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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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之際，文學受了民歌的影響，得著不少新的生機，故能開一個新局面。但文學雖然免不了民眾化，而一點點民眾文學的力量究竟抵不住傳統文學的權威。故建安正始以後，文人的作品仍舊漸漸回到古文學的老路上去。
我們在第四章裡已略述散文受了辭賦的影響逐漸傾向駢儷的體裁。這個“辭賦化”與“駢儷化”的傾向到了魏晉以下更明顯了，更急進了。六朝的文學可說是一切文體都受了辭賦的籠罩，都“駢儷化”了。論議文也成了辭賦體，紀敘文（除了少數史家）也用了駢儷文，抒情詩也用駢偶，紀事與發議論的詩也用駢偶，甚至於描寫風景也用駢偶。故這個時代可說是一切韻文與散文的駢偶化的時代。
我們試舉西晉文壇領袖陸機（死於303年）的作品為例。陸機作《文賦》，是一篇論文學原理的文字，這個題目便該用散文作的，他卻通篇用賦體。其中一段云：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骛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矓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連翩，若翰鳥嬰繳而墜層云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這種文章，讀起來很順口，也很順耳，只是讀者不能確定作者究竟說的是什麼東西。但當時的風尚如此，議論的文章往往作賦體；即使不作賦體，如葛洪的《抱樸子》，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如鐘嶸的《詩品》，也都帶著許多的駢文偶句。
在記事文的方面，幾個重要史家如陳壽、範曄之流還能保持司馬遷、班固的散文遺風。但史料的來源多靠傳記碑誌，而這個時代的碑傳文字多充分地駢偶化了，事蹟被詞藻所隱蔽，讀者至多只能猜想其大概，既不能正確，又不能詳細，文體之壞，莫過於此了。
在韻文的方面，駢偶化的趨勢也很明顯。大家如陸機竟有這樣惡劣的詩句：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長歌行》）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折楊柳》）
本來說話裡也未嘗不可有對偶的句子，故古民歌裡也有“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的話，那便是自然的對偶句子。現代民歌裡也有“上床要人背，下床要人馱”，那也是自然的對偶。但說話做文做詩若專作對偶的句子，或專在對仗的工整上做工夫，那就是走了魔道了。
陸機同時的詩人左思是個有思想的詩人，故他的詩雖然也帶點駢偶，卻不討人厭。如他的《詠史》八首之一云：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金張是漢時的外戚。馮公指馮唐。）
左思有《嬌女詩》，卻是用白話做的。首段云：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晰。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台，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唇，黃吻爛漫赤。
中間一段云：
馳鶩翔園林，果下皆生摘。江葩綴紫帶，萍實驟抵擲。貪花風雨中，胂（瞬）忽數百適。
結語云：
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詩中寫兩個女兒，紈素與蕙芳，故說“俱向壁”。）
又同時詩人程曉，是傅玄的朋友，也曾有一首白話詩，題為《嘲熱客》：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蹙顰“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說無一急，𠴲啥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髀中痛，流汗正滂沱。莫謂為小事，亦是一大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大概當時並不是沒有白話詩，應璩、左思、程曉都可以為證。但當日的文人受辭賦的影響太大了，太久了，總不肯承認白話詩的地位。後世所傳的魏晉時人的幾首白話詩都不過是嘲笑之作，遊戲之筆，如後人的“打油詩”。作正經鄭重的詩歌是必須擺起《周頌》、《大雅》架子的，如陸機《贈弟詩》：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維帝念功，載繁其錫。
其次，至少也必須打著駢偶的調子，如張協的《雜詩》：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迥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勖。
十四行之中，十行全是對仗！
鐘嶸說：
永嘉時（307—313年），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是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西晉亡於316年，元帝在江南建國，是為東晉），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魏時何晏作《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許詢的詩今不傳了（丁福保《全晉詩》只收他的四句詩）。桓溫、庾亮的詩也不傳於後。日本殘存的唐朝編纂的《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七（董康影印本）載有孫綽的詩四首，很可以表示這時代的玄理詩的趨勢，如他《贈溫嶠詩》的第一段云：
大樸無像，鑽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道遼，得之無遠。
如《答許詢》的第一段云：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鬱。失則震驚，得必充詘。
又如《贈謝安》的第一段云：
緬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結紐靈綱。不有其一，二理曷彰？幽源散流，玄風吐芳。芳扇則歇，流引則遠。樸以雕殘，實由英翦。（翦字原作前。從丁福保校改。）
大概這個時代的玄理詩不免都走上了抽象的玄談的一路，並且還要勉力學古簡，故結果竟不成詩，只成了一些談玄的歌訣。
只有一個郭璞（死於322年）頗能打破這種抽象的說理，改用具體的寫法。他的四言詩也不免犯了抽象的毛病，如他的《與王使君》的末段云：
靡竭匪浚，靡頹匪隆。持貴以降，挹滿以沖。……（他的四言詩也保存在《文館詞林》卷一五七裡。）
但他的五言的《遊仙詩》便不同了。《遊仙》的第二首云：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裡。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穎陽（指許由），臨河思洗耳。“閶闔”（秋風為閭闔風）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第四首云：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溪，云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回日向三舍。臨川哀逝年，撫心獨悲吒。
第三首云：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弦。放情淩霄外，嚼藥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安知龜鶴年？
這些詩裡固然也談玄說理，卻不是抽象的寫法。鐘嵘《詩品》說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為中興第一”。劉勰也說，“景純（郭璞，字景純）豔逸，足冠中興”。所謂“平淡”，只是太抽象的說理；所謂“豔逸”，只是化抽象的為具體的。本來說理之作宜用散文。兩漢以下，多用賦體。用詩體來說理，本不容易。應璩、孫綽的失敗，都由於不能用具體的寫法。凡用詩體來說理，意思越抽象，寫法越應該具體。仲長統的《述志》詩與郭璞的《遊仙》詩所以比較可讀，都只因為他們能運用一些鮮明豔逸的具體象徵來達出一兩個抽象的理想。左思的《詠史》也頗能如此。
兩晉的文學大體只是一班文匠詩匠的文學。除去左思、郭璞少數人之外，所謂“三張，二陸，兩潘”（張載與弟協，亢；陸機與弟雲；潘岳與侄尼），都只是文匠詩匠而已。
然而東晉晚年卻出了一個大詩人陶潛（本名淵明，字元亮，死於427年）。陶潛是自然主義的哲學的絕好代表者。他的一生只行得“自然”兩個字。他自己作了一篇《五柳先生傳》，替自己寫照：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潛的詩在六朝文學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後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的惡習氣都掃除的乾乾淨淨。他生在民間，做了幾次小官，仍舊回到民間。史家說他歸家以後“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晉書》九十四）。他的環境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環境；而他的學問思想卻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語卻是民間的言語。他的哲學又是他實地經驗過來的，平生實行的自然主義，並不像孫綽、支遁一班人只供揮塵清談的口頭玄理。所以他儘管做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儘管做哲理詩，而不失為平民的詩人。鐘嶸《詩品》說他：
其原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令隱逸詩人之宗也。
鐘嶸雖然把陶潛列在中品，但這幾句話卻是十分推崇他。他說陶詩出於應璩、左思，也有一點道理。應璩是做白話諧詩的（說見第五章），左思也做過白話的諧詩。陶潛的白話詩，如《責子》，如《挽歌》，也是詼諧的詩，故鐘嶸說他出於應璩。其實陶潛的詩只是他的天才與環境的結果，同那“拙樸類措大語”的應璩未必有什麼淵源的關係。不過我們從歷史的大趨勢看來，從民間的俗謠到有意做“諧”詩的應璩、左思、程曉等，從“拙樸”的《百一詩》到“天然去雕飾”的陶詩，——這種趨勢不能說是完全偶然的。他們很清楚地指點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自然的趨勢，就是白話文學的衝動。這種衝動是壓不住的。做《聖主得賢臣頌》的王褒竟會做白話的《僮約》，做《三都賦》的左思竟會做白話的《嬌女詩》。在那詩體駢偶化的風氣最盛的時代裡竟會跳出一個白話詩人陶潛：這都足以證明那白話文學的生機是誰也不能長久壓抑下去的。
我們選陶潛的白話詩若干首附在下面：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人生歸有事，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斗酒散劬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十六，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劉宋一代（420—478年）號稱文學盛世。但向來所謂元嘉（文帝年號，424—452年）文學的代表者謝靈運與顏延之實在不很高明。顏延之是一個庸才，他的詩毫無詩意；鮑照說他的詩像“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鐘嶸說他“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都是很不錯的批評。謝靈運是一個佛教徒，喜歡遊玩山水，故他的詩開“山水”的一派。劉勰說：
宋初文詠，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但他受辭賦的影響太深了，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我們只選一首比較最好的詩——《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違。林壑斂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此詩全是駢偶，而“出谷”一聯與“披拂”一聯都是惡劣的句子。其實“山水”一派應該以陶潛為開山祖師。謝靈運有意做山水詩，卻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駢儷的對子，遠不如陶潛真能欣賞自然的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才是“自然詩人”（Nature-poets）的大師。後來最著名的自然詩人如王維、孟浩然、陸游、范成大、楊萬里等，都出於陶，而不出於謝。
當時的最大詩人不是謝與顏，乃是鮑照。鮑照是一個有絕高天才的人：他二十歲時作《行路難》十八首，才氣縱橫，上無古人，下開百代。他的成就應該很大。可惜他生在那個纖弱的時代，矮人隊裡不容長人出頭，他終於不能不壓抑他的天才，不能不委屈遷就當時文學界的風尚。史家說那時宋文帝方以文章自高，頗忌，故鮑照的作品不敢盡其才。鐘嶸也說，“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鐘嶸又引羊曜璠的話，說顏延之“忌鮑之文，故立休鮑之論”。休是惠休，本是和尚，文帝叫他還俗，復姓湯。顏延之瞧不起惠休的詩，說“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顏延之這樣輕視惠休，卻又把鮑照比他，可見鮑照在當日受一班傳統文人的妒忌與排擠。鐘嶸也說他“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鮑照的天才不但“取湮當代”，到了身後，還蒙“險俗”的批評。
其實“險”只是說他才氣放逸，“俗”只是說他不避白話，近於“委巷中歌謠”。古代民歌在建安正始時期已發生了一點影響，只為辭賦的權威太大，曹氏父子兄弟多不能充分地民歌化。鮑照受樂府民歌的影響最大，故他的少年作品多顯出模仿樂府歌行的痕跡。他模仿樂府歌辭竟能“巧似”，故當時的文人嫌他“頗傷清雅”，說他“險俗”。直到三百年後，樂府民歌的影響已充分地感覺到了，才有李白、杜甫一班人出來發揚光大鮑照開闢的風氣。杜甫說“俊逸鮑參軍”。三百年的光景，“險俗”竟變成了“俊逸”了！這可見鮑照是個開風氣的先鋒；他在當時不受人的賞識，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
鮑照的詩：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裡望皇州。九衢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埳【土+稟】懷百憂？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采芙蓉之羽帳，九華葡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花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綺戶垂繡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蘊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帷對影弄禽爵。（禽爵只是禽雀。丁福保說當作金爵，謂金爵釵也。似未為當。）含歌攬淚不能言，人生幾時得為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云間之別鶴！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能言。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語義？”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問啄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強力。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彀盧矢直。刎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鮑照的詩裡很有許多白話詩，如《行路難》末篇的“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床頭百個錢”之類。所以同時的人把他比惠休。惠休的詩傳世甚少，但顏延之說他的詩是“委巷中歌謠”，可見他的詩必是白話的或近於白話的。我們抄他的《白纻歌》一首：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將欲然。為君嬌凝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前。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
這很不像和尚家說的話。在惠休之後，有個和尚寶月，卻是一個白話詩人。我們抄他的詩三首：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大艑珂峨頭，何處發揚州？借問艑上郎，見儂所歡不？
鐘嶸評論元嘉以後文人趨向用典的風氣云：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宋武帝、明帝年號，457—471年）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王融）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
他又評論齊梁之間注重聲律的風氣道：
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創其首，謝眺、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末四字不可解。）
《南齊書·陸厥傳》也說：
永明（483—493年）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張郡謝眺，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河南周顒善識聲韻。為文皆用官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裡說：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這是永明文學的重要主張。文學到此地步，可算是遭一大劫。史家說：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禎祥及游幸燕巢，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請托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
皇帝提倡於上，王融、沈約、謝眺一班人鼓吹於下，於是文學遂成了極端的機械化。試舉沈約的一首《早發定山》詩做個例：
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標峰彩虹外，置嶺白云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流海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這種作品只算得文匠變把戲，算不得文學。但沈約、王融的聲律論卻在文學史上發生了不少惡影響。後來所謂律詩只是遵守這種格律的詩。駢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趨向嚴格的機械化。我們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這種怪事。往往古人走錯了一條路，後人也會將錯就錯，推波助瀾，繼續走那條錯路。譬如纏小腳本是一件最丑惡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駢文與律詩正是同等的怪現狀。
但文學的新時代快到了。蕭梁（502—554年）一代很有幾個文學批評家，他們對於當時文學上的幾種機械化的趨勢頗能表示反對的批評。鐘嶸的議論已引在上文了。蕭綱（簡文帝）為太子時，曾有與弟湘東王繹書，評論文學界的流弊，略云：
比聞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梁時又有史家裴子野著有《雕蟲論》，譏評當日的文學家，說他們：
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荀卿有言，“亂世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巧而不要，隱而不深”，這八個字可以抹倒六朝時代絕大部分的文學。
最可怪的是那主張聲律論最有力的沈約也有“文章三易”之論！他說：
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一也；易讀誦，三也。（見《顏氏家訓》）
沈約這話在當時也許別有所指：“易見事”也許即是邢子才所謂“用事不使人覺”；“易讀誦”也許指他的聲律論。但沈約居然有這種議論，可見風氣快要轉變了。
這五六百年中的樂府民歌到了這個時候應該要發生影響了。我們看蕭梁一代（502—554年）幾個帝王仿作的樂府，便可以感覺文學史的新趨勢了。蕭衍（武帝）的樂府裡顯出江南兒女豔歌的大影響。如他的《子夜歌》：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弦。
階上香入懷，庭中草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如他的《歡聞歌》：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思？俱期遊梵天（底，是“什麼”）。
這都是模仿民間豔歌之作。
他的兒子蕭綱（簡文帝）也做了不少的樂府歌辭。如《生別離》：
別離四弦聲，相思雙笛引。一去十三年，復無好音信。
如《春江曲》：
客行只念路，相爭度京口。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搖手？
如《烏棲曲》：
浮云似帳月如鉤。那能夜夜南陌頭！宜城醞酒今行熟，莫惜停鞍暫棲宿。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高樹鳥欲棲，羅幃翠帳向君低。
如《江南弄》中的兩首：
枝中木上春並歸。長楊掃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
金門玉堂臨水居，一顰一笑千萬餘。遊子去還願莫疏。願莫疏，意何極？雙鴛鴦，兩相憶。
在這些詩裡，我們很可以看出民歌的大影響了。
這樣仿作民歌的風氣至少有好幾種結果：第一是對於民歌的欣賞。試看梁樂府歌辭之多，便是絕好證據。又如徐陵在梁陳之間編《玉台新詠》，收入民間歌辭很多。我們拿《玉台新詠》來比較那早幾十年的《文選》，就可以看出當日文人對於民歌的新欣賞了。《文選》不曾收《孔雀東南飛》，而《玉台新詠》竟把這首長詩完全采入，這又可見民歌欣賞力的進步了。第二是詩體的民歌化的趨勢。宋齊梁陳的詩人的“小詩”，如《自君之出矣》一類，大概都是模仿民間的短歌的。梁以後，此體更盛行，遂開後來五言絕句的體裁，如蕭綱的小詩：
別來憔悴久，他人怪顏色。只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
如何遜的小詩：
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弦。
閨閣行人斷，房攏月影斜。誰能北窗下，獨對後園花？
如江洪的小詩：
上車畏不妍，顧盼更斜轉，大恨畫眉長，猶言顏色淺。
隱士陶弘景（死於536年）有《答詔問山中何所有》的一首詩：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這竟是一首嚴格的“絕句”了。
陳叔寶（後主，583—589年）是個風流天子。史家說他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其中有最豔麗的詩，往往被選作曲詞，製成曲調，選幾百個美貌的宮女學習歌唱，分班演奏；在這個環境裡產出的詩歌應該有民歌化的色彩了。果然後主的詩很有民歌的風味。我們略舉幾首作例：
大婦西北樓，中婦南陌頭。小婦初妝點，回眉對月鉤。可憐還自覺，人看反更羞（可憐即是可愛，古詩中“憐”字多如此解）。
大婦愛恒偏，中婦意長堅。小婦獨嬌笑，新來華燭前。新來誠可惑，為許得新憐。
大婦正當壚，中婦裁羅襦。小婦獨無事，淇上待吳姝。鳥歸花復落，欲去卻踟躕。
《三婦豔詞》起於古樂府《長安有狹邪行》，齊梁詩人最喜歡仿作這曲辭，或名《中婦織流黃》，或名《相逢狹路間》，或名《三婦豔詩》，或曰《三婦豔》，或名《擬三婦》，詩中“母題”（Motif）大抵相同，先後共計有幾十首，陳後主一個人便做了十一首，這又可見仿作民歌的風氣了。後主又有：
春日好風光，尋觀向市傍。轉身移佩響，牽袖起衣香。
自君之出矣，房空帷帳輕。思君如晝燭，懷心不見明。
自君之出矣，綠草遍階生。思君如夜燭，垂淚著雞鳴。
合歡襦薰百和香，床中被織兩鴛鴦。烏啼漢沒天應曙，只持懷抱送君去。
池側鴛鴦春日鶯，綠珠絳樹相逢迎。誰家佳麗過淇上，翠釵綺袖波中漾。雕鞍繡戶花恒發，珠簾玉砌移明月。年時二七猶未笄，轉顧流盼鬟鬢低。風飛蕊落將何故？可惜可憐空擲度。
後主的樂府可算是民歌影響的文學的代表，他同時的詩人陰鏗的“律詩”可算是“聲律論”產生的文學的成功者。永明時代的聲律論出來以後，文人的文學受他不少的影響，駢偶之上又加了一層聲律的束縛，文學的生機被他壓死了。逃死之法只是拋棄這種枷鎖鐐銬，充分地向白話民歌的路上走。但這條路是革命的路，只有極少數人敢走的。大多數的文人只能低頭下心受那時代風尚的拘禁，吞聲忍氣地遷就那些拘束自由的枷鎖銬鐐，且看在那些枷鎖鐐銬之下能不能尋著一點點範圍以內的自由。有天才的人，在工具已用的純熟以後，也許也能發揮一點天才，產出一點可讀的作品。正如踹高蹺的小且也會作迴旋舞，八股時文也可作遊戲文章。有人說的好：“只是人才出八股，非關八股出人才。”駢文律詩裡也出了不少詩人，正是這個道理，聲律之論起來之後，近百年中，很少能做好律詩的。沈約、范雲自己的作品都不見高明。梁朝只有何遜做的詩偶然有好句子，如他的《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涵樹色，江水映霞暉。獨鶴淩空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到了陰鏗，遂更像樣了。我們抄幾首，叫人知道“律詩”成立的時代：
懷土臨霞觀，思歸望石門。瞻云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獲裡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云昏不作峰。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砧險，村路入江窮。水隨云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這不是舊日評詩的人所謂“盛唐風格"嗎？其實所謂盛唐律詩只不過是極力模仿何遜、陰鏗而得其神似而已！杜甫說李白的詩道：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杜甫自己也說：
孰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盛唐律體的玄妙不過爾爾，不過如杜甫說的“恐與齊梁作後塵”而已。
然而五六百年的平民文學，——兩漢、三國、南北朝的民間歌辭——陶潛、鮑照的遺風，幾百年壓不死的白話化與民歌化的趨勢，到了七世紀中國統一的時候，都成熟了，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新鮮的，活潑潑的，光華燦爛的文學新時代了。這個新時代就是唐朝的文學。唐朝的文學的真價值，真生命，不在苦心學陰鏗、何遜，也不在什麼師法蘇李（蘇武、李陵），力追建安，而在它能繼續這五六百年的白話文學的趨勢，充分承認樂府民歌的文學真價值，極力效法這五六百年的平民歌唱和這些平民歌唱所直接間接產生的活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