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作者：張我軍
1925年7月28日
1925年8月26日

作於1925年7月28日，刊載在1925年8月26日《臺灣民報》67號。

上

現在的臺灣沒有文學，歷來也許都沒有文學吧！有之，也不過是些假文學、死文學，而沒有真文學、活文學。胡適先生說，現在中國的舊派文學不值得一駁，我想現在──以至歷來──臺灣的舊文學簡直不值得一笑。自從去冬我引了文學革命軍到臺灣以來，在起初三四個月間，雖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動，但那不過是幾個舊文學的殘壘的小卒出來罵陣的罷了，由此可以知道臺灣的舊派文學不值一駁或一笑。於是我們第二步是建設了。胡先生又說：「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替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們希望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他又把他從來所主張的消極的破壞的「八不主義」改作了肯定的口氣，為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學」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參看本報三卷一號--「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文)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現在中國的文藝的花園裡，已開著無數燦爛的優美的花了。如新詩與短篇小說的發達之速，真是令人卷舌的！然而我臺灣卻如何？還是滿園荊棘，找不出一朵鮮花呀！我們若要望那班舊文人替我們造些真文學、活文學，實在有甚於「責明於垢鑑」了。我們只望那些志願於文學的有天才的青年，不可再陷入舊文學的陷阱，而能用新方法來與我們共造新文學的殿堂，這是我人唯一的願望了。


中

我們現在談新文學的運動，至少有二個要點：

1、白話文學的建設

2、臺灣語言的改造

我這二條是從胡適的「建設新文學」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出來的。他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我們主張以後全用白話文做文學的器具，我所說的白話文就是中國的國語文。我們何以要用白話文做文學的器具呢？胡適先生這樣說──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說：『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為這二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做的詞呢？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以稱為『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菴、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的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凡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原道』或『擬陸士衡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道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為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是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卻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卻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傅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卻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卻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裡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裡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是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裡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為什麼呢？因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我們借了胡先生的一大篇話，「我們為什麼要建設白話文學」的意思已很瞭然了。我們要更進而談一談「臺灣語言的改造」。


下

我們主張用白話作文學的器具，又在上面說我們之所謂白話是指中國的國語。然而有些人說：「我們不會說中國話，如何能夠以中國語寫作詩文呢？若說古文不好，何不用白話文言混合體呢？」這話好像有一面之理，但要再想一想，究竟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會以中國語寫作詩文嗎？不對！不對！這層不用杞憂！中國現在不會說中國語的正多著哩！然而他們為什麼大都會寫呢？那是因為各地的方言的組織和國語相差不遠，所用的文字又同一樣，不過字音有一點不同罷了，所以念過書的人，都會看會寫。再進一步，若說不會說中國語的人就不能以中國語寫作詩文，然則能以古文寫作詩文的都是會說古話的嗎？至於說要用白話文言混合體來代替白話文，那更說不過去了。

還有一部分自許為澈底的人們說：「古文實在不行，我們須用白話，須用我們日常所用的臺灣話才好。」這話驟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問一句說：「臺灣話有沒有文字來表現？臺灣話有文學的價值沒有？臺灣話合理不合理？」實在，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所以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臺灣言語的使命。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語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臺灣的土語。換句話說，我們欲把臺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再換句話說，是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不過我們有種種不得已的事情，說話時不得不使用臺灣之所謂「孔子曰」罷了。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白話文學的基礎又能確立，臺灣的語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豈不是一舉三四得的嗎？

我們因時間和篇幅的關係，關於臺灣語言的改造只能說出根本主張而已，若詳細的討論須待後日有機會再說。不過有一句不得不說：如果欲照我們的目標改造臺灣的語言，須多讀中國的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