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民”的外交
常常听见国人说：如何才是“大国民”的态度，现在我们要在对于惨劫后的日本的态度上和对于苏俄的承认问题上，寻求这句话的例证。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种族上文化上利害关系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只因日本的民族在东方的“鲁卫之邦”里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他的地理的关系，又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接触较早，在势不得不首先站起来以谋自卫，不幸这个孤立的东方民族，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政策用帝国主义的手段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东方被压迫的区域内，争取并驾齐驱的地位，他下力量便不知不觉的集注在中国身上，这样子种的了中国和日本两民族间的恶感，这种恶感使中国人认定日本是中国唯一的仇敌，使中国人忽视了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的策源地，并不在日本的事实。
这一次天灾地变，使日本遭空前未曾有的惨劫，在我们自诩为“大国民”的中国人，自不忍隔岸观火，自不应在这种人间惨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间的仇恨，就从利害关系上想，今后的日本，至少在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而且天灾之后，日本的政治上发生变动亦不是意外的事，这亦足为中日两国接近的媒介，假使我们看到这一点，不但在这几天内要打几通热烈的同情的电报，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我们不欢迎从前的日本打出帝国主义的旗子来替我们东方的鱼肉民族，张一张威风，亦能在我们身上与欧美的帝国主义者机会均平的分一杯羹，我们却欢迎这一位不能再打帝国主义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个先驱。
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东来备受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足以证明我们国民已经认识了苏俄是我们的好友，既经认识了。他是我们的好友邦么？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应该把承认苏俄这件事，作为纯粹友谊的表示，不该把他作为商卖式的外交交换品，只有力能承认苏俄的政府，才能接受并保有苏俄退还中国的权利，但是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门”的“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
国人近来常说国民外交，我们要从对日对俄的外交态度上看一看，我们的国民外交是不是“大国民”的外交。
没有国民的政府那有国民的外交？这一点亦望大家注意！
（原载1923年9月16日《努力周报》第70期，署名S.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