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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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文談
作者:魯迅
收入《且介亭雜文

一、開頭[編輯]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只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着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嘆着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所以也談閒天。

閒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弔膀子,談三寸怪人干,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面,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甚麼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着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麼的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着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只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字是甚麼人造的?[編輯]

字是甚麼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着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只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這麼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甚麼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桿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傢伙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舖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字是怎麼來的?[編輯]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只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只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蹟,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着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麼有閒,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着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麼一個奇蹟,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面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面上,同時彷彿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面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編輯]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像的事件,於是只得來「象意」,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像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泬」或「璋」,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像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躕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麼?[編輯]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採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裏採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編輯]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着甚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着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只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編輯]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甚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甚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甚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甚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採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着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麼交代?[編輯]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只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採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拼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 ch goz,「他是工人」是Ta sh 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甚麼窮鄉僻壤去了。

那麼,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着乘風涼,談閒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編輯]

到了這裏,就又碰着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着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只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着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麼一堆古怪成績麼?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甚麼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編輯]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只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面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着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

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閒,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緻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麼?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閒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着戲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編輯]

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着「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藉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着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甚麼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閒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甚麼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彙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閒,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編輯]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縴;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縴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麼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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