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政要

康熙政要
作者：章梫　清

章梫（生卒年不詳），光緒進士初及第。在光緒和宣統兩朝先後任實錄館纂修、國史館協修和翰林院檢討等職。年少時好讀儒家書籍，對帝王統治之道尤感興趣，他在「觀歷代興衰之故，考列朝因革之原」的基礎上，認為康熙之治冠於「百王之治」，於是萌生效仿唐朝吳兢之《貞觀政要》而作《康熙政要》的念頭。為了實現這一宏願，章梫利用自己的任職條件，廣泛搜集正史材料，慎重甄錄相關文集，對稗官野史則抱著「不敢雜廁」的看法。與此同時，他又主動地同講習館同事「朝夕討論」，自謂「再易寒暑」後，終於寫成了《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合四十二篇。 康熙帝在歷史上眾多的封建帝王中，可算得上是一位雄才大略、卓然不群的皇帝。他那敏銳的洞察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堅強的意志，非凡的秉賦，淵博的學識，高雅的文化素養，都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康熙政要》這部書主要記載了他平時為政處事時的一些訓誡和言談，其中包括君道、任賢、寬仁、儉約、謙讓等諸多方面。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大略了解一下他的政治觀念和思想內涵。

論君道

康熙六年，聖祖躬親大政治諭天下曰：「朕以沖齡，嗣登大寶。輔政臣索尼等，謹遵皇考世祖章皇帝遺詔，輔理政務，殫心效力，七年於此。今屢次奏請，朕承太皇太后之命，躬理萬機。惟天地祖宗，付托之重。海內臣庶，望治方殷。朕以涼德夙夜只懼。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宣力分猷，仍惟輔政臣諸王貝勒內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賴。務各殫忠盡職，潔已愛民，任怨任勞，不得辭避。天下利弊，必以上聞。朝廷德意，期於下究。庶政舉民安，早臻平治。凡我軍民，宜仰體朕心，務本興行，樂業安生，以迓休寧之慶。政在養民，敢虛天地生成之德？當時親政，恒念祖宗愛月之心。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是年又諭吏部等衙門曰：「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或系官吏貪酷，朘削窮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業。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爾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見毋隱。」

宏文院侍讀熊賜履奏：

「臣備員侍從，遇皇上虛己求言，不敢摭拾浮詞，以混宸聽，謹因聖諭所及而推本言之。伏讀詔書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疾苦困窮，深可憫念，或因官吏朘削，或因法制未便。』此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但國家日言生聚，而雕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疾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離瑣尾之狀，不可勝言。溯厥由來，誠如聖諭所云者，蓋小民征終歲勤勞，僅給俯仰之資。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私派信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設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蠲賦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境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則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伏乞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賢能者加銜久任，貪汙不肖者，立賜罷斥，毋令久居民上。嗣後督撫缺出，不拘內外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者，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

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為督撫之優劣，則廉者以勸，貪者以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此聖諭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臣請擇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我國家章程法度，其閑者有積重難返者，不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為更變，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弊，已潛倚暗伏於其中，朝舉夕罷，以至盈廷聚訟，甲令遊移，此時事之最急者也。伏乞聖之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法度，詳慎會議，凡沿革損益，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勒成會典，頒示天下，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於無疆之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日廢，而士氣日靡。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默緘依阿，絕少實心任事之人，甚至老成慎重之名，以濟屍位素餐之計。樹議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惰，端方者笑為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群指為道學而非笑之，百計詆誹，必禁錮其終身而後已。伏乞皇上位振頹風，作養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衰酌理，實意任事，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為計，宰執盡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若為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為將順。則職業修養，官箴整肅矣。一曰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學校為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講，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惟揣摩舉業以為取科名之具，絕不知讀書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高名者，又或泛濫百家，沈瀹二氏惑世誣民，莫此為甚。伏乞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現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於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命府州縣擇士子中誌趣端卓、英俊可造者，各舉一二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厚其廩餼。又廷臣中擇道德高劭之人，俾司成均，日進諸生而陶淑之，其道必本於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致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匯送吏部，量之材之大小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

至於山林隱逸之士，有經明修德，德業完備者，仍請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以褒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其有補於國家也，寧淺鮮哉？一曰風俗僭侈，而禮制日廢。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系人心者也。臣觀今日風俗，奢侈陵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需，輿隸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此饑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所由起也。然禮教之行，處貴近始，伏乞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以王公及士庶，凡官室車馬衣服仆從一切器用之屬，俱之定經制，限以成數，頒亦天下，俾恪為遵守，不許少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幾於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皇躬者又萬幾所受裁，而萬化所從出也。我皇上神明大縱，睿哲性成，今春秋方富，薰陶德生，端在此時，伏乞慎先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使之從容閑讌，講論道理，啟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陪侍法從，以備顧問，毋徒事講幄虛文。若夫《大學衍義》一書，敘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治統，伏願皇上朝夕講貫，證諸公經之文，通諸歷代之史，以為敷政出治之本。至於左右近習，必端厥選，內而深宮讌閑，外而大廷廣眾，微而起居言動，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誌清明，君身強固，坐收禮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二帝三五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足慮哉？此又聖諭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

疏入，報聞。

康熙十一年。聖祖召講官等至懋勤殿諭曰：「漢官中有請令言官以風聞言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侵害善良，擾亂國政為害甚巨。」又來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熊賜履奏曰：「皇上此諭，誠千古為治之要道也。」

康熙十二年。聖祖御弘德殿，講官講講華，諭進進官等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為，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諭曰：「有治人無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難得。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必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然賜履奏曰：「聖諭及此，誠知人之要道也。」尋又諭講官等曰：「從來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與諸臣，何可不交勉之？」

熊賜履奏曰：「為政端在得人，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人大權，最當審量者也。」聖祖曰：「知人難，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關於人。朕即欲不盡心不可得也。」又諭講官等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驟，但須日積月累，久之自在成效。朕平日讀方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是諸實行，不徒言耳！」又諭曰：「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錯。即有差錯，自能省政。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嘗一刻敢暇逸也。」熊賜履奏曰：「聖諭及此，即堯舜兢業之心也。」

康熙十六年，講官喇沙里、陳廷敬等進講《孟子·一暴十寒》章。聖祖曰：「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孟子所謂一暴十寒，於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道，最為明快，人君誠不可不知也。」

又諭講官曰：「爾等進講經書，皆內聖外五修齊治平之道，朕孜孜詳詢，每講之時必專意以聽，但學問無窮，不在徒言，要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於所學。爾等仍直言無隱，以助朕好學進修之意。」

康熙十八年。聖祖諭浙江巡撫李本晟曰：「近來兵多不能調和，爾應盡心料理，每見各省督撫料理事務，所見只在一省，不能通行，凡事應悉心區劃，從天下大計起。李本晟奏曰：「目前惟兵最急，民富則國裕，民窮則餉兵無從而辦。」聖祖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今不易之理也。」

康熙二十三年，聖祖諭大學士等曰：「朕凡裁決政務，必求致當，故於部院奏章，雖小事亦未嘗不盡心詳酌。近見戶刑二部奏事，至為繁冗，是皆錢糧刑名所關，若叢集一時，不加詳閱，恐有遺誤。前此奏章，俱三日一送，自今兩日一送，又便從容詳覽。」

是年，聖祖幸金山，乘沙船渡揚子江，風浪恬靜，舟行甚速。諭侍臣曰：「自兵興以來。恢復岳州，長沙、多得舟楫之力。今海宇承平，昔時戰艦，僅供巡幸渡江之用。然安當思危，治不忘亂，朕乘此舟，未嘗不念艱難用武之時，非以遊觀為樂也。」

是年，聖祖諭講官等曰：「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有草率完結者。每在宮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籌劃於胸中。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蓋一方大吏賢能，自能表率僚屬。今貪墨之風，未必盡除，然激勸澄清，正欲使之潛移默化也。」

康熙二十八年。大學士、九卿等奏：「近聞山東、河南大雨霑足，直隸大名諸府皆有雨，京城昨晚亦已得雨。皇上於宮中日日虔禱，朝夕儆惕，茹素修省，憂勞過甚，請稍舒睿懷，以頤養聖躬。」聖祖曰：「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固宜然。近因久旱無雨，憂勞過甚，以致臒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日前祈雨，朕雖未躬往，而每次祈禱，朕皆竭誠齋戒。荷天之眷，得降雨澤，此後雨澤霑足，朕庶解焦勞也。」

康熙二十九年。聖祖諭大學士、九卿，詹士、科道曰：「爾等諸臣稱雨澤霑足，固當歡悅，但去年大旱，民困未蘇。昔漢文帝為三代以下令主，賈誼猶以處厝火積薪之上而謂無危為喻，以今較之，可無慮乎？且今雖得雨，不知夏秋若何，其當遠慮深思，愈加軫恤，何得稱慶？」

康熙二十九年。聖祖諭大學士、部院大臣等曰：「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門耳。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不見諸大臣，共相諮議。今處宮中，雖日理奏章，未嘗廢事，而與諸大臣懸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見題補諸事，恐致壅滯，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宮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進乾清宮啟奏。」

康熙三十年。工部等衙門議復古北口總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帶邊墻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應如所請。聖祖諭大學士等曰：「蔡之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奏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服，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見未及此，其言甚屬無益，諭九卿知之。」

先是，康熙四十六年，聖祖諭大學士溫達等曰：「頃因刑部匯奏事內有一字錯誤，朕以硃筆改正發出。內外各衙門奏章，朕皆一一全覽。外人謂朕未必通覽，故朕一應本章，見有錯字，必行改正。其繙譯不堪者，亦改削之。當用兵時，一日有三四百本章，朕悉親覽無遺；今一日中僅四五十本章而已，覽之何難？一切事務，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至五十諭大學士等曰：「朕理機務年久，閱本甚速，凡一應奏折及綠頭牌，頃刻即能詳閱。前尚書穆和倫數次奏事，意朕未加詳閱，復行奏請，朕將事內緣由指明，穆和本乃默然無言而退。且朕閱事，不止於速，凡一經目，斷不遺忘。一應奏章及匯題案件，無不詳閱，有差誤字句，朕必硃筆更改發出。」

康熙五十六年。聖祖諭大學士等曰：「自古人主多厭聞盜賊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鉅，豫知而備之，則易於措辦。所以朕於各省大小事務，惟欲速聞知也。即如各省來京之人，從福來者，朕以浙江米價詢之；自江南來者，朕以山東米價詢之。伊系經過之地，必據陳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隱，亦皆能實奏。米價既已悉知，則年歲豐歉，亦可知矣。」

是年，又諭大學士等曰：「為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之異。亦不可徒為誇大之言。程之曰：『人不學不為聖人，皆自棄也。』此語亦屬太過，堯舜之後豈復有堯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學，須學顏子。此皆務大言不務實踐者。朕自幼喜讀性理書，千言萬語，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終身行之足矣。嘗論敬行簡曰，觀民氣之靜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觀政事之繁簡，而治之隆替可知也。上古之世，淳淳悶悶，執契而自平，結繩自治，猗歟盛矣。自禪繼相承，創守代見，張弛因革，道非一端，約而舉之。其正簡者治隆，其政繁者其治替，此古今不易之理，雖百世而可知也。雖然，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若夫宰治之原，則有至要者存焉，使操之無本。而以一簡為主，則任法之弊，必尚於綜核。省事之漸，必流於叢脞。秦之衡石程書，晉之清言招禍，其所失均也，必也主之以至一，本之以無私，正心以窮理，而是非不得淆其中。虛己以知人，而邪正不得淆其外。夫然後見之措施，清靜畫一，無為而治，事有不期簡而自簡者，故曰君子之學大居敬。」

是年，聖祖御乾清宮東暖閣，召諸王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人，諭曰：「朕少時天稟甚壯，從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頭暈，漸覺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圍，蒙古地方水士甚佳，精神日健，顏貌加豐，每日騎射，亦不覺疲倦。回京之後，因皇太后違和，心神憂瘁，頭暈頻發，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爾等面諭，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群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危，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當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云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

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亭上長耳！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緒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也。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年者，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讀書，古今道理，粗能通曉，凡帝王自有天命，應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但秦史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在位久者，朕為至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為能保始終。覽三代而後，帝王踐祚久者，不能貽令聞於後世。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古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並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書·洪範》所載：『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於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數也。今朕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餘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賅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侈，然自耽於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為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僅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此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無為而治，然身歿於蒼梧，禹乘四載，聯於胝足，終於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為清靜自持平？《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諸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閑，則後日愈多壅積。萬機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蒞政，無論鉅細，即奏章內有一字之訛，必為改定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餘年，每多先事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執不兼綜細務之言乎？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伏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年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即知酒色之宜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機，皆由裁奪，每覺精神曰逐於外，心血時耗於內，恐前途儻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衷曲未吐，豈不可惜！

故豫於明爽之際，一一言之，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之理，如晝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聖賢之大道，何足懼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後已之志，今朕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機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目不辯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死，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墮，至於萬事隋壞，而後天災人害，雜然並至，雖心有餘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冥目，豈不痛恨未死！

昔梁武帝亦創業英雄，後至髦年，為侯景所偪，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辯之不早，而且無益於國計民生。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祚，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及殿前、天書降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之儲分理，此乃慮朕用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遊安適，無一事攖心，便可望加增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血氣耗減，勉強支持，脫有誤萬機，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於此。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數旬之頤養，但全考終之至生，朕之欣喜，豈可言罄？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髮藥進者，朕笑卻之曰：古來白鬚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萬世之美談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並無一人。後進新陞者，同寅協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無不有，事無不經。至於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息，故視棄天下猶敝履，視富貴如泥沙也。儻得終於無事，朕願已足。願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遣詒，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

康熙六十年。聖祖諭近御侍衛等曰：「爾等日侍朕側，於朕心憂勞之處，差知大概，若百官萬民，何從而知？朕日理萬機，其他姑置勿論，即每年春時，為雨水田禾，時刻不忘，留心究問，直至秋成，始稍釋念。至於冬日，內地常恐雪少，口外地方，又恐雪大，此等苦心，惟身歷方能知之。即爾等日侍左右者，也未必悉知也。」

聖祖躬堯舜之資，行湯文之政，所以立萬年長治之基者，曰行王道。御製《王道論》曰：治天下必審擇所以為治之道，然後運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勞。蓋得其道，則一時無赫赫之功，而久大之業，可以永建而不可拔。不得其道，則殫盡敝形，而終無以及於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審也，其要在仁義而已矣。昔三代之盛也，蠲煩去苛，屏飾斥偽，先躬行而後文告，崇禮讓而緩刑罰，優遊漸漬，不期效於旦夕，迨積之既久，風俗日茂，人心日淳，大化敦龐，號為上理，此行仁義之所至也。秦漢而下，務為一切茍且之政，以檢束其民，民生其時，亦皆匿情飾貌以應上其上，上下相蒙，競趨媮薄，治功之降，遠不古若，此則不行仁義之故也。故曰：仁以育之；義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養也；義以正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言王道之成，仁義之效也。是以聖王在上，制田里，廣樹畜，省刑而薄斂，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民，家給人足，有俯仰之樂，而無阽危之患。由是立庠序之制，置慈惠之師，修六禮以節其性，播六樂以淑其情，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禁其非。當是之時，六合之遠，一家之積也；四海之廣，一身之推也；天下之久安而長治，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其去夫唐虞之治，不亦遠平？嗚乎！天也重器也，有天下大業也。彼挈瓶之智，猶必厝之於至安，況夫居重器而履大業者哉！蓋亦知所擇也。

聖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機務之餘，猶有日課，其宮中日課記曰：「嘗讀商《頌》之成湯也，曰聖敬日躋。周《詩》之文武也，曰：緝熙，曰執兢；其成王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而史亦稱大禹惜寸陰，色而起，則命講官捧書而入，討論義理，是典學者為一時。出御宮門，則群工循序奏事。朕親加咨度，是聽政者為一時。已而閣臣升階，朕與詳求治理，咨諏軍國者久之。若夫宮禁之務，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決焉。既事竟，罷朝。宮中圖藉盈几案，朕性好讀書，丹黃評閱，輒徑寸，辯報別古今治亂得失。暇或賦詩，或作古文，或臨池濡翰，以寫其自得之趣。止此數事，已不覺其日之夕矣。及宮中燃燭，玉漏初下，則省一日所進章疏，必審其理道之安而後已。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旭是者歲率以為常。夫禹、湯、文、武、成王之德，自揣烏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幾焉，因為記自勖以比於盤銘之義云。」

聖祖綜理萬機，在位數十年，恒如一日，嘗作《無逸》以致壽，論曰：「三代盛時，民風沕穆，政令淳簡，天下諸候，分治其國。為之君者，可以優遊坐治矣。乃聖君處此，必兢兢業業，宵旰不遑。以自勞其神力，然卒獲享遐福，而成令名，秦漢而降，廢封建而為郡縣，凡事之有關於宮府者，無不奏請於天子，其機務之眾，千百倍於三代。宜為之君者，日給且不暇。乃或自圖便安，至信神仙為可學、輒為方士所誤，曾不之返者，何哉？朕嘗觀於商、周、漢、唐諸往事，而得其故矣，人君之所無逸者，莫如商之中宗與高宗。及周之文王，中宗則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則作其即位，不敢荒寧；文王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而考其享國之年，此三君者，最為悠久。迄今《無逸》一篇，班班可觀也。人君之好逸樂者，莫如秦之始皇，漢之武帝，唐之憲宗。始皇既並天下，方士爭言不死之藥，於是遣使訪三山，神仙之藥卒不可得。武帝敬鬼神之事，祠太乙，建飛廉館，作柏梁臺，以招天神之屬。遊心芒思者數年，究天左驗，乃自嘆愚惑。憲宗招求方士，用柳泌為刺史，求仙藥，以服之日益燥渴。夫中宗、高宗、文王之敬修其德而享福者若此，始皇、武帝、憲宗云博養其生而寡效者若彼，然則帝王致壽道，從可識矣。宋儒呂祖謙曰：敬之方，壽之理也。蓋無逸則主敬，主敬則無欲，無欲者仁也。孔子曰：仁者壽，又仁則有德。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是也。則壽之理，亦視其德之盛衰為何如耳！朕願後世之為君者，無惑於神仙之說，而第求之無逸之旨，則身與天下皆蒙其福矣。」

聖祖閱史至司馬光上宋仁宗劄子曰：「司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只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要言至理。可書丹座右，萬世不易也。」

聖祖閱史至宋高宗作損《齊論》曰：「宋高宗以損《齊論》，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當其時，正宜奮勵有為，非僅淡泊謙，可以恢復大業，即此一端觀之，知其優遊茍且，而無振作之志矣。」

聖祖講筵緒論曰：「嘗觀明仁宗宣宗時，用法皆術寬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時育萬物，自當以寬厚為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過於縱馳，所貴乎寬而制耳。」

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為心思，何患見之不廣？觀舜以好問好察而稱大智，則知自用則小者，正與之相反矣。

論曰：臨民以主敬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禮記》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終皆言謹慎。大抵誠與敬，千聖相傳之學，不越乎此。

論曰：古人有言，反經合道謂之權：先儒已有論其非者，天下止有一經常不易之理，權衡輕重，隨時斟酌，而不失乎經常之理，此即所謂權也，豈有反經而可以行權者乎？

論曰：古人紀一事，當觀其要旨所在。如郭隗市駿之語，見求士不可以不誠。甘茂投杼之言，見任人不可以不信。此要領處，尤不可不知也。

論曰：今人沿於明季陋習，積漸日深，清操潔已。難言之矣。職守亦多至曠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即為叢弊之也。常欲化道轉移，每患積習之難去也。

聖祖庭訓曰：人惟一心起為念慮，念慮之正與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從而正之，自不至離道之遠。《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靜以存之，動則察之，必使俯仰無愧，方是實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

訓曰：世人皆好逸而惡勞，朕心則謂人恒勞而知逸，若安於逸，則不惟不知逸，而遇勞即不能甚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聖人以勞為福，以逸為禍也。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學》有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諸已而後非諸人。特為身先而言也。

訓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誠為政之至要。朕居位六十餘年，何政未行？看來凡有益於人之事，我知之確，即當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僥幸，而不念日後久遠之計也。凡聖人一言一語，皆至道存言。

訓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處。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處。若此等事，在以義理揆之，決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

訓曰：天下事物之來不同，而人之識見亦異。有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學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此素定一識也。有事變攸來，一時未能驟為，必待深思而後得之，此徐出之識也。有雖深思不能得，合眾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用之，此取資之識也。此三者，雖聖人亦然。故周公有斷日之思。而堯舜亦曰：疇咨稽眾，惟能竭其心思，能取於眾，所以為聖人耳。

訓曰：凡理大小事務，皆當一體留心。古人所謂防微杜漸者，以事雖小而不防之，則必漸大，漸而不杜，必至於不可杜也。

訓曰：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朕即位多年，雖一時一刻，此心不放，為人君者，但能為天下民生憂心，則天自佑之。

訓曰：國家賞罰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轉移人心，維持風仕。善者知勸，惡者知懲。所以代天宣教，時亮天工也。故爵曰天職，刑曰天罰。明乎賞罰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韓非子》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蓋言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當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訓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與議政諸王大臣議遷藩之事，內中有言當遷者，有言不可遷者。然在當日之勢，遷之亦叛，即不遷亦叛，遂定遷藩之議。三逆既叛，大學士索額圖奏曰，前議三藩當遷者，皆宜正國法。朕曰，不可。廷議之時，言三藩當遷者，朕實主之。今事至此，豈可歸過於他人？

時在廷諸臣，一聞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悅誠服。朕從來諸事不肯委罪於人，矧軍國大事，而肯卸過於諸大臣乎？

「大意」

康熙六年他上朝執政，即告天下，有如現在的就職演講，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說：「天下至大，政務至繁，非朕躬所能獨理。宣力分猷，仍惟輔政臣諸王貝勒內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賴。務各殫忠盡職，潔己愛民，任怨任勞，不得辭避。天下利弊，必以上聞，朝庭德意，期於下究。庶政舉民安，早臻平治」。

同一年，康熙又對吏部等衙門下諭：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這是因酷吏盤剝呢，還是制度致使百姓失業呢？用什麽辦法使百姓生活好起來呢？你們各抒己見，不要隱瞞。

宏文院侍讀熊賜履回奏了康熙。大意如下：蓋小民征終歲勤勞，僅給俯仰之資。而復稅秋糧朝催暮督，私派信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設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

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說是貪官之作祟，而且由下而上，都有罪責，故應選清廉之官委以重任。接著他又提出四點建議：第一是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因此要將國家法度，詳慎會議，凡沿革損益，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勒成會典，頒示天下，則上有遵奉，下有法守，無疆之業永垂在此一舉；第二是職業日廢，而士氣日靡。針對這種現狀，應重振朝風，作養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衰酌理，實意任事，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則職業修養，官箴整肅矣；第三是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他首先闡明興學的重要性，說：學校為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基也。所以應該隆重師儒，興起學校，那麽就會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這對國家幫助難道很小嗎？第四是風俗漸侈，而禮制日廢。他首先分析了侈糜的現狀，即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需……此饑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所由起也。因此請求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以王公及士庶，凡官室車馬衣服仆從一切器用之屬，俱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務必遵守，不許稍有逾越。那麽久之則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天下太平就會成為現實。

康熙十一年，他對講官們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撓，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

康熙十二年，康熙在弘德殿的語錄：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知人難，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關於上，朕即欲不盡心不可得也。

康熙十六年，在聽講《孟子·一暴十寒》時說：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側。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孟子所謂一暴十寒，於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道，最為明快，人君誠不可不知也。

康熙二十三年，聖祖諭講官等曰：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有草率完結者，每在宮中默省，即以天下事經營籌劃於胸中。

康熙二十八年，因旱，聖祖數日祈雨。雨至，諸臣請求聖祖休息。聖祖說：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固宜然。

康熙三十年，工部議準修復長城之奏，康熙反對，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專恃險阻。修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也經常修理，那時就沒邊患嗎？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服，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康熙批閱奏章，每日少時數十本，多時數百本。他說：朕閱事，不止於速，凡一經目，斷不遺忘。一應奏章及匯題案件，無不詳閱，有差誤字句，朕必朱筆更改發出。

康熙愛護百姓可謂細致入微，他每見來京官員，必問當地米價，因為知道了米價，就可推算出各地的收成如何。

是年，聖祖又諭大學士等曰：為君之道，要在安靜，不必矜奇之異，亦不可徒為誇大之言。

這一年，康熙已近七十高齡，因患病初愈，自然想到身後之事，故召集諸王子並百官，將自己執政五十七年的歷史作了一番總括。他說：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敬無法祖之實，在於休養蒼生，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群臣，子庶民，保邦於未危，致治於來亂。

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

有人說，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謂不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

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鬚數莖，有以烏髮藥進者，朕笑卻之曰：古來白鬚皇帝有幾？朕若鬚鬢皓然，豈不萬世之美談乎！

聖祖躬堯舜之資，行湯文之政，所以歷萬年長治之基者，曰行王道。御製王道論曰：治天下必審擇所以為治之道，然後運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勞。

蓋得其道，則一時無赫赫之功，而久大之業，可以永建而不可拔。不得其道，則殫精敝形，而終無大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審也，其要在仁義而已矣。

康熙曾作《無逸》一文，專論壽命。文章歷數秦始皇、漢武帝、唐憲宗，都是好逸樂者。他們或求不死之藥，或出海尋仙，或敬鬼神，但最終仍是白費力氣。他認為，無逸則主敬，主敬則無欲，無欲者仁也。孔子曰：仁者壽，又仁則有德。朕願後世之為君者，無惑於神仙之說，而求無逸之旨，則身與天下皆蒙其福矣。

聖祖評司馬光時說：司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求之歷代，不可多得。

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要言至理。

人君以天下耳目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為心思，何患見之不廣？

臨民以主敬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聖祖庭訓曰：人惟一心起為念慮，念慮之正與不正，只有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即從而正之，自不至離道之遠。

訓曰：凡人有訓人治人之職者，必身先之可也。

訓曰：天下事物之來不同，而人之識見亦異。有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平日所學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此素定之識也。有事變攸來，一時未能驟為，必待深思而後得之，此徐出之識也。有雖深思不能得，合眾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用之，此取資之識也。此三者，雖聖人亦然。能取眾人，所以為聖人耳。

明乎賞罰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韓非子》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能生功止過也。

論儉約

我朝起自東陲，尊尚樸質，歷傳以來，繼序不忘。用能宮府服御，無侈飾、無冗費，昭儉德以示子孫。順治八年，以督催織造官役，騷擾驛遷，罷之。停陜西織造羢羯粧蟒。卻江西造進龍盌，十一年以江浙連年水旱，停織造二年。

聖祖常論本朝自入關以來，外廷軍國之費，與明代略相仿佛，至宮中服用，則以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時妃嬪一宮之數。三十六年之間，尚不及當時一年所用之數。康熙二十九年，上以前明宮殿樓亭門名，並慈寧宮、寧壽宮、乾清宮及老媼目，宣示外廷，諭天旱欲減宮人。及所用器物，因自來未嘗有餘，故不能再減。飭群臣將故明宮中用度察閱。尋廷臣奏查故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餘兩，今悉充餉，光祿寺送內用二十四萬兩，今止三萬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餘萬斤，今止七八百萬斤。紅螺灰一千二百餘萬斤，今百餘萬斤。各宮床帳輿轎花毯之屬二萬餘兩，俱不用。故明宮殿樓亭門名七百八十六座，今不及十分之三。至各宮殿其祉墻垣，磚用臨清，木用楠木。今禁中修造出於斷不得己，第用常瓦松木而已，我皇上樽節儉約，至矣極矣。

是光祿寺年用銀十萬兩，工部二三十萬兩，較前朝省十之九，而上猶以工部每月輒用數萬兩。諭以內廷除賞賜外，一應工作費用，月不及千兩。

四十九年，又諭曰：萬曆以後，內臨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明季事跡，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工作亦廣，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數百萬兩，世祖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鋪地瓦，橫豎七層，工作俱派民間。今器用仆素，工作皆見錢雇覓。明季宮人九千人，內監十萬人，餓食不能遍及，日有餓死者，今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己。先是，光祿寺歲用六七十萬，工部百餘萬，世祖末年，光祿寺年用四五萬，工部十五萬餘，是以部庫有五千餘萬之積。

聖祖嘗曰：當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為訓，不敢過也，自是恭儉相承，累代傳為家法矣。

康熙八年，聖祖諭工部曰：前奉太皇后諭，謂乾清宮交泰殿棟樑朽壞，宜撤舊重建，以為朕宮，慈命諄復，朕不敢違。但陶唐茅茨不剪，夏禹宮殿是卑。其毋事華麗，止令樸質堅固，以稱太皇太后倦倦至意。

康熙十六年，給事中徐旭齡奏請力行節儉疏曰：近以亢旱修省，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至矣。日前雨澤雖降，而旱魃既久，難免災荒，臣思古之聖君賢相，一食而知天下之饑，一衣而思天下之寒。故能上下一德，而天休協應。

皇上軫念民艱，躬崇簡樸，而大小臣工、未能仰體，尚競為奢華，橫取罔用，全不思西北亢旱，東南水災。天下百姓，方有饑寒窮苦之患，臣愚以今日戒飭諸臣共圖安治者，無如節儉。夫八旗者，國家之根本也，披甲究丁，衣食不給。而大家臣族，婚娶則多用錦金珠，死喪則燒毀珍寶車馬，嫁一女可破中人數十家之產，送一死可罄生人數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計算。至若漢宮謁選，則揭債京師，蒞任有饋遺督撫。鮮衣駿馬，畢侈相高，舞女歌兒，奢淫相尚。未到地方，先籌利藪，以充官用，固成必貪之勢。試觀今日之池館園亭，歌舞宴會，視順治初年，不止數倍。此等財務，何從得來。非舞弄國法而多納贓私，即酷虐小民，而巧通賄賂。一家之錦衣玉食，一路之賣男鬻女也。雖征貪罪在不赦，而彼通於費用，走死地如鶩矣。近者會議官員服飾，奉有禁止太過之旨。在皇上寬於用法，無非使人易遵之意，實則奢侈已論於骨髓。僭越反視為故常。若非嚴立法程，誰肯改弦易轍。伏祈敕下諸王大臣再加酌議。凡官員有房舍中中踰制，嚴以沒入之條，報飾僭擬者，處以降革之例。一切婚葬，皆嚴限等級，不許過度。如此則官省一分之費用，民即省一分之誅求，朝廷即存一分之法度矣。如各處鎮定王公將軍，朝廷之心膂也，建牙樹纛，歲費餉銀不下千有餘萬。往者酌行節省，或議兵屯，或議裁汰，究竟兵難多裁，屯難聚舉，協餉稍遲，即擾兵匱。惟有各藩鎮力行儉約，俾營伍充實，兵力有餘，始克建威。乃王公將軍，勢處崇高，糜費難省，而子弟親屬，尚競豪華。或廣集優伶，或多置臺榭，用尤不貲。論催餉或似甚窮，而視糜費，又似甚富。臣思各藩鎮額設俸祿有限，近又不許與民爭利，禁止貿易，財用益無所出。若再多侈費，則將軍之甲第珍奇，皆士卒之芻糧膏血也。藩鎮為動舊老成，當以封疆為休戚，其以財而徒縱子弟之淫樂，何如以財而厚資士馬之飽騰。伏祈敕下各省王公將軍，凡車服宅舍，各遵規制，一切優妓亭臺，采各省置造別地者，嚴行查禁。不惟克己厚軍，可與士卒同甘苦，抑且養廉率屬，可為國家杜浮冒矣。今天下大患，實由於文臣剝民以奉己，武臣剋兵以肥家。故莫如嚴立制防，盡歸樸儉。圖治之源，無切於此。抑臣有請焉，古之聖王卑宮室，惡衣服，身示撙節，感功臣民也。

況今水旱薦臻，臣願皇上益修恭儉，為天下先。減田獵之費，酌土木之工。

江浙三織造，量行歸並，期於省事省官。內庫各項本色，量行改折，歸於緩征緩解。一切度支，力追祖宗淳樸之風，俾天下曉然。知皇上節愛至意，大小臣工，痛加改悔，以奢侈不煩刑制法禁，而回心問道。將見治並唐虞，而嘉祥可立致也。

康熙二十四年，聖祖諭大學士等曰：「服色久經定例禁止，近見習俗奢靡，服用僭濫，皆由所司各官，視為具文，並未實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後必切實奉行，時加申飭，務期返樸還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尚節儉之意。」

是年，聖祖又諭掌膳等官曰：天下之物力有限，當為天下惜之，今酥油乳酒供給有餘，爾等會同慶豐可酌量收取，足用則己，不可過多。蒙古甚窮乏，取者減少，則彼貧人日用，可以恒足矣。三十三年，戶部題烏喇解送貂鼠缺額，應將該管官議罪，聖祖曰：數年來因捕貂者眾，故不足額，以此議處，是無辜獲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關緊要。且貂價其貴，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康熙三十九年，聖祖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穆和倫條奏服用奢侈本章，爾等擬票申飭，朕意言官專任耳目之職，若圖言而罪之，誰復敢言。但此本內容順治以來至康熙十年，尚為儉樸，自後漸至奢僭等語，殊屬錯謬。朕知之甚悉。自輔臣攝政十年以前，凡器用服食等物，甚為奢侈，自朕聽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銀器皿金鐙等物，此時服用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然筆貼式護軍庶人等服用，未必不少有奢侈，朕歲歲賞賚，更給官馬，而生計尚未充裕，謂非奢侈之故乎。朕閱載籍，歷代以來，皆由樸而漸至於奢，未有由奢而漸至於樸者，不可以不禁也。當此之時，惟以大開言路為要務，況設立科道，專為求言，所言當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內外臣僚，亦俱知所儆戒矣。朕聽政三十年，言官有為人而言者，有受賄陳奏者，有報私仇而顛倒是非者，此等條奏，朕無不知，至於喪祭時恐其僭用，朕屢經傳諭族長，著不時查察，今日久漸弛，容或有之，亦當禁止，此本著不必申飭。

是年，工部奏雜項修理錢糧，聖祖曰：一月內雜項修理，即用銀至三四萬兩，殊覺浮多，明代宮中一日萬金有餘。今朕交內務府總管，凡一應所用之銀，一月只六七百兩，並合一應賞賜之物，亦不過千金。從前光祿寺一年所用銀兩，亦甚浮多，朕節減大半。工部情弊甚多，自後凡有修理之處，將司官筆貼式俱奏請派出，每月支用錢糧，分析細數，造冊具奏，若三數內有塌壞者，著賠修。如此則工程堅固，錢糧亦不至妄費也。

康熙四十二年，聖祖諭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佐領等曰：朕為官民生計，不時念。前已屢施大澤，今年詔款內復特沛鴻恩，不惜數百萬帑金，遍行賞賜，嗣後軍卒人等，應人人務立生計，清償逋欠，豐裕度日。尚有不肖之輩，不思撙節儉約，惟知縱酒酣飲，鮮衣肥馬，過於費用，則不數日間，仍如未沛恩澤時。爾等俱有督率之責，不當徒以督率為名，亦當誘之向善，使人人以孝悌為本，各知自守，愛惜產業，則不特風俗可致淳樸，而朕惜兵之心，亦不致徒勞矣。可將此旨刊刻，編示軍卒人等。受朕重恩如此，仍行賭博，行止不端，朕斷不輕貸，必將為首者立正典型。朕念切兵民生計，是以親書諭旨。欽哉。

康熙四十四年。聖祖南巡，駐蹕揚州茱萸灣行宮。御製述懷詩序曰：朕每至南方，覽景物雅趣，川澤秀麗者，靡不賞玩移時也。雖身居九五，東桂山水之情，與眾何異，但不至曠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即過者，亦恐後日錯借口實，而不知所以然也。至於茱萸灣行官，乃系鹽商百姓感恩之誠而建起。雖不與地方官吏，但工介不下數千。嘗覽漢書，文帝惜露臺百金，後世稱之。況為三宿，此費十倍於此乎。故作述懷近體一首以自警，又粘之壁間以示維揚之眾。

康熙四十九年，九卿等議覆僉都御史屠沂條陳節儉一疏。聖祖諭大學士等曰：禁止奢僭而崇尚節儉，極當於理。朕近查宮中人數，皇太后宮及朕所居正宮，不過數百人，較之明代宮人，則減省多矣。先是光祿寺供應宮中用度，每年七十萬兩有餘，朕漸次節省，不使濫溢，一年止需七萬兩矣。理藩院向來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用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矣。戶工兩部，前此每年所用錢糧，其數過多，今十日一次奏聞，用過數目，所需錢糧，已極少矣。朕用錢糧節省如是。因臣民僭用妄費，從前屢有禁約，今若又行禁約，徒有法令滋繁而已，究無補於事也。蓋法令非不詳盡，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地方該管官員，果實心遵行，何至如此乎？

聖祖崇尚勤儉；嘗著勤儉論以自警，論曰：「嘗觀堯以執中之旨授舜，舜以執中之旨授禹，而孔子稱禹日無閑然，舜以羨其勤邦儉家。蓋以禹之奉已簡薄，而於天地祖宗生民數大事，克備夫道以至其厚，有合於中之旨焉。

夫崇宮室、豐飲食、美衣服，此皆人心也，其幾易溺。敬天地、孝祖宗、拯生民、此道心也，其幾易怠。溺則侈，侈則嗜欲日荒。怠則逸，逸則理道日遠。

發於一心，見於天下，而盛衰治亂之途叛矣。傅曰：私欲宏多，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遠者距違。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至書載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言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試和萬民，伊尹之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與勤之道盡之矣。朕檢身省心，常恐弗及。故萬機日御，以自砥勵。而宮中府中之用，刻意損抑，較之前代，每歲所需，十不及一。雖不敢以於大禹文王之為君，而兢兢勿侈勿逸之念，恒欲化雕返樸，祛肆崇敬，以務幾道乎。忽人心危而道心微。茍侈泰之心，中於幾微，勢必形於國家，其弊有不可遏者。則慎修思永，尤執中之要道也歟。

聖祖庭訓曰：朕此居殿，見鋪氈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便換者有之，朕生性廉潔，不欲奢於用度也。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養祖，亦可以致壽。若夫為官者儉，則可以養祖，亦可以致壽。若夫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居官居鄉，只緣不儉。宅舍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流欲廣，不貪何從給之。與其寡廉，孰若寡欲。語云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者。

訓曰：古人嘗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此先事預防之至計，所當講求於平日者。近見小民蓄積匱乏，一遇水旱，遂致難支。比皆豐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儲備之故也。國計若是家計亦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為出，然後用度有難，豐儉得中，安分養福；子孫常守。

訓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者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奈何世人衣不過被體，而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飯者，固自樂也。朕念及於此，恒自知足。雖貴為天子，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強為之，實由天性自然。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服，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聖祖講筵緒論曰：國家財賦出於民，民力有限，當思樽節愛養，則國家常見其有餘，每見明季諸君，奢侈無度，宮中服食及創造寺觀，動到數十萬，我朝崇尚樸質，較之當時僅百之一二耳。

「大意」

我朝起自東陲，尊尚樸質，歷傳以來，繼序不忘。用能官府服御，無侈飾、無冗費，昭儉德以示子孫。

康熙曾說：當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為訓，不敢過也，自是恭儉相承，累代傳為家法矣。

康熙八年，聖祖諭工部曰：前奉太皇后諭，謂乾清宮交泰殿棟樑損壞，宜撤舊重建。慈命諄受，朕不敢違，但勿事華麗，令質樸堅固，以稱太皇太后倦倦之意。

康熙十六年，給事中徐旭齡奏請力行節儉疏，其中說道：令天下大患，實由於文臣剝民以奉己，武臣克兵以肥家。故莫如嚴立制防，盡歸樸儉，圖治之源，無切於此。

康熙三十三年，戶部題烏喇解送貂鼠缺額，應將該管官議罪。康熙卻說：數年來，因捕貂者重，故不足額，以此議處，是無辜獲罪。若不得佳者，朕但少御一裘，何關緊要。且貂價其貴，而又非必用之物，朕亦不甚需之。

朕閱載籍，歷代以來，皆由樸而漸至於奢，未有由奢而漸之於樸者，不可以不禁也。

聖祖庭訓曰：朕此居殿，見鋪氈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便換者有之，朕生性廉潔，不欲奢於用度也。

訓曰：民生本務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至於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以養祖，亦可以致壽。若夫為官者儉，則可以養廉，居官居鄉，只緣不儉。儉以成廉，侈以成貪，此乃理之必然者。

雖貴為天子，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強用之，實由天性自然。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

訓曰：世之財物，天地所生以養人者有限，人若節用，自可有餘，奢用則頃刻盡耳。何處得增益耶？朕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服，毫無過費，所以然者，特為天地所生有限之財而惜之也。

聖祖講筵緒論曰：國家財賦出於人民，民力有限，當思樽節愛養，則國家常見其有餘。每見明季諸君，奢侈無度，宮中服食及創造寺觀，動則數十萬，我朝崇尚樸質，較之當時僅百之一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