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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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東坡帥揚州，曾蚊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呂惠卿。惠卿問：『軾何如人？』

蚊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邪，大禹之聰明邪？』蚊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蚊曰：『學孟子。』

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蚊曰：『孟子以「民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奇才也。』

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仇怨不可奪也。

王彥霖《系年錄》：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實錄》成。著作郎黃庭堅除起居舍人，蘇子由不悅曰：『庭堅除日，某為尚書右丞，不預聞也。』已而後省封還詞頭，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悅，不平呂丞相之專乎？抑不樂庭堅也？庭堅字魯直，蚤出東坡門下，或雲後自欲名家，類相失雲。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為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雲：『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為不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則自削去『歡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為蘇明允雲：『《範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幹著說善惡，可以為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為惡者稍知戒，為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微婉，使後人傳之、註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為說、為解、為訓釋、為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弼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為，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為，為之亦不復取信於後矣。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茍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將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於文何過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為善固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為惡者，必用奸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又憚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雲：「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泄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為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於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奸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恤也。』初，寶元、慶歷間，範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範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誅為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禦，韓魏公為相，富鄭公為樞密相。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為範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為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鬥殺、劫殺，鬥與劫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殺傷他人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鬥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系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若以鬥殺與謀殺，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鬥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荊公不知法，好議法，又好與人為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荊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得為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為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祖宗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寬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荊公則姑息以長奸，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荊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予嘗謂後漢張敏之議，可為萬世法。曰：『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或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與司馬文正之議合也。蘇黃門初嫉許遵之讞，後復雲：『遵子孫多顯者，豈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哉！』亦非也。使妄活殺人者，可為陰功，則被殺者之冤，豈不為陰譴乎？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荊公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宗感悟，諭執政亟罷之。

荊公方在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荊公既出，疏駁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亂天下。識者於清獻公有遺恨焉。

先人嘗言熙寧、元豐間，司馬文正、範忠宣先後為西都留臺，吾皆從之遊。

至元祐初，文正起為宰相，忠宣起為樞密使，吾見之，其話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時，但忠宣顏色甚澤，文正清苦無少異，吾以此窺忠宣，其中豈尚以名位為樂邪？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雲。』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疏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疏，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孫雲。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茍氏。

然敬字從著（原註：己力切，音棘）非茍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蘇東坡既貶黃州，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為檢討官，先進《太祖總論》，已不當神宗之意，未幾罷去。東坡自黃崗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荊公於鐘山，留連燕語，荊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雲。』

元豐末，司馬文正《資治通鑒》成，進禦。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嘆曰：『賢於荀悅《漢紀》遠矣。』罷朝，中使以其書至政事，每葉縫合以睿思殿寶章。睿思殿，上禁中觀書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從丞相來觀，丞相笑曰：『君無近禁臠』，以言上所愛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