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墨經校釋》序附錄一 梁任公先生來書

適之我兄：

　　奉函及所賜《墨經校釋序》，歡喜無量。此種序文，表示極肫篤的學者態度，于學風大有所裨，豈惟私人紉感而已。嗣複奉讀大著《墨辯新詁》稿本；撣繹終篇，益感共學之樂。除隨手簽注若干條外，對於尊序所討論者，更願簡單有所商榷：

　　公對於吾所提出之牒經標題公例，謂定得太狹窄，此論吾亦表相對的敬佩。吾之公例所下字，誠不免過於嚴格。但我終信此公例確為“引說就經”之一良標準。在全書中既有什之八以上不煩校改而得此例正確妥帖之適用。其餘一二，亦引申觸類而可通，何為而不用之？故謂時有例外焉則可，謂此例不足信憑，則不可也。其所以牒經文首字者，正如宋本書之夾縫，每恒牒書名之首一字，初不問其字之為通為僻能獨立不能獨立。如《經說下》第七條第七五條所牒之“不”字，第四三條所牒之“所”字，第三三條第四五條第五〇條第七四條所牒之“無”字，若非適用此例，則其字皆成贅疣。公謂“不應牒出最常用之字”，似非然也。

　　《經上》、《經說上》之末數條，吾亦未敢深自信，且自覺有不安處。然於公之所釋，抑又不能無疑。第一：依尊說將原文六條合為一條，共為三十六字。《墨經》文極簡，《經上》尤甚。其長至十一字者僅兩條，餘皆十字以內；其文體純似幾何書之界說。如公所說，則此處忽為說明的文體，與全書似不相應。第二：公所以將此六條合為一條，其理由，謂因“原書短簡每行平均五六字，為上行所隔開，誤分作六行，故不可讀”。《墨子》每簡若干字，今無可考。然《漢書•藝文志》稱《尚書》脫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聘禮疏》引鄭注雲：“《尚書》三十字一簡；”今本《禮記》、《玉藻》錯簡數處，或三十五字，或三十一字，或二十九字，或二十六字；《汲冡穆傳》則簡四十字；可見古籍蓋以每簡三十字內外為中數。則此三十三字，斷無分為六行之必要。即合以上排之“化征易也”至“動或從也”十九字，至多亦兩簡已足，何至分為六簡。《經下》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一條，亦已二十三字，然不聞分為兩行或三行，致為下排所間斷（此條在《經》中為最長，假定上下排必同簡，則此簡合下排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共三十二字）。此外《經下》之上下兩排合二十余字成行者甚多。即《經上》之“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一行，亦已共十九字。彼皆不聞以簡短間斷，則公所謂因每行平均五六字以致間隔者，恐不合事理。鄙意以為今直行本上下排相間，應認為《經》文每條界線之唯一標準。其今本文相連屬者如《經上》之“知聞說親名實合為”八字，應為一“經”，或為兩“經”，尚可以成問題；如《經下》之“物盡同名”至“說在因”三十一宇應為一“經”，或為兩“經”、三“經”，尚可以成問題。其餘兩排相間者，則條與句之斷連，不應更生問題。今于原文之“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誽”，將“損偏去也”四字抽出，而以“諾不一利用服”為句；于原文之“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將“動或從也”四字抽出，而以“法異則觀其宜止”為句。則《經上》發端，何不可以“故所得而後成也體”為條為句：《經下》發端，何不可以“止類以行人說在同異”為條為句？則《經》之系統且紊矣。故公所持“六條合一”之說，吾始終不敢贊成。此亦治《墨經》方法之一種討論，願公更有以教之。

　　至公之《詁》此條，誠別有妙諦。但“六條合一”之說若不成立，則諦雖妙恐未必原書之意矣。若吾於“正五諾”以下三十五字疑為複衍，細思亦覺其武斷。此蓋“正無非”《經》文之《說》，但未敢強解耳。

　　復次：吾謂此書有後人附加，公之所難，于吾原意似有未瑩。公謂：“……因為研究這些書的人很少，故那些作偽書的人都不願意在這幾篇上玩把戲”。吾之《讀墨經餘記》固明雲：“但附加者仍必出先秦人之手，且為忠於墨學者之所為；非劉歆王肅輩有意竄改古籍。”質言之：則吾所疑附加之人非他，乃公孫龍、桓團之流也。別人誠覺此書難解，研究者少，龍、團之徒固不爾。其誦習之而有所案識增益，實意中事；此非可以與作偽者同科也。《論語•季氏》篇末“邦君之妻……亦曰君夫人”共四十三字，與書文義毫無關係，其必為後人附加無疑；然其動機卻非在作偽。古書如此類者不少（《禮記•王制》、《玉藻》諸篇皆有之）。吾所謂《經說》有附加者，乃研究之結果，而為有意義的附加，固不容援此為例；但以證明附加與作偽不同，不能以無作偽之故便斷為無附加耳。要之吾觀察此書，與我公立腳點有根本不同之處。公奪此書于墨翟之手以予公孫龍、桓團，謂此四篇與《大取》、《小取》，皆戰國末年同時全部產出。其不認此後更有人附加宜也。吾則謂不惟六篇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即此四篇亦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雖非同出一時同出一人，然卻是同出一派。百余年間，時有增飾。故其思想雖同一系統，而微有演變。即文體亦然。《經說下》與《經說上》文體繁簡不同，至易見；可以推定下篇較為晚出。其上篇文體有類似下篇者，則吾疑為晚出所附加，其非原本也（如“欲【左上+左下食+右隹】其指”一條，文體確與全篇不類）。故吾對於《經說上》疑為附加者數處，對於《經說下》則甚少也。此問題與“大乘是否佛說”之爭頗相類：公奪此《經》以與公孫龍、桓團，是猶謂大乘經典皆馬鳴、龍樹輩創造，則無附加非附加之可言。我則謂大乘經典實出釋尊，而數百年間，遞有增益也。吾所謂附加者。其界說如是，願更察之。

　　大著《新詁》已精讀一過。雖意見不能盡同，然獨到處殊多可佩。其有不敢苟同者，輒簽注若干條，附繳。拙稿複勘，所欲改者又已不少；棄於他業，輒複置之；即以呈公之原稿付印。學問之道，愈研究則愈自感其不足；必欲為躊躇滿志之著作乃以問世，必終其身不能成一書而已。有所見輒貢諸社會，自能引起討論；不問所見當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新詁》，作速寫定；不必以名山之業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

　　十年四月三日　啟超敬復

　　（收入梁啟超：《墨經校釋》，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