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四章 漢朝的散文
| ← | 第三章 汉朝的民歌 | 白話文學史 第四章 漢朝的散文 作者：胡適 |
第五章 漢末魏晉的文學 |
無論在那一國的文學史上，散文的發達總在韻文之後，散文的平民文學發達總在韻文的平民文學之後。這裡面的理由很容易明白。韻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從這裡面發泄出來，所以民間的韻文發達的最早。然而韻文卻又是不大關實用的，所以容易被無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結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頌德，獻媚奉承；所以韻文又最容易貴族化，最容易變成無內容的裝飾品與奢侈品。因此，沒有一個時代不發生平民的韻文文學，然而僵化而貴族化的辭賦詩歌也最容易產生。
散文卻不然。散文最初的用處不是抒情的，乃是實用的。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這幾種用途卻都和一般老百姓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老百姓自然要說白話，卻用不著白話的散文。他愛哼只把曲子，愛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讀給他聽，鄉約有人講給他聽，家信可以托人寫，狀子可以托人做。所以散文簡直和他沒多大關係。因此，民間的散文起來最遲；在中國因為文字不易書寫，又不易記憶，故民間散文文學的起來比別國更遲。然而散文究竟因為是實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實際需要上的天然限制。無論是記事，是說理，總不能不教人懂得。故孔子說，“辭，達而已矣。”故無論什麼時代，應用的散文雖然不起於民間，總不會離民間的語言太遠。故歷代的詔令，告示，家信，訴訟的狀子與口供，多有用白話做的。只有復古的風氣太深的時代，或作偽的習慣太盛的時代，浮華的習氣埋沒了實用的需要，才有詰屈聱牙的誥敕詔令，駢四儷六的書啟通電呵！
漢朝的散文承接戰國的遺風，本是一種平實樸素的文體。這種文體在達意說理的方面大體近於《論語》，《孟子》，及先秦的“子”書；在記事的方面大體近於《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前一類如賈誼的文章與《淮南子》，後一類如《史記》與《漢書》。這種文體雖然不是當時民間的語體，卻是文從字順的，很近於語體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這種散文很可以白話化，很可以充分採用當日民間的活語言進去。《史記》和《漢書》的記事文章便是這樣的。《史記·項羽本紀》記項羽要活烹劉邦的父親，劉邦回答道：
吾與若俱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漢書》改作：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
這話頗像今日淮揚一帶人說話，大概司馬遷記的是當時的白話。又如《史記·陳涉世家》記陳涉的種田朋友聽說陳涉做了“王”，趕去看他，陳涉請他進宮去，他看見殿屋帷帳，喊道：
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者字古音如睹）
《漢書》改作：
夥！涉之為王沉沉者！
這話也像現在江南人說話，（“夥頤”是驚羨的口氣。“者”略如蘇州話的“篤”字尾。）一定是道地的白話。又如《史記·周昌傳》裡寫一個口吃的周昌諫高祖道：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這也是有意描摹實地說話的樣子。又如《漢書·東方朔傳》所記也多是白話的，如東方朔對武帝說：
朱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
《史記》的《魏其武安傳》裡也很多白話的記載。如說灌夫行酒，
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丞相田蚡）謂夫曰：“程、李（李廣）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灌夫）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
這種記載所以流傳二千年，至今還有人愛讀，正因為當日史家肯老實描寫人物的精神口氣，寫的有聲有色，帶有小說風味。《史記》的《魏其武其侯傳》，《漢書》的《外戚傳》都是這樣的。後世文人不明此理，只覺得這幾篇文章好，而不知道他們的好處並不在古色古香，乃在他們的白話化呵。
《漢書》的《外戚傳》（卷九十七下）裡有司隸解光奏彈趙飛燕姊妹的長文，其中引有審問宮婢宦官的口供，可算是當日的白話。我們引其中關於中宮史曹宮的一案的供詞如下：
元延元年中（前12年），宮語房（宮婢道房）曰，“陛下幸宮。”
後數月，曉（曹宮之母曹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產也）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掖庭獄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及）誰兒也。”
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胞衣）；丞知是何等兒也？”
後三日，客（田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
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趙飛燕之妹）大怒，奈何不殺？”
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
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瞠也”。
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納）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宮婢張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
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臨飲”是監視她吃藥。）
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蹄（薄小紙叫做赫蹄。）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汝自知之。”
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發，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太后居長信宮）得聞之？”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自繆死。武皆奏狀。
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
這是證人的口供，大概是當日的白話，或近於當日的白話。
漢宣帝時，有個專做古董文學的西蜀文人王褒，是皇帝的一個清客。他年輕在蜀時，卻也曾做過白話的文學。他有一篇《僮約》，是一張買奴券，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話文學。這一篇文字很可以使我們知道當日長江上流的白話是什麼樣子，所以我們抄在下面。（此篇有各種本子，最好是《續古文苑》本，故我依此本。）
蜀郡王子淵以事至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塚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奴複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
這是《僮約》的序，可以表示當時的白話散文。下文是《僮約》，即是王褒同便了訂的買奴的條件：
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斗；……織履作粗，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已而蓋藏，關門塞竇；喂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鬥。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舎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楊氏，池名，出荷）。……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彘盤。……日暮欲歸，當送幹薪兩三束。……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這雖是有韻之文，卻很可使我們知道當日民間說的話是什麼樣子。我們因此可以知道《孤兒行》等民歌確可以代表當日的白話韻文，又可以知道《史記》、《漢書》的記載裡有許多話和民間的白話很相接近。
王褒在蜀時，還肯做這種“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的白話文學。後來他被益州刺史舉薦到長安，宣帝叫他做個“待詔”的清客。《漢書·王褒傳》記此事，最可以使我們明白那班文學待詔們過的生活：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的話）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卷六十四下》）
原來辭賦只不過是比倡優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兒！皇帝養這班清客，叫他們專做這種文學的玩意兒，“以此娛悅耳目”。文學成了少數清客階級的專門玩意兒，目的只圖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賜帛”，所以離開平民生活越遠，所以漸漸僵化了，變死了。這種僵化，先起於歌頌辭賦，後來才侵入應用的散文裡。風氣既成了之後，那班清客學士們一搖筆便是陳言爛調子，趕也趕不開；譬如八股先生做了一世的八股時文，你請他寫張賣驢券，或寫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搖頭，哼他的仁在堂調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為近世最風行的時文大家。）
試舉漢代的應用散文作例。漢初的詔令都是很樸實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漢文帝遺詔（前157年）：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臨是到場舉哀），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類從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漢書》卷四）
這是很近於白話的。直到昭宣之間，詔令還是這樣的。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漢書》卷七）
又元鳳二年（前79年）詔：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豆粟）當賦。（同上）
這竟是說話了。
用浮華的辭藻來作應用的散文，這似乎是起於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書》與《封禪遺劄》。這種狗監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總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封禪劄》說的更是荒誕無根的妖言，若寫作樸實的散文，便不成話了；所以不能不用一種假古董的文體來掩飾那淺薄昏亂的內容。《封禪劄》中的：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郁沒，暗昧昭晰，昆蟲懞怿，回首面內，
便成了兩千年來做“虛辭濫說”的絕好模範，絕好法門。
後來王莽一派人有意“托古改制”，想借古人的招牌來做一點社會政治的改革，所以處處模仿古代，連應用的文字也變成假古董了。如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策群司詔云：
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嶽太傅典致時奧；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
又地皇元年（公元20年）下書曰：
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又同年下書曰：
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
這種假古董的惡劣散文也在後代發生了不小的惡影響。應用的散文從漢初的樸素說話變到這種惡劣的假古董，可謂遭一大劫。
到了一世紀下半，出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王充（生於公元27年，死年約在公元100年）。他不但是一個第一流的哲學家，他在文學史上也該占一個地位。他恨一班俗人趨附權勢，忘恩負義！故作了《譏俗節義》十二篇。他又哀憐人君不懂政治的原理，故作了一部《政務》。他又恨當時的“偽書俗文多不實誠”，“虛妄之言勝真美”，故作了一部《論衡》。不幸他的《譏俗節義》與《政務》都失傳了，只剩下一部《論衡》。《論衡》的末篇是他自己的傳記，叫做《自紀》篇。從這《自紀》篇裡我們知道他的《譏俗節義》是用白話做的。他說：
閒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集以俗言”大概就是“雜以俗言”，不全是白話，不過夾雜著一些俗話罷了。《譏俗》之書雖不可見了，但我們可以推想那部書和《論衡》的文體大致相同。何以見得呢？因為王充曾說當時有人批評他道：
“《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
這可見《譏俗》與《論衡》文體相同，又可見《論衡》在當時是一種近於通俗語言的淺文。
王充是主張通俗文學的第一人。他自己說：
《論衡》者，論之平也。
“論衡”只是一種公平評判的論文，他又說：
《論衡》之造也，起（於）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對作》篇）
他著書的目的只是：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同上）
他因為深恨那“華偽之文”，故他採用那樸實通俗的語言。他主張一切著述議論的文字都應該看作實用的文字，都應該用明顯的語言來做。他說：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說發胸臆，文作手中，其實一也。（同上）
他主張這種著述都應該以明白顯露為主。他說：
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自紀》，下同）
又說：
夫文猶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口字或是曰字之誤）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鴻，大也）。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這真是歷史的。文字與語言同類，說話要人懂得，為什麼作文章要人不懂呢？推原其故，都是為了一種盲目的仿古心理。卻不知道古人的經傳所以難懂，只是因為“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並不是當初便有意作難懂的文章叫後人去猜謎呵！故古人的文字難懂只可叫做“語異”，今人的文字有意叫人不懂，只可叫做“不巧”，不巧便是笨蠢了。所以王充痛快地說：
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
王充真是一個有意主張白話的人，因為只有白話的文章可以不“須師乃學”。
王充論文章的結論是兩種極有價值的公式：
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義可曉。
王充的主張真是救文弊的妙藥。他的影響似乎也不小。東漢三國的時代出了不少的議論文章，如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之類。雖不能全依王充的主張，卻也都是明白曉暢的文章。直到後來駢偶的文章和浮華空泛的詞藻完全佔據了一切廟堂文字與碑版文字，方才有駢偶的議論文章出來。重要的著作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如劉知幾的《史通》，皆免不了浮華的文學的惡影響。我們總看中古時期的散文的文學，不能不對於王充表示特別的敬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