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那條路？

我們走那條路？
作者：胡適
1930年

我們走那條路？

緣 起

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的專門研究，選定一個問題，提出論文，供大家的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討論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發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論才丁兩旺”（《新月》二卷四號），如羅隆基先生的“論人權”（《新月》二卷五號），都是用討論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但在分配題目的時候，就有人提議說：“在討論分題之前，我們應該先想想我們對於這些各個問題有沒有一個根本的態度。究竟我們用什麽態度來看中國的問題？”幾位朋友都贊成有這一篇概括的引論，並且推我提出這篇引論。

這篇文字是四月十二夜提出討論的。當晚討論的興趣的濃厚鼓勵我把這篇文字發表出來，供全國人的討論批評。以後別位朋友討論政治，經濟，等等各個問題的文字也會陸續發表。

十九，四，十三，胡適

我們走那條路？

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根本上抱著什麽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古人說得好：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於溝壑。(《淮南·汜論訓》，文字依《意林》引)

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走，我們便撐著旗，喊著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走，我們也便撐著旗，喊著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著眼睛領導我們，那麽，我們也許可以跟著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那麽，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我們不願意被一群瞎子牽著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面前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並且應該走那一條路。

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牽著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

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

現時對於這個目的地，至少有這三種說法：

（1）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2）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者）說，國家主義的運動“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

（3）中國共產黨現在分化之後，理論頗不一致；但我們除去他們內部的所謂史大林—托洛斯基之爭，可以說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目的地，就是“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筆墨官司。

我們的任務只在於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鏟除的是什麽？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麽？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鏟除打倒的是什麽？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汙。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這五大敵人是不用我們詳細證明的。余天休先生曾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窮線以下。張振之先生（《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估計貧民數目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張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話，說：“依據甘布爾，狄麥爾，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邊村的調查，中國窮人總數當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費為一三○元至一六○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這數目以下，便是窮人。）近來所得社會調查的結果，如李景漢先生“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等書所報告，都可以證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計是大體不錯的。有些地方的窮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李景漢調查北平郊外掛甲屯的結果。）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民十一華洋義賑會調查結果。）這就離余天休先生的估計不遠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大敵。

疾病是我們種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殺人，肺結核花柳病的殺人滅族，這都是看得見的。還有許多不明白殺人而勢力可以毀滅全村，可以衰弱全種的疾病，如瘧疾便是最危險又最普遍的一種。近年有科學家說，希臘之亡是由於瘧疾，羅馬的衰亡也由於瘧疾。這話我們聽了也許不相信。但我們在中國內地眼見整個的村莊漸漸被瘧疾毀為荊棘地，眼見害瘧疾的人家一兩代之後人丁絕滅，眼見有些地方竟認瘧疾為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病痛，（我們徽州人叫他做“胎瘧”，說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於肺結核，甚於花柳，甚於鴉片。在別的國家，瘧疾是可以致死的，故人人知道它可怕。中國人受瘧疾的侵害太久了，養成了一點抵抗力，可以茍延生命，不致於立死，故人都不覺其可怕。其實正因為它殺人不見血，滅族不留痕，故格外可怕。我們沒有人口統計，但世界學者近年都主張中國人口減少而不見增加。我們稍稍觀察內地的人口減少的狀態，不能不承認此說的真確。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例如：

廣州市 十七年五月到八月 每周死亡超過出生平均為六十人。

廣州市 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 每周死亡超過出生平均六十七人。

南京市 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 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周平均多死六十二人。

不但城市如此，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也很可怕。我在三十年之中就親見家鄉許多人家絕嗣衰滅。疾病瘟疫橫行無忌，醫藥不講究，公共衛生不講究，那有死亡不超過出生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第二大敵。

愚昧是更不須我們證明的了。我們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北京大學去年十二月滿三十一年，聖約翰去年十二月滿五十年，都是連初期幼稚時代計算在內。）在今日的世界，那有一個沒有大學的國家可以競爭生存的？至於每日費一百萬元養兵的國家，而沒有錢辦普及教育，這更是國家的自殺了。因為愚昧，故生產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識不夠救貧救災救荒救病，故缺乏專家，故至今日國家的統治還在沒有知識學問的軍人政客手裏。這是我們的第三大敵。

貪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特色。不但國家公開“捐官”曾成為制度，不但二十五年沒有考試任官制度之下的貪汙風氣更盛行，這個惡習慣其實已成了各種社會的普遍習慣，正如亨丁頓說的：

中國人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為，文言叫做“染指”，俗語叫做“揩油”。上而至於軍官的克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務買辦的賺錢，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為。

這是我們的第四大敵。

擾亂也是最大的仇敵。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David Starr Jordan）曾說，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夠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還來不及，那能辦教育？——租稅是有些省份預征到民國一百多年的了，貪汙是更明目張膽的了。（《中國評論周報》本年1月30日社論說，民國成立以來，官吏貪汙更甚於從前。）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制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個大仇敵。

以上略述我們認為應該打倒的五大仇敵。毀滅這五鬼，便是同時建立我們的新國家。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麽？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

“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安定的生活，發達的工商業，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濟制度，公共的救濟事業。“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與普及。“現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現代環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衛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等。

這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深信：決沒有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不能在國際上享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們不看見那大戰後破產而完全解除軍備的德國在戰敗後八年被世界列國恭迎入國際聯盟，並且特別為她設一個長期理事名額嗎？

目的地既定，我們才可以問：我們應該用什麽法子，走那一條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們一開始便得解決一個歧路的問題：還是取革命的路呢？還是走演進（evolution）的路呢？還是另有第三條路呢？——這是我們的根本態度和方法的問題。

革命和演進本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相反的。順著自然變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為變化來的急驟，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上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也都有歷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歷史的基礎。如歐洲的“宗教革命”，其實已有了無數次的宗教革新運動作歷史的前鋒，如中古晚期的唯名論（Nominalism）的思想，如十三世紀以後的文藝復興的潮流，加弗浪西斯派的和平的改革，如威克立夫（Wyclif）和赫司（Huss）等人的比較急進的改革，如各國的君主權力的擴大，這都是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的歷史背景。火藥都埋好了，路得等人點著火線，於是革命爆發了。故路得等人的宗教革新運動可以叫做革命，也未嘗不可以說是歷史演進的一個階段。

又如所謂“工業革命”，更顯出歷史逐漸演進的痕跡，而不是急驟的革命。基本的機械知識，在十六世紀已漸漸發明了；十六世紀已有專講機器的書了，十七世紀已是物理的科學很發達的時代了，故十八世紀後半的機器生產方法，其實只是幾百年逐漸積聚的知識與經驗的結果。不過瓦特（Watt）的蒸汽機出世以後，機器的動力根本不同了，表面上便呈現一個驟變的現象，故我們叫這個時代做工業革命時代。其實生產方法的革新，前面可以數到十五六世紀，後面一直到我們今日還在不斷的演進。

政治史上所謂“革命”，也都是不斷的歷史演進的結果。美國的獨立，法國的大革命，俄國的1917的兩次革命，都有很長的歷史背景。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館”把俄國大革命的歷史一直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農民暴動，便是這個道理。中國近年的革命至少也可以從明末敘起。

所以革命和演進只有一個程度上的差異，並不是絕對不相同的兩件事。變化急進了，便叫做革命；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性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但在方法上，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上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於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宣傳鼓吹，組織與運動，使少數人的主張逐漸成為多數人的主張，或由立法，或由選舉競爭，使新的主張能替代舊的制度，這是和平的人功促進。而在未上政治軌道的國家，舊的勢力濫用壓力摧殘新的勢力，反對的意見沒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運動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開活動，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決的路上去。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夠收拾已紛亂的局勢，於是一亂再亂，能發而不能收，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如中美洲的墨西哥，如今日的中國，皆是最明顯的例子。

武力暴動不過是革命方法的一種，而在紛亂的中國卻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於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這一邊剛打平，又得招兵購械，籌款設計，準備那一邊來革命了。他們主持勝利的局面，最怕別人來革命，故自稱為“革命的”，而反對的人都叫做“反革命”。然而孔夫子正名的方法終不能叫人不革命；而終日憑藉武力提防革命也終不能消除革命。於是人人自居於革命，而革命永遠是“尚未成功”，而一切興利除弊的改革都擱起不做不辦。於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進改革的原意了。

我們認為今日所謂“革命”，真所謂“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來替代武力，用這一班軍人來推倒那一班軍人，用這一種盲目勢力來替代那一種盲目勢力，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這種革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沒有多大價值的。結果只是兵化為匪，匪化為兵，兵又化為匪，造成一個兵匪世界而已。於國家有何利益？於人民有何利益？

就是那些號稱有主張的革命者，喊來喊去，也只是抓住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裡變戲法。有一班人天天對我們說：“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封建階級。”又有一班人天天說：“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封建勢力。”我們孤陋寡聞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國有些什麼封建階級和封建勢力。我們研究這些高喊打倒封建勢力的先生們的著作言論，也尋不著一個明了清楚的指示。一位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在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雜誌》（二十一卷二號二頁）上說：

中國秦以前，完全為一封建時代。自黃帝歷堯、舜、禹、湯、以至周武王，為封建之完成期。自周平王東遷，歷春秋戰國以至秦始皇，為封建之破壞期。統一之中國，即於此封建制度之成毀過程中完全產出。（原註：封建之形勢早已破壞，而封建之勢力至今猶存。)

但是隔了兩個月，這位教育家把他所說的話完全忘記了，便又在4月20日出版的《教育雜誌》（同卷四號二頁）上說：

中國在秦以前，為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封建國家成長之時代。……到秦始皇時，……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封建國家才完全確立。（原註：列爵封土的制度，到這時候，當然改變了許多。然國家仍可以稱為“封建的”者，因“封建的”三字並非單指列爵封土之制而言。凡一國由中央劃分行政區域，設為種種制度，位置許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負責維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經濟的利益，以維持中央之存在。平民於此，無說話之余地。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

兩個月之前，封建制度到秦始皇時破壞了；兩個月之後，封建國家又在秦始皇時才完全確立！然而《教育雜誌》的編者與讀者都毫不感覺矛盾。這位作者本人也毫不感覺矛盾。他把中央集權制度叫做封建國家，《教育雜誌》的編者與讀者也毫不覺得奇怪荒謬。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名詞本來只是口頭筆下的玩意兒，愛變什麽戲法就變什麽戲法，本來大可不必認真，所以作者可以信口開河，讀者也由他信口開河。

那麽，這個革命的對象——封建勢力——究竟是什麽東西呢？去年《大公報》上登著一位天津市黨部的某先生的演說，說封建勢力是軍閥，是官僚，是留學生。去年某省黨部提出一個鏟除封建勢力的計劃，裏面所舉的封建勢力包括一切把持包辦以及含有占有性的東西，故祠堂，同鄉會，同學會都是封建勢力。然而現代的把持包辦最含有占有性的政黨卻不在內。所以我們直到今天還不明白究竟什麽東西是封建勢力。前幾天我們看見中國共產黨中的“反對派”王阿榮、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其中有這麽一段：

我們以為：說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社會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及一切反動行為都歸到封建，這不但是說夢話，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簡直是有意的為資產階級當辯護士！其實在經濟上，中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土地權歸了自由地主與自由農民，政權歸了國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土地早已是個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地，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及鄉村所遺留一些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舊的剝削方法；至於城市鄉村各種落後的現象，乃是生產停滯，農村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國共有的現象，也並不是封建產物。（頁十六——十七）

封建先生地下有知，應該叩頭感謝陳獨秀先生等八十一位裁判官宣告無罪的判決書。但獨秀先生們一面判決了封建制度的無罪，一面又捉來了一個替死鬼，叫做資產階級，硬定他為革命的對象。然而同時他們又告訴我們，中國“生產停滯，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本國的銀行資本不過在一萬五千萬元以上。在一個四萬萬人的國家裏，止有一萬五千萬元的銀行資本，資產階級只好在顯微鏡底下去尋了，這個革命的對象也就夠可憐了，不如索性開恩也宣告無罪，放他去罷。

以上所說，不過是要指出今日所謂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虛造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打倒那個自造的革命對象；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貍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後畫符念咒用桃木寶劍去捉妖。妖怪是收進葫蘆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舊在那兒呻吟痛苦。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兇，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

最要緊的一點是我們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怎麽叫做盲動的行為呢？不認清目的，是盲動；不顧手段的結果，是盲動；不分別大小輕重的先後程序，也是盲動。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如組織工人，不為他們謀利益，卻用他們作擾亂的器具，便是盲動。又如人力車夫的生計改善，似乎應該從管理車廠車行，減低每日的車租入手；車租減兩角三角，車夫便每日實收兩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辦工運的人卻去組織人力車夫工會，煽動他們去打毀汽車電車，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慘劇，這便是盲動。又如一個號稱革命的政府，成立了兩三年，不肯建立監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試制度，不肯實行預算審計制度，卻想用政府黨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過舊歷年，這也是盲動。至於懸想一個意義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階級作革命對象，或把一切我們自己不能脫卸的罪過卻歸到洋鬼子身上，這也都是盲動。

怎麽叫做自覺的改革呢？認清問題，認清問題裏面的疑難所在，這是自覺。立說必有事實的根據；創議必先細細想出這個提議應該發生什麽結果，而我們必須對於這些結果負責任：這是自覺。替社會國家想出路，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這不是我們個人出風頭的事，也不是我們個人發牢騷的事，這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事，我們豈可不兢兢業業的去思想？懷著這重大的責任心，必須竭力排除我們的成見和私意，必須充分尊重事實和證據，必須充分虛懷采納一切可以供參考比較暗示的材料，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說我們的任務是要為社會國家尋一條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辦法：這叫做自覺。

十九，四，十三

附錄一：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

適之先生：

昨於《新月》二卷十號得讀尊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歡喜非常。看文前之“緣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這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去年討論“中國的現狀”，今年更在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謂“社會上有力分子”；能於談哲學文學之外，更直接地討論這現實問題而有所主張，那社會上所得指點領導之益將更切實而宏大。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後，我與守常（李守常先生）同訪蔡先生（蔡孑民先生）。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後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八九年來，不多見先生對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抱何主張，作何運動，其殆即先生所說的“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亦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麽？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卻亦頗肯想這問題。——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類如我民國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先生的同情與註意；類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間獨與守常相好，亦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則沒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就只為對這問題雖肯想而想不出解決的道兒來。現在舊日朋友多為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兩先生。)留得我們後死者擔負這問題了。我願與先生切實地徹底地討論這問題！

先生在“我們走那條路”文中，歸結所得的方向主張，我大體甚為同意。例如先生所說的：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兇，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我於此完全同意；還有下面一段話，我亦相對地同意：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然而我於先生所由得此歸結主張之前邊的理論，則不能無疑。先生的主張恰與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相反，這在同一問題下，為何等重大差異不同的解答！先生憑什麽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麽建立“一步一步自覺的改革論”？如果你不能結結實實指證出革命論的錯誤所在，如果你不能確確明明指點出改革論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認人家，而別提新議。然而我們試就先生文章檢看果何如呢？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輕描淡寫地說得兩句：

這五大仇敵之中……（中略）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害，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麽？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像這樣地輕率大膽，真堪警詫！原來帝國主義之不算仇敵是這樣簡單明了的事；先生明見及此，何不早說？可免得冤枉死了許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為輕率淺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難革命家者，還出革命家之下。三數年來的革命，就他本身說，可算沒結果；然影響所及，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舉其一點，便是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所謂世界列強和自己所處地位關系的認識與註意，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於“經濟”這一問題的認識與註意；——兩層相連，亦可說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談革命的書報刊物，無非在提撕此點；而其最先（或較早）能為統系地具體地詳細地指證說明者，則殆無逾漆樹芬先生“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此書一出，而“中國問題”的意義何在，——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問題”的解決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桎梏束縛；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此處“遂若”二字請讀者註意；蓋我意尚不然也。我且抄漆君原書結論於此：

（上略）為帝國主義所必要市場與投資之絕對二個條件，環顧今日世界，已多無存；是為其外圍之區域日益減少，而崩壞之機迫於目前。惟我中國，土地則廣袤數千萬方英裏，人口則擁有四萬萬眾，對於貨物與資本之需要量，對於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給量，大而無倫，恰為資本帝國主義欲繼續其生存發達之最好的理想地。有此原因，必有結果。結果者何？外國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遂如萬馬奔騰之勢，以踐踏於我國矣。於是為解決其市場問題，而我有百個商埠之提供；為解決其投資問題，而我有二十余億元資本之吸收，而有數多利權之喪失；為圓滑其市場與投資地之經營起見，而我有巨大交通權之讓與。我國一部之對外關系史，略具於此矣。不但此也，從政治而言，他們在我國又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之設定，遂在我國儼成一支配階級；從經濟而言，他們向我獲有關稅之束縛權，與投資之優先權，在我國遂成一剩余價值榨取之階級。他們這種行動，實如大盜之入我室而搜我財綁我票，使我身家財產蕩然無存一樣，特我國民不自覺耳！同胞乎！今日國家之大病，實在於國民生活維艱，而生活維艱之所以，即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與榨取。管子雲：“倉廩實而知禮節。”孟氏雲：“有恒產者，有恒心。”故欲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根本上尤不可不使我國經濟開發。顧我國今日之經濟，從本書看來，已受資本帝國主義層層束縛，萬不能有發達之勢。換言之，即我們欲使我國成為萬人詛咒之資本主義國家，亦事實有不能也，遑論其他！然則欲救我中國，非從經濟改造不可，而欲改造我國經濟，實非抵抗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不可。以個人意見，今日中國，已成為國際資本階級聯合對我之局，並常嗾使軍閥以助長我之內亂。故我除一方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弱小民族以抗此共同之敵，他方內部實行革命，使國家之公正得實現外，實無良法也。雖然，此豈易易事哉！須協我億眾之力，出以必死奮鬥之精神，建設強有力之國家始獲有濟！

先生果欲推翻革命論，不可不於此對方立論根據所在，好加審量。卻不料先生在這大潮流鼓蕩中，竟自沒感受影響；於對方立論的根據由來，依然沒有什麽認識與註意。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癥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汙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只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從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這是我們要請教於適之先生的。我希望適之先生將三數年來對此問題最流行的主張辦法先批評過；再說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國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辦法，其內容果何所謂？——如果沒有具體內容，便是空發夢想！所謂最流行的主張辦法，便是要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這種論調隨在可見，我們且舉郭沫若先生為“經濟侵略下之中國”所作序文為例：

（上略）大約是在今年三四月間的時候罷，漆君有一次來訪問我，我們的談話，漸漸歸納到中國的經濟問題上來。我們都承認中國的產業的狀況還幼稚得很，剛好達到資本化的前門，我們都承認中國有提高產業的必要。但是我們要如何去提高？我們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樣的？這在我們中國還是紛爭未已的問題，我在這兒便先表示我的意見。我說：在中國狀況之下，我是極為謳歌資本主義的人的反對者。我不相信在我國這種狀況之下，有資本主義發達之可能。我舉出我國那年紗廠的倒閉風潮來作我的論據。歐戰劇烈的時候，西洋資本家暫時中止了對於遠東的經營，在那時候我們中國的紗廠便應運而生，真是有雨後春筍之勢。但是不數年間歐戰一告終結，資本家的經營，漸漸恢復起來，我們中國的紗廠，便一家一家底倒閉了。這個事實，明明證明我們中國已經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的可能，因為：（一）我們資本敵不過國際的大資本家們，我們不能和他們自由競爭；（二）我們於發展資本主義上最重要的自國市場，已經被國際資本家占領了。我當時證據只有這一個。其實這一個，已就是頂重要的證據。資本化的初步，照例是由消費品發軔的。消費品制造中極重要的棉紗事業，已不能在我們中國發展，那還說得上生產部門中機械工業嗎？

我這個顯而易見的證明，在最近實得到一個極有力援助，便是上海工部局停止電力的問題了。我們為五卅案，以經濟的戰略對付敵人，敵人亦以經濟戰略反攻。上海工部局對於中國各工場把電力一停，中國的各工場便同時輟業。這可見我們的生殺之權，是全操在他們手裏。我們的產業，隨早隨遲，是終竟要歸他們吞噬的。我們中國小小的資產家們喲！你們就想在厝火的積薪之上，做個黃金好夢，是沒有多少時候的了。要拯救中國，不能不提高實業，要提高實業，不能不積聚資本，要積聚資本，而在我們的現狀之下，這積聚資本的條件，通通被他們限制完了，我們這種希望簡直沒有幾分可能性。然而為這根本上的原動力，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締結了種種不平等條約。由是他們便能夠束縛我們的關稅，能夠設定無制限的治外法權，能夠在我國自由投資，能夠自由貿易與航業，於不知不覺間便把我們的市場獨占了。

由這樣看來，我們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條，就是要把國際資本家從我們的市場趕出。而趕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二是以國家之力集中資本。如把不平等條約廢除後，這國際資本家，在我國便失其發展根據，不得不從我國退出；這資本如以國家之力集中，這競爭能力便增大數倍，在經濟戰爭上，實可與之決一雌雄；是目前我國民最大之責任！除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厲行國家資本主義外，實無他道，這便是我對於中國經濟問題解決上所懷抱的管見。

中國國民黨所以不能不聯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組，一變其已往之性質，中國近數年來的所謂國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學著俄國人腳步走，蓋有好幾方面的緣由；即就現在所談這一面，亦有好幾點。其一則事實所詔示，中國問題已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而是世界問題之一部；中國問題必在反抗資本帝國主義運動下始能解決；由此所以聯俄，要加入第三國際，要談世界革命，又其一則事實所詔示，中國的一切進步與建設既必待經濟上有路走才行，而舍國家資本主義（再由此過渡到民生主義或共產主義）殆無復有他途可走；如此則無論為對外積極有力地又且機警地應付國際間嚴重形勢計，或為對內統盤策劃建造國家資本計，均非以一有主義有計劃的革命政黨，打倒割據的軍閥，奪取政權，樹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必無從完成此大業；於是就要容共，要北伐，要一黨專政。先生不要以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發狂；先生不要以為不顧人權是無理性的舉動；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沒有徹底了解對方之前，是不能批評對方的；在沒有批評到對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異樣主張的。我非持革命論者，不足以代表革命論。即漆君之書，郭君之序，亦不過三數年來革命論調之一斑，偶舉以為例。最好先生破費幾天功夫搜求一些他們的書籍來看看，再有以賜教，則真社會之幸也！

再次說到封建軍閥。先生不承認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只引了一些《教育雜誌》某君論文，和王阿榮陳獨秀的宣言，以證明革命家自己的矛盾可笑，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來，亦太嫌省事！中國社會是什麽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歷史研究的人，對於這問題當有所指示，我們非請教不可。革命家的錯誤，就在對中國社會的誤認；所以我們非指證說明中國社會怎樣一種結構，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我向不知學問，尤其不會作歷史考證功夫，對此題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掃群疑，昭見事實，實大有望於先生！

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本來中國人今日所苦者，於先生所列舉五項中，要以貧窮與擾亂為最重大。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假定先生不以軍閥為仇敵，而顧抱消滅“擾亂”之宏願，此中必有高明意見，巧妙辦法；我們亟欲聞教！想先生既欲解決中國問題，對軍閥擾亂這回事，必不會沒個辦法安排的；非明白切實的說出來，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贊成，亦無從贊成起。

總之，我於先生反對今之所謂革命，完全同意；但我還不大明白，先生為什麽要反對。先生那篇文太簡略，不足以說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請教不可。先生說的好：“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點來，請先生再徹底想想，不可茍且模糊。先生亦曾謙虛地說：“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據我個人所見，先生的判斷大體並不錯；我尤同情於先生所謂“自覺的探路”，我只祈求先生更自覺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誠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氣地）來參加先生所希望公開討論的一個人，想求得一更正確的途徑，先生其必許我麽？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討論，我將對於我所相對同意的先生所主張的那“根本態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見；我將對於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說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見。總之，我將繼此有所請教於先生。

說及那“目的地”，我還可以就此附說幾句話。先生文中既謂：“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決此問題不可了。乃隨著舉出國民黨，國家主義派，共產黨三種說法之後，沒有一些研究解決，忽地翻轉又謂：“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得了的筆墨官司。”豈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又何必希望公開的討論？要公開討論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就不要怕打筆墨官司才行。既於此不加討論了，乃於後文又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說，“這是我們的目的地”。難道要解決一個問題，——而且是國家問題社會問題——將旁人意見——而且是社會上有力黨派的意見——擱開不理他，只顧說我的主張，就可解決了的麽？

總之，我勸先生運思立言，註意照顧對方要緊。

六月三日

附錄二：胡適答梁漱溟先生

漱溟先生：

今天細讀《村治》二號先生給我的信，使我十分感謝。先生質問我的幾點，都是很扼要的話，我將來一定要詳細奉答。

我在“緣起”裏本已說明，那篇文字不過是一篇概括的引論，至於各個問題的討論則另由別位朋友分任。因為如此，所以我的文字偏重於提出一個根本的態度，便忽略了批評對方理論的方面。況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討論會的宣讀，故有“太簡略”之嫌。

革命論的文字，也曾看過不少，但終覺其太缺乏歷史事實的根據。先生所說，“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說，“貧窮則直接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則難道八十年前的中國果真不貧窮嗎？如說，“擾亂則間接由於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試問張獻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國的操縱？今日馮、閻、蔣之戰又是受了何國的操縱？

這都是歷史事實的問題，稍一翻看歷史，當知此種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大抵不中情理。鴉片固是從外國進來，然吸鴉片者究竟是什麽人？何以世界的有長進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獨鐘於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滿田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下的嗎？

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麽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先生要我作歷史考證，這話非一封短信所能陳述，但我的論點其實只是稍稍研究歷史事實的一種結論。

我的主張只是責己而不責人，要自覺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狀態之下，什麽救濟和改革都談不到，只有跟著三尺童子高喊濫調而已。

大旨如此，詳說當俟將來。

至於“軍閥”問題，我原來包括在“擾亂”之內。軍閥是擾亂的產兒，此二十年來歷史的明訓。處置軍閥——其實中國那有軍“閥”可說？只有軍人跋扈而已——別無“高明意見，巧妙辦法”，只有充分養成文治勢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當北洋軍人勢力正大的時候，北京學生奮臂一呼而武人倉皇失措，這便是文治勢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勢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勢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據，只靠做官或造標語吃飯，故不復能澄清政治，鎮壓軍人了。

先生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來所謂“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軍閥鬥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誌所煽動組織的？此三項已可概括一切擾亂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國民黨旗幟之下的幾次互戰看來，何一非長衫同誌失職不能制止的結果？當民十六與民十八兩次戰事爆發之時，所謂政府，所謂黨皆無一個制度可以制止戰禍，也無一個機關可以討論或議決宣戰的問題。故此種戰事雖似是軍人所造成，其實是文治制度未完備的結果。所以說擾亂是長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過罷？

我若作詳細奉答之文，恐須遷延兩三個月之後始能發表。故先略述鄙意，請先生切實指正。

胡適，十九，七，二十九。

選自《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12月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