以使水溫降低三、五度。為了在最冷的季節里回灌更多的水，他們還不斷改進回灌技術，在原來「真空回灌」的基礎上，又用自來水壓力進行回灌的「正壓回灌」以及「加壓回灌」、泵管井管一齊灌等等操作方法，使回灌效率成倍成倍的增長。

採取了這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上海地下水的溫度越來越低，從工業用水要求來說，也就是質量越來越高。據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測算，原來的地下水溫度二十一度，現在十四點五度，實際使用效果現在的一噸相等於過去的二至三噸。反映在全市，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工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地下水使用範圍也不斷擴大，但實際用水量一九七一年反而比一九六六年節約百分之七。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上海地面從逐年下沉到能夠控制並略有回升，又一次生動地證實了毛主席的這一論斷：「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如果不是在毛主席哲學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廣大群眾齊心協力共同奮戰，要控制上海地面沉降是根本辦不到的。就拿回灌試驗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參加的還只有三、五個單位，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九六六年，迅速發展到一百多個工廠、二百多口深井同時展開。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我們深入批判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廣大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地下水回灌、控制地面沉降的試驗工作更加形成千軍萬馬、洶湧澎湃的熱潮。群眾中不僅出現了不少「井專家」、「井醫生」，更有廣大的關心地面沉降的熱心人。我們在勘察過程中取得的大量技術數據資料，很多都是由分布在全市各個地區的工人和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組成的群眾觀測員提供的定期觀測記錄。我們在外國資料上曾經看到這樣一則報道：有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城市，想搞控制地面沉降的試驗，但由於幾個資本家集團爾虞我詐，結果，只落得個長年累月的紙上談兵。對比我們國家這樣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們感到自豪。

但是，回顧我們這幾年來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很不自覺的。尤其是在連續兩年控制地面沉降的工作取得了成績以後，我們有些同志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以後只要坐坐辦公室，算算數據，編編計劃，讓用水工廠去灌水就是了。有時到工廠去，也是井旁轉一轉，測一測，就算完事了。正當我們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的思想有了抬頭的時候，一九六九年高溫季節由於用水計劃性不夠，一度出現了局部地面下沉較多的現象。我們立即下廠，接受工人群眾的批評，不僅管好灌水，而且和工人群眾一起管好用水，使這一年繼續控制了地面沉降。依靠廣大工人群眾的積極努力，一九七○、一九七一兩年，又取得了控制上海地面沉降工作的更大成績。我們全大隊的同志，牢牢記着一九六九年的教訓，時時提醒自己要清除頭腦里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殘餘，肅清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的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餘毒。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我們對上海地面沉降的客觀規律的認識還很不充分，很不完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去繼續研究。我們一定要在已有成績的基礎上，繼續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向深層地下水進軍，不斷開發新水源，不懈地去繼續認識和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讓上海這塊東海之濱的大地，更好地更多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銳利的武器，改造世界，主宰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