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学

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学

——复旦大学“五·七”文科试点班的调查报告
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
1971年6月29日

本作品收錄於《红旗》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说的是坚持革命大批判和进行社会调查对改造文科大学的重要性。复旦大学“五·七”文科试点班，在认真总结走了一段弯路的教训之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围绕着革命大批判，把课堂教学同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材问题上，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课程，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既反对照搬旧教材，又克服了无教材的状况。他们在革命大批判中破除了“师道尊严”的旧观念，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学上初步出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新气象。

复旦大学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招收了三十名工农兵学员，办了一个两年制的“五·七”文科试点班，专业内容以文艺评论为主。其中工人二十四人，解放军四人，贫下中农二人。一年多来，这个试点班的初步经验说明：要改造文科大学，必须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离开革命大批判，文科只是一潭死水；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死水就可以变为活水。

一段弯路引出一条教训

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究竟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在“五·七”文科试点班曾经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这个试点班刚开办时，班负责人和教员中有不少人认为：“我们是正规大学，是搞提高的。”从这种观点出发，课程表上排满了七门课，各门课的教员各自为政，互不通气，各自突出本门课程，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不是一切工作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上课还是满堂灌，教员“开留声机”，学员“当录音机”，好多人连笔记也来不及记。

一九六九年冬天，上海各条战线都在批判一篇为资产阶级翻案的大毒草，工农兵学员要求参战，教员却强调“教学任务重，插不进”，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当社会上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的革命大批判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工农兵学员实在忍不住了，在校领导的支持下，纷纷起来对“五·七”文科的方向展开了争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打破了原来的沉闷局面，一潭死水开始翻滚起来了。

学员提出：这种“教改”是“穿新鞋，走老路”，“上课象吃年夜饭，一盘没吃完，一盘又来了，实在吃不下”，要求精简课程。可是有的教员说：“七门课已经是浓缩鱼肝油，不能再压缩了”，强调工农兵学员要“适应大学规律”。工农兵学员说：“在厂里还能写写战斗文章，到大学来反而写不出了。再这样‘适应’下去，不知要‘改造’成什么样子！”他们要求把教学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反对那种对“四条汉子”的大批判漠不关心的态度。可是，有些人却强调说：“我们是大学，要先打好基础，后参加战斗。”学员尖锐地提出：“只强调关门‘打基础’，是搞玩具木头枪，我们要真枪实弹地批判‘四条汉子’，我们要走工农兵大批判写作班的道路！”“这样‘提高’下去，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为资产阶级院士还是无产阶级战士？”“五·七”文科班这段弯路走了整整三个月，到这时就再也走不下去了。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五·七”文科班在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捅了一下马蜂窝，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深刻体会到：在新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举什么旗、抓什么纲、走什么路的问题。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一定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不批判刘少奇一伙在旧文科中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批判资产阶级，新的领导班子就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工人阶级对大学的领导权只有在持久、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巩固和加强。

到社会上去搞革命大批判

毛主席指出：“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文科开展革命大批判，必须到社会上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五·七”文科班在这场大辩论之后，分组走出校门，开始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斗争结束了没有呢？没有。在实践以社会为工厂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右的和“左”的干扰，仍然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刚一下去时，有些同志竭力强调“教学基点要放在校内”，生怕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是，多数同志认为，文科要搞革命大批判，就只有深入社会接触实际斗争，才能有具体的感性认识。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关门办学，实际上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表现。有一次，学员要结合批判“四条汉子”来批判反动戏霸周信芳的“讨好观众论”，有人认为光看看书面材料就行了，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坚持到工厂去搞调查。在调查中，工人们揭露了有个坏家伙在看周信芳演《海瑞上疏》时，当“海瑞”把棺材抬上了台，他就在台下拚命鼓掌叫好，回来后还恶毒地说：“可惜这口棺材还不够大。”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使学员认识到，周信芳的“讨好观众论”，就是讨好地、富、反、坏、右，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经过社会调查，再去查阅大量有关“全民文艺”的资料，这场革命大批判就搞活了。教员、学员在谈体会时说：“在课堂上虽然也批判过‘全民文艺论’，但没有这次批判得深刻有力。”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开展革命大批判时，也同样坚持到社会去作调查。如批判“四条汉子”在《红楼梦》研究上所散布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时，他们就坚持到工厂、图书馆、剧团去作广泛调查，在大量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面前，具体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是麻醉和腐蚀人们灵魂的鸦片。

“五·七”文科班参加社会实践有一个体会：到了基层单位以后，一定要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大造革命舆论，不能当“客人”，不能处处要人家服从我、迁就我。这里有一个从工农兵出发，还是从“我”出发的问题。凡是正确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的，工农兵就欢迎；反之，工农兵就不欢迎。有一个组，去年国庆前到革命大批判搞得较出色的国棉二十一厂去调查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调查中师生主动地配合了厂里的中心工作，得到了这个厂党委的支持，受到了工人同志的欢迎。

通过下厂，革命师生进一步明确了文科的源和流的关系。国棉二十一厂的阶级斗争历来非常激烈，有个反动作家曾在一九五二年来这里“蹲点”，炮制出大毒草《上海的早晨》。试点班在搞调查研究的时候，强调人人动手搜集材料，做具体的宣传、组织工作。在这里进行的每一次座谈或访问，都是一堂极其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和文艺评论课。例如，他们调查了这个厂文艺宣传队演出革命文艺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几个青年被封、资、修文艺腐蚀而走上犯罪道路这样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就大大加深了对周扬一伙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危害性的认识，加深了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调查逐步深入，认识也逐步深化，调查提纲和写作提纲也相应地逐步修改、补充，整个调查过程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有些同志原来对以社会为工厂的认识不足，现在说：“旧文科不要源，只要流，越学越窄，越学越死。走出校门去拜工农兵为师，越学越宽，越学越活。”

“五·七”文科班曾经先后到过十五个基层单位参加革命大批判，并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还积极投入了校内批判“左”的、右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斗争。随着参加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工农兵学员无论在思想觉悟方面，或是在分析问题的能力、群众工作的能力和写作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学员刚入学时写大批判稿总觉得心里有话表达不出来，现在已能写出有一定质量的大批判文章了。一年多来，全班学员写出了各种大批判文章、调查报告、思想评论等稿件六百多篇，其中已为报刊、电台采用的有四十六篇。

“五·七”文科班在克服了关门教学的倾向之后，另一种倾向又有抬头。有的同志对课堂教学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说什么“现在反正是一切都以社会为工厂，还要上什么课？”针对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况，工、军宣队引导大家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讲课同“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区别开来，指出既要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又要进行必要的课堂教学，两者应该紧密地结合起来。前者侧重于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后者侧重于实践上升为理论。上课可以是提示式的，如教员先讲一些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线索，并提出一些问题来启发学员思考，以便学员带着问题去作社会调查；也可以是总结式的，如学员在批判一个反动学术“权威”鼓吹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时，教员上课就针对学员的需要和疑问，讲解和总结一些难懂的和有争论的问题。教员结合革命大批判来讲，学员结合革命大批判来学，就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学员反映：“根据我们的实践来讲课，比空讲概念一百次还解决问题。”

“五·七”文科班以社会为工厂的经验，总起来说，就是以革命大批判带动教学。围绕着革命大批判，把社会调查、总结交流、学员自学和教员辅导这几个环节都有机地联结起来。在组织与安排上，既要坚持立足现实、有的放矢的原则，又要注意战斗任务的典型性、连贯性（由浅入深、由小及大、由简到繁）。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指导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

开展革命大批判，必须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文科大学必须坚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课程。

“五·七”文科班对教材问题的认识，走了一个“之”字形。开始是不搞大批判，照搬旧教材；大辩论后，旧的教材被冲垮了，又产生了“文科教材难编”的论调，一度出现了无教材的状态。工农兵学员对那种“脚踏西瓜皮，滑到那里算那里”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他们需要教材。经过辩论和实践，“五·七”文科班的师生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和毛主席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早已有了系统的、完整的、直接的论述，他们的光辉著作是文科最好的教材，是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典范，怎么能说文科没有教材呢？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是指导我们文科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特别是毛主席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文艺理论，教育理论，历史学理论，新闻学理论，是在这些领域中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光辉结晶，应当成为文科各系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基本教材。

“五·七”文科班明确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为基本教材这个方向之后，就提出了要认真读书，确定了基础理论课要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主席在解放以来公开发表的主要著作以及马、列的若干主要著作，专业理论课选择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部分精读的原则。他们还结合革命大批判，选读了鲁迅的有关著作。但是，争论仍然没有结束，紧接着又发生了两种意见之争。强调“以专业课为主”的同志认为，毛主席著作中“与我专业有关的部分”是要学的，“与我专业无关的部分”就不一定要花功夫。另一些同志则认为，用旧文科的“专业”标准来划分毛主席著作哪些要学，哪些不要学，是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服从于“我的专业系统”，这是旧文科余毒没有肃清的一种反映。实践证明，光学“与我专业有关的部分”，就连“有关的部分”也是学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能设想，不弄懂弄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能够把文科任何一个专业学好。也不能设想，一个学文艺的人完全不了解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论述，或者一个学历史的人完全不了解哲学领域中尖锐的阶级斗争，能够把自己专业学好。事实上，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密切联系的。可以各有侧重，但如果束缚于狭窄的专业界限，就不能融会贯通地掌握毛主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路线，也就不能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各个学科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因此，文科大学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整体来学。 毛主席的基本著作要反复学，反复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五·七”文科班曾经学过多次。他们第一次学习《讲话》，教员从批判“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角度来讲解。第二次学习《讲话》，教员又进一步联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角度上来讲解。以后，学员结合战斗任务，又反复地学习了《讲话》。学员反映：每学习一次，对《讲话》都有新的体会，越学越深刻地体会到，《讲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

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必须从毛主席著作中，学习鲜明的批判战斗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五·七”文科班学习《讲话》联系了四个方面来活学活用：一是通过学习和研究革命样板戏来领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思想；二是在批判“四条汉子”和批判反动艺术“权威的过程中加深对《讲话》的理解；三是在调查文艺领域阶级斗争现状的过程中反复运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四是有计划地选看一些中外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通过解剖几个麻雀来讲文学史的线索，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总之，不论是接触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东西，不论是调查现状还是研究历史，都是为了深入理解毛主席著作的基本精神。

“五·七”文科班从去年五月开始坚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以来，经过十个月的实践，学员都已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他们在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时候，还结合着学习党的历史，教员有的放矢地让学员看一些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反动文章，从对比中理解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从对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批判中，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他们还注意了同学习马、列的著作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通常也是以战斗任务来带动教学的。例如，围绕着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任务，就着重选读《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权问题上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为线索，把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论述集中起来学习。他们抓住学、用、讲、写四个环节，使选读、专题学成为通读的深化，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这一重大方面的基本观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收到了突出重点、“少而精”的效果。过去旧中文系学生读了五年书，有的对《法兰西内战》一次也没有看过，而现在“五·七”文科班的学员一般都已读了二、三次，多的读了七、八次，有五个学员分别在本校和到校外的九个单位介绍巴黎公社史，作《法兰西内战》的学习辅导报告，群众的反映都比较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必须狠抓学员世界观的改造。“五·七”文科班在开始阶段，较多地注意了抓教学进度，结果是教员单纯查进度，学员单纯赶进度，忽视了把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放在第一位。不少学员以为自己“是从工农兵中挑来的，不缺政治，只缺业务”，“业务不过硬，回去难交账”，有的一心想学会写文章而忽视了思想革命化，甚至说什么“学了毛主席著作，写起文章来方便”。这说明“读书做官”、“业务至上”等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教训提醒了“五·七”文科班的领导对狠抓学风的重视。他们强调：通读毛主席著作决不能搞成变相的语文课，更不允许以单纯业务观点、个人名利观点来对待学习。强调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批修一定要同斗私结合起来。由于不断进行了思想交锋，亮私斗私，工农兵学员认识到：“心红才能笔红”，决不能“练了笔头，变了人头”。他们说：“要当工农兵的代言人，必须加强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文科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在革命大批判中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曾指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但是旧文科大学，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只依靠少数资产阶级教授、反动学术“权威”，让这些人称王称霸，统治学校。“五·七”文科班刚创办时，由于对旧文科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不够，教改工作搞得冷冷清清，没有重视发挥学员的作用，班党支部中个别人甚至说：“一个教员拎着两个学员，一拎就上去了。”因此，三结合领导班子里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员代表参加，但实际上只是当陪衬，结果是“教员说了算，学员团团转”。

群众性的大辩论，推动了对旧文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深刻地教育了试点班的领导，认识到过去“求稳怕乱”的思想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敢走群众路线。革命大批判一开展，党支部中原来思想不通的人对在教改实践中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实践证明，从工农兵中间选拔来的工农兵学员，在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下，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在斗争中建立的。革命大批判一开展，“师道尊严”的旧观念得到了批判，教学上初步出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新气象。学员写了大批判文章，教员可以改。教员写了大批判文章，学员也可以改。学员之间还互相改。在课堂上，学员感到教员讲得不对或听不懂，可以随时起来提问或辩论。不断地开展讨论和辩论的结果，学员提高了自学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够带着问题去认真读书和寻找各种正反面资料，逐步掌握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对资产阶级批判的能力，师生的思想都比较活跃。刚开始时，教员对于这种讨论式、启发式的教学，感到很不习惯。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感到学员的提问和辩论大有益处，可以当场纠正错误和补充、丰富教学内容。现在如果一堂课没有人提问，大家就会觉得讲的与听的在观点和感情方面没有很好得到交流，感到不满意。“五·七”文科班还放手让学员上台讲课，哲学课讲《矛盾论》时，就由四个学员分段准备和讲课。他们备课都非常认真，讲课中基本上都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批判形而上学，批判唯心论，听课的同志感到有启发。学员上讲台，不仅提高了学员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对教员也是一种很大的促进。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五·七”文科班的教员，对于目前新的教学感到不适应。过去熟悉的一套现在有很多都用不上了。现在要参加革命大批判，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搞社会调查，自己又不熟悉。对讲文艺课既要把批判“四条汉子”贯穿到底，又要反映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还要同学员一起开展辩论，也感到不习惯。这一系列的“不适应”，是一场崭新的社会大革命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要求教员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五·七”文科班的革命教员谈了这样一个体会：“从不适应到适应，就要不断否定旧我。批判‘四条汉子’的过程，也就是对自己的文艺观进行改造的过程。”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五·七”文科班也注意在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做到“一批二用”。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文科大学要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积极争取校外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实际工作者做兼职教员，使教学内容能够及时地、广泛地反映社会各条思想战线上的新问题、新经验、新动向，使课堂教学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脉搏息息相通。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使文科大学真正做到“自有源头活水来”。

一年多来，“五·七”文科试点班在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学的实践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是，教学上的计划性还不够强，在组织学员参加革命大批判实践过程中，有的锻炼较多，有的锻炼较少。在处理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关系上，往往容易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状况。例如，在对原有教师队伍的工作中，就有团结与斗争、使用与改造这两个侧面，其他如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社会等关系，也同样如此。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来进一步解决。他们决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坚定地沿着光辉的《五·七指示》指引的方向，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学习，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共同创建崭新的社会主义文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