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广播 作者：汪精衛 中華民國28年（1939年）7月9日 1939年7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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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孫先生吿訴我們：『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說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經濟軍事文化著著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卻是東亞一個地大人衆歷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就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爲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國爲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
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絕對不是，因爲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因爲利害相同而相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這是不是有損第三國正當權益呢？絕對不是，因爲中日的結合，爲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逹，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綢，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寃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舆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應該分担責任。不過我要求讀者知道，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囘到南京，擔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寃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張，四年之間，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戰的結果會怎麽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嗎？
我當初以爲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吿誠國人的文字，認爲蔣與我同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纔趕了囘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决不可中止，因爲共產黨是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事，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賛同日本近衞內閣聲明的。我爲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寃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旣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爲什麼不也伸岀手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日關係巳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决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卽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卽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蹉跣半年，大局日益败壌，不可收拾，這是眞可痛惜的！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固然在近衛聲明中，方纔輪廓明白，但是數年以前，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爲改善中日關係之基礎，蔣表示賛同，幷表示無對案。其後忽然翻覆：一則曰，那時是軍事委員長，不是行政院長，所說的話，不能算數；二則曰，那時是以私人資格談話，不是以公式談話；三則曰，所謂贊成者，乃是賛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不是贊成三原則；四則曰，所謂無對案者，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的贊同：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覆停頓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紀錄，只有浩歎。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徳國陶徳曼大使調停戰事，所述日本政府的和平條件，何嘗不也是三原則？我在『舉一個例』文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述。至於近衞聲明，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爲系統的敍述，並且於我國頭盧之點，均巳加以解釋，例如關於共同防共，因爲我國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故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關於經濟提攜，因爲我國顧慮政治糾紛尙未解决，故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幷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則三原則之實行，决無害於中國之自由獨立。不但此也，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其主要目的在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這等責任非常重大，日本旣屬望中國分擔這等責任，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方能有分擔此重大責任之能力，自無待言。然則我們贊同此聲明，决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爲的是東亞的百年大計，然則我們爲何對於此聲明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三原則，不過是一種托詞。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托詞；第二，三原則的提出，已歷數年，如上所述，自近衛聲朋以來，更明顯的定爲國策，全國輿論，巳趨一致，何以見得是托詞？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托詞？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抛棄以夷制夷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的野心，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着力，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現在的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
然則爲什麽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人和人民都巳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爲當然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眞個是一舉兩得。何况天從人願，抓着了蔣來做幌子，以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洩之後，他自然會囘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戀。因爲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着了恢復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愆，浮於義和拳，而爲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浮於剛毅諸人之上，雖然尙有忠勇的軍隊，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决不能挽囘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着蔣高調繼績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着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着蔣爲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 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的闡明起來，重新的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着寃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識，努力於轉敵爲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亡國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决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决定團結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