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 (七至九)

忽然想到
作者：魯迅
1925年5月

本作品收錄於《華蓋集》和《京報副刊》

七

大約是送報人忙不過來了，昨天不見報，今天才給補到，但是奇怪，正張上已經剪去了兩小塊；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溫良》，又使我記起往事，我記得確曾用了這樣一個糖衣的毒刺贈送過我的同學們。現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發見了兩樣東西了：凶獸和羊。但我以為這不過發見了一部分，因為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簡單，還得附加一句，是：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

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因此，武者君誤認為兩樣東西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鬥麼？在學校裡，不是還唾駡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麼？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制，有時簡直並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麼？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群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麼？而幾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生長的男人們，此時卻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面前搖尾，簡直並羊而不如。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於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

但是，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只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麼，無論什麼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裡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條——

「某學究見某報上載教育總長『章士釘』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聖人之徒也，豈能為吾儕衛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國有幾個字，不但在白話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幾乎不用。其一是這誤印為「釘」的「釗」字，還有一個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裡還有留遺。我手頭沒有《說文解字》，釗字的解釋完全不記得了，淦則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敘述船漏水，無論用怎樣古奧的文章，大概總不至於說「淦矣」了罷，所以除了印張國淦，孫嘉淦或新淦縣的新聞之外，這一粒鉛字簡直是廢物。

至於「釗」，則化而為「釘」還不過一個小笑話；聽說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錕做總統的時代（那時這樣寫法就要犯罪），要辦李大釗先生，國務會議席上一個閣員說：「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個安分的人。什麼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劍？！」於是乎辦定了，因為這位「大劍」先生已經用名字自己證實，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N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於是我們一見面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並且由譏笑而至於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

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裡並不算什麼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裡的校長這才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卻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用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早經「正法」，我也不會還有什麼「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來很有「懷古」的傾向，例如這回因為一個字，就會露出遺老似的「緬懷古昔」的口吻來。

五月十三日。

九

記得有人說過，回憶多的人們是沒出息的了，因為他眷念從前，難望再有勇猛的進取；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

前一說忘卻了誰的話，後一說大概是A．France罷，——都由他。可是他們的話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來，研究起來，一定可以消費許多功夫；但這都聽憑學者們去幹去，我不想來加入這一類高尚事業了，怕的是毫無結果之前，已經「壽終正寢」。（是否真是壽終，真在正寢，自然是沒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寫得好看一點。）我能謝絕研究文藝的酒筵，能遠避開除學生的飯局，然而閻羅大王的請帖，大概是終於沒法「謹謝」的，無論你怎樣擺架子。好，現在是並非眷念過去，而是遙想將來了，可是一樣的沒出息。管他娘的，寫下去—— 不動筆是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來才知道；可是動筆的九成九是為自己來辯護，則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這樣。所以，現在要寫出來的，也不過是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記得一年或兩年之前，蒙你賜書，指摘我在《阿Q正傳》中寫捉拿一個無聊的阿Q而用機關槍，是太遠於事理。我當時沒有答覆你，一則你信上不寫住址，二則阿Q已經捉過，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熱鬧，共同證實了。

　　但我前幾天看報章，便又記起了你。報上有一則新聞，大意是學生要到執政府去請願，而執政府已于事前得知，東門上添了軍隊，西門上還擺起兩架機關槍，學生不得入，終於無結果而散雲。你如果還在北京，何妨遠遠地——愈遠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兩架，那麼，我就「振振有辭」了。

　　夫學生的遊行和請願，由來久矣。他們都是「鬱鬱乎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並且連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至多，「懷中一紙書」而已，所以向來就沒有鬧過亂子的歷史。現在可是已經架起機關槍來了，而且有兩架！

　　但阿Q的事件卻大得多了，他確曾上城偷過東西，未莊也確已出了搶案。那時又還是民國元年，那些官吏，辦事自然比現在更離奇。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時的事，我以為即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於「言過其實」的罷。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機關槍不裝在土穀祠外，還裝到那裡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魯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