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序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序
作者：胡適

　　1927年我在華盛頓第一次勸施植之先生寫自傳。那時他快滿五十歲了，他對我說，寫自傳還太早。以後二十多年之中，我曾屢次向他作同樣的勸告。到了晚年，他居然與傅安明先生合作，寫出他的《自定年譜》作自傳的綱領。又口述他的早年生活經驗，由安明記錄下來。安明整理出來的記錄，從施先生的兒童時期起，到1914年他第一次出任駐英國全權公使時為止，——就是這一本很有趣味而可惜不完全的自傳。

　　為什麼沒有全部完成呢？安明說：“施先生開始口述的時候，精力已漸衰了。到1954年秋天他大病之後，他的記憶力更衰退了，他的腦力已抓不住較大的題目了。所以這部自述的記錄只到1914年為止，沒有法子完成了。”

　　但是這本小冊子還是很可寶貴的。因為這是我們這一位很可愛敬的朋友最後留下來的一點點自述資料。如果沒有安明的合作，連這一點點記錄都不可得了。

　　植之先生活了八十歲，安明的記錄只到他三十七歲為止。這本記錄可以分為兩大段落：前一段是他在國內國外受教育的時期；後一段是他從美國回來之後在國內服務的時期（1902—1914）。

　　植之先生敘述在上海聖約翰書院的經驗，就是很有趣味的教育史料。“信教學生免費。非教徒繳納學費，最初每年八元，後增至十元，至余離校之時增為十二元。校方除供給食宿而外，每年另給小帽一頂，鞋子兩雙，青布長衫二件，棉襖一件。放學時並給銅錢百文為車費。書籍及醫藥費用亦由學校供給”。這種追記，和“卜舫濟先生留長辮，衣華服，矩步規行”一類的記載，都是史料。

　　植之先生十六歲時（1893）就跟隨出使“美日秘國”欽差大臣楊儒到華盛頓做翻譯學生。他在美國留學九年（1893—1902）。他追記這九年的生活，比較最詳細。其中最有歷史趣味的是他敘述楊儒時代的駐美使館的內部情形。這種記載，現在已很難得了。

　　在這九年之中，他曾被駐俄的楊儒欽差邀去俄京聖彼德堡幫了一年（1899）的忙。並且曾隨楊儒到海牙出席“彌兵會議”。可惜他沒有把這一年的觀察和經驗講給安明記錄下來。前幾天夏晉麟先生邀我午餐，我說起我正在看安明記錄的施植之先生的早年自傳，夏先生的第一句話就問：“有沒有他在聖彼德堡和海牙的記錄？”我說：“可惜沒有。”夏先生和在座的幾位朋友都很感覺失望。

　　植之先生1902年在康乃爾大學得文學碩士學位之後，他就回國了。那時他二十五歲。此後他的生活共有三個時代：從1902—1914，這十二三年他在國內服務。從1914到1937年，這二十多年他在國外擔負外交的重要任務。1937年以後是他退休的時期，雖然他還替國家做了不少的事。

　　我們現在所有的記錄，除了他的教育歷程之外，只有他在國內服務的十二三年的追憶。這十三年的記錄裡，最精采的只有三大段：第一段是他在武昌張之洞幕府裡的經驗。第二段是他做京漢鐵道總辦時期的改革。第三段是他在哈爾濱做濱江關道的二十六個月的改革。

　　在這三大段裡，植之先生特別敘述一位畢光祖先生的為人，特別記載這位畢先生給了他很多的指導和幫助。植之先生說：

　　　　藍皮……文案中有畢光祖先生，字枕梅，嘉定人。畢先生改正之後，往往為余詳加解說。嘗謂余曰：‘'文章貴在理路清楚，不必作四六駢體，但求辭簡意明。古人所謂辭達而已矣。”

他又說：

　　　　畢先生勸余處事要腳踏實地，其公牘圓到，其為人赤誠，其見解高超，皆為余生平所服膺。余以一出洋學生，對國內情形隔膜，而能服官州縣（濱江關道系地方官），數年得無隕越者，多有賴於畢先生匡助之力也。

這部自述裡，屢次這樣熱誠的稱許畢先生的助力。

　　植之先生在濱江關道任凡二十六個月，他的成績是當時中外人士都很稱讚的。他自己也說：

　　　　英國駐哈爾濱領事SIY嘗告同僚云：此間交涉事項宜多遷就施道台，使其久于其任，施道台若離任，其規模辦法必皆隨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時中國官吏不能行其法也。

我在許多年之後，也曾聽美國朋友顧臨先生（Roger S. Greene）說，當時他也在哈爾濱，親自看見施先生的政治作風，他很佩服。顧臨先生說：“那個時候（1908—1910年）離日俄戰爭才不過幾年，中國官吏能在北滿洲建樹起一點好成績，為中國爭回不少的權利，是不容易的事，是值得留下一點永久的紀錄的。”我也曾把顧臨先生的話轉告植之先生，作為我勸他寫自傳的一個理由。

　　現在，他的哈爾濱時期的回憶錄有了安明的筆記，我們只看見植之先生處處歸功於那位畢光祖先生。他說：

　　　　余在（濱江關道）任二十六個月。……經辦事務煩而且重，前任後任無一終局者。余以出洋學生久任此職得無隕越者，得力于畢先生者甚大。就任之始，畢先生告余曰：道署之人，不必多換，“就生不如就熟”。只要長官不貪，下屬焉敢舞弊？……余到任後，未換舊人，而前弊俱去。蓋因余本人於薪俸公費之外，不納分文額外收入。此亦得力于畢先生“腳踏實地”之教也。

他記載張勳的兵士正法一案，又說：

　　　　此案乃畢先生經辦。其人思慮周詳，文筆圓到。余任內重要公文皆出其手。時人多稱道之，每謂余以出洋學生而公事熟悉如此，誠屬難能可貴。實皆畢先生之功也。

　　我們讀施先生稱述畢先生“匡助之力”的幾段文字，我們都覺得這位“為人赤誠而見解高超的文案先生確是很可以佩服的”。——但我們同時也不能不感覺這幾段文字都可以表現出植之先生自己的偉大風度，他能認識這位畢先生，他肯虛心請他修改文字，肯虛心聽他詳加解說，肯虛心請他去幫他自己辦公事，肯全權信任他至十多年之久，使他能夠充分發展他的才能來做他最得力的助手；這都是植之先生一生最可愛的美德。我們看他四五十年之後還念念不忘的說：“我當年的一點點成績實皆畢先生之功”，“實多有賴於畢先生匡助之力”。這樣的終身不忘人之功，這樣的終身把自己的成功歸美于匡助他的朋友，——這種風度是足以使人死心塌地的幫他的忙了。

　　胡適　1958，10，22夜，在離開紐約的前七日

　　（收入《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1958年臺北施肇基遺族印本。又載1960年1月臺北《自由談》第1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