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作者：胡適
1917年5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爲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爲何物，則全係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惟愚縱觀古今文學變迁之趨勢，以爲白話之文學種子已伏於唐人之小詩短詞。及宋而語錄體大盛，詩詞亦多有用白話者（放翁之七律七絕多白話體。宋詞用白話者更不可勝計。南宋學者往往用白話通信，又不但以白話作語錄也）。元代之小說戲曲，則更不待論矣。此白話文學之趨勢，雖爲明代所截斷，而實不曾截斷。語錄之體，明、清之宋學家多沿用之。詞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雜劇之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吾徽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於白話之一例也。小說則明、清之有名小說，皆白話也。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後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例）。故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綫相承，至今不絕。

　　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於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爲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爲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然此但是一个假設之前提，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証據，如上所云，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証明。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爲吾國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則吾輩今日之紛紛議論，皆屬枉費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然則吾輩又何必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輩主張“歷史的文學觀念”，而古文家則反對此觀念也。吾輩以爲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爲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其不法馬、班、韓、柳者，皆非文學之“正宗”也。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爲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爲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营造作之。如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别胆力，能以全力爲之耳）。

　　吾輩既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則亦不可不以歷史的眼光論古文家。《記》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及乎身。”（朱熹曰：反，復也。）此言復古者之謬，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古文家盛稱馬、班，不知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馬、班皆作《盤庚》《大誥》“清廟生民”之文，則馬、班決不能千古矣。古文家又盛稱韓、柳，不知韓、柳在當時皆爲文學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駢儷之文爲當廢，故改而趨於較合文法，較近自然之文體。其時白話之文未興，故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爲“新文學”。韓、柳皆未嘗自稱“古文”，古文乃後人稱之之辭耳。此如七言歌行，本非“古體”，六朝人作之者數人而已。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謂創作。後之妄人，乃謂之曰“五古”，“七古”，不知五言作於漢代，七言尤不得爲古，其起與律詩同時（律詩起於六朝。謝靈運、江淹之詩，皆爲駢偶之體矣，則雖謂律詩先於七古可也）。若《周頌》《商頌》則真“古詩”耳。故李、杜作“今詩”，而後人謂之“古詩”；韓、柳作“今文”，而後人謂之“古文”。不知韓、柳但擇當時文體中之最近於文言之自然者而作之耳。故韓、柳之爲韓、柳，未可厚非也。

　　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趨勢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於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歸、方、劉、姚之志與七子同，特不敢遠攀周、秦，但欲近規韓、柳、歐、曾而已，此其異也。吾故謂古文家亦未可一概抹煞。分别言之，則馬、班自作漢人之文，韓、柳自作唐代之文。其作文之時，言文之分尚不成一問題，正如歐洲中古之學者，人人以拉丁文著書，而不知其所用爲“死文字”也。宋代之文人，北宋如歐、蘇皆常以白話入詞，而作散文則必用文言；南宋如陸放翁常以白話作律詩，而其文集皆用文言，朱晦庵以白話著書写信，而作“規矩文字”則皆用文言，此皆過渡時代之不得已，如十六七世紀歐洲學者著書往往并用己國俚語與拉丁两種文字（狄卡兒之《方法論》用法文，其《精思錄》則用拉丁文。倍根之《雜論》有英文、拉丁文两種。倍根自信其拉丁文書勝於其英文書，然今人罕有讀其拉丁文《雜論》者矣），不得概以古文家冤之也。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過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代之。此種人乃可謂真正“古文家”！吾輩所攻击者亦仅限於此一種“生於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耳！

　　民國六年五月

　　（原載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