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偶談
| 客座偶談 作者：何剛德 193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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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序
[编辑]壬戌之冬，余撰《家言》，而有《春明夢錄》之刻。次歲，復將《郡齋影事》、《西江贅語》刊成。其時甫賦遂初，略摭舊聞，本有語焉弗詳之憾，擬作《客座偶談》，補其罅漏。乃遲遲十年，屢屢易稿；兼以世變日新，聞見益夥，遂復裒然成帙。而事關國故，居多不忍棄置，因就舊稿。重加編輯，錄而存之。蓋自辛丑舉辦新政之後，又三十年矣。三十年為一世，世事變幻，長安一局，古往今來，不過如是，轉若無足深悲者。蓋曠觀大勢，不能無所悟也。甲戌冬至，平齋何剛德。
官制隨時變更。清初不置相，後乃設軍機大臣，行相之事。不定額缺，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兩宮垂簾聽政，則軍機必以親王領班，下以數大臣輔之，所謂軍機王大臣是也。凡事由親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必由領班之親王開口請旨。所請何旨，即未上班時所商定者，雖偶有更動亦罕矣。是合外國君主、內閣之制而參用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殆不盡然歟。
清制，京官滿漢分設員缺，而滿缺每多於漢缺。然員缺雖滿漢併設，而辦事多以漢員主之。事務之繁，惟六部為甚。六部之中，尤以戶、刑二部為甚。戶、刑二部分十八司，其餘四部皆四司。除堂官外，司員辦事者，實缺之員或不敷用，以候補之人充之，其餘事簡而職之閑散者，不過備員而已。二百餘年，未聞事有不舉者。外省督撫司道府縣，各有專官，每省定額不及百缺。其附屬之丞倅雜職，大省不過二三倍，小省亦求其稱而已。
前清宮俸之薄，亙古未有。或曰：洪承疇有意為之，以激怒漢人。而不盡然也。一因滿人占額太多，不敷支配；一因人心厭亂，容易服從也。今試以京官言之：正一品大學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兩，一年三百六十兩；是每月祇三十兩。遞減而至於七品翰林院，每季祇四十五兩，每月不及八兩也。至於六部，全部公費及官吏廉俸薪工，姑以吏部言之，每季二萬三千餘兩，以數百人分之。其餘小九卿十數衙門，十不及一二焉。外官另有養廉，比京官為優，今舉其略言之：邊省督撫獨優，年支二萬。東三省新制，加至三萬。其餘大小省，均在二萬以下、一萬以上。藩、臬一萬，以下遞降。府則三千，縣則一千二百，亦以次遞減。外官俸與京官同，且皆坐罰不領。其餘丞倅雜職，統計不過數千而已。此為取於國庫言也。此外，藩司糧道及知府，有公費，取於州縣平餘，其餘特別差務，亦皆由此項供給錢糧，少則數千，多則竟將十萬。糧有多少，即平餘有盈絀，盈者年所入可數萬計。此外別無所謂政費名目。至若督撫，則有關稅、鹽務之津貼，然非有明文，受與不受，亦視夫其人耳。惟收糧、收稅之機關，由道迄縣，不得謂之非弊。凡公款應甲月解者，遲至兩三月始解。則此兩三月，可以發商生息。公款以關道為多，此項息金亦頗可觀。然商欠危險，則責其自理，與庫款無出入也。若一歸庫，則成為庫款。藩庫道庫，皆由首府隨時查點，現銀向不能輕動。實缺外官支領庫款之實數，一省之中，無論如何，大省年不過二十萬，中小省可知已。此外，則候補供差各員薪水，皆由各局支管，而以藩司總其成，大概道員知府百數十金，州縣以次遞減。每班祇寥寥數人，歸諸二十萬之內，亦綽綽有餘。是此項支出，二十二行省，四百四十萬括之矣。京官自光宣年間，風氣漸濫，員缺推廣，部用漸繁，然尚不失之遠。而外省則依然支絀也。
官俸既薄，而庶人之在官者，薪工亦隨之而薄。祿不足以代耕無論矣，而紙張之給價，幾於有名無實。論者所以有以弊養人之說。而不知弊之徇於私者，謂之弊；逼於勢者，不得謂之弊。明人筆記，於吏部制簽，尚有微詞，似吏之有弊，莫吏部若也。余官吏部十九年，明知部吏領照有費，引見有費，補缺有費，皆有其不得已之故。然吏之對官不得言費，一言費即以作弊論罪。且費自費，公事自公事，毫不相涉也。至於錢糧之弊，人言全在書差。凡串票零數，固不免沾潤，然口口聲聲，必抱定錢糧絲毫為重一語，謂之尚有忌憚則可，謂其潔己奉公則未然也。總之，官明則弊少，官昧則弊滋，一言蔽之矣，亦不得歸咎於立法之不善也。
前清官俸薄，而吏之祿徒有其名。今日者，吏裁而官獨存，官存而俸獨重，是以常苦不足也。然今日患官多，而專任之官卻少。每一事，必使數人分任之；而分任之人，又各有其分任。如科員、股員、辦事員，似官非官，其實化吏為官。皆食官祿者也，即《周禮》所謂府史胥徒之類也。《周禮》府史胥徒未曾實行，而今則已實行矣。議減政費者，競言裁官，不知今之習為官者，皆名為士者也。官多則養士多。然則士可不養乎？報載法國減政，裁官八萬人。法國正患失業人多，今又增此八萬人，豈不更多乎？此事近成為環球通病，各國方共謀救濟，所當擇善而從也。
有清入關之初，文字之獄滋熾。康乾以降，崇尚儒術，滿漢之見漸融。道光中葉，滿人柄政，又復排斥漢才。迨洪、楊變亟，起用林文忠，中道星隕，行省糜爛殆半，俶擾逾十稔。曾、胡、左、李諸公，以儒將風流，削平大難。朝廷懲前毖後，知漢人之有造中國，復壹意向用之。同光之際，外省大吏，滿人所占特二三耳。寶文靖師相嘗告余曰：「滿洲一部人材，安能與漢人之十八省比？」蓋滿人之達者，固不以排漢為然也。光緒末造，舉錯漸歧，旋而親貴用事，不特排漢，竟且排滿焉，大事遂不可問矣。
林文忠於虎門之役，焚毀鴉片，朝廷以其辦理不善，遣戍伊犁。論者謂權相媒孽，同僚猜忌，致鑄此錯。事後群引以為恨。其實不止此也。當日英人挾死力以求貿易，不遂其欲不已。文忠僅以一人，獨任其艱。而一般闟之徒，布滿中外，進退鮮據，奔走喘汗，釀成五口通商之局。此蓋天禍中國，故使之毒癰四海，延及百年。中國興敗之機，關係甚巨，非得以一時一事論也。今者文忠聲名洋溢乎中國矣，而流毒未已，九原有知，當必有無限隱痛者。是豈庸俗人所及見哉！
文忠仕於道光一朝。其時滿人枋政，公適丁其阨，備歷艱屯，而矢以忠純，卒能以功名相終始。蓋其自監司陟疆圻，所至有恩，每蒞一事，不動聲色，必挾全副精神以赴之。而生平所致力者，尤在農田水利。久辦河工，洞悉利弊，尤以籌辦畿輔水利，為根本之根本。即遣戍塞外，奉命屯墾，猶大興農利於新疆。人第以禁煙之名震之，而不知純臣之經濟固別有在也。今者煙毒流行，英人尚且知悔，而國人之犯癮者，效尤不已。事之可痛哭流涕者，夫復何言！惟當此全球患貧之日，中國根本之計，還在於農。誠舉東西迤北閑曠之地，秉畿輔水利之議而推行之，參以大農新法，其規劃必有可取，庶亦救國之一道也。
前清八旗，滿兵隸京營餉較厚，各省之駐防旗兵次之，漢兵則較薄，且於廂正旗色白黃紅藍之外，別之曰綠營。或曰洪承疇定制，亦具有深意也，昇平日久而暮氣生焉。洪、楊起事，綠旗各營一敗塗地，即僅存者，幾不能成軍，竟有互相殘殺者。自湘軍、淮軍以鄉勇繼起，肅清海宇，而軍制為之一變。二十年逐漸裁撤，而氣勢尚雄。余官贛、蘇兩省，贛則防營湊合約有七千，蘇則練添新兵兩標，海疆無事，亦盡足以資鎮壓也。北洋練兵日有聲色，然尚未脫湘淮窠臼。今軍閥失敗，諸將雖變更面目，其意見豈盡銷融哉？
曾文正率湘中子弟，起而平難，金陵克復，而撚匪尚熾。文正以湘軍漸有暮氣，器械亦不如淮軍之精，且湘中子弟皆有田可耕，不若退而歸田，而以剿撚責之淮軍，蓋讓也，非諉也。李文忠起而繼之，蓋任也，非爭也。厥後，卒以淮軍平撚。其時湘軍雖未盡消滅，其氣勢總不如淮軍之盛。余到奉天時，過山海關，駐防三千，鎧甲鮮明，身材驃壯，恍有臨淮壁壘氣象。文忠練兵北洋，淮將尚多才，然亦間收他省人，不過示畛域。袁項城重練新軍，仍以北洋為名；而北洋雖為北人口頭所公用，其根底則仍不脫淮軍。後直隸諸將踵起，遂據北洋為已有，於淮將漸起爭端，省界益明，而內訌之禍烈矣。
聞咸、同之際，軍務緊急，朝廷日盼軍報。遇有勝仗，即用紅旗報捷，飛摺八百里驛遞。所謂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驛站遇軍務時，每站必秣馬以待，一聞鈴聲，即背鞍上馬接遞。其忙急至於如此。然奏報中所敘戰情，委曲詳盡，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勢，種種可疑。後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於未戰之前，先行擬定；一得勝仗，即行發摺，馳陳其當日如何衝鋒，如何陷陣，賊從何地來，我從何地追，殺賊若干，獲戰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為之。將來如有事實太悖謬處，只於奏報詳細情形時，設法補救，亦不必顯為更正也。然後來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據當日奏摺原文，酌量刪削，不能自讚一辭。今之戰事如此，古之戰事何莫不然。讀史者不可不知。
同治改元，兩宮垂簾聽政，以恭忠親王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大學士桂文端〈（良）〉、戶部尚書沈文忠〈（兆霖）〉、侍郎寶文靖〈（鋆）〉、文文忠〈（祥）〉併為軍機大臣；鴻臚寺少卿曹恭愨〈（毓英）〉學習行走。元二年，群盜如毛，旋仆旋起；諸將爭功，互相齮齕，且有官軍互鬥之事。曾文正能將將，不能將兵，臨陣屢敗，而猶能上秉朝謨，制馭諸將。得以決勝疆場者，非得軍機諸臣運籌帷幄，知人善任，極力維持，何以得此？三年六月，南京克復。論功行賞，曾文正〈（國藩）〉晉封一等侯；曾忠襄〈（國荃）〉一等伯，加宮少保銜；提督李〈（臣典）〉一等子爵，賞黃馬褂；蕭〈（孚泗）〉一等男；均賞雙眼花翎。按察使劉〈（建捷）〉賞世職。又以各路剿賊功，封僧王格林沁子伯彥訥謨詁為貝勒；官文忠〈（文）〉、李文忠〈（鴻章）〉一等伯；駱文忠〈（秉章）〉一等輕車都尉；都興阿、富明阿、馮子材騎都尉；魁玉雲騎尉。中興功臣，戮力疆場，除死亡貶謫外，無不叨恩，所謂有幸有不幸也。八月，復以江南平論功，晉封恭邸子載澂貝勒、載澂入八分輔國公，載瀅不入八分鎮國公；加文文忠宮太保銜；寶文靖、李文清〈（棠階）〉宮少保銜；曹侍郎〈（毓瑛）〉賞加頭品頂戴花翎；其餘宗親、御前大臣、內務大臣，各賞賚有差。
軍機加恩，所以後於諸將帥者，意謂軍機特承旨書諭耳，無功可言，政權固操自上也。不知兩宮初政，春秋甚富，驟遇盤錯，何能過問？所承之旨，即軍機之旨，所書之諭，即軍機之諭，此亦事實之不可掩者也。恭邸雖總攬大綱，然寶文靖嘗對余言：「恭王雖甚漂亮，然究係皇子，生於深宮之中，外事終多隔膜；遇有疑難之事，還是我們幾個人幫忙。」當戰事吃緊之際，可見王大臣同寅協恭，艱難宏濟，為煞有關係也。恭邸、文靖在直二十餘年，可謂得君專而行政久矣。光緒十年，軍機全體被劾，恭邸家居養疾，文靖原品休致，蓋皆念其前勞，未加降黜也。
文靖，吾師也。退居八載，吾常侍杖履。薨逝之日，飾終之典甚厚。及其葬也，吾送之，見平地一塊，掘土二三丈，長如之，寬稍遜。旁露一舊棺角，蓋其夫人葬在先也。下棺後，即將地上原土覆之，上築一土坡，絕不加一灰石，蓋恐一加灰石，即與地氣隔絕。餘則封樹，自稍有規模。北人厚葬，不過如此。臥龍躍馬終黃土，此黃土實際也。人生若夢，此固一熱鬧之夢；若未成功而歿，或竟遭殺戮，尚不知若干夢也。
沈文肅嘗言：「中外在今日，皆有得過一日是一日之勢，中國不必遽自餒也。」蓋以當時列強，廣置兵艦槍炮，用財如泥沙，而暴斂橫徵，民力不堪，實有岌岌之勢，文肅之言非無見也。然文肅此言，亦在於光緒初年創辦船政後，閱歷漸深，漸有覺悟也。觀其作船署對聯曰：「以一簣為始基，自古天下無難事；致九譯之新法，於今中國有聖人。」當時亦震列強之強，而毅然為之，後見列強以科學致富，濟強政策萬不足持久，故發此歎。今乃知其有遠見也。
沈文肅任船政大臣時，藩司因買銅不報，謂與稅款有礙，用劄駁詰。乃立縛藩吏，以「阻撓國是，侮慢大臣」八字殺之。當時因紳士在鄉辦事，恐滋掣肘，閩省風氣，紳弱官強，故不能不殺之，以示威耳。不數時，船廠有一小工竊洋匠汗衫。乃執而告之曰：「汝偷外國人汗衫，太不替中國人做臉。」遂喝令處斬。公餘，亦集僚屬作詩鍾。有一日，未終唱，忽告人曰：「我適有事，少頃回來再唱。」遣人問之，則坐大堂又殺一人矣。當日船政，弊絕風清，洋匠慴伏，亦賴有此耳。
左文襄由浙赴閩，駐節上遊，寄書到湘，說閩奇瘠。前閱其所刻家書，大有懊喪之意。且其時各省凋敝。餉源祇靠釐金，乃以三千金撥款，動與人齟齬，其困苦情形可想。迨到省城，增建正誼書院，創桑棉局，大有百廢具舉之概。雖當時建設費省，究非有款不辦。余少時，在老屋門口，見其湘勇三人，與肩挑賭骰，失敗，怒擲兩錢，拿粳米果五粒而去。此是其部下蠻橫處。此外並未聞有苛索濫徵之舉。足見其經畫之精，規模之遠也。
光緒甲申，法越肇釁，講官張佩綸、寶廷諸人，相約彈劾權貴，操縱朝政，時人目之為清流。且有不聞言官言，但見講官講之語。雖陰主者固有其人，然全體軍機同日罷職，懿親如恭邸亦令退居，朝端氣象為之一新，不得謂非欽后之從諫如流也。厥後，法艦闖入馬江，海軍以不戰被熸，張坐失機落職。滇越陸軍失利，弢老亦以舉薦主將非人降調。功罪賞罰，各加其分，在清流無所為榮辱也。惟張於罷官後，為李文忠贅婿，致招物議；寶亦以福建試差歸途，娶浙江江山船妓，上疏自劾落職。清流之貽人口實，亦不能一味尤人也。
近年大亂，非人有意為之也，誤在「隨聲附合」四字。一事之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倡之者非盡出於無意，而和之者可斷其為盲從，陰錯陽差，必鬧到不可收拾而後已。甲申法越、甲午中日之役，主戰者不過一二人。後和之者日眾，竟有明知其不可戰，而不敢言和者；甚有料其戰之敗，先搬眷出京，而上摺請戰者。及至割地賠款，則鴉鵲無聲，瞠目相視而已。此余所親見之事。拳匪之役，在余出京之後，其倡和情形，亦復如是。此又余所熟聞之事。兩事已成隔世，追思之，尚有餘痛也。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挾私意。然其激於義憤，志在救國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極，有當時所不能意料，及至事變發生，則必瞠目相視，而有早知如此悔不當初之歎。夫論事必須洞燭始終，處事必宜熟權利害；旁觀論事，與當局處事，要宜易地而觀。世之訾人者，每曰成敗論英雄，吾獨以此論為未允。語云：「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為英雄者，苟能毫釐不差，即為千里不謬，必可有成而無敗。此按諸已事，無一爽者，可不懼哉！
中華開化數千年，中間奇奇怪怪之事無所不備，一一皆有蹤跡可尋。承平日久，法度修明，或因事涉猥褻，正史不采；或因說近支離，正人弗道，日久半就消滅。迨紀綱一墜，亂象紛挐，世人所驚為創見者，實亦不過故態復萌耳。但如夢如泡，依稀恍惚，達者觀其通可也。
北洋練兵之議興，以三十六鎮為標準。論者即惴惴焉憂之，以為中國國力，萬不能堪此重餉也，今日之兵，何止五倍三十六鎮之數，兵額幾冠全球。然則餉何自出乎？官籌之不足，祇有任其自籌，而苛稅雜捐諸弊遂不可制止矣。今之人但苦兵多，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科學與人工互消長，凡興一事業，便於多數之民，不暇計及少數。且新事業，亦未嘗無用人也；不知所用之人，遠不敵所不用之數也。是今日之兵，皆此等失業之民漸積而成也。其不容於兵，必趨而為匪。兵匪交哄，民無立足地矣。海國機器流弊，工商恐慌，其亂未必不與中國相等。國際亟亟開會，名曰救濟，實則各自為謀，而其意在籌餉，則一也。
庚子以前，中國無警察也。余到蘇後始創辦。端午橋制軍告余曰：「以中國地大，只求一里有兩個警察，年已需五萬萬。以全國歲入，辦一警察，尚復不彀〈（當時歲入未至四萬萬）〉，何論其他？」渠倡言立憲，喜辦新政，所言竟與之相反，不知何意。嗣後各縣勉強興辦，小縣二三十人，大縣亦不過五六十人。民國成立，卻逐漸擴充。今者江西剿匪，以警察不足恃，又復勸行保甲。可知國土太廣，國力太微，遽廢舊法不可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代則間用火攻。前清入關，猶以騎射取勝，可見當時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時，曾文正初見開花炮，則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備。」語載《求闕齋弟子記》。文正第言備而已，可見當時湘軍並未慣用也。光緒年間，薛叔耘駐使，作《庸庵筆記》，云：「外國科學發明，戰器日精，將來必有雲間作戰之一日。」當時尚未有飛艇投炸彈也。事未百年，戰器名目，日新月異，不可勝數，而軍費奇巨，雖富強之國亦感拮據。歐戰之後，列強覺悟，迭訂和平之約。然一面訂約，一面購械，以固國防，其費仍不貲，無論何國，杼軸空矣。故列強變計，而趨於軍縮之一途，豈能視為兒戲哉！
古者學古入官，謂官必須學古，而後可入也。然官有限，而學古之人無限，學古者必欲人人入官，則天下亂矣。故孔子於子張學干祿，則以寡尤寡悔抑之；於漆雕開之斯未能信，則說之。蓋深知人人做官，處於必窮之勢，故以謀道不謀食之旨，勸弟子以安命也。孟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聖賢教人，無非使人專精於為學，不可急於求官，千言萬語，意在彌亂而已。科舉時代，廣設科目以容之，苛持繩尺以阨之，使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消磨精神於不知不覺之中，而拔其一二，為治世之用。勢之所迫，蓋不如是，不足以彌亂也。
有清時代，一科舉時代也。二百餘年，粉飾昇平，禍亂不作者，不得謂非科舉之效，所謂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祿之途，人人爭趨。御世之術，餌之而已。乃疏導無方，壅塞之弊，無以宣泄，其尾閭橫決，至不可收拾。末季事變紛歧，何一不因科舉直接間接而起？而究其始，特一著之錯，不知不覺耳。
科舉時，有舉人，有進士。從前舉人不中進士，即可截取，以知縣按省分科分名次，歸部輪選。當時舉人何等活動。乾隆年間，以此項選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舉人三科不中，準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為一次。例於會試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內閣驗看，由吏部分班帶見。每班二十人之內，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謂之「跳八仙。」其餘十二人，再挑三人，作為一等，帶領引見，以知縣分省候補。餘九人作為二等歸部，以教諭訓導即選。行之數科，逐漸擁擠，外省知縣，非一二十年，不能補缺，教職亦然。光緒以來，其擁擠更不可問。即如進士分發知縣，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補缺，故時人有以「即用」改為「積用」之謔。因縣缺祇有一千九百，而歷科所積之人才十倍於此，其勢固不能不窮也。
舉人於大挑之外，且更有教習、謄錄、議敘各途。種種疏通，無非使舉人皆得由知縣、教職兩途入官也。秀才則予以五貢升途：恩、副、歲三貢可選教職，拔貢、優貢許以朝考；亦以知縣教職入官，拔貢且有小京官之希望。亦未嘗不為秀才謀出路也。無如源泉混混而宣泄不及，當日百計疏導，於事終無濟也。
當時進士分省之即用知縣，擁擠固如前所述矣。主事一途，光緒年間，非二十年不能補缺。捐班者補缺無期，與此並無影響。余十四年而得補缺者，因在吏部，較疏通也。中書一途，欲升侍讀，與主事之難同。至於補缺後，截取同知，分省候補者，則與即用知縣等耳。惟翰林一途，當時最為活動，每科學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鄉會試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之差。而當時翰林不過數十人，以之分派，每科一人竟有得兩差者，宜其優勝也。乃至光緒年間，長短大小之差，仍是此數，而館選太濫，人才擁擠，考差者竟有二百餘人之多。平均牽算，每人約須九年可得一差，且得一差而若係房差，則九年之中，祇得數百金而已。試問如此養士，如何能濟？兩次推翻軍機之事，亦實相迫而成，不得謂非當軸者之過也。
進士殿試次晨，欽派科甲出身之大臣八人，入內閣讀卷。譬如進士三百二十人，每人應分四十卷，由八大臣各定次序。八大臣中，以憲綱為次序，先抽十卷，前一日進呈。其第一本即為憲綱第一者所定，第二本即為憲綱第二者所定，挨次推到第八本為止。其九本十本，則仍為憲綱第一第二者所定。是狀元定為憲綱第一者所取，榜眼為第二者所取，探花為第三者所取，傳臚為第四者所取，其餘則同歸二三甲。若進呈十本卷，有經御筆改定者，則又視各人之造化，然總不出此十本中也。此種辦法並非例定明文，當時必因讀卷屢起爭端，故定此標準，雖曰調停，亦逼於勢耳。其實著意只在十本卷，其餘則每八本挨次堆疊，二甲之為進士，三甲之為同進士，亦歸之於命而已。余字之劣，得附二甲，即其證也。且好字不止十本，若盡不入憲綱，在前四人之手，則鼎甲傳臚，豈不是盡無好字者？此亦極不平之事也。
考試試差，定例閱卷十人，取卷只以八十為限，每人取八卷，則落第之卷亦自不少。取定之後，由軍機揭彌封，開單進呈，單便留中。放差不在此單，斷不能放，故軍機北屋留一底單，南屋之小軍機不能知，禮部不能知，即閱卷者亦不能知也。不過閱卷者記得詩句，或在外私言耳。放差之日，禮部具題，仍照全單列名請旨：軍機則檢出底單，每差酌定正陪二人，請御筆在禮部題本上圜定一人，即行宣布。考差者不知取不取，祇論放不放，故恩怨不歸閱卷之人，而專歸之軍機。軍機於單內擇二人作正陪，雖於差之肥瘠、路之遠近，或不無照顧私人；至於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取高之人放小差，則單內明白易見，豈能當面作弊？大概放大省學差及正主考，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員，由欽定外，其由小考差而得學政，非取在前十名不可。其取在中間，可以主考，可以分房；其取在後面者，定為房差無疑。此亦理勢所當然，不能任意營私也。乃考差者一遇無差，不怨己之不取，而怨軍機。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而亦怨軍機。翰林二百餘人，得意者十之三，失意者十之七，為數不下二百人。怨氣所積，謂以後種種禍變，無不因是釀成，亦似武斷；而不知發端甚微，無形之影響，固甚大也。
同治初年，左文襄克復全浙，移師督閩。下車之始，百廢具舉。創立正誼書院，以課舉貢，並選舉貢之高才者，住院校刊《正誼堂全書》。宏開廣廈，寒士歡顏，影事今猶在目。記院中撰一聯云：「青眼高歌，他日誰為天下士；華陰回首，當年共讀古人書」。文章經濟，名重一時。而大亂之後，亟亟修明文事，元老宣猷，其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謂此事祇近在四十年，乃竟有人往風微之歎也。科舉時代，每省有書院，定考課，給膏夥，教而兼養，意至美也。各省各自為政，而大致不差。今即以吾閩書院言之。省城舊有三院：曰鼇峰，曰鳳池，曰越山，所以課生童也。鼇、鳳督撫主之，越山則福州府主之，謂為郡書院也。又曰龍光，所以課駐防，則歸將軍專主。謂為八旗書院也。外府縣仍各有一二。同治年間，左文襄立正誼堂，招舉貢校書，旋即設立正誼書院。嗣是王文勤中丞〈（凱泰）〉撫閩，創立致用堂，旋改為致用書院，專課經學，卻不限課舉貢。其掌教名為山長，皆以鄉先達退宦者為之，雖論輩分科分，亦必以品學為重，此亦古者祠祿之意也。其束脩：鼇峰八百金；鳳池六百；越山二百四十；正誼八百；致用亦然，間或一千，則記憶不清矣。其膏夥：鼇峰生員內課二千三百，外課一千八百；童生內課一千三百，外課八百。鳳池略遜，越山則祇數百而已。正誼內課四兩，外課三兩；致用亦同。每月官課一次，另師課兩次，應官課不應師課，則分扣其膏夥。官課另有獎賞，其額數獎銀，皆隨官之豐嗇。師課三名前亦有獎賞，但出於額定，為數甚微；膏獎細數記不甚清，但不失之遠耳。正誼專考舉貢，人本無多，而大多數之寒士，除教讀外，皆以各書院為生計；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別無所營謀，亦絕不𣯀𣰕也。世人以顏子為不學而致，吾則以為當日之書院生，未嘗不知簞瓢之樂也。今日追思，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瑣瑣記之，俾後來人知其來歷焉。
光緒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為始，鄉會試改八股，試策論。八月奉旨：除京師已設大學堂外，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內均改設大學堂外，府廳直隸州均改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行之未久，又於三十一年八月，準直督袁世凱、鄂督張之洞、江督周馥、粵督岑春煊之請，謂科舉不停，民情觀望，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一律停止。科舉廢而學堂大興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規制不能整齊畫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語，又徒託空言，不得謂非始謀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撫州，於奉詔之先七日，即改興魯書院為撫郡學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為之，初無所沿襲。後數年，乃有普通學、專門學之區別。蓋當時草創，學制固未備也。回任建昌，新創郡學一所，甫落成，即奉諱去任。及到蘇州，以他項學堂已多，乃創立農學堂。三年，有自外洋學農學專門歸者，聘為教習，乃告之曰：「農學以選種殺蟲製肥為要素，宜按程序分淺深教之，以資實效」。教習曰：「吾所學乃農理化學，不能一一實驗也。」余心非之，而無可改聘。開學幾及五年，而現象如此。政變後，余不復管學務，二十年來如何更變，則不復與聞矣。雖然，余豈得謂為無罪哉？
當民國元二年，機關林立，學生得事較易，而俸薪皆百數十元不等。今則事少人浮，而謀事者仍不肯貶格小就。余告之曰：「我初到建昌時，於江書院生員膏夥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給之；汝們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於色，優遊過日。今有十餘元館地，個個以為不滿意，是何以故？且汝們江西省城，從前有友教書院，山長束脩年只二百四十金，雖加以官場津貼，為數亦有限。而為山長者，多係退老督撫。試問：當日太平時代，讀書人之享用，不過如此；今者國債累累，度支幾竭。必欲每人之得館者，非百數十元不可。試問錢從何來？後何由繼哉！」然此猶為余在江西時言也。近則累年匪擾，流離顛沛，情形直不堪問矣。
科舉時代，懸一格以為招，人人各自延師，各教子弟，國家亦不必人人為之延師也。學堂制興，官立學堂，是官為之延師也。官力不足，失學者多，於是合群力而為私立學堂，是私人代為之延師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學者仍多，於是有力者自費出洋，以輔官派出洋之不足。費巨額隘，其失學之多，仍如故也。中國人民之眾，失學之數，至少亦在百與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數，國家欲擴充學堂，徐補此闕，力必不足；若用強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數各自謀學，勢更不行。且今日學堂之弊，不止在失學人多也，即不失學之人，亦無以用其所學也。論者謂宜廣開工廠，每廠必開一學堂；某廠用何項人才，即招何項學生；從前所有畢業生，即按其所長，各歸各學堂掌教，或補習。如此，則已學者無棄材，後學者有出路，而國家亦可省一無限量之學費，一轉移間，全神俱振。策無有善於此者。至於法政一門，專為作官吏之用，近時既不重官吏，如有願學者，即可照從前科舉之例，各自延師，聽候官為考校。如此，則從前法政人才，亦不至無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實踐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則在辦事者之善為措置耳。
今日學堂之弊，與學生無與也。而當時興學者，急於觀成，倉猝定制，人不一心，適蹈不知輕重之弊也。一在畢業太易。科舉時代，三年一會試，取進士三百餘人焉。三年一鄉試，各省統計，取舉人約二千人。五貢並不及此數。進士固即時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舉貢分途，消納十不得一，日積月累，後來已擁擠不堪矣。今改科舉為學堂，大學畢業視進士，中學畢業視舉貢，而且無人不可畢業焉。今默揣其數，試問何以位置？一酬報太豐。前清大學士，年俸三百六十兩。而從前出洋畢業回國，當軸極意優待，年俸視大學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後難為繼，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視之太重，而勢處必窮也。一備索學費。從前寒士讀書，無所謂學費也；且書院膏夥，尚可略資以津貼家用。今則舉學中田產，悉數歸入學堂；而學生無論貧富，一律取費，且膳宿有費，購書有費，其數且過於學費。其出洋之由於官費者，寥寥無幾，其自費之費，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計。學生之棄家產，負重債，以期畢業者，不過求出路以取償耳。今對待學生者，則曰：「學生之頭角崢嶸者，不難自謀其生，歷次考試，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學位，則亦已矣。不觀當日之秀才乎？秀才中舉中進士，固有出路；若終於秀才，則亦有秀才頂戴榮身也。有何不可？」不知當日秀才無資，本無產可破；今之秀才，則大半自破產來也。此二者視之太輕，勢窮而變，不易通也。噫！始謀不臧，其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辦學之人亦不任咎也，無已，其仍證諸外國乎？外國學生失業，亦必恐慌，當有補救之法，取其所長可也。近來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謀之，此亦時勢所趨，無可解免也。
財政前清由戶部專管。戶部之庫，余在京時，奉派隨同查過四次，出入互有盈絀，盈時不過千一百萬以外，縮時亦不過九百萬以內。承平時，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庫，必報盈餘少數。此部庫也。至外省亦有省庫。蘇州有藩、糧二庫，余任首府，凡遇巡撫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過一次，為數不過數十萬，間有過百萬者甚少，緘藏嚴密，毫無假借。此省庫也。江蘇算是大省，而所藏不過如此，則小省可知。計部、省各庫，計算不過三千萬，視乾隆時部庫尚存七千萬者，殆已不及，中國可謂貧矣。今則改庫藏為金庫，而金庫則由國家銀行代理之，有虧無存，每況愈下矣。
中國自同治元二年之後，十年生聚，漸復承平。官俸儉薄，兵餉節縮，取於民者，只釐金不能即除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賦」之祖訓。國用不足，推廣捐例以賣官。疆吏有議行屠宰稅者，人猶唾罵之。醫瘡挖肉，不免拮據，然未敢輕易借洋債也。乃甲午一敗，賠款二萬萬。當日京官，震而驚之曰：「此二百兆也！」賠款各省分攤；攤解不及，即須借債以補之。庚子又一敗，賠款四萬萬。於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債。京官又推廣登進之路，於是富商大賈，遂輦載以求仕進，官常弛而奢侈之俗興矣。丙午夏，余服闋到京，葛振卿尚書〈（寶華）〉對余言曰：「君知我國新打一勝仗，有人賠我四萬萬乎？」余曰：「何說？」渠曰：「若非賠我四萬萬，京官之闊，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豈料世變如此之速耶！」其時親貴尚未橫行，而禍根已暗長矣。旋而親貴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數年而國亡矣。亡國之後，項城初到，即定為京官，無論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較前清宮俸倍蓰矣。後乃變更平餘辦公諸舊制，名為化私為公，實則驟增政費。又有所謂善後借款五千萬，以為挹注，而京官又肥馬輕裘、狂嫖大賭矣。是河山方以奢終，功名復以奢始也。項城在洪憲以前，雖以洋債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憲後，大動天下之兵，軍費無所底止，而政費隨之而濫，遂更感拮據矣。
光緒末年，戶部冊報，歲入一萬萬零八百萬。迨項城時，逐漸加增，歲入已逾四萬萬。或云，所增之數，外債及學生學費均算在內。實在歲入之數，亦總在四萬萬矣。此四萬萬仍由民間所擔負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則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時所言也。今閱財政部報告，二十年度，歲入已在六萬萬以外；且祇就國家稅言，而地方稅田賦大宗等等，尚不在內。雖以元易兩，而大數已甚可驚。政繁賦重，民不堪其憂，豈空言已哉。
從前內債，有所謂徵信股票等名目，後以捐照抵還，遂失信用。而外債則不然，後因屢次展期，抵押品有名無實，信用亦失。外債途窮，仍返而求之內債；內債途窮，乃減折以招徠之，賣時減折，還時十足。此飲鴆止渴也。然此法外國實開其先也，外國量出為入，借國債為挹注，取便一時，今日經濟恐慌，勢已將窮矣。中國尤而效之，而尚未甚，豈可不審慎從事哉？
從前各國通商，我以絲茶出洋，獲大利；而外洋以鴉片進口，亦獲大利。後外人自製絲茶，我之絲茶減色；而我自種鴉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鴉片亦何嘗不減色。且外洋之制造品進口日新月異，而我之天產出口亦日新月異，近來之倣造洋貨又復不少，特外人進步速，而我之進步遲耳。今則外國工商恐慌，百計傾銷，商情大變，成敗不可以道里計矣。
通商以出入貨之盈縮為利敗，此顯然者也。光緒末年，與一德人談，則謂：通商係兩利，比之於水，水未有不平；所謂盈絀者，必有所救濟，不能執一而論也。我德國輸出，即絀於輸入，不足為慮。譬如中國無銀礦，市上銀洋流行，從何處得來？乃證以《海關貿易冊》：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為二萬七千萬，為最旺之數；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三年，此五年內，出超已降為一千萬有零；自光緒四年以後，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遞降，均入超於出，其甚者將及一萬萬。當時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確有所據。今則超入之數，竟有七與一之比例，則水之不平甚矣。其崩決之勢，不大可懼哉！
田賦按則定稅，本有標準，乃日久弊生。有清入關，即欲矯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餘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廣，糧戶太繁，稅則又參錯不一致，以致一國之中，完欠互異，不平已甚。縣中冊報豈能捏飾？而綜核殊難一目了然。余外任廿餘年，每到一縣，必與縣宰閑談，問其所轄田地，每畝若干弓，完糧多少。皆猝不能對；即對，亦言人人殊。迨飭吏開單，有數十畝一戶，有一畝不止一戶者，且畝不一則，則不一糧，一篇細賬，不糊塗而亦糊塗矣。此吾親歷之事。蘇、贛錢糧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財政會議，力求田賦平均，可謂知其要矣；但望無徒託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賦之外，常稅而已；今則無稅不增，而田賦轉成為少數矣。古者理財，量入為出；今則量出為入矣。財政部計算表勉符預算，而田賦一項尚歸諸省稅，只國稅收入已逾七萬萬矣。財政部專管收支，而代財政部而收支者，尚無帳可算。錙銖所入，何一不取之於民？語云：「暫累吾民」。民果何時而釋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財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與官俱不能遽裁，則政費之浮濫者，獨不可減乎？然所減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說，官場所浪費者，仍有利於工商之民，正可以資挹注。此說鄉人自鄉來者，言之歷歷，尚非持之無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財政者競言無辦法，誠哉其無辦法，然環顧外國，亦何嘗有辦法也。支出無藝，國債日增，其病皆中於軍備也。列強乃急急於經濟會議，冀欲於商務補苴。既曰會議，則必各得其平，非專顧一國也。此議何時可成，大抵終歸於各求省縮而已，各謀苟全而已，勿徒騁高論，而自欺欺人也。
米為民食所資，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說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贛，在建昌時，米價貴過二千，紳士以米穀出境太多，須厲禁，以恤平民，余許之。旋有謝、梅兩老紳士，來言此禁宜弛，否則恐米價更貴。余召請禁之紳士詰之，乃對曰：「謝、梅兩富紳米多，利得厚價，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頗信之。越數日，米價果更貴，且河下因攔米鬧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監即率人在河下攔米船，得錢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錢，即互相鬥訟；且索錢不止一處。米價遂因而加貴。後乃知請禁之紳士，即緣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蘇州，省會之地，密邇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實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聯洋人買辦為之。聞其貲本數百萬，春間放債與農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盡入此公司之手。米價漲落，歸其操縱，有時創為禁米出洋之說，或又弛禁，皆為該公司所利用，官為傀儡而已。盛杏蓀未為尚書時，告余曰：「中國尚食西貢洋米，那復有米出洋？」一語可以道破。彼紛紛者，殆別有作用歟，蓋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蘇州米價將漲過十元，揚言非漲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與紳商籌平價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時，米價過二千，即鬧饑荒。相隔不過六七年，何至世變如此之速！蘇州產米之區，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貴更無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蘇州米價不許過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搶米店，我官場不負責任。哧詐之言，我總不聽！」嗣後價亦漸平，殆該公司知我已燭其奸也。此蘇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後到江西省城，雖無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買賣之大，亦為人所注目。江西產米有餘，祇臨川一縣，年可餘一百萬石，勢非出口不可。議會復開，乃當日刁劣攔河之故態復萌，慫恿由會建議禁米出口，官場無可辯論。後米商向議會暗中疏通，便復議弛禁。一年至少總有一次開禁，一次弛禁。其後軍事迭興，釐金加重，上海價低，出口無利可圖，雖不禁而亦不出，與禁不禁毫無關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總之，米穀如水之流，全國可通。價之貴賤，非有特別事故，不能過於輕重，禁令只助漲價之弊，絕無平價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見，可以斷言者。然後知剖鬥折衡之說，莊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蘇秦之客於秦，米貴如玉，薪貴如桂，謁者可惡如鬼，秦王難見如帝。後見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訴其作客之苦，蘇秦去今已二千餘年，猶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狀也。厥後治亂相乘，物價之低昂，人民之苦樂，不知經數百變，無可殫述。但以吾身親見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麥，此其大較也；北人兼食雜糧，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時不預家務，但聞米一石二三千。光緒三年到京，米一包二兩四錢，折合一石，則為三兩餘。光緒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過二千，邊縣則只千二百文。乃調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粵邊，米石八元，多者十元，與內地價幾逾倍。光緒季年到蘇州，產米之區，價亦七八元，間有至十元。甲寅到贛，米石以四五元時為多。壬戌到滬，則米十元以外，間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價之高低，除僻地以豐歉為轉移，其都市之處，皆操縱於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稅滋弊，皆由米商消納之而入於米價。是米價定於商，不定於農也。是亦籌民食者所當知也。
礦產布天下，所謂地不愛寶也。然開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終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變化不測，殆有天為之主宰，而礦師之明昧，特為天所驅使耳。中國卌年前，山西煤礦中外喧傳，謂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隨聲附和，哄動一時，某巨公乃與外人合貲，開采煤油礦。不二年，各虧巨本而罷。當初如何合貲、及虧本後如何分任？事屬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礦名一敗塗地矣。即漢冶萍煤礦，何嘗不虧本，特以供給日本，取用未即廢耳。他如漠河金礦、雲南銅礦之類，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過養活一時礦工而已。若外國礦主所稱為大王者，百無一二，其失敗者亦不少。無他，天生田以養農，生礦以養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長享其利，礦之利厚，故特為之限制。其實酌盈劑虛，工之利又未嘗不薄也。天道惡盈，冥思之，適見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用刑。」歷代雖除肉刑而未淨絕。民國新刑律，改大辟為槍斃，即笞刑亦廢，可謂法網宏開矣。雖所定刑章，間與國情扞格，然苟折獄惟良，盡可徐圖補救。惟滯獄貽累，已足上干天和，所當深戒也。
民國法律，視前代為寬。然歷代法律，雖不免有苛細之處，前清法律亦未嘗不然，而臬司及州縣衙門，必豎一牌坊，書「天理國法人情」六字於其上，謂必合天理人情，而後成為國法也。語云：「立法嚴，行法恕。」又曰：「行法須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遠哉。
獄訟之興，不外「酒色財氣」四字。民之求理於官者以此，官之取信於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氣為主，而色亦大有關係。淫為萬惡之首，諺曰「色膽包天」。余外任二十餘年，乃知所有命案，多係因奸而起，謀財害命卻居少數，諺所謂「十命九奸」是也。其盜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獄時則從其重者處之，而不以奸情牽混也。賭可傾家。無家可傾，非出於竊不可，竊案所以多賭徒也。盜案亦有因賭者，小賭則竊，大賭則盜，定獄者亦從其重者處之，不以犯賭牽混也。至於飲酒亦有滋事者，然止於鬥毆而已，其涉於命者，亦誤殺鬥殺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飲之費究不如賭，亦不至遽流為巨盜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見也。
戶婚田土之案，從前歸於錢穀，今則曰民事訴訟，皆為錢而已。金錢萬惡，爭錢必爭氣，訟案所以易涉貨賄也。錢穀幕友，操守每遜於刑名，官場輕視錢幕，亦即為此，然而貪吏喜之矣。吏雖不貪，而有藉之為傀儡，於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貪名。是則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懼也。故《牧令全書》謂：「錢穀之案不能輕斷，斷則必翻，不如諉之公親調處，而翻者卻少。」此即《易》象所謂君子以明慎用刑，無敢折獄之說也。
濰侄既到彭澤任，惡民情之刁，訐告之不易防也，來書問補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斷案耳。殊不知詞訟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斷百案，便有百個怨家，怨家哪肯說汝好話。吾此言非教汝不斷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卻宜迅速斷結，如果處當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則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戶婚田土，頭緒紛繁，情偽百出，人各繪一圖，各持一據，目迷五色，從何處說起！是非使之調處不可。《牧令書》曰：『公庭之曲直，不如鄉黨之是非。』 此調人之職，所以為世重也。」《牧令書》雖多門面語，不必盡合事實，然此數語卻可誦。調處不了者，官豈能不斷？但少斷案，總少怨家也。吾生平聽訟頗不讓人，今為此言，豈盡滑稽哉！
亂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轉損。官之威，亦恃力為之助耳。亂世官以武助力，雖甚貪暴，民縱智，不能與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緣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談禁令者，即是此意。語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導之，亦何曾易虐哉！蓋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難為，即貪吏亦何曾易為？不特循吏難為，即酷吏亦何曾易為？古之稱廉吏、循吏者，臨行臥轍留衣，旋而立祠立傳，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縱其間，而運用其智乎？
《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詩》曰：「顧畏民碞」，從古民氣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橫，士之黠者，挾民氣之說與官抗，而官敗矣。官不甘於敗也，乃挾兵而與民抗，而民敗矣。民又不甘於敗也，挾匪而與兵抗，而兵又敗矣。兵亦不甘於敗也，通匪而與民抗，則民更大敗而特敗矣。其實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數，不黠者究多數，相持日久而無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勢勝而理詘；其悔而悟也，理勝而勢詘，理勝勢詘，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亂之機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則不能無禁令，禁令愈嚴，而緣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煙及禁假命案外，絕不懸一禁令。明知佐貳雜職，皆藉例以收陋規，余只考察僚屬，不使濫索，絕不容緣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體者亦多知之，非謂余有特識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論，禁假命案祇在官能廉明，權自不至旁落；禁煙則以國際關係，不得不銳意行之。然不料繼吾後者，破壞滅裂，一至於是也。
中外交涉，譯署總其成，而教案則地方官之責也。教民播惡，魚肉平民，余守贛九年，適丁其阨。百計鎮壓，終未得當，抱疚在心。嗣義和團起義，仇教號召，不無鹵莽。外人以殺使辱國，藉保教為名，聯軍入京，索賠巨款，協定苛約，而始退兵。因是而教𦦨愈張，民怨愈甚，不數年，遂有南昌之變。南昌之案，外人實無戕官之事，兵艦一到，自滿所欲而去。然外人從此亦大有覺悟，知教民之不可袒也，乃隱將教權裁削，禁教士不得干預訟事，而數十年之教禍息，而民脫水火矣。然外人初無明文宣布也，余到蘇州時，見教士之不入公門，後始𧨝知其故，此誠中國教禍起滅之大轉機也。
中國外患內憂相迫而至。然環顧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勢，甚矣！紛亂之已造其極也。此何故哉？天禍中國，天不止禍中國也，環球生計均感窮蹙，相逼而成也。試問今日何國之民得安居樂業者，恐未易言。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有國者所當上下覺悟，而謀所以轉禍為福也。一國一黨之爭，皆局部之事，無關於大本也。
邵堯夫聞杜鵑，有南人作相之懼；宋高宗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何所歸」之憤言。中國人本有南北之意見也，當國者持同軌同文之旨，極力維持，苦心消弭，不得謂毫無政策。明清兩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據偏安之禍根斬除殆盡也。清季議立憲，又有聯邦自治之說；旋以南北爭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語。不知聯邦自治，是須邦邦備兵也；南北分治，是須南北各備兵也。近世殫一歲之所入以養兵，猶且不給，況又分之乎？北方地廣民貧，南方地狹產富，以南濟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濟滇黔，粵之濟桂，浙之濟閩，所謂受協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濟焉，此理財之關係也。袒護同鄉，懸為厲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懸為厲禁，故人才相資，四海皆為兄弟，無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縣，不能治彼郡彼縣，是一郡一縣之外，不相來往也。中國一千九百縣，是分為一千九百國矣。外人不來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縣為一國，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國，皆敵國也。敵國相侵，亂豈有定乎？此又用人之關係也。然則中國不統一，其可能乎！今國難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詞，徒亂人意也。
《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終有定時，終有勝人之時，且環球並無二天，天管中國，即環球各國無不管也。譬如天道惡盈，今日各國機器發達極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惡盈也。天道福善禍淫，中國軍閥當日狂嫖爛賭，而天以屢次覆敗警之，京官當日亦狂嫖爛賭，而天以變作災官警之，即天之禍淫也。天之陰騭下民，其舒慘遲速之數，固有示人不測者。莫謂天網不漏之說之不足信也。
黨派紛爭，政局不定，無他，政不在養民而已。然昔之養民也易，今之養民也難；昔之養民也省，今之養民也費。何以謂之費？今日之勢，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當養，已裁之兵亦當養，且未為兵之人，尤不能不養，則養之費豈能堪哉！舍之不養，則戰禍復起，廣取民財以養之，則流寇亦必起。為今之計，非大借外國之財，大舉建設不可。大舉建設，則無論舊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豈不皆大歡喜乎！且痛減賦稅，以舊日正供為度，專辦舊日之政。如此，則政不繁，賦不重，物價大賤，而民不勝其樂矣，豈非一舉而數善備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則大局豈能長不定乎？外國亦不能不同負此責也。
華僑散處各地甚多，而能擁貲成業者，究以南洋為盛，而發達亦最先。從前寄款回國，絡繹不絕，今則外國工商恐慌，同受影響。能舉華僑之產，而救祖國之貧，杯水車薪，亦屬無濟。然人數究眾且多，不忘祖國；其致力於實業，經驗亦富，國家如果善為招徠，則源源歸國，於國力亦不無小補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慶，賞也。讓，責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諸侯之制也。今觀列國，其田野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者無論矣。乃有地無曠土，野無遊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優美，其國事則謀之元老，庶政則合之群策，不失養老尊賢之意，乃觀其國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終日者。此何故哉？蓋霸者歡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無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終於不安哉？識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強備戰，戰機逼矣。子獨言不能戰，何也？曰：「各國皆窮也。」「窮何以猶備戰？」曰：「半以備國防，半以空言威脅，而欲以柔道制勝也。」曰： 「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戰，亦暫時事耳。且戰之勝負，亦無把握。」「綠氣炮極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綠氣炮，則人類必絕，乾坤毀矣，天固不許也。」「然則專用飛艇乎？飛艇價省而效速，橫空飛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學家必另製一器以破之。聞近來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險，正未可知。當日奇肱國作飛車矣，飛車與飛艇同，飛車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傳耶？戰勝本僥幸之事，況勝一無所利，敗則必至亡國，恐列強必不為也。」
韓非子說十過，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國之助，國必至於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時勢，卻不盡然。歐洲多小國，而間於大國，卻賴各國聯盟，得以均勢，而免於削。惟國小必弱，即有禮於大國，如非均勢聯盟，豈能免於侵侮！則諫臣之審時度勢，固不宜輕發議論，而使臣之禦侮折衝，又豈可不慎重其選哉！
余生於咸豐五年，正值大亂。至十二歲而各省肅清，廿三歲到京時，完全一升乎景象。《傳》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塗炭，不亞於咸、同之時，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亂。易卦於剝之後，繼之以復。今固亂時也，亂必有治；此固剝時也，剝必有復。古人有見於此，著經世之書，以待將來，不以世亂妄自菲薄，徒憂傷憔悴以終。語云：「天下自亂，吾心自太平。」誠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局外說閑話，天下無難事；事後說閑話，古今無完人。此四語，吾幼時聞之父執楊陶徑學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龐眉，豐采煥發，議論風生。常到我家，所談皆足以動聽，惟此四語余牢記在心，至今不能忘。後生小子動輒開口罵人，亦自成其夭相而已。
孫夏峰云：「勿係戀既往，勿悠忽現在，勿希冀將來。」此三語吾屢屢舉以告人。看似甚淺，然苟能力行此語，則不知心地要何等幹淨。吾老矣，從前所做之官，與所用之錢，絕不介介，即所謂勿係戀既往也。目前祇守勤儉二字，應做事必做，應讀書必讀，即所謂勿悠忽現在也。至於後來之功名富貴四字，絕不一著夢想，即所謂勿希冀將來也。人以我之頑健，謂為善於養生，其實皆得力於此三語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則易惹是非；權不可以太重，重則易叢恩怨。周孔之聖尚且不免，況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許之清高，老、莊之衝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著一字。所謂欲求其遺議，則亦無形，諸歎賞，則已贅也。若論孔文子之不恥下問，許之為文，稱其一節也。論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聖人臧否人物，且有權衡。今之論古來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極意揄揚，不留遺議；而於其薄眚微瑕，不憚曲筆而為之諱。夫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如謂建功立業之人，無一非循規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轉失紀事之實，何以昭示後人哉？夫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律己之嚴，隱惡揚善，執兩用中，察言之知也。而於論世知人之旨，固有間也。
香山詩曰：「胸中無細故。」放翁詩曰：「不思明日事。」此語看似平易，細按之，即主靜之學也。人到老而閑退，則目前之事，何一非細故？即非閑退，而浮生若夢，一生之功名富貴，又何一非細故哉？明日之事，今日豈能預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學也。
王偊翁曰：「上山則憊，下山則快，以下山之快，償上山之憊，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則熱，浴水則涼，以浴水之涼，解曝日之熱，不如就陰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靜鎮躁之意也。
呂新吾曰：「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而有吾輩哉？」此才算是有責任之言。今人動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責。」試問比年以來，百姓日苦一日，日窮一日，果誰使之，孰令致之，試問何以自解？
語云：「雖萬不可卻之情，求屢亦厭；雖萬不可抗之勢，逼極亦爭。」又曰：「有情不可討盡，有勢不可用盡。」此等閱歷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見得到說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廬曰：「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蓋人有禍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無冤抑之時，若幸災樂禍，豈不有傷忠厚乎？況生當亂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僂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憫人之窮也。
《大學》曰：「為國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利須輔義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權利，須有義務。」亦未嘗惟利是圖也。然利而曰權，是利所在，即權所在也。史遷曰：「貪夫殉財，誇者死權。」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權利直可作權害解也。人之爭權奪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呂新吾曰：「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曾幾個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剌剌，滿口都是閑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誠是也。但今人動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語為藉口，逞臆而談，禍人家國，卒之黨派紛歧，鬧成內亂不已。噫！人心世道之憂，是豈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謂孔子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後讀《論語》，便與幼時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語》，非徒講學也，其論治處尤為真切有味。陳文恭所著《從政遺規》，亦語語著實。呂、陳相距百數十年，其體悉民情，多若合符節，然即證諸《論語》所云，亦何嘗不一一吻合。無他，同是中國人，古今固同此性質也。今日歐風東漸，國體更變，謂將來人心世道，必異於古之所云，則亦一種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無才。」噫，此言繆矣。《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當其才不可，安得不以無才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無關輕重之事，擇無足輕重之人為之，何至有乏才之慮。而不知無足輕重之中，亦必有所謂稍足輕重者，此其人亦非頭腦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當之。所以臨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歎，殆非更事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閑忙兩字而已。呂新吾云：「耐苦易，耐閑難。」吾今日覺閑中大有佳趣，無須耐矣。可見人只知有忙，不慣有閑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語曰：「無事忙。」曰：「忙中有錯。」又前人詩句：「舉世盡從忙裏老。」又：「諸公袞袞登台省。」袞袞二字，寫熱官之忙尤為深刻，皆極言忙之無益有損也。吾作閑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覺，仍有無事而忙者。稍忍須臾，往往事有變化，便覺忙之無用。老來隨事體驗，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閑來無事不從容。」吾今日亦覺從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豈非不勤乎？不知勤與忙大有區別，有當為者不得不忙，忙適以得閑也；若司為可不為之事，無所不用其忙，事後思之，未有不悔其贅者也。
呂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書，免人厭於酬答。」余固以此說為然。而平日則又以「案無留牘，家無長物」八字自課。所謂牘者，非指官文書言也。在官之時，凡親朋之問候，及有求於我者，無論貴賤貧富，皆無所不答。嘗謂：人之問候我者，與我有情也，若不答，豈不絕情乎？人之有求於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盡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謝之，均無不可。若不答之，豈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後，朋箋亦寥寥矣，凡有一紙之書，必量其人之平素、與其來意之誠否，如量應付。如其素心可託，談老態，數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窮乏求我者，勉強應之，惠而不費，亦偶有無心插柳柳成陰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諉，是適成一炎涼中人矣。
語云：「不妄花一文錢，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貪也，其實亦以救貧，且可以敦品也。語云：「饑寒生盜心。」官有廉俸，何至饑寒，若非隨意揮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豈非盜乎？即非為官，凡強占人便宜，及借債不還，皆謂之非所有而取，皆盜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過，一文可妄用，即千百萬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說，凡人今日所用之錢，明日試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惡守財虜，且極韙龔藹人方伯財主財奴之言為漂亮，謂能用財則為主，徒守財直奴而已。今忽為此言，亦以國人太奢，勢將潰決而成大亂，不能無懼也。
呂新吾曰：「余參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朱耳，積口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朱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為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為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貨財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之為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為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余作課孫草，平日惜紙之事，取法於林文忠。其實幼讀《呻吟語》，印在腦筋，故終身由之，初不覺其所以然也。
語云：「莠言亂政。」莠言非必邪說，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國情，不應時勢，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皆足以亂政也。泥《周禮》而釀禍變，豈非明鑒哉！
余當官時，每欲提拔一人，臨時輒無機會，不得已，而謝卻之。易一時，恰有機會，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當意之人充之。又嘗極力薦一人，十分注意而總不得當。他日，於不甚著意之人，隨便薦之，而轉如響斯應。屢試不止一事為然。曾文正晚年篤信運氣，吾亦不敢謂人力之可勝天也。俗諺云：「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其殆天地無心成化之妙歟。
桑維翰言：「為宰相如著新鞋襪，外觀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責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責重，身攖盤錯，兢兢業業，自無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憂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說到外面排場，則淺之又淺也。
漢翟公，文帝時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可設雀羅。後復用，門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態炎涼本屬常事，乃積忿於心，而又宣之於口，稍有學問者必不出此。乃史錄其言，幾欲膾炙人口，非譽其美也，祇足表暴其褊耳。
放翁《野興》詩曰：「舊俗不還誰復念，古書雖在漸難憑。」此二語自係傷時而發。然舊俗有好者，亦有壞者，譬如中國往時婚嫁之繁耗婦女、應酬之無謂，殊可不必追念。至若古書紀載事實，時代變遷，本屬無憑，譬如《朔方備乘》及《瀛寰志略》等書，當時海禁未開，談經濟學者均奉為至寶，及今觀之，則殊多罣漏耳。至於說理講學之書，則天不變道亦不變，雖一時難憑，終久必有可憑之一日也。
陳仲舉「大丈夫當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掃除」之言，談氣節者多韙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掃除一室」，不得謂之非修齊之事。略修齊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終也。宋儒曾議之。大抵漢儒尚氣節，不免涉於躁；宋儒說義理，漸近於醇也。
人之壽數有定，而人之精神不能盡副其壽數。左文襄、李文忠晚年時，下半日竟異樣糊塗，公事皆任幕僚為之，特藉其威望，支撐門面耳。蓋其盤根錯節，敝精勞神，過於常度，故頹敗至此。而世之享大年，登大位，自詡龍馬精神者，殆亦善於嗇養，否則終日無所用心，故得此福歟。
俗諺「陞官發財」四字，誤人不淺。蓋講究做官，必不會發財，即不講究做官，亦何曾會發財？使人人明此理，則天下太平矣。憶少時吾師林勿邨山長，由狀元放知府，陞至雲南巡撫。罷官而歸，餘囊僅有三千金。其時年事已高，謂年用三百金，分作十年之用，可以就木矣。誰知老而未即死，乃賴正誼書院掌教束修以度日。官至巡撫，不為小矣，其宦囊竟不足以送死。沈文肅自江西巡撫丁憂歸，鬻字為生計，每書一聯，僅取潤資四百文。及起服後陞兩江督，始致書友人，謂今日皮衣方稍全備。官至總督，其衣服亦未能綽有餘裕也。其實貪官汙吏，豐衣美食，烜赫一時，竟有不待子孫敗落，及身而窮窶者，亦比比皆是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將就之意；合者，聚也。玩「苟合」二字，可見未始有之時，分應流離轉徙也。今之遊食四方，流離轉徙者，不可勝數，欲求苟合而不可得，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則真不可解矣。
孔子曰：「周急不繼富。」人到饑餓，不能出門戶，死無以為殮，可謂急矣，則周之宜也。今之人，每以日用不充，揮霍不快，隨意借貸，意以為取之外府也。及於至再至三，手癖慣而供應者亦厭矣。因是而流入窮餓者，不一而足。吾嘗謂孔子不曰「周貧」，而曰「周急」，蓋急固當周，若不急以為急，是周之適以害之也。
閩人多種蘭花，每以蘭花之榮悴卜家運之盛衰。而郭遠堂中丞作嘐嘐言，獨駮其說，意謂人家將興，其家主勤，理家務細，至花木亦必不忘灌溉，所種蘭花，自然茂盛。若敗落人家，百務懶惰，荒嬉過日，何能顧及蘭花，是蘭花之榮悴，關乎人事，不關家運也。人生在勤，隨事皆要體驗，推此類言之，即修齊之義也。
語云：「役物而不役於物。」役者，奴隸也，役於物，是為物之奴隸也。今之講究衣服，廣購器具，甚至玩古董，買字畫，是為物之所役也。孟子曰：「人役而恥為役。」夫為人之奴隸尚可恥，奈何為物之奴隸，而不知恥耶？近年景德鎮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魚缸尤為人所爭購，無理可喻，祇告之曰：「汝買許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時如何搬運？」亦巽與之言，非惡謔也。吾刻一小印，曰「無長物齋」，不特他物無長，即前後在贛十八年，家中瓷器，何曾彀用，此固不能瞞人者也，此亦吾性之所近，非矯然為之也。
今人有舊家庭、新家庭之說。新者自詡開通，舊者自重禮教，以舊鄙新，以新厭舊，弄出無數是非。氓之蚩蚩，竟有不知適從之意。吾則別有一說以解之。《禮》曰：「七十曰老而傳。」當未傳之先，家事老者主之，子孫不得自專，謂之舊家庭可也。及既傳之後，老者不能自理，傳之子孫，子孫竭其心力，支持門戶，自謀溫飽，謂之新家庭可也。然此非調停之言也。門戶既須支持，則圖新不宜遽舍舊也。其實天道循環，新而旋故，故而復新，猶地球東行，不知不覺而變為西也。新故兩字，本無界說可言也。
近人言：「有飯大家吃。」此亦憤一黨一係壟斷權利，故激而為是言也。其實「吃飯」二字，要大有分別，有家常之飯，有特別之飯。家常之飯，人人自食其力，且導其妻子，使各養其老，此無待多言也。若特別之飯，則鐘鳴鼎食，非富貴之家不能享有，所謂得之不得為有命，分定故也。今不各安分而爭，欲破格吃飯，是人人皆要玉食萬方也，豈不率天下而路耶？科舉時代，儒官以食苜蓿為生涯，俗語謂之食豆腐白菜；秀才訓蒙學，資館穀以終身，卒未聞大家有鬧飯者。知吃飯之人必須安分，否則未聞有不亂者也。
曾文正當亂平之後，提倡家法，注意「書蔬魚豬」。然當文正之時，歐風尚未盛行，提倡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語人以「書、蔬、魚、豬」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謬者。然當此歐風衰落之秋，各國失業者動千萬人，雖欲求「書、蔬、魚、豬」而不可得，而猶心醉歐化，強飾門面，將何以善其後哉？
余在江西時，江西人每與余言張勳家產三千萬。余曰：「此事君未目見，自係耳聞，切不可隨聲附和。」我與張勳無一面之交，何必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師長、旅長聞之，皆想做督軍；營、排長聞之，皆想做師、旅長，大亂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禍果也。張勳抄家，余躬親其事，南昌僅得二十二萬〈（合他處所抄，卻有百萬）〉，果也。軍閥時代，師、旅長皆督軍矣，營、排長亦半為師、旅長矣，其亂視張勳時將如何哉？江西人來滬，謂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驗矣。試問：當時之言張勳者，於己利耶，抑害耶？項城之初登台也，京官無論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後有人倡重祿之說，一唱百和，哄然而起，於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漸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漸加至數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馬輕裘，般樂怠敖，而猶以為窘於揮霍焉。余嘗代為之憂，謂盛極必衰，後難為繼。果也，張作霖出京，郎曹蕩然，而災官之聲洋洋盈耳矣。子貢曰：「賜不幸多言而中。」今觀此兩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湯文正時，五通神惑民太甚，毀之，去其太甚耳。後此即無有繼之者，非謂淫祠不應廢也，亦以神道設教，究可以禁嚇冥頑。且迎神賽會，究係以驅疫為名，即許願求福，亦具懺悔之意。而依此為生者，資以餬口；連日迎賽，小販亦得以資挹注。所謂弊未太甚，姑示寬大可也。非不知法令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類，其不能不聽其自生自養，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廣人眾，國家又無大興作以收養許多閑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須各歸正執，別謀生計。生計何在？又無可確示，是徒託空言，立而迫之為匪也。文正亮節清風，死之日僅御一破葛帳，其事之可傳者甚多。若禁毀淫祠，係當官應辦之事，不必震而驚之也。
漢明帝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衰，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仗臘慳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余嘗見北京出大殯，上海大出喪，其虛耗之費，誠有糜破積世之業，如漢詔所言者。漢詔亦古矣，今何以不異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無他覬，願來生不斷人身耳。』此語最可味，全生全歸，此謂不斷人身，豈修齋誦佛所能到耶？惜其習而不察也。蓋隨年盛衰，血氣也衰極而死，則漸盡矣。惟志氣不與年盛衰，志氣則義理之性為之也，年日邁而志氣精堅，義理昭著，其人死為明神，生為賢傑。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斷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斷矣，雖佞佛何益？」余近作《燈注油》詩，推論浩然之氣，有句云：「仙家證長生，老彭可竊比。佛傳長明燈，其說亦近似。」與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說，十一歲時，疹後避風，不出房門，取《三國演義》讀之，看其說神話處，卻比正史有趣，旋即棄置，不復記憶矣。京中茶館唱大鼓書，多講演義，走卒、販夫無人不知三國。北人好聽戲，尤好武戲，武戲多演三國也。然凡屬軍人，無論南北，則談吐間皆演義也，甚矣！演義魔力之大也。但三國人才多矣，而獨注重於關壯繆，或稱關公，或稱關老爺，南人則又稱曰關帝。北人不敢唱關公之戲，謂一唱即攖奇疾。南人則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嚴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災害。出臺時，觀者為之一肅。北人崇拜者，視南人為甚，而關外為尤甚。憶出關時，自沈陽行至吉林，八百里間，山嶺多以老爺為名。一日過一老爺嶺，樹木千章，參天蔽日。嶺約里許，車行其中，四面陰森，赫赫然若有英靈之質旁臨上也，心目為之震悚。歸語濤園曰： 「我過老爺嶺不止一處，惟此處為最奇，儼若四壁皆關帝也。」濤園素豪放，亦作色曰：「此語摹寫入神，關帝信有靈也。」北人言其顯應處，無奇不有，前門邊有一小廟，香火之盛，無以復加。傳言崇禎時，宮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長，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宮中，命長者屏諸前門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宮毀，即像亦與焉。前門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絕，官員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諸名士設一乩壇，忽乩書漢壽亭侯臨壇。有一狂生，乃書「呂蒙」二字於掌，曰：「乩如有靈，當知我掌中何字？」乩書二語曰：「漢家天下今如此，關羽何須畏呂蒙？」眾益驚服。其餘似此者，不可殫述。祀典則以前清為盛。有清入關，戰時，每顯靈助戰，以後遇有戰役顯應，則必加封號，祀典漸隆。他處廟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廟則用立像，因其廟皇上或親詣祭也。或疑曰：「壯繆顯靈助戰，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則又何說？」應之曰：「壯繆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闖賊，借助於清，以拯民水火，謂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說亦言之成理。總之，正直之謂神。壯繆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當其始從昭烈，旋為魏武所羅致，嗣覺魏武不軌於正，以昭烈為彼善於此，復從而為之戮力。伐吳之役，亦以其時大局尚紛，民生塗炭，不得不冀得一當，以致太平。秭歸蹉跌，則關於天數，死有餘恨也。而其浩然之氣，下為河嶽，上為日星，亙千古而不滅，其顯靈助戰也，亦以千萬人壯氣所鍾，遂偶觸之以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則亦以人心為之耳。爭地以戰，殺人盈野，上幹天怒，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氣所不容也。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亦謂正氣千變萬化，無方體，無定向，固難刻舟求劍，亦非惝恍無憑也。壯繆之事，當以此理斷之，不然，則數百年之馨香，億萬人之意向，豈能毫無依據耶！
同治癸酉科，福建舉行鄉試，時王文勤撫軍〈（凱泰）〉充監臨，查場弊甚嚴，適對讀所同考官，查出謄錄生私改墨卷，根究得數人，余友陳藻丞大令與焉。撫軍大怒，令置重典，已傳豎坡矣〈（凡督撫殺人，必坐大堂，排衙鳴鼓，將弁鵠立如坡，提囚上，綁押往法場行刑，故閩人呼殺人為傳豎坡，亦土語也）〉。天忽大雷電以風，全城晝晦，撫署棋杆折焉。撫軍警於天變，遂寬此獄，而陳藻丞數人免矣。藻丞是科因丁憂不能應試，冒充謄錄生入場，為人改墨卷。定例，墨卷添注塗改，有例定字數，若犯例，不能送謄錄。今所改竟過三百字，明明謄錄舞弊，故為對讀所舉發。藻丞此役，固為貧所迫，未始非技癢之故，遂忘其所以也。後自應試，聯捷成進士，而終於一邑，人謂其後運未終，故天示變以拯之也。余殊以為不然。王撫軍執法以懲場弊，是也；警天變而緩獄，亦是也。科場條例太苛，寒士貧乏可憫，法重情輕，故特示變以拯之，天亦未嘗不是也。謂因一縣令前程，預示保全，天之降鑒，無乃太勞乎？然吾獨不能無疑者，世之暴戾恣睢，殺人如麻者，所殺何一非冤？抑且兩軍相戰，近日炮火之烈，一發動輒數百命，而視天固夢夢也。獨於此次不夢夢者何哉？豈天亦忽明忽昧耶？有曲為之解者，科場嚴例，除殺一柏葰後，大概立法皆嚴，行法要必以恕，所以各省學政，考試拿獲槍手，只以枷號示懲，向不褫袴笞臀，且不窮究真名姓，革其功名，所以恤寒士也。此次王撫軍發怒，一轉念未嘗不悔，故藉一雷雨以解之歟。或又謂王撫軍賢者，天以其可與言而與之言耳。若彼暴戾恣睢者，示變而彼不悟，天亦無可如何也。此二說雖亦言之成理，而罅漏尚多，但當日之事，身所目睹，間不容發，鄭重如金縢故事，儼然明威在上也。
民俗之奢儉，由於地土之腴瘠，而亦有不盡然者。今就吾足跡所至者言之。山海關外，三省土脈久未發泄，農林之利極富，牧畜之產亦足。然過沈陽，則百數十里無人煙者甚多，中途偶有一二草屋，下而憩息，湫隘不堪，而屋中必有兩大缸酸白菜。北地獨多白菜，冬間醃之，一年即此侑雜糧以為食。每隔二三百里，必有一市鎮，商販亦粗笨之幹貨而已。近時火車通行，情形自異，然土太曠，人終不能不稀也。軺車所至，不能停留，然大致總在目，此北之偏於東者也。入關而西，風土祇是蕭瑟，絕非膏腴。種蔬麥以供食，而種稻粱者絕少。西度易水，與榆關內地同。及至京都，則空空九城門而已。然萬流仰鏡，百貨填溢，可謂無美不備矣。居民無土著，所居祇旗員旗民，與各省官商而已。日食之需，除朝貴及紈袴子弟暨南省京官盤餐兼味，食用稍豐外，其餘上自閑散王公，及疏遠之皇親國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日之中，上者食麵食，下者食雜糧。侑食之饌，羊肉雞卵，一二品已為異味，下者生嚼蔥蒜，若調醬則已豐矣。猶憶昔年於役東陵，到店祇有麵食，乃選豕肉雞卵為饌。旋惇親王至，隔店而住，以親王之貴，旅行並不帶廚傳，乃呼豆腐幹以侑酒。後查之，親貴不當權，所食不過如此，特五王爺尤窮耳。甚矣！北人口福之薄，遠不及南人也。及到江西，贛稱魚米之鄉，魚並不佳，而米獨足，夏布瓷器之產亦獨優。然居家則一月之中祇兩日食肉，病則以肉為藥。有一富家，熊慕蘧之封翁，余問其家食如何，則曰：「我年將七十，每日可食肉四兩。」尋常人家，皆以辣椒、豆豉佐飯，魚亦不能常具也。街上小戶，每人捧一大碗飯，上加兩箸蔬菜而已。一日出行，縣大路上排芥菜大梗數具，問何物也，曰：「芥菜梗也。」問芥菜梗何以如此之大，曰：「本地種芥菜，不肯整根賣，先賣旁梗，梗隨大隨賣。到明春，則菜心大如蘿蔔，可多賣錢也。」問何以排列於地，曰：「曬於地上，乾而醃之，切絲以侑飯也。」余聞之悚然曰：「官廚食火腿芥菜腦，取其心食之，惟嫌不嫩。今民食菜梗，尚須切絲，則吾輩直暴殄天物矣。」其儉如此，其富可知。及到蘇州，江南膏腴之地，無與倫比，米穀之種尤美，蠶利與浙共之，為他省冠，粵東後起弗及也。且密邇上海，商業發達，富戶有逾千萬者，其一二百萬者，竟不足齒數。與浙比鄰，富力與浙相競。織貨取之宮中，婦女皆穿綢緞，然冬衣祇以灰鼠條緣邊，非人人盡有皮襖。富不必竟遜於粵，而儉則殊勝於粵也。吾閩山多田少，物產極微。下遊漳廈一帶，風氣近於粵東，通洋亦早，但僑多而商少，僑偶有富者，多不敢回國，遜粵殊甚。上遊雖有竹木之利，多為江西人所占，蓋上遊七成江西人，三成土著人，土著人最有出息者，祇開飯店而已。省城一隅，自無出產，士人毫無發展，徒事呫嗶而不講求實業。科舉時代，省士科名獨盛，然科舉而得仕，能彀消納幾何？則滿城祇裝滿窮秀才而已。且濱海海味極美，而秀才食性又饞，家食茹葷之外，暇則往酒館醵飲，故中國說老饞者，閩粵並稱。富不如人，而饞與粵人競，豈不敗哉？吾到贛、蘇兩省，見寒士必有數畝之田，怪而問其由。贛人曰：「我寒士就館，館穀所入，書院膏夥所入，今之學堂薪水所入，如有盈餘，積銖累寸，今年買半畝，明年買半畝；且婦女搓麻織夏布，可資津貼。」蘇人則曰：「婦女養蠶之外，持四條木棍，在門外張架刺繡，亦可以資津貼也。」噫，吾今乃知吾閩寒士不能一人有田之故矣。平日飯菜不能斷葷，閑暇必上酒館，雖有館穀膏夥薪水之入，非隨手輒盡不可，而婦女又不能養蠶織麻刺繡，又何從津貼以買田哉？閩之瘠，而奢甚於長江諸省，則因下遊接近粵東，沾染華僑惡習而然，其由來亦非一朝一夕矣。統觀全國，究竟儉多奢少，國奢示儉，中國其較易於外國歟。
余自中年以後，每於睡將醒時，能倒影自見眼鼻或半面，然必是夜夢境清平時，始有此象，月不過三次耳。放翁自謂晚年目光夜能燭物，其殆眼藏有力歟，究亦莫名其妙。近數年來，更有一奇事：當將睡或將醒，目光蒙瞳時，每見仙佛神像，衣冠甚偉，參列榻前，或仙女、神卒，二三人不等；諦視久之，遂變成帳幔花紋，或為窗檻花格。此自目眩所致，然目眩何必見仙佛？其殆以夜寐不成時，想遊仙界佛界以引睡，積想因而成象歟？然積想不入於夢，而必接之於目，則又何哉？其實人世間，何事非幻境？制之以理，斷之以心，見怪不怪可也。
余少時即慣遲眠，然就枕即睡，無失眠之苦。七十時作《匏庵壽》詩，中有「鰥魚無睡」一語，當時亦特戲言耳。詩寄去之後，竟夜夜不睡，自疑誑語為神鬼所弄。乃年甚一年，後竟非天明不能酣枕。百計引睡無效，常服補陰之藥無效，乃細檢陸詩，見其七十所作之詩，皆言不睡，乃八十所作者，則多言美睡。可知人到七十，夜必無睡，若到八十，則夜睡而晝亦睡。然名雖為睡，恐亦祇昏睡而已，其能得美睡亦甚難事。是睡與不睡乃年齡關係，祇可任其自然，不必引以為病。醫書失眠之症，特為少年有病者言之，與老年人固無與也。
余少時聞人言，郭遠堂中丞半夜即起鈔書，點一枝蠟燭，見跋及旦，日以為常。沈文肅之封翁丹林先生，每晚九點而寢，三點而起，默坐背誦注疏，到八十三時，習以為常，蓋其未明而起，起後即不復睡。余則夜間看書，既明而睡，睡後仍得有六點鐘酣寢。今年已屆八十，秋後卻可未明而睡，起時亦較平常為早，雖未至如放翁所云。夜睡而晝亦睡境界，而衰象已寢尋矣。人言老年人更事多，誰知尋常一睡，亦煞須閱歷也。
鄭稚莘言：」齒與胃相表裏，齒之咀嚼力有若干度，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若齒之力強，而胃之量弱，未有不受病者。今之補牙，是助齒之力，而不能助胃之量，害事孰甚。況補牙種種不便，流弊尤不可勝言乎。」此說煞為近理。余六十歲時，與華再雲太史〈（輝）〉談，渠年差長，見其須發雪白，問其牙齒無恙否，乃曰：「十年前，謝味餘太史〈（佩賢）〉予我擦藥一方，保全至今，得以無恙。」味餘謂齒病，祇有風、火、蟲三種，而風尤甚。醫家重治火、蟲，而略於風。此方用薄荷八錢治風，為獨得之秘。後味餘亦來，詳問其方何藥，則生熟石膏四兩，青鹽二兩，骨碎補六錢，薄荷八錢，四味而已。余擦之，至今二十年，前後僅落六齒，近復落一齒，餘皆無動搖者，未始非此藥之力也。凡落齒時，雖不甚痛苦，終覺累贅，有人屢勸補牙，余終深信稚莘之說為不可破也。
黃陶庵《心醫》一卷，言：「人之有病，皆心為之；心以為無病，便無病矣。」此即所謂安心是藥方也，吾生平頗信其說。今者西醫盛行，中醫每與之相左：中醫病要忌風，而西醫偏要透空氣；中醫病每忌葷，而西醫則必要食雞露。其實同一病也，各治之，亦各愈；其有不治之症，各治之，亦各不愈，所謂藥醫不死病，死病不能醫也。其有奇離之病，起死回生，中西醫亦各有所能。惟解剖之術，西醫似有特長，不知當日華陀亦優為之，惟其操術奇妙，取快一時，於人之壽源有礙，故當時禁之，其法不傳耳。但中西醫無優劣之別，而中西人體氣實不同，中藥偏於氣化，而西藥則偏於礦質，且藥價亦有貴賤耳。
陸賈《新語》曰：「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壯耕耘於野。如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後治哉！」所言升平景象，直追沕穆之風矣。然同光之際，亦略得大意焉。余作《憶昔》詩有云：「盛極同光際，升平二十年。投戈重講藝，耕硯漸成田。荊棘途無阻，豚魚稅盡蠲。當時人不省，憶昔淚潸然。」語係據事直書，自無所用其粉飾。外任後，時事雖稍艱，而守建昌五年，屬縣祇出一盜案。署南安時，雖遇拳亂影響，不三月即敉平。移攝撫虔兩三年，仍晏然無事。所謂荊棘途無阻，豚魚稅盡蠲者，思之猶神往也。我之想望太平，不過如此，蓋所求於造化者本甚廉，亦即孔子不怨天之意也。
大禹德冠百王，而克儉於家，不過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已。此三事尋常日用所易行，吾生平兢兢加勉焉。今且以菲飲食言之，余八齡失怙，幼而食貧，三餐雖不至斷葷，而夏用冬瓜湯、冬用芥菜湯，日侑飯以為常。而平時所酷嗜者，隔宿芹菜、蒜一味，吾母每晨取前日殘羹煨之，以侑早餐，蓋芹菜與蒜，愈煨之而愈得味，吾至老食之尚未厭也。逾冠官京師，京曹清苦，家食不改儒素。旋膺外任，前後廿餘年，官廚雖不甚儉，而常食終不斷蔬。每到一處，必於官廨後鋤地自種，蓋蔬非種不適口也。退居海上十餘年，無園可鋤，市購價昂而味又劣，惟晚菘一種極佳，一年必食到二度，間或購芥於閩以充之。七十非肉不飽，吾蓋非蔬不飽也，非不食肉，腸胃與蔬筍之氣相宜，若食肥鮮侑飯，轉無飯香也。此非有意為之，亦習慣成自然耳。此一事也。若衣服，亦非有意求惡也，弱冠當秀才時，夏衣長衫則用夏布，秋天則用漂白布，冬季衣絮而尚之以藍布衫。有一日赴考書院，前襟為肩輿所裂，歸仍取而紉之，未能即改造也。迨至釋褐登朝，非復布衣之舊矣，然仕不去貧，官服艱於求備，夏天祇用半折紗羅，終未御全透紗衣也；常服悉係自製。猶憶一履之費祇京蚨六千，折銅錢六百耳。暑雨驟寒，早值進內，以三金購羽毛褂以遮寒。於役兩陵，載道風霜，每假裘而行。出關時，製斜紋布缺襟袍以禦塵沙，此物尚在笥未朽也。及膺外任，狐裘羔裘，仍襲京曹所陸續舊置；黑貂之裘，為薛外舅所贈送，皆逾三十年之物，此尚足以傲晏子也。退居後，嫁一女、一女孫，半舉以充奩物。嚴冬禦寒之大裘，尚煞費集腋之勞，顛倒紫鳳天吳，而吾則服之無{無誌}，絕不作金盡裘敝之歎。此又一事也。吾家有老屋，本不卑也，道光廿九年吾祖所置，於今八十餘年矣。子姓漸繁，不能同居，吾即作宦，將來必須另自購屋。癸卯旋里，鄰右有屋三椽，價值一千五百千，乃以無貲不能成議，卒賃廡以居。意擬積有餘貲，於烏山之麓，購一有園之小屋，以庇風雨。旋集山貲四千以待用，乃以地價日高。嗣又以債務半遭虧損，則他日歸山，祇有仍賃廡矣。既無宮室，何論高卑？此又一事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吾之儉。吾故不恥為頑固也，但吾年已八十，當五十歲以前，所交皆舊人，所用皆舊物，守儉尚易。近三十年來，海邦機器益發達，衣食住之舶來貨，一一盡美，且日本貨比國貨為廉，吾不免為習俗所移。然吾倢倢自守者，戒吸香煙，以其為鴉片變相也；忌用洋襪，以其穿著費事也。汽車盛行，下澤，車又不適用，吾必不得已出門，則借車乘之，借之不得，便不出也。其餘飲食起居，隨其所遇，惟適之安，仍以妄用一文錢為戒而已。余到上海時，人以余之儉為裝貧，然余不輕言貧，自耐貧耳。初因伃疾而遲留，繼因連年家書烽火而阻，其實皆以歸未有宅，遂致因循至今也。國奢示儉，當此歐風狂醉之秋，豈不徒費唇舌？然海邦經濟恐慌，外人迫於大勢，不得不力求節縮。吾國沾染奢俗三十年，不得謂由奢而儉之果不易也。今且將香煙、洋襪之類，凡家常之可有可無者，悉屏而去之，以求免饑餓不能出門戶之一日，當亦人所樂從也。若大吃著華美，富貴人應享之福，各有因緣莫羨人，吾亦不必置喙矣。總之，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年中，世變極矣，物窮則變，變則通。《周易》一書，秦火未經燒滅，當時殆有天意也。余作此說畢，客有難者曰：「君此作現身說法，竟以神禹自居，不已泰乎？」余曰：「不然。禹一生事業，從自身克勤克儉做起；余不獲有其事業，而但求克儉於家。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可為，禹豈不可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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