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
商君、李斯破壞封建之際，吾國本有由宗法社會轉成軍國社會之機。顧至於今日，歐洲脫離宗法社會已久，而吾國終顛頓於宗法社會之中而不能前進。推原其故，實家族制度為之梗也。
《鉤命決》記孔氏之言曰：“吾誌在《春秋》，行在《孝經》。”孟子雲：“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仲舒雲：“孔於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為後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誅亂臣賊子、黜諸侯、貶大夫、尊王攘夷諸大端而已。蓋孔氏之誌，誠如荀卿《儒效篇》所渭“大儒之用，無過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經》，多君親並重，尤為荀卿“三本”之說所從出。《開宗明義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註雲：“言教從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玄宗註雲：“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士章》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聖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刑章》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正義》雲：“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皆為不孝，大亂之道也。”《廣揚名章》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詳考孔氏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為能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長，皆能忠順，則既可揚名，又可保持祿位。居家能孝，則可由無祿位而為官。然孝敬忠順之事，皆利於尊貴長上，而不利於卑賤，雖獎之以名譽，誘之以祿位，而對於尊貴長上，終不免有極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獲二女，而巢父、許由不屑為之；孔氏不廢君臣之義，而荷蓧丈人則譏其“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視同遊民。此又尊貴長上之所深忌畏惡，而專制之學說有時而窮。於是要君、非孝、非聖者，概目之為不孝，而嚴重其罪名，以壓抑束縛之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自是以後，雖王陵、嵇紹之徒，且見褒於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為政”，家與國無分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君與父無異也。推而廣之，則如《大戴記》所言：“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蓋孝子範圍，禾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分析。而君主專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則又以有子之言為最切實。有子曰：“孝弟也者，為人之本。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其於銷弭犯上作亂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而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幹，貫澈始終而不可動搖。使宗法社會牽制軍國社會，不克完全發達，其流毒誠不減於洪水猛獸矣。
滿清律例“十惡”之中，於“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實儒教君父並尊之旨。顧其所列“父母在別籍異財”、“居父母喪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父母喪匿不舉哀”諸條，新刑律皆一掃而空之。此則立憲國文明法律與專制國野蠻法律絕異之點，亦即軍國社會與宗法社會絕異之點，而又國家倫理重於家族倫理之異點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貴賤不平等之義當然劣敗而歸於淘汰。頑固錮蔽之士大夫，雖欲守缺抱殘，依據“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學理，盡其三年無改之孝，而終有所不能。何也：吾國領事裁判權所以不能收回，實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實以偏重尊貴長上，壓抑卑賤，責人以孝敬忠順，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蘭海牙和平會修改《萬國法典》之期，駐荷公使魏宸組電請將民國已頒未頒之法律從速編訂，提交該會，加人《萬國法典》，以便收回領事裁判權。故使吾國法律不加改正，與立憲國共同之原則違反，則必不能加入；而喪權辱國，獨立國所無之領事裁判權，永遠不能收回。若欲實行加入，固非儒教之舊義、滿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斷斷然也。
孟德斯鳩曰：支那立法為政者之所圖，有正鵠焉；求其四封寧謐，民物相安而已。然其術無他，必嚴等第，必設分位。故其教必辭於最早，而始於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為義，不自事親而止；蓋資於事親，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於所生，如長年、主人、官長、君上者，將皆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禮孝言，其相資若甚重者，則莫如謂孝弟為不犯上作亂之本是已。蓋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無異於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權力勢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盡孝之繁文而節之，則其因之起於庭闈者，其果將形於君上，蓋君上固作民父母者電。”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則主體墮地。
《莊子·盜跖》篇直斥孔丘為“魯國之巧偽人”，謂其“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大揭其藉孝弟以保持祿位之隱衷，於天下後世，真一針見血之言。故余謂盜跖之為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鄉願之誤事僅一隅，國願之流毒遍天下。
《莊子·天運》篇謂“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蓋已深悉儒家標舉孝弟之真諦，故意極非之。至《商君書·去強》篇，直謂“國有禮樂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禮樂孝弟等於六虱；即宋儒謝上蔡，亦言“孝弟非仁”，合於莊子。此豈皆悉屬顓蒙而毫無所見者哉？是故為共和之國民，而不學無術，不求知識於世界，而甘為孔氏奴隸之孝子順孫；挾其遊豮怒特蠢悍之氣，不辨是非，囿於風俗習慣釀成之不良，奮螳臂以與世界共和國不可背畔之原則相抗拒，斯亦徒為蚍蜉蟻子之不自量而已矣！
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二千年以來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為是非，此其所以無是非也。”而孟軻之辟楊、墨，亦曰：“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仍以君父並尊，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為我何至於無君？兼愛何至於無父？此不合論理之言，學者早巳譏之。而今世民主之國，概屬無君，豈皆如孟軻所詆為禽獸者乎？使孟軻生今日，當概禽獸之充塞於世界，抑將爽然自悔其言之無絲毫價值也？
或曰：子既不主張孔氏孝弟之義，當以何說代之？應之曰：老子有言，“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六親茍和，孝慈無用，余將以“和”字代之，既無分別之見，尤合平等之規，雖蒙“離經叛道”之譏，所不恤矣！
一九一五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