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通論/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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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通論

► 《春秋》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當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目名其學

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即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即儀禮與篇中之記，非今四十九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為四十九篇之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為周禮，合稱三禮，蓋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據史記高堂生所傳士禮，即今十七篇之儀禮，是史公所雲禮，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原注後氏戴氏，劉敞曰，七十當作十七。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後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二篇，周官經六篇，據漢書經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則合逸禮言之，記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禮記在內，明堂陰陽，今明堂位月令在內，中庸說即今禮記之中庸，而誌皆不稱經，周官經別附於後，是班氏所雲經，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誌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禮記奔喪正義曰，鄭雲逸禮者，漢書藝文志雲，漢與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壼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諭雲，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孔疏引漢誌雲，十七篇可證今本之誤，與劉氏說正合，而雲古文禮五十七篇，其餘四十篇，則又誤多一篇，與漢誌雲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古雲篇卷有同有異，此則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蓋篇卷相同者，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作古文禮凡五十六篇，不誤，下雲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說尤詳明，下又云周禮為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賢人履之，蓋孔穎達推論之辭，諸家輯本，皆不以為鄭君之諭，丁晏儀禮釋注敘，據此以為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非也。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禮記正義序又引六藝論雲，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雲，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後倉及戴德戴聖為五也，又引六藝論雲，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近人推闡鄭義者，陳壽祺左海經辨偽最晰，其說曰，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誌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戴諸家之本，視漢誌為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雲，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誌，因傅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雲，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喬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合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雲，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雲，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壼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畔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製節，見小戴喪服四製，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雲，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井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為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壼畔庿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諡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於太廟禮。疏雲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佋穆篇，風俗通經號諡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謂今儀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篇焉，案據此則禮分為三，實自鄭君始，周官古別為一書，故藝文志附列於後，賈疏謂其書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即高堂蕭孟後二戴，是西漢禮家無傳周官者，二戴所傳禮記亦附經，不別行，自鄭兼注三書，通為三禮，於是周官之分經別出者，與禮合為一途，禮記之附經不別出者，與經歧為二執，鄭君三禮之學，其閎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自此以後，阮諶之三禮圖，王肅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莫不以三禮為定名矣，鄭注諸經，惟三禮有目錄，周禮六篇，依六官次序無異，儀禮十七篇，則皆依別錄，儀禮疏曰，其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為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三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公食為第十六，覲禮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矣，禮記四十九篇，鄭目錄皆引別錄曰，此於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為一篇，據鄭所引劉向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劉與戴聖年輩相近，遠在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書，而非馬融增入可知，且六藝論明雲，載聖傳記四十九篇，鄭受學於馬融，使三篇為融所增，鄭必不得統同言之，而盡以屬之戴聖矣，鄭奔喪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投壼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鄭雲曲禮，即今儀禮，鄭以此二篇當為逸禮之正經，而不當入之禮記，當時尚無儀禮之稱，故云曲禮，儀禮本經禮，而謂之曲禮，鄭說稍誤。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為經禮儀為曲禮有誤臣瓚注漢誌不誤

自鄭君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於是漢代所尊為《禮經》者，反列於後，而《周官》附於《禮經》者，反居於前。《禮記正義序》曰，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雲，禮經三百一也，《禮器》雲，《經禮》三百，二也，《中庸》雲，《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雲，《禮經》三百，四也，《禮說》雲，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禮，六也，漢書藝文志雲，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雲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雲威儀三千，二則禮器雲曲禮三千，三則禮說雲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錫瑞案：禮器中庸諸書，所言三百三千，當時必能實指其數，後世則無以實指之，鄭君以周官三百六十，與三百之數偶合，道斷以周官為經禮，而強坐儀禮為曲禮，此由鄭君尊崇周官太過，而後尊崇鄭義又太過，一軒一輊，竟成鐵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儀禮五名，除所引漢藝文志外，皆不可據，以周官為經禮三百，不過仍以其數偶合，以儀禮為曲禮三千，則以所引在經禮三百下，而強坐為曲禮，據其說三千條此存十七篇，即篇有數條，亦比十七篇幾增加百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百倍當有數百萬言，當時如何通行，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漢誌明以今之儀禮為經，而周官經附後，乃強奪經名歸之周官，而十七篇不為經而為曲，與漢誌尤不合，漢誌引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韋以周官為禮經，顏以儀禮為威儀，是主鄭說，臣瓚之綱，儀禮專言禮，古稱禮經，不當為周官之目，自鄭注禮器有誤，六朝唐人皆沿其誤，瓚說獨不主鄭而師古反是，韋說以當時皆從鄭鄭義也，今若改正三禮之名，當正名儀禮為禮經，以大戴禮記小戴禮記附之，而別出周官自為一書，庶經學易分明，而禮家少聚訟矣。

○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雲，秦世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雲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後漢書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據，疑涉魏高堂隆而誤，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時人，或在高堂之後，漢初立博士，禮主後倉見漢藝文志論，誌雲，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三家分立，而後氏不立，猶書分立歐陽夏侯，而伏氏不立也，誌列曲台後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台，後倉為記，故名曰曲台記今九篇皆不傳，誌又列議奏三十八篇，原注雲，石渠，隋書經籍誌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即漢誌之議奏，中列蕭望之韋元成聞入通漢尹更始劉更生諸人，而題戴聖撰者，蓋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見於詩禮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餘條，大戴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今略見於禮記鄭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餘條，玉函山房皆有輯本，二戴之學，猶可考見，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粗，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眾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尚易為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為更難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為基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鄭君著書百餘萬言，精力實不可及，傳云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錫瑞案：鄭注書箋詩，間有過繁之處，而注禮文簡義明，實不見其過繁，即如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經，又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遊為之麻衰牡麻絰，注雲，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為之服，敢辭，子遊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雲，子遊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遊趨而就諸臣子位，注雲，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遊也，子遊趨而就客位，注雲，所譏行，此一節記文，若無鄭君之注，讀者必不解所謂，鄭注止數十字，而連用五譏字，使當時情事，曆曆如繪，其文法如此簡妙，豈後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云，禮是鄭學，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惟馬融注周禮禮喪服經傳，隋唐誌皆著錄而無禮記，東漢會要載有融禮記注，玉函山房輯本，得十六條，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隋唐誌皆著錄，東漢會要作禮記解詁，玉函山房輯本一卷，孔疏雲，鄭附盧植之本而為之注，鄭禮記注，或亦有本於盧馬者，而注中未嘗質言之，如周禮稱引杜鄭，則亦未見其必有所本也。

○論漢立二戴博士是儀禮非禮記後世說者多誤毛奇齡始辨正之

漢立十四博士，禮大小戴，此所謂禮，是大小戴所受於後倉之禮十七篇，非謂大戴禮記八十五篇，與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後世誤以大小戴禮為大小戴禮記，並誤以後倉曲台記為即今之禮記，近儒辨之，已家喻戶曉矣，而在國初毛奇齡經問，早辨其誤曰，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今世但知禮記為曲台禮，容台禮為戴記，而並不知曲台容台與戴記之為儀禮，間嘗考曲台容台所，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後倉，而後倉受禮，居於未央宮前之曲台殿，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為後氏曲台記，至孝文時，魯有徐生普為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祇以容儀行禮，為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為容台，此皆以儀禮為名字者，若其學則後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故舊稱儀禮為慶氏禮，為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鄭樵為三禮辨有雲，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後倉曲台記數萬方言，今之禮記是也，按前後漢誌及儒林傳，皆以高堂所傳十七篇，瑕邱蕭奮即以授後倉，作曲台記，是時兩漢俱並無禮記一書，故孝宣立二戴及慶氏學，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鄭樵著通誌，而六經源流尚未能晰，況其他乎，若禮記則前誌祇雲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玄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玄作六藝論雲，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誌，則明雲，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為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驟刪去一百三十五篇，世無是理，況前漢儒林，並不載刪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值莽變，安從刪之，又且大戴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為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為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疑，以俟後此之論定者。錫瑞案：毛氏雲，士禮稱儀禮，不知始於何時，然在當時，即有容禮之稱，容禮即儀禮也，其說頗涉傅會，而分別儀禮禮記，辨鄭樵之誤及隋誌之誤，則極精確，鄭注四十九篇，即今禮記，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不待馬融增入，至今說已大著，毛氏猶為疑辭，蓋在當時經義榛蕪，未能一旦廓清，而據其所辨明，已可謂卓識矣。

○論段玉裁謂漢備禮不備儀禮甚確而回護鄭注未免強辭

段玉裁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曰，鄭注儀禮十七卷，賈公彥為疏者，每卷標題首雲士冠禮第一，次雲儀禮，次雲鄭氏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鄭某注儀禮十七卷，儀禮之名古矣，今按鄭君本書但雲禮，無儀字，可考而知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雲，經禮謂周禮，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按雲今禮者，謂當漢時所存禮十七篇也，不雲禮，雲今禮者，恐讀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雲本數未聞者，對上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漢時經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乃殘逸之所餘耳，其未殘逸時，具載事儀有三千也。原注賈疏師古漢收注，皆云威儀三千，即今儀禮，其說未是。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經禮為禮儀，易曲禮為威儀者，凡皆禮儀，故總其綱曰經禮，亦曰禮儀，詳其目曰曲禮，亦曰威儀，藝文志亦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禮器注今禮二字可證，鄭本不稱儀禮，凡鄭詩箋三禮注，引用十七篇，多雲士冠禮鄉飲酒聘禮燕禮，每舉篇名，未嘗備儀禮，考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傳，禮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師古注雲，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說文序曰，其備禮周官，按禮謂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禮也，說文全書如觶下引鄉飲酒禮，苄下引公食大夫禮，晢下引士冠禮，堋下引士喪禮，鉉下禮謂之Ａ１３，皆曰禮，無儀字，景十三王傳，周官禮禮記並言，則為三，說文序但言禮周禮官，則禮字實包禮禮記，劉子元孝經老子注易傳義，據鄭自序雲，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此禮字實包三禮，後漢書儒林傳曰，馬融作周官傳，授鄭某，某作周官注，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為鄭氏學。原注，順故猶訓詁也。按此小戴禮謂小戴之十七篇，鄭目錄雲，大戴第幾，小戴第幾是也，鄭以古經校之，謂以古經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雲，某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為三禮焉，則某本習小戴禮之為十七篇無疑，凡漢人於十七篇備禮，不備儀禮甚蓍。錫瑞案：段氏謂漢備禮，不備儀禮極確，而回護鄭君，以賈疏顏注為未是，不思賈疏顏注，正本鄭君之說，段解事儀三千，明有經十七篇在內，與賈疏顏注，豈有異乎，段又明以經禮為綱，曲禮為目，周禮豈得為儀禮之綱乎，後世之備儀禮，正以鄭君誤解威儀曲禮為即十七篇之禮也，晉元帝時，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是儀禮之名，已著於晉時，段以為梁陳以後，乃為此備，說亦未諦。

○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關係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製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製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製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製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淩延堪本之作復禮篇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為士冠之禮，以君臣之道，而制為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為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為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為士相見之禮，自元士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於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為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為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為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為盥洗酬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為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錫瑞案：淩氏作禮經釋例，於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賅括一切禮文，即有不備，可以推致，與邵懿辰之說相近，淩氏年輩在前，當為邵所自出，而其實皆本於漢書，其論禮所以節情復性，於人心世道，尤有關係，據此可見古之聖人制為禮儀，先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非故以此為束縛天下之具，蓋使人循循於規矩，習慣而成自然，囂陵放肆之氣，潛消於不覺，凡所以涵養其德，範圍其才者，皆在乎此，後世不明此旨，以為細微末節，可以不拘，其賢者失所遵循，或啟妨貴淩長之漸，不肖者無所檢束，遂成犯上作亂之風，其先由小節之不修，其後乃至大閑之逾越，為人心世道之大害，試觀兩漢取士必由經明行修，所用皆謹守禮法之人，風俗純厚，最為近古，晉人高語莊老，謂禮豈為我輩設，酣放嫚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亂華之禍，足見細微末節，所關甚钜，女叔侯謂禮所以保國，晏平仲謂禮可以已亂，洵非迂諭，漢晉之往事，萬世之明鑒也，漢以十七篇立學，灼見本原，後人以周禮為本，儀禮為末，本末倒亂，朱子已駮正其失矣，又引陳振叔說儀禮雲，此乃儀，更有禮書，儀禮隻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天子七廟之類，說大經處，這是禮，須更有個文字，則猶未知禮經關係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禮儀經傳通解，有王朝禮，即是說大經之文字，制度雖不可略，然不如冠昏喪祭之禮，可以通行。

○論禮十七篇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說最通訂正禮運射禦之誤當作射鄉尤為精確

周禮儀禮，說者以為並出周公，案以周禮為周公作，固非，以儀禮為周公作，亦未是也，禮十七篇，蓋孔子所定，檀弓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漢以十七篇立學，尊為經，以其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禮經通論曰，漢初魯高堂生傳禮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為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闕也，言僅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多逸禮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後蒼二戴慶普，不以十七篇為不全者，非專己而守殘也，彼有所取證，證之所附之記焉耳，冠義昏義諸記，本以釋經，為儀禮之傳，先儒無異說，觀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故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製以釋喪服，而無一篇之義，出於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約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證之禮運，禮運嘗兩舉八者以語子遊，皆孔子之言也，特射鄉認為射禦耳，一則曰，達於喪祭射鄉，今本作禦。冠昏朝聘，再則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鄉，今本作禦。朝聘，貨力辭讓飲食六者，禮之緯也，非貨財強力不能舉其事，非文辭揖讓不能達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養，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矣，而其證之尤為明確而可指者，適合於大戴十七篇之次，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喪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為雜亂，冠昏相見而後，繼以鄉射四篇，忽繼以士虞與喪服，又繼以特牲少牢有司徹，復繼以士喪既夕，而後以聘禮公食覲禮終焉，今鄭賈注疏，所用劉向別錄次序，則以喪祭六篇居末，而喪服一篇，移在士喪之前，似依吉凶人神為次，蓋向見記雲，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荀子雲，吉事尚尊，喪事尚親，遂以昏冠射鄉朝聘十篇，為吉禮居先，而喪祭七篇為凶禮居後焉，較小戴稍有條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禮運，疑自高堂生後蒼以來，而聖門相傳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所謂經禮也，周公所製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時即禮文廢闕，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漢誌所雲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為定禮樂者，獨取此十七篇以為教，配六藝而垂萬世，則正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為天上之達禮耳。錫瑞案：邵氏此說，犁然有富於人心，以十七篇為孔子所定，足正後世疑儀禮為闕略不全之誤，以儀禮為經禮，足正後世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之誤，訂正禮運兩處射禦當為射鄉，尤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發之覆，學者治禮，當知此義，先於冠昏祭射鄉朝聘八者求之。

○論邵懿辰以逸禮為偽與偽古文書同十七篇並非殘闕不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劉歆移太常博士雲，魯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合十七篇，與三十九篇言之，三直九篇無師說，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又奔喪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雲，皆升合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雲，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壤老屋，又得佚禮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壁，皆可寶也，吳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諸儒曾水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語，惜古禮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禮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視十七篇為殘闕不完之書，而失聖人定禮之本意，宋明以來，直廢此經，不以設科取士，則皆劉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聰明也，夫即後人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中霤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壼遷廟畔廟公冠之類，廁於十七篇之間，不相比附而連合也，何也，皆非當世通行之禮，常與變不相入，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既誕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尚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吳氏不知其有全文，而僅引禮注合為一篇，然觀其文意，實與伏生五行傳前後相協，必非古王居明堂禮，而伏生全引入於大傳也，則為劉歆剽取大傳，以為王居明堂禮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猶十六篇逸書，即偽武成之剽世俘解，見其他皆作偽也，就令非偽，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棄之餘，康成不為之注，與十六篇偽古文書同，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論，謂逸禮不足信，過矣，當依草廬吳氏別存逸經為允，至斥逸禮為劉歆誣偽，頗嫌乚斷，且逸禮古經，漢初當魯共王得於孔壁，河南獻王得於淹中，朝事儀見於大戴禮，學禮見於賈誼書，皆遠在劉歆以前，未可指歆贗作也。錫瑞案：逸禮即非歆贗作，亦不得與十七篇並列，邵氏雲，就令非偽，亦孔子定十七篇時刪棄之餘，大抵禿屑叢殘，無關理要，其說最為確當，逸禮三十九篇，猶逸書十六篇也，皆傳授不明，又無師說，其真其贗，可以勿論，學者於二十九篇書十七篇禮，未能發明，而偏好於逸書逸禮，拾其殘剩，豈可謂知所先務乎邵氏據諸書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謂王居明堂禮，出於伏傳，比於武成出於世俘，可謂卓識，丁氏能證古文尚書之偽，而必信逸禮為真可也。

○論古禮情義兼盡即不能復而禮不可廢

聖人制禮，情義兼盡，專主情則親而不尊，必將流於褻慢，專主義則尊，而不親，必至失於疏闊，惟古禮能兼盡而不偏重，論君臣之義，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雲，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注雲，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右肉袒者，刑宣施於右也，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蓋古天子諸侯分土而治，故必嚴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答，而天子負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盡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饗仍迎獻酬，待以賓客之禮，諸侯與大夫燕禮，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其他皆如賓客，詩鹿鳴彤弓，皆曰我有嘉賓，臣有疾，君問之，臣死，君親臨其喪，情義兼盡者此其一，論父子之義，曲禮，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內則，子事父母之禮尤詳，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禮，見於母，母拜之，以成人而與為禮，特牲饋食禮，嗣舉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孫當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夫婦之義，昏義，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幾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長幼之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事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其餘事先生長者之禮，見於典禮少儀甚詳，情義兼盡者又其一，論朋友之義，士相見禮，奉摯曰，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請終賜見，主人對某將走見，賓固請，主人辭摯，賓對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固辭，賓又固衣，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一見如此其敬讓也，其餘凡與客人，及坐席飲食，見於曲禮少儀亦詳，情義兼盡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情得於義，必有禮以節情，惟君臣則義重於情，當有禮以達情，自秦尊君卑臣，漢雖未能復古，其君於將相大臣，猶有在坐為起，在輿為下之禮，後世此禮漸廢，至宋並廢坐論之禮，故蘇軾有禮節繁多，君臣義薄之言，後世拜跪之禮過繁，誠與古制不合，而矯其弊者，欲盡去拜跪而滅等威，則無以辨上下定民誌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雖不及君臣之嚴，亦非可以不修而聽其廢墜者。

○論禮雖繁而不可省即昏喪二禮可證

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而老子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與禮家之言正相反，曾子問孔子引老聃之說有四，守禮如此謹嚴，其自著書則詆毀禮甚至，故或以為老子是老萊子，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又以為老子講禮厭煩，而遁入於空虛，正與六朝人講喪服厭煩，乃變而談莊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說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純樸，本無禮文，即以昏喪二事證之，古者配偶無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親，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伏羲以後，始漸制禮，至周而後大備，鬱鬱文盛，儀節繁多，如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一見之禮賓主五請，執摯必先固讓，執玉必先固辭，入門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階，自常情視之，似乎繁而可省，見則竟見之矣，何必三讓，受則竟受之矣，何必三辭，故老子以為近作偽，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禮已明言之矣，聘義曰，上公七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禮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夫兩君相見，即須介紹，何必七介，而禮以為不然則已愨，其他三辭三讓之禮，可以類推，檀弓曰，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踴有節，又曰，辟踴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踴也，予欲去之久矣，子遊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夫親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節文，而禮哭踴有節，以無節為戎狄之道，其他不若喪禮之迫切者，更可以類推，故常情所見為可省者，皆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徑行，而欲盡廢繁文縟節，即以昏喪二禮證之，昏禮盡去六禮之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一切不用，則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矣，可乎不可乎，喪禮盡去附身附棺小斂大斂之文，卜兆封壙，一切不用，則將舉而委之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無束帛儷皮之儀，有持弓毆禽之吊，配偶無定，不葬其親，皇初榛狉，蓋非得已，由今觀之，非直近於野蠻，亦且比於禽獸，禮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謂野蠻，曲禮曰，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之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夫知有母不知有父，親死委之狐狸蠅蚋，非禽獸而何，在古人特限於不知，後世聖人已作為禮，而別於禽獸矣，伏羲漸近文明，及周為文明之極，至文明已極，禮節不得不繁，若厭其太繁而矯枉過正，違文明之正軌，從野蠻之陋風，非惟於勢有所不行，亦必於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異於野蠻者在此，人之異於禽獸者亦在此也，古禮在今日不過略存餼羊之遺，而昏姻之六體，喪葬之大事，猶多合於古者，蓋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廢，若欲舉此而盡廢之，不將為野蠻為禽獸乎。

○論古冠昏喪祭之禮士以上有同有異

有王朝之禮，有民間通行之禮，論定禮之制，則民間通行之禮小，而王朝之禮大，論行禮之處，則民間通行之禮廣，而王朝之禮狹，十七篇古稱士禮，其實不皆士禮，純乎士禮者，惟冠昏喪相見，若祭禮則少牢饋食有司徹為大夫禮，鄉飲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為諸侯禮，覲禮為諸侯見天子禮，並非專為士設，其通稱士禮者，蓋以士冠列者，遂並其下通稱為士，而不復分別耳，若士以上冠昏喪祭之禮，與士或同或異，不見於十七篇，而見於記與他書者，亦略可以考見，士冠禮，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據此則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禮，其後乃別有諸侯之冠禮，左氏傳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正後起之禮，冠禮三加為度，天子諸侯冠用四加，亦後起之禮也，昏禮大夫與士異，蓋五十以後或有續娶，其可考者，士當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廟祭而後禮成，士不外娶，無留車反馬，大夫或外娶，有留車反馬，士必親迎至婦家，天子諸侯親迎於館，士納徵儷皮束帛，天子諸侯加以玉，此禮之稍異者，喪禮，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高宗諒陰，鄭君讀為梁闇，是天子亦居倚廬，而春秋後禮已不行，故子張疑而問，滕人，謂魯先君莫之行，又其後則大夫與士亦有異，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服，如士報，是大夫士有異，鄭注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王肅曰，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壤，張融曰，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孔疏曰，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製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據此則大夫以上喪禮之異於士者，皆後起之禮也，祭禮，則廟祧壇墠之數，禘祫時祭之名，尊彝酒齊之分，冠服牲牢之異，有見於三禮明文明，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難於備舉，蓋天子諸侯之祭禮，與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喪禮之異，為後來之變也。

○論後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禮家之通例鄭注孔疏是其明證

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然則天子諸侯之禮，在孔孟時已不能備，孔子既不得位，又生當禮壤樂崩之後，雖適周而問老聃萇宏，入太廟而每事問，委曲詳細，必不盡知，所謂吾學周禮，今用之者，蓋即冠昏喪祭射鄉，當時民間通用之禮，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有觀於鄉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漢初魯儒猶鄉飲射於孔子塚，則當時民間猶行古禮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證，晚而定禮，約之為十七篇，以為學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偷，雖不能備，亦略具矣，禮由義起，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即無明文可據，皆可以意推補，五刑之屬三千，見於尚書呂刑，威儀三千，曲禮三千，見於呂庸禮器，其數皆三千者，出乎禮者入於刑，故取其數相準，數至三千，不為不多，然而事理之變無窮，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為之制，雖三千有所不能盡，如今之大清律，遠本漢唐，繁簡得中，纖悉備具，而律不能盡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盡，更須臨時酌議，大清通禮，禮部則例，雖極明備，而承襲之異，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載，上煩部議，取決臨者，以今準古，何獨不然，是即周時三千之禮具在，其不能盡具者，亦須臨時推補，況在諸侯去籍，始皇焚書之後哉，後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乃不得不然之勢，其實是禮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漢誌尊崇逸禮，謂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之說，其意以為博考逸禮，則天子禮略備，可以無煩推致，鄭君固親見三十九篇之禮者也，其注三禮，於逸禮中之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烝嘗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引用甚鮮，且於古大典禮，後儒所聚訟者，未嘗引逸禮以為斷，仍不能不用倉等推致之意，如周禮內司服緣衣注曰，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玄，此鄭君自雲推次者，司尊彝注曰，王酳屍用玉爵，而再是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雲以明堂位雲，爵用玉戔，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注曰，庶人吊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賈疏雲，鄭雲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為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直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鄭以推差訂正經文，尤為精密，而魯禮禘祫義曰，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訁凶訁凶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雲，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夫禘祫乃古大典禮，後儒所聚訟者，鄭君明言訁凶訁凶爭論，而於逸禮禘於太廟之類，何不引以為據，反據春秋以相準況，於此足見古文逸禮，大都單辭碎義，實無關於宏旨，故鄭不為之注，亦不多引用，鄭之所謂準況，即倉等所謂推致也，其後孔賈之疏經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兩家之疏，如玉藻疏雲，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類，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孔疏雲，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文隨事曲解，無所憑據，此則推致太過，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禮家之通例也。

○論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當從朱子采用臣瓚之說儀禮經傳通解分節尤明

自逸禮之書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備之疑，自三禮之名出，而十七篇有非經非傳之疑，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典禮，是周禮為經，而儀禮為傳矣，謂儀禮為經禮，禮記為曲禮，是儀禮為經，而禮記為傳矣，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儀禮，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製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蓋周禮乃製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為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壼奔喪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者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製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錫瑞案：分別經傳，當從朱子之說，朱子既有此分別，遂欲合經傳為一書，答李季章書雲，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答潘恭叔書雲，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乞修三禮劄子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別注疏諸儒之說，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此意修儀禮經傳通解，其書釐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釐析儀禮者篇，多非舊次，如士冠禮三屨本在辭後，乃移入前，陳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辭，本總記在後，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類，未免宋儒割裂經文之習，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雲，右某事，比賈疏分節尤簡明，答應仁仲書雲，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祇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近馬驌繹史載儀禮，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江永禮書綱目，徐乾學讀禮通考，秦惠田五禮通考分節皆用朱子之法。

○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

漢儒多言禮，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與理本一貫，然禮必證諸實，合於禮者是，不合於禮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現常憑於虛，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無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舉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父適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適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適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閒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適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雲，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適孫為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可據，但小記雲，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誌，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上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錫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此條，實由推致而得，可見禮為人倫之至，而以推致言禮，為一定之法，必惜逸經之不具，而疑推致為無憑，非知禮者也，後儒空言理而不講禮，謂禮吾知敬而已，喪吾知哀而已，一遇國家有大疑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議，明大禮議，舉朝爭論，皆無一是，激成明黨，貽誤國家，尤非知禮者也，即如宋之寧宗，以祖父沒，而父病不能執喪，代父而立，自應承重，無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應承重，亦未嘗不有一偏之理，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為說，即以朱子之賢，猶不能折服群疑，必得鄭誌明文，然後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鄭，而並欲修禮，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鄭注補經也。

○論鄭樵辨儀禮皆誤毛奇齡駮鄭樵而攻儀禮之說多本鄭樵

鄭樵儀禮辨曰，古人造士，以禮樂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為冠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與服誌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以容為禮大夫，後禮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注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摸效禮經而作之，而范氏作後漢書雲，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眾馬融等為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饔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之實，鉶壼鼎甕之剛，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喪服一篇，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為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殽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為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問，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書儀有二，即為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為之注，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為儀禮疏。錫瑞案：樂史論儀禮有可疑者五，鄭氏所說多同樂史之論，其所以誤疑儀禮者，一則不知儀禮之名，始於何時，以為周公時已名儀禮，而漢人未嘗稱道儀禮，則今之儀禮必晚出，當是漢儒摸效而作，不知禮十七篇原於周公，定於孔子，周公孔子時但名禮，漢以立學，名為禮經，班誌本於劉歆七略，其雲經十七篇認為七十篇者，劉敞已訂正矣，鄭氏或未見。即今儀禮，劉班時無儀禮之名，非別有儀禮而誌不及也，鄭君以前雖無注儀禮者，而馬融已注喪服，其非後儒增益明矣，一則誤執左氏之說，分儀與禮為二，且重禮而輕儀，不知左氏極重威儀，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儀，古本無威字，見經義述聞。謂其不可以終，於其時，君大夫視下言徐，其容俯仰之類，皆斷其將死亡，何嘗以威儀為末節，若女叔齊謂魯侯習儀焉知禮，蓋以借諷晉君子，太叔謂是儀非禮，蓋以此進簡子，言非一端，不必過泥，武子不識殽烝，魯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時經不具之明證，若周公成書具在，列國無緣不知，聘與掌客不同，又儀禮周禮不出周公之明證，若二書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異，漢雖重徐氏之禮容，當時習禮經者，並非習容禮十七篇後稱儀禮，蓋以其中或稱儀，大射一名大射儀，或稱禮而名之，非取容禮為名，禮十七篇，亦非僅容貌威儀之末也，雲孔穎達疑周儀禮非周公書，孔疏中無明文，蓋因不疏二書，遂以為疑之耳，毛奇齡攻儀禮多本其說，故具論之。

○論熊朋來於三禮獨推重儀禮其說甚通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錯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幾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啟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為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亡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疑處字誤，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並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製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偽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製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錫瑞案：熊氏於三禮中，推重儀禮，以為孔子所定，周公製作之僅存，自是確論，十七篇為周公之遺，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遺製，或參闕里之緒言，久遠難明，而漢稱為禮經，則已定為孔子之書矣，韓文公苦儀禮難讀，又云於今無所用之，蓋慨當時儀禮不行，非謂儀禮真無所用，南北朝儒林傳兼通三禮，猶不乏人，賈公彥疏實本齊黃慶隋李孟悊，至唐而習此經者殆絕，見李元璀上奏，舉行冠禮，人皆快鄭尹而笑孫子，見柳宗元書，唐加母喪三年，並加外親服，褚無量歡曰，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故韓公有慨於此，至宋有張淳儀禮辨誤，李如圭儀禮集釋並釋宮，復又作儀禮圖，元吳澄纂次八經十傳，敖繼公儀禮集說，疏解頗暢，惟詆鄭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錢大昕俞正燮已駮正之，熊氏於儀禮雖非專家，而所論甚確，由朱子極尊儀禮，故宋元諸儒，猶知留意此經也。

○論聘禮與鄉黨文可證禮經為孔子作

熊朋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問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錫瑞案：此正可徵儀禮為孔子作，鄉黨之文，與儀禮多合，蓋有孔子所嘗行者，有孔子未嘗行而嘗言之者，熊氏謂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蓋未知鄉黨聘禮皆孔子之書，而謂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則已明知禮經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雲，孔子嘗言其禮，則亦略見及之，蘇氏雲，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則但知有儀禮作於周公之說，而不知為孔子所作，夫鄉黨所言禮，既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聖門何必記其禮乎，左氏襄三十八年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孔疏曰，服虔雲，以其多文辟，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為聘，舉舊辭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辭，今無可考，服子慎在東漢末，說必有據，鄉黨文與聘禮合者，當即孔氏聘辭之文，服以為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則孔氏聘辭文必繁，不止如鄉黨篇中所載之略，此亦可為聘禮傳自孔氏之證，後世必以儀禮為周公所作，於是此等文皆失其解，孔疏正以儀禮為周公作者，故於服氏之說，既不知何所出，遂謂事不必然，而古義盡湮矣，季劄觀樂，與今風雅頌次序合，服氏以為傳者，據已定錄之，則左氏所載當時諸侯大夫行禮與禮經合者，或亦據孔子所定之禮錄之，顧棟高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謂周禮為漢儒傅會，即儀禮亦未取信為周公之本文，俞正燮儀禮行於春秋時義，駮顧氏說，謂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據臧孫為季孫立悼子，為儀禮賓為苟敬及嗣舉奠法，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為主人，而請安，為儀禮請安法，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為儀禮取薦脯法，雖其禮相吻合，未可據之以儀禮為周公作，真出孔子之前也。

○論讀儀禮重在釋例尤重在繪圖合以分節三者備則不苦其難

春秋有凡例，禮經亦有凡例，讀春秋而不明凡例，則亂，讀禮經而不明凡例，則苦其紛繁，陳澧曰，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雲，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即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記文之發凡者也，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雲，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士，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若鈔出之，即可為儀禮凡例矣，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有賈疏不雲凡而無異發凡者。文多不載，見東塾讀書記。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雲，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復，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此所謂倫類，即凡例也，近時則淩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案陳氏引注疏甚明，初學猶苦其分散難考，先觀禮經釋例，則一目了然矣，陳澧又曰，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注雲，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雲，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雲，取象觚者東面，疏雲，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南取，以是加取象觚者東南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以下文多不載。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誌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阮文達公為張皋文儀禮圖序雲，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為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禮家為頌皆宗之，頌即容也，予嘗以為讀禮者當先為頌，昔叔孫通為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於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法，澧嘗試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為三禮圖則善矣。錫瑞案：聶氏三禮圖，朱子譏其醜怪不經，非古制，今觀其冠製多怪誕，必非三代法物，而據竇儼序稱其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則實原於鄭君及阮諶梁正夏侯伏明張鎰諸家，特非盡出鄭君，而鄭注儀禮賈疏儀禮有圖，則自陳氏始發之，楊復圖世罕傳，惟張惠言儀禮圖通行，比楊氏更精密，韓文公苦儀禮難讀，讀儀禮有三法，一曰分節，二曰釋例，三曰繪圖，得此三法，則不復苦其難，分節可先觀張爾岐吳延華之書，釋例淩廷堪最詳，繪圖張惠言最密，若胡培翬儀禮正義雖詳而太繁，楊大堉所補多違古義，與原書不合，不便學者誦習，姑置之。

○論宋儒掊擊鄭學實本王肅而襲為己說以別異於注疏

三禮繁難，一人精力，難於通貫，漢以十七篇立學，後倉曲台記後，並無解義，杜賈二鄭止解周官，馬融解周官與禮記，而十七篇止注喪服，惟鄭君遍注三禮，至今奉為圭臬，誠可謂宏覽博物，精力絕人者矣，其後禮書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刪並禮論八百卷為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續何承天禮論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牛宏撰儀禮百卷，今皆不傳，惟崔靈恩三禮義宗四十七卷，猶存其略，宋陳祥道禮書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並稱其精博，四庫提要曰，其中多掊擊鄭學，如論廟製，引周官家語荀子穀梁傳，謂天子皆七廟，與康成王子五廟之說異，論禘祫，謂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說，論禘大於祫，並祭及親廟，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親廟之說，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說，蓋祥道與陸佃亦皆王安石，安石說經，既創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錫瑞案：詳道之書，博則有之，精則未也，其自矜為新義，實多原本王肅，漢時禮家聚訟，古今文說不同，鄭君擇善而從，立說皆有所據，如說廟製以為天子五廟，周合文武二祧為七，本喪服小王者立四廟，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尊後稷文武則七，王肅乃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不知古無天子九廟之說，而肅說二祧，亦與祭法不合也，鄭說圜丘是禘嚳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嚳本國語祭法，王肅乃謂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劉向為據，不知董劉皆未見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難鄭也，鄭說三年祫，五年禘，祫大禘小，本於春秋公羊經，書有事為禘，各於其廟，大事為祫，群廟主悉升於太家，而肅引禘於太廟，逸禮昭屍穆屍，皆升合於太祖，孔疏已駮之曰，鄭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逸禮不足信，即此可見，故鄭不用，亦不為之注。鄭說五帝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則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鄭注掌次雲，五帝五色之帝，陳祥道據掌次駮鄭，即此可證其誤，是鄭義本先鄭，王肅以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則大皞炎黃之先，無司五行者乎，此與肅駮鄭義，以為社稷專祀句龍後稷，不祀士穀之神者，同一謬妄也，王肅所據之書，鄭君無緣不知，其所以不用者，當時去取必自有說，肅乃取鄭所不用者，轉以難鄭，鄭據今文，則以古文駮之，如據逸禮以駮公羊是也，鄭據古文，則以今文駮之，如據董劉以駮周官是也，其時馬昭張融下至孔穎達疏，已為細加分別，宋人寡學，不盡知二家之說所自出，取王說之淺近，疑鄭義之博深，又以其時好立新說，鄭注立學已久，人多知之，王說時所不行，乃襲取之以為己說，陳氏禮書，大率如是，皆上誣前賢，下誤後學，後人不當承其誤，凡此等書可屏勿觀，朱子曰，王肅議禮必反鄭玄，朱子於禮用功深，故能知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

○論王肅有意難鄭近儒辨正已詳五禮通考舍鄭從王俞正燮譏之甚是

合今古文說禮，使不分明，始於鄭君而成於王肅，鄭君以前，界限甚嚴，何休解公關傳，據逸禮而不據周官，以逸禮雖屬古文，不若周官之顯然立異也，杜賈二鄭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說，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惟注諸男方百里一條雲，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耳，五經家說，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說也，鄭君疏通三禮，極具苦心，於其分明者，則分之為周禮，為夏殷禮，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說之，或且改易文字，展轉求通，專門家法至此一變，王肅有意攻鄭，正當返求家法，分別今古，方可制勝，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將今古文說別異不同之外，任意牽合，如王制廟製今說，祭法廟製古說，此萬不能合得，而肅偽撰家語孔叢子所言廟製，合二書為一說，鄭君以為祭法周禮，王制夏殷禮，尚有蹤跡可尋，至肅乃盡抉其藩籬，蕩然無復門戶，使學者愈以迷亂，不復能知古禮之異，尤可笑者，家語孔叢，舉禮家聚訟莫決者，盡讬於孔子之言，以為折衷，不知禮家所以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明文可據，是以石渠虎觀，至煩天子稱製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亂折諸聖，尚何庸斷斷爭辨乎，古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家語五帝七廟郊丘之類，處處牽引攻鄭之語，殊乖注書之禮，而自發其作偽之覆，肅又作聖證論以譏短鄭，據唐元行衝傳云，六十八條，今約存三十條，禮之大者，即五帝匕廟郊丘禘祫社稷之屬，其餘或文句小異，不關大義，肅之所謂聖證，即取證於家語孔叢，以為鄭君名高，非讬於聖言，不足以奮其席，而鄭學之徒馬昭，已灼知家語為王肅偽作，斯可謂心勞日拙矣，晉武帝王肅外孫，郊廟典禮，皆從肅說，其時鄭王之徒，爭辨不已，久而論定，六朝南北學三禮皆遵鄭氏，至唐而孔疏禮記，賈疏周禮儀禮，發明鄭義尤詳，宋以後乃舍鄭從王，排斥注疏，國朝昌明鄭學，於王肅之偽撰家語，偽撰古文尚書經傳，攻之不遺餘力，肅之私竄毛詩以難鄭者，亦深窺其症結，聖證論中所說郊廟大典，惠棟孫星衍辨正尤詳，惟秦蕙田五禮通考，多蹈陳祥道禮書，舍鄭從王之失，似即以禮書為藍本，四庫提要曰，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僅以為過祥道，似亦有微辭焉，俞正燮癸已存稿雲，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荊棘榛芒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今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誌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錫瑞案：《五禮通考》網羅浩博，自屬一大著作。而其大書旁注，低格附載，體例誠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譏，舍鄭從王，是宋非漢，尤為顛倒之見，恐誤後學，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而推廣為五禮，徐氏專講喪禮，條理不繁，故詳審無可議。秦氏兼及五禮，過於繁博，故體例有未善，足見《三禮》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鄭君並注《三禮》後，孔氏止書禮記，且原本於皇熊，賈氏疏《儀禮》，本黃慶李孟悊。周禮不著所出，亦必有所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至歿尚未卒業，若陳氏禮書，秦氏通考，未免舉鼎絕臏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禮通釋，有編次而少折衷，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有折衷而欠精確，惟江永《禮書綱目》，本於朱子，足以補正朱子之書，治三禮者，可由此入門，而五禮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鴻賓序三禮通釋雲，五禮通考所據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說，多向壁虛造，而漢魏六朝經師之遺言大義，鮮及之，可謂知言。

○論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別不厭其繁

古人行禮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賓，取爵降洗，賓降辭洗，主人卒洗，揖讓升，賓拜洗，主人拜降盥，賓降，主人卒盥，揖讓升，主人入實爵獻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賓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賓卒爵拜，主人答拜，賓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雲，酒己物也，主人酬賓略同，酬酒不舉，注雲，君子不盡人之歡，獻酢酬共為一獻，所謂一獻之禮，賓主百拜，在今人視之，必以為繁文縟節，而古人鄉飲射燕禮大射皆行之，惟燕禮大射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古人之拜與今異，皆一人先拜，拜畢而後一人答拜，曲禮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吊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解此可無疑無士冠禮之母答拜，昏禮之舅姑答拜矣，古無二人並拜之禮，故昏禮夫婦不交拜，以婿雖為主人，婦不自居於客，夫婦敵體，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禮之與今異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禮必在堂，而朝在路門外無堂，不便行禮。朝禮止打一照麵，與今屬員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無無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禮也，周禮九拜，杜子春，鄭興，鄭眾，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陳祥道，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惠棟，江永，方苞，秦蕙男，段玉裁，言人人殊，淩廷堪與陳壽祺喬樅父子後出為最覈，壽祺雲，九拜綿主祭禮，而言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禮祭祀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喪禮祭祀之拜也，奇拜褒拜肅拜，禮之殺出，一曰稽首，鄭注，頭至地也，賈疏雲，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頓首，檀弓疏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鄭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雲，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四曰振動，杜子春雲，動讀為哀慟之慟，壽祺按此即拜稽顙成踴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雲，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拜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為吉，大功以上為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齊衰不杖以下為吉，齊衰以上為凶，其拜也，皆稽顙，以吉凶分先後，七曰奇拜，鄭大夫雲，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褒拜，鄭大夫雲，褒讀為報，報拜謂再拜也，九曰肅拜，先鄭司農雲，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錫瑞案：古人一拜之禮，而分別如此其繁，非故為是瑣瑣也，凡人之情簡則易，易則慢心生，反是則嚴，嚴則畏心生，禮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亂，以誘賢亦以範不肖，故曰，出於禮者入於刑，納諸軌物，然後禮明而刑措，若謂委曲繁重之數，皆戕賊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趨於苟且便利，將上下無等而大亂，昔漢高帝去秦苛儀，群臣飲酒爭功，拔劍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孫通為綿蕞起朝儀而後定，禮樂不可期須去身，豈不信乎。

○論古禮多不近人情後儒以俗情疑古禮所見習謬

禮器，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禮坊民，不以諧俗為務，故禮文之精意，自俗情視之，多不相近，又古今異制，年代愈邈，則隔閡愈甚，漢人去古未遠，疑經尚少，唐宋以後去古漸遠，而疑經更多矣，今舉數事證之，如士冠禮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冠義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是母之拜子，一為受脯，一為成人而與為禮，猶嗣舉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義存焉，杜佑通典乃以為瀆亂人倫，以古禮不近人情也，昏禮女家告廟，婿家無告廟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廟，後人乃引曲禮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傳先配而後祖，及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等語，以證告廟，不知齊戒告鬼神，不雲告祖禰，當即卜日卜吉之類，冠娶妻必告，鄭注明雲於君也，五廟乃天子諸侯之制，豈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諸侯廟者，楚公子圍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應告廟，並非專為娶妻，先配後祖，當從賈服以祖為廟見，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始成昏，譏先配也，昏禮是士禮，當夕成昏，鄭謂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賈服之合古禮夫娶不告廟，又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喪服父在為母期，以父喪妻止於期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婦為舅姑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女子不適人者，為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然則婦為舅姑期亦不貳斬之義，自唐以後，母與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無量所謂俗情膚淺者，蓋疑古禮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禮必有屍，自天子至於士，皆有筮屍宿屍之禮，杜佑理道要訣，謂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為屍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亭，則立屍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猶存古法，反以古法未離夷狄，是疑立屍不近情也，古士大夫無主以不禘祫無須分別，少牢饋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結茅為菆，即以代主，許君鄭君同義，孔疏賈疏，謂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徐邈元怪乃引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詁，明雲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謂木主，又引逸禮饋食設主，不知逸禮不可據，故鄭不用，亦不為注，舍許鄭之明說，從疑似之誤文，是疑無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喪去國哭於墓，祭是吉禮，必行於廟，故辛有見被髮野祭，歡其將為戎，後人乃引周官塚人祭墓為屍，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及魯諸儒歲時上孔子塚，以為古已祭墓，不知塚人為屍，後鄭以為或禱祈焉，先鄭以為始竁時祭以告后土與墓祭無涉，趙岐注孟子以卒之東郭墦間為句，亦非墓祭，曾子語見韓詩外傳，漢初之書，魯人上孔子塚，亦在秦漢之間，疑當其時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廟，乃漸移廟祭為墓祭，不得為古祭墓之證，而毛奇齡閻若璩皆曲徇俗說，是以不祭墓為不近情也，古今異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勢所難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誣罔，若沈溺俗說，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會誤文，強古人以從今人，更不可也。

○論古禮最重喪服六朝人尤精此學為後世所莫逮

古禮最重喪服，禮經十七篇，有子夏喪服傳一篇在內，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有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製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多言喪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力誦可也，疏雲，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遊裼裘而吊，曾子襲裘而吊，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為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雲蓋多雲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異教，故子思聖人之允，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錫瑞案：孔疏所言極其通達，記文所以不定者，一則制禮之初，細數不能備具，一則亂離之後，故籍復不盡存，喪服更糾紛難明，故後儒尤多聚訟，漢人禮書最早，而略傳於今者，有《大戴喪服變除》十七篇禮經，馬融獨於《喪服》有注，鄭君亦有《喪服變除》，其後則有王肅《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謝慈《喪服變除圖》，杜預《喪服要集》，袁準《喪服經傳注》，孔倫《集注喪服經傳》，陳銓《喪服經傳注》，劉智《喪服釋疑》，蔡謨《喪服譜》，賀循《喪服要記》，謝徽《喪服要記注》，葛洪《喪服變除》，裴鬆之《集注喪服經傳》，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崔凱《喪服難問》，周續之《喪服注》，王儉《喪服古今集記》，王逡之《喪服世行要記》，見《玉函山房》輯本。釋文敘錄，有蔡超、田俊之、劉道拔，皆不傳。自漢魏至六朝諸儒，多講禮服，通典所載，辨析同異，窮極深微，朱子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顧炎武《日知錄》雲，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故蕭望之為太傅，以《禮》、《服》、《論語》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指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岩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群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異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夫以至尊在禦，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習浮華之世，講論服制，如此謹嚴，所以其時期功去官，猶遵古禮，除服宴客，致罣彈章，足見江左立國，猶知明化理，重在原，故能以東南一隅，抗衡中原百餘年也。

○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

冠昏喪祭之禮，古時民間通行，後世已不盡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禮，古今異制，後世尤不能行，即如禘郊祖宗，據鄭君祭法注，祖文宗於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於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於民者也，禘嚳於圜丘，周之遠祖有聖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無慚，惟誠為其祖，故應崇祀而非妄，後世有天下者，與古大異，雖無道，其先猶為諸侯，有始封祖，若漢高崛起，其先並無功德，亦無始封，在漢惟當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無人可配，自漢以後，猶夫漢也，若欲仿古典禮，必至如漢之祖堯，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遙遙華胄，將有神不歆非類之誚，故宋神宗罷禘天之祭，誠以無其人也，此則禘郊祖宗，古禮雖有明文，而難以仿效者也，廟製本於服制，服止五，廟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則增至七，禮緯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是古時已稍有通變，諸侯五廟魯有周公大廟，魯公世室，與四親廟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則僭天子七廟之制，正與周制相仿，雖稍增而不過七也，過七則應祧遷，如每帝一廟而不祧，商周數百年，廟將無地以容，漢翼奉貢禹韋元成始建祧遷之議，而議久不決，劉歆復以宗無數之妄言亂之，廟所以敬祖先，非所以報功德，有功德即稱宗不祧，為天子者誰肯謂其祖無功德，如此則無可祧之祖，故東漢遂變為同堂異室之制，夫廟不二主，若一廟數人，正是祧廟之制，是同堂異室，名為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為一廟，而親盡即祧，誠以尊祖之義，古今一也，此則七廟祧遷，古禮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歲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時迎氣，祭祖一歲凡四，禴禘嘗烝，又有三年祫，五年禘，後世車駕難以數動，經費又恐過繁，於是天地合祭，禘祫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時，甚或傅會古制，以為當然，其實古制不如是，而典禮不可廢，惟圜丘明堂，既無配天之祖，不必強立，此又古禮有明文，而可以斟酌變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禮，以及度數儀文之末，皆可因時制宜，後世於王朝之禮，考訂頗詳，民間通行之禮，頒行反略，國異政，家殊俗，聽其自為風氣，多有鄙俚謬之處，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習成風，宜命儒臣定為畫一之制，原本儀禮，參以司馬書儀朱子家禮，冠禮鄉飲，古制宜復，並非難行，昏禮喪禮，今亦有與古合者，惟祭禮全異，立屍交爵之類，後世誠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禮多行於廟，今士大夫不皆有廟，有廟亦與所居隔越，故宜變而通子，期不失夫禮意而已，朱軾儀禮節略，撫浙時嘗試行之，未能通行，為可惜也，與所居隔越，故宜變而通之，期不失夫禮意而已，朱軾儀禮節略，撫浙時嘗試行之，未能通行，為可惜也。

○論明堂辟雍封禪當從阮元之言為定論

古禮有聚訟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禪是也，阮元曰，辟雍與封禪，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禮，最古不可廢者，竊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後，有衣冠之制，不肯廢古制，仍留此以為韍，與冕並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宮室，聖人制為棟字以蔽風雨，帝王有之，民間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帳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之必有溝繞宅也，古人無多宮室，故祭天祭祖，軍禮學禮，布月令行政，朝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廟太學靈台靈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後制度大備，王居在城內，有前朝後巿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學等皆在城內，而別建明堂於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韍也，鄭康成解為太學太廟等各異處，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廟等同處，而不知此不過城外別建之處，其實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雖憑虛臆斷，然博綜群書，究其實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說也，封禪者，亦最古之禮，自漢唐宋以來，皆為腐儒說壤，元以為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禪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國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紀號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遠無文，其間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創霸，大約其威力功德能服諸侯者，即為天子，正天子之號，必至泰山下，諸侯皆來朝，同祭天地，後定天位，然後刻石於泰巔，以紀其號，如夏商周之類，其必須刻石者，古結繩而治，非如後世有漆書竹冊，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須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記憶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國地小，以今之齊國，為天下之中，故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列子曰，不知斯離也，齊中也，國幾千萬里，皆其證也，夏商以來，禮文大修，諸侯有朝聘之儀，天地有郊澤之祀，太史有國事之書，無須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經不言封禪，堯典舜巡四嶽，即封禪之禮，禹會諸侯如之。錫瑞案：六經不言封禪，惟禮器言因名山升中於天，即封禪也，阮以舜巡四嶽為封禪之禮，說甚通達，潁容盧植蔡邕，以明堂與太廟大學辟雍靈台為一，而漢立明堂辟雍，不在一處，後漢紀注引漢官儀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鄭君習於時王之制，以為古制亦然，袁準以鄭義駮蔡邕，其實古制當如蔡說，特蔡未能別白其時代，故不免啟後儒之疑，阮雲，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極精，特以為大學在城內，與王制不合耳，劉歆譏漢儒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識，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阮元說，見問字堂集贈言。

○論古制不明由於說者多誤小學大學皆不知在何處

古制存於三禮，而說禮者多誤，古制遂以不明，即以學校一事言之，王制雲，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自古以來，天子諸侯之通制也，自鄭君以後，說者皆誤，由於不知古人立學竟在何處。錫瑞案：古學皆在門堂之塾，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尚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鄭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又曰，上老平明從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解詁，皆與大傳文略相合，此鄉學在塾之證也，而小學大學亦在塾，知小學在塾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古者左宗廟，右社稷，公宮南之左，乃宗廟之地，安得於此立學，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六儀，據此則公宮南之左，即是虎門之左，乃路門之左塾也，保氏當居右塾，不言者省文，師氏尊於保氏，記以師氏統保氏，故言左不言右，實則左右塾皆有學，當如大傳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大傳言出學，就出言，故尊右，此記言入學，就入言，故尊左，國子小學，與鄉人小學制度相同，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此師氏居左塾，何氏居右塾之證，蔡氏以此證明堂大學則誤，以證路門左右小學，則正合矣，小學必在路門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歲入小學，必離宮中不遠，當是古之通制，若如鄭注王者相變，小學或在郊，八歲太子遠入郊學，殊非人情，必不然矣，知大學亦在塾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引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書入南學，莫入西學，當作晡入西學，莫入北學二句，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據蔡說則東西南北四學，即在明堂，東西南北四門四學，各有異名，玉海引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據此則太學中學即辟雍，在明堂中，明堂為五經之文所藏處，故宜承師問道，為天子所自學，古稱四學，亦曰五學，其實皆在一處，故記文以上下東西左右相對言之，若謂一在國，一在郊，相去甚遠，豈得遙遙相對，兩漢諸儒孔牢馬宮盧植潁容，皆謂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與蔡邕同，異義引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圖，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此說與孝經援神契言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正合，乃明堂大學同處之確證，四學在四門，即四門之塾，與各鄉小學虎門小學不異，此亦當是通制，若如鄭注王者相變，大學或在國，古者國中地狹，大學入眾，必不能容，記曰，王太子王子，群後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秀，皆造焉，是王子國子由虎門小學，凡民俊秀由各鄉小學，學成之後，皆入大學，非國中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即南方七里之內也，人知鄉學在塾，不知小學大學皆在塾，考工記門堂三之一，則塾之地不狹，明堂四門，門有兩塾，學者雖眾，足以容之，學製所以不明者，由於不信大學在明堂，所以不信大學在明堂者，由於不知四學在明堂四門之塾，袁準駮蔡，正由昧此，孫誌祖段玉裁顧廣圻朱大韶，互相爭辯，其說卒不能定，亦由昧此故耳。

○論三禮皆周時之禮不必聚訟當觀其通

孔子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樂記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是一代之制度，必不盡襲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禮有明徵，而非特後代之興，必變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曆久而必變，周享國最久，必無曆八百年而制度全無變易者，三禮所載，皆周禮也，禮經十七篇，為孔子所定，其餘蓋出孔子之後，學者各記所聞，而亦必當時實有此制度，非能憑空撰造，儀禮周禮言聘覲之禮不盡合，禮記檀弓言東方西方之奠，齊衰大功之喪，亦不盡合，王制祭法言廟製祭禮，尤不相符，說者推而上之，則以為兼有夏殷，鄭君雲，王制夏殷雜是也，抑而下之，則以為雜出秦漢，鄭君以月令為秦製，盧植以王制為漢法是也，考其實皆不然，三禮皆周人之書，所記皆周時之禮，禮記所載，或有夏殷禮，而既經周因與損益，則亦即周禮矣，秦漢之禮，又多本之於周。其所以參差抵牾者，由於歷代久遠，漸次變易，傳聞各異，紀載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雜秦漢也，請以漢唐之禮證之，漢初用叔孫通所定之禮，後漢又使曹褒撰次新禮，即加更定，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叔孫所定者為漢禮，曹褻所定者非漢禮，可乎，唐初用貞觀顯慶禮，玄宗又作開元禮，而五禮始備，既經改作，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貞觀顯慶作者為唐禮，開元所作者非唐禮，可乎，疑三禮之參差抵牾，而謂一是周禮，一非周禮，何以異於是乎，若謂周時變禮無明文可徵，請以官制一事證之，制度以設官為最重，執政又為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時，周公召公以塚宰執政，故周官首天官塚宰，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又曰，鄭伯為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則東遷以後，執政者稱卿士詩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時，已稱執政者為卿士，又不自東遷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安見其餘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變於成康以前，東遷之後，又漸變於西周之末，當時既有改易，後世何能折衷，學者惟宜分別異同，以待人之審擇，若必堅持一說，據為一定之制，則禮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又安得有一書可為定制乎，周公製作，洛誥立政所載不詳，周官偽古文不可據，鄭眾未見偽古文，以為周官六篇即尚書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類，其說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禮，無成書可稽，試舉大者論之，禮緯雲，周六廟，至子孫七，蓋周初以後稷為始封祖，文王為受命祖，合四親廟為六，其後武王親盡，以為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為七，此當在共懿之世，禮無明文，東都有明堂，無宗廟，王入太室祼，即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廟為禾黍，東遷當更立廟，禮無明文，敬王居成周，別立廟與否，亦無明文，孝王以叔父繼兄子，桓王以孫繼祖，定王顯王以弟繼兄，如何序昭穆，亦無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魯事證，郊則既耕而卜，禘則未應吉禘而禘，廟則立武宮立煬宮，桓僖不毀，甚至公廟立於私家，三家雍徹，季氏八佾，朝服以縞，婦人髽而吊，皆變禮之大者，明堂位謂禮樂政俗，未嘗相變，且以武公廟比武世室，凡此等以為禮，則實非禮，以為非禮，則當時實有是事，魯事詳而周事略，以魯推周，則其禮之是非淆亂，記載參差，亦必當時實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誤入後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讀者忽而不察耳。

○論周官改稱周禮始於劉歆武帝盡罷諸儒即其不言周官之證

儀禮非古名，周禮亦非古名，漢初名為周官，始見於史記封禪書曰，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賈公彥疏序，謂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獨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並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復人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鄭玄序雲，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衝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粗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公彥曰，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遍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錫瑞案：周禮源流，賈氏敘述頗詳，以為始皇焚書，特惡周禮，說本馬融，融說亦不知何據，惠帝已除挾書之律，非始武帝，融蓋以周官武帝時出而為此說，劉歆典秘書在哀帝時，亦非成帝，賈公彥已辨之，當時眾儒共排，以為非是，其說惜不可考，周官改稱周禮，蓋即始於劉歆，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為周禮，陸德明序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是其明證，武億曰，班氏於王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義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為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雲，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誌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於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紊易，莽傳徵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稱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後可知矣，荀悅之言洵不誣也，案周禮名始歆莽，武氏說尤分明，自是之後，周官周禮互見錯出，後漢儒林傳言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注，蓋以馬鄭自序原稱周官，或據以為其時尚無周禮之名，又謂周禮名始鄭君，皆考之未審，鄭自序已稱周禮，其注儀禮禮記，引周禮甚多，後漢盧植傳亦有周禮之稱，是其名非起於漢末，特在漢初本名為周官耳，班誌正名周官，不從歆莽之制，或謂班誌皆本劉歆七略，據其稱周官，不稱周禮，與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等語，皆與劉歆尊信毛詩周禮不同，似誌非盡本於七略，林孝存謂武帝知周官瀆亂不驗，或據封禪書駮之，謂武帝知不驗，群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禪書下文，明言群儒拘牽古文，上盡罷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驗之證，孝存之說，必有據也。

○論周官當從何休之說出於六國時人非必出周公亦非劉歆偽作

周官與左氏皆晚出，在漢時已疑信參半，後人尊周官者，以為周公手訂，似書出太早，抑之者以為劉歆偽作，似書出太遲，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時人，當得其實，毛奇齡周禮問曰，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並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於周秦之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又曰，歆能偽作周禮，不能造為周禮出處蹤跡，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此馬融之說，賈疏已辨之，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即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預造其語者，乃考之藝文所誌，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觀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使歆既為經，又復為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謂博而篤者，必不在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當有究竟，藝文志於樂經雲，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考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為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於竇公獻樂章後，即雲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當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為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行偽於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即有詬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擯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辟此書者亦且明明雲，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興者反昧所從來，是攻膏盲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見者雖不無參臆，而其為周制則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方護衛不暇，而欲迸絕之，則餼羊盡亡矣。錫瑞案：毛氏以周官為戰國時書，不信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劉歆之偽，而謂周制全亡，賴有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有心古學，宜加護衛，最為持平之論。

○論毛奇齡謂周官不出周公並謂儀禮不出周公而不知儀禮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詆毀

經間又曰，詩書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三經，則詩書易三經並未道及，即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也，曰，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為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為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嘗讀大戴記朝事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於儀禮則直受後倉曲台記，立二戴之學，於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於西漢書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大戴見周禮而附會之，抑豈李氏上周官經時，竊取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為周末言禮者所通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宜羔豚膳膏膷，及牛夜鳴則庮十句，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錫瑞案：汪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於毛氏引樂入竇公大戴朝事禮記內則之外，增入逸周書職方禮記燕義詩生民傳三事，陳澧又考得雜記鄭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記賈疏，大司馬注疏四條，然此諸說，亦但可以證周官非劉歆作偽，而無以見其必為周公所定，後人必以為周公作，又以儀禮亦周公作，然則二書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見於孔孟書，春秋時人所稱引，使人反疑不信，惟從毛氏之說，以為戰國人作，方足以解兩家之紛，毛氏雲，鄉遂之官迥異朝廟，其所設諸屬往往有不必計祿食者，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設多名，而備實無幾，其說可以解官多而祿不給之疑，又云，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有特設約為之限，大約公不過五，侯不逾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又云，五等分國，本造為設法之例，以統校地數，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說可以解國多而在不足之疑，毛氏說經多武斷，惟解周官心極細，論亦極平，而知儀禮不出周公，不知實出孔子，謂儀禮亦戰國人作，因朱子家禮尊信儀禮，乃作昏禮辨正，喪禮吾說篇，祭禮通俗譜，詆斥儀禮，而自作禮文，致閻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禮之誚，則由不曉禮經傳於孔氏，非周禮禮記之比也。

○論周禮為古說戴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並為一

漢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沿習日久，遂以早出立學者為今文，晚出不立學者為古文，許慎五經異義有古周禮說今禮戴說，或云，今大戴禮說，或云戴禮戴說，其中亦有大小戴所傳十七篇禮經之說，非盡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也，十七篇禮之說，不盡今文，近人分別十七篇經，是古文說，經中之記，是今文說，而十七篇經文又有今古文之分，鄭君傳云，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是小戴所傳十七篇禮，當時通行字皆今文，鄭以古經之字校之，取其義長者從之，故鄭注十七篇，或經從今，則注雲古文某為某，或經從古，則注雲今文某為某，詳見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此特即其古今文字傳本不同者言之，非必義說之全異也，許君以戴禮為今說，則封周禮為古說言之耳，至若小戴禮記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為今文說，祭法出於國語，為古文說，其言祭禮廟製不同，此顯有可證者，近人又分別二戴記，以王制為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取祭法為古國語說，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為古周禮說，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為古春秋左氏說，雖未必盡可據，而王制為今文大過，周禮為古文大宗，則顯有可證者，即以官制言之，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駮無考，而據鄭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製也，明堂曰，夏後氏之官百，舉成數也，鄭以王制今文說為夏製，必以周禮說為周制，其於許君無駮可知，三公九卿蓋夏殷至周初皆同，據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可證六卿則周成王以後之制。甘誓六卿，六軍之將。據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證漢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禮，故分設六部，其後沿宇文之制，既設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復重，議者多雲可以裁並，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說必不相合，乃兼用兩說，多設冗官，皆由經義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鄭君兼注三禮，調和古今文兩家說，即萬不能合者，亦必勉強求通，論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沒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國大小迥異，此萬不能合者，惟鄭君能疏通證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錫瑞案：鄭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說，或以鄭為牽合無據，亦非盡無據也，即以齊魯二國言之，二國始封，在武王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其時封地，蓋仍殷製，孟子所謂為方百里是也，魯至成王時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魯頌譜疏引明堂位以證，曰大啟爾宇，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舊封，何雲大啟爾宇，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與周官侯四百里合，蓋得其實，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齊之益封，與魯同時，史記又曰，太公於齊兼五侯地，鄭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與兼五侯地合，是齊魯實有益地之事，如鄭說，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鄭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製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引鄭駮異義雲，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異義雲，公羊說諸億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製，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駮之雲，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製，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風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案鄭注據周官而疑王制，以為文襄霸製，蓋據左氏昭三年傳鄭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傳，文王制之作，鄭以為在赧王之後，其時左氏未出，非必引以為證，左氏又有歲聘間朝之說，與昭三年傳文不合，鄭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不從許，案以左氏為周禮，遂並不從許案，以公羊為虞夏製也，王制與公羊合，當是古禮有之，即文襄創霸，亦必讬於古禮，其後晉法變而益密，故又有歲聘間朝之屬，然則王制與周官不合，當從許君以為前代之制，鄭以為晉霸之制，似未必然，惟歲聘間朝之屬，鄭以為說無所出，可斷以為晉霸之制耳。

○論鄭君以周禮為經禮為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為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

郊駮異義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是鄭君雖不以王制為漢博士作，而禮周禮則顯分軒輊，故或據周官以疑王制，未嘗引王制以駮周官，所雲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禮，而於朝聘直以為晉文霸製，並不以為夏殷之禮矣，鄭誌趙商問膳夫雲，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教不同，請問其說，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又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又趙商問祭法雲，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在，注雲，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雲，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錫瑞案：鄭君答問，可以見其進退諸經之大旨，折衷三禮之苦心，鄭以周禮封禮記言之，則周禮為經，禮記為記，以禮記對左傳言，則禮記為經，左傳為傳，經可以正傳記，傳記不得難經，而以禮記祭法對王制言之，則祭法為周禮，王制為夏殷禮，禮家之糾紛難明者，據鄭所分析，已略有明據矣，惟鄭以周禮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書，亦自有矛盾之處，鄭君雖極力彌縫之，學者不能無疑，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雲，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案巾車建大麾，大司馬建大常，兩處之文矛盾，萬無可通之理，鄭既以周官為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駮難，故不得不為之彌縫，其答趙商，皆強詞也，秋冬田建大常，明與巾車注四時田不合，以麾為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據，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雲，綏當為糸委，糸委，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後氏之綏，注雲，有虞氏當言糸委，糸委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建大麾以田也，鄭於此數處之文，互相證明，自圓其說，以禮記之綏，即周官之麾，鄭雲王制多雜夏殷，故於解周官亦謂大麾是用夏製，如此則周官王制古今文兩不相背，而周官兩處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跡也，惠士奇金榜又不從鄭，而各別為說，尤傅會不可信。

○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難行於後世

漢今文家張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碩，不信周禮者也，賈疏雲，張包周何林，不信周禮為周公所作，古文家劉歆杜子春鄭興鄭眾衛宏賈逵許慎馬融鄭玄，尊信周禮者也，自漢至今，於周禮一書，疑信各半，周禮體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筆，而能作此書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禮之遺，非盡憑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劉歆增竄，亦非歆所能獨辦也，惟其書是一家之學，似是戰國時有誌之士，據周舊典，參以已意，定為一代之制，以俟後王舉行之者，蓋即春秋素王改製之旨，故其封國之大，設官之多，與各經不相通，所以張包周何林皆不信，古文家即尊信周禮，亦但可以周禮解周禮，不可以周禮解各經，而馬鄭注尚書官制服制，皆引周禮為證，即如其說，以周禮為周公手定，亦不得強虞夏以從周，況周禮未必出於周公，豈可據之以易舊說乎，禮記七十子之後所作，未知與作周禮者，孰先孰後，其說禮與周禮或異，當各從其說以解之，鄭以周禮為經，禮記為記，一切據周禮為正，未免有武斷之失，周禮晚出，本無師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識，鄭注所引故書，乃其原本，杜鄭諸儒，始為正音讀，明通假，鄭君所雲二三君子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使山岩屋璧之書，得以昭見於世，其有功於周禮甚大，而因尊信周禮太過，一經明而各經皆亂，則諸儒亦不能無過矣，周禮鄭注賈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與之易祓之說，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皆能自成一家之說，但未能疏全書，治此經者仍以注疏為主，考工記據胡無弓車之類，亦屬戰國人作，文字奧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製器尚象之遺，宋林希逸<虍鬲>齊考工記解，於古器制度未詳核，近人戴震考工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阮元車製圖考，鄭珍輪輿私箋，皆有發明，惟詳於車，而他物尚略，陳澧雲，記以輪為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為用，算法之割圜，亦輪之象也，予謂易既濟未濟皆水火，而爻辭皆云曳其輪，亦有微旨，今當振興工藝之日，學者能遠求考工之法，必當大著成效，周禮自王莽蘇綽王安石試行不驗，後人引以為戒，王莽篡弑之賊，本非能行官禮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禮，蘇綽於宇文泰時行周禮，頗有效，隋唐法制，多本宇文，王安石創新法，非必原本周禮賒貸巿易，特其一端，實因宋人恥言富強，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報異議，後人謂安石以周禮亂天下，是為安石所欺，安石嘗雲，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引言極其通達，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類，何能行於後世，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後世尚簡而戒煩苛，無論賒貸市易，必不可行，即飲射讀法，亦將大擾，然則法周禮者，亦但可如安石所雲法其意而已矣。

○論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後世馬端臨文獻通考言之最晰

馬端臨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繁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有如閹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復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裏裏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某田業之肥瘠，食指之眾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而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裏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蓺，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為一體，則奸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製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忄耎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亟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度率以簡易為梗，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大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地既廣，則誌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錫瑞寧馬氏謂周禮可行於封建，不可行於郡縣，以壤地既廣，長吏數易之故，最為通論，今壤地之廣，過於南宋，長吏數易，亦甚於南宋，彼時守吏猶必三歲而更，今且一歲而數易矣，使與百姓交涉，能至纖至悉乎，外國之法，所經纖悉備舉者，以去封建未遠，日本與德意誌，皆初合侯國為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風記，周禮政要，謂西法與周禮暗合。

○論鄭樵解釋周禮疑義未可信為確據

鄭樵曰，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曰職方之說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載師田稅用十二，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今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疑，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並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數之，周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即禹之甸服，侯甸即禹之侯服，男采即禹之綏服，衛蠻即禹之要服，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言之則如王制所說，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貉，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製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貲，廛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為在國之園廛，可輕之而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種，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製，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製，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考尋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製，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製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製田之法，分而為二矣，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有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個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族師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或者以為是日讀法，即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命而不暇，予謂此法亦易曉，如正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州長不預，至每月讀法，惟族師職焉，此注所謂彌親民者，其教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預焉，其職各帶勸農二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錫瑞案：鄭氏彌縫牽合，具見苦心，惟周官一書，與諸經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類，是，考工記亦與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類，是，欲強合之為一，雖其說近理，未可信為確據。

○論周官並非周公未行之書宋元人強補周官更不足辨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製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製者，示不相襲也，書洛誥疏引鄭注雲，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錫瑞案：據此則周公制禮，極其慎重，既已優遊三年，乃敢製作，又待營洛之後，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觀後世如漢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皆請制禮而未能定，曹褒定禮而未能行，唐顯慶開元禮，宋政和禮，其書具在，迄未行用，周公蓋慮及此，故必慎之於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後必實見施行，今之周官，與周時制度多不符，則是當時並未實行，其非周公之書可知，孔子所謂吾學周禮，亦非周官之書，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周官言班爵祿極詳，孟子乃雲其詳不可得聞，而所謂嘗聞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為周公手定，必無孔孟皆未見之理，其書蓋出孔孟後也，後人知周官與周時制度不合，乃以為未成之書，又以為未行之書，困學紀聞引九峰蔡氏雲，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尾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黃氏日鈔引孫處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武成周官皆偽書，可不引。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為之也，而未嘗行也，許宗彥本其說，謂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舊或仍周初侯國之制，其時未有周禮，而官名職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禮之成，周公蓋將舉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則已老矣，傳尚書者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成王，其間才一年耳，周禮之不能遂行，時則然也，故謂周禮為周代未行之書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謂非周公所作，不亦過乎，案，此欲以周官強歸周公，乃以後世苟簡之法例周公，伏傳云，制禮方致政，正是制禮必行之證，何得反據伏傳以為不能遂行，顯慶開元作禮書，飾太平，而不能實行，後世苟簡之法則然，豈有周公制禮亦如是者，孫處引顯慶開元為比，見鄭樵周禮辨引，故駮之，雖欲強為傅會，要無解於孔孟未見也，若考工記本別為一書，河間獻王，以周官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復古篇，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王與之又作周官補遺，邱葵本俞王之說，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各得六十，著為周禮定本，吳澄禮敘錄，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又與俞王稍異，要皆宋元人竄易經文之陋習，不足辨，吳氏不信偽古文，此又執偽周官為說，更不可解。

○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

周禮出於出岩屋壁，五家之儒莫見，其授受不明，故為眾儒所排，儀禮傳自高堂生，有五傳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於學官，禮記刪定，由於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詳，魏張揖以為叔孫通撰輯，揖去漢不遠，其說當有所受，陳壽祺曰，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雲，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雲，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間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除之，故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為千乘四代虞戴德誥誌小辨用兵少間，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隋誌言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獻王，而輯之者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此其顯證，稚讓之言，必有所據，爾雅為通所采，當在大戴禮中，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網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引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禮乃釋水文，則禮記中有爾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嘗作法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誌禮家闕其書，且沒其名，何也。錫瑞案：禮記為叔孫通所撰，說始見於張揖，揖以前無此說，近始發明於陳壽祺，壽祺以前，亦無此說，壽祺引臧庸說以證禮記中有爾雅，尤為精確，鄭以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兩事並舉者，孔壁所得書無周禮，許氏說文序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不雲有周禮，獻五得周官，見漢書本傳，鄭君不析言之，故並舉之。

○論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陳壽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雲，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經典釋文引同，考盧氏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令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雲，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製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鄭君三禮目錄雲，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月令正義引鄭目錄雲，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壽祺案正義雲，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雲，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曆議雲，七十二侯，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為禮家抄合，殆失之，又鄭君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令為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當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至，拜大將，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法制改，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樂記者，藝文志雲，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誌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雲，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無語，此即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於禮記樂記雲，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禮記正義雲，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劄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其審，史記正義雲，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略，樂記出公孫尼子，而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於二百四篇，稱為古文記，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廁其間邪，後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考甚矣。

○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禮記非雜出漢儒，陳氏之辨晰矣，而王制為今文大宗，與周禮為古文大宗，兩相對峙，朱子曰，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已以兩書對舉，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後人於周禮尊之太過，以為周公手定，於王制抑之太過，以為漢博士作，於是兩漢今古文家法大亂，此在東漢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鄭君駮異義曰，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答臨碩曰，孟子在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共後，推鄭君意，似以王制為孟子之徒所作，以開卷說班爵祿，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於孟子，亦多合於公羊，姑舉數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傳，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解詁雲，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雲，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稱從子，鄭意合伯子男為一，皆稱伯也，鄭何說雖稍異，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傳，春公狩於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則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引運鬥樞曰，夏不田，穀梁在夏田，於義為短，鄭釋之雲，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據鄭說則三時田，乃孔子春秋製，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立學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皆以殷製改之，正與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相合，特鄭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見其與周禮不合，而疑為夏殷禮，孔疏申鄭，雖極詳晰，亦未能釋此疑，同異紛紜，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題下疏曰，案鄭目錄雲，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生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雲，有正聽之，鄭雲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雲，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雲，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錫瑞案：盧氏說近人已駮正，孔與鄭說並引而不能辨，以正為秦漢官制，亦未必然，正長義同，尚書冏命序已有周太僕正，周禮有宮正，左氏傳有隨正鄉正校正工正，又云師不陵正，注雲，正軍將命卿，安知古刑官無正，周尺之語，或出周秦之間耳，治經者當先看禮記注疏，禮記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糾纏周禮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說解經，則經義了然矣，王制一書，體大物博，非漢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門無疑，近人俞樾說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為素王之制，發前人所未發，雖無漢儒明文可據，證以公羊穀梁二傳，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諸書所說，制度多相符合，似是聖門學者原本聖人之說，定為一代之制，其制損益殷周，而不盡同殷周，故與春秋說頗相同，而於周禮反不相合，必知此為素王改制禮與春秋二經，始有可通之機，王制與周官二書，亦無糾紛之患，治經者能得此要訣，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據鄭君說，出在赧王之後，周官據何劭公說，亦出戰國之時，是其出書先後略同，而為說不同，皆由聖門各據所聞，著為成書，以待後世之施行者，王制簡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難舉，學者誠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製三公一命卷去，製謂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則孔穎達已知王制名篇之義，特未知為素王之制，故仍說為夏殷。

○論禮記所說之義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而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也，郊牲冠義一節孔疏雲，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雲，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禮孔疏雲，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據此則孔穎達已明言諸義是解儀禮，非始於朱子矣，冠義自為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蓋由解此義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焉一節，又是昏義，此二節之間有一節雲，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為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義之發凡，治禮經者，雖重禮之節文，而義理亦不可少，聖人所定之禮，非有記者發明其義，則精意閎旨，未必人人能解，且節文時有變通，而義理古今不易，十七篇雖聖人所定，後世不盡可行，得其義而通之，酌古準今，期不失乎禮意，則古禮猶可以稍復，後世用禮記取士，而不用儀禮，誠不免棄經任傳之失，而禮記網羅浩博，與十七篇亦當並行，焦循禮記鄭注祉疏序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曰，禮時為大，此一言也，以蔽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夫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字文周，斷不為蘇綽盧辨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為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為大也，且夫所謂詩者豈一代為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之時，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啟，詐偽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奸，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錫瑞案：焦氏於三禮軒輊太過，謂民患在智，近於老氏之旨，與世界進化之理不符，惟發明禮時為大之義甚通，言禮者必知此，乃不至於拘礙難行，抱樸子省煩篇雲，冠昏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餘以為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朱子語錄雲，古禮於仿，實是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此正得其義而通之，期不失乎禮意之說也。毛奇齡謂禮記舊謂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為記，儀禮，則顯然戰國人所為，儀禮遜禮記遠矣，務反朱子之說，亦軒輊太過。

○論記記文多不次若以類從尤便學者惜孫炎魏征之書不傳

禮記四十九篇，眾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雜采成書，亦非專言一事，即如曲禮曰，若夫坐如屍，立如齊，鄭注雲，若夫言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其說似近迂曲，劉敞七經小傳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屍，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全脫一簡失弗訊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屍，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句失於刪去，鄭氏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錫瑞案：劉氏與朱子之說是也，禮記他篇，亦多類此，故鄭君門人孫炎已有類鈔，而書不傳，魏徵因之以作類禮，而書亦不傳，王應麟因困學紀聞雲，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罕，藝文志雲，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並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雲，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衝傳，開元中魏光乘請用類禮列於經，命行衝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衝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礱，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衝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衝之論信矣。錫瑞案：戴記不廢，張說有存古之功，類禮不傳，說亦有泥古之失，當時若新舊並行，未為不可，朱子惜類禮不復見，是以有儀禮經傳通解之作，吳澄作禮記纂言，更易次序，各以類從，近人懲於宋儒之割裂聖經，痛詆吳澄，並疑能解之雜合經傳，平心而論，禮記非聖人手定，與易書詩春秋不同，且禮經十七篇，已有附記，禮記文多不次，初學苦其難通，曲禮一篇，即其明證，若加分別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據隋誌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則其書唐初尚存，炎學出鄭門，必有依據，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書尚在，當遠勝於經傳通解禮記纂言，而大有益於初學矣，陳澧雲，孔疏每篇引鄭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誌不紛，易得其門徑。

○論鄭注引漢書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可緩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注，後世之欲明禮者，每稽之鄭注以求經之意，而鄭注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二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錫瑞案：馬氏之說甚通，自孔子時而經不具，後世所謂三禮由孔子及七十子後學者撰集，雖未必與古禮盡合，而欲考古禮者舍三書無徵焉，通為秦博士，習秦儀，秦之與古異者，惟尊君卑臣為太過，其他去古未遠，必有所受，觀秦二世時議廟製，引古七廟之文，可見通所定禮，不見於漢藝文志，蓋猶蕭何之律，韓信之軍法，其書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書內，許氏異義間引通說，則鄭君注禮，亦必采用之矣，褒本習慶氏禮，乃高堂生後倉所授，其引讖緯，東漢風氣實然，緯書多先儒說經之文，觀禮緯含文嘉可見，鄭注禮間引讖緯，如耀魄寶靈威仰之類，或亦本之於褒，古禮失亡，通定禮采秦儀，鄭注禮用漢事，褒與鄭又引及讖緯，皆不得不然者，後人習用鄭說，而於通雜秦儀褒雜讖緯則議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並詆鄭君，如陳傅良謂鄭注周禮之誤有三，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王應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說，歐陽修請刪注疏中所引讖緯，張璁且以引讖緯為鄭君罪案而罷其從祀，如其說則漢以後之說禮者，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宋明諸人矣，朱子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復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又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又或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禮記注疏，此至當之論也，孔穎達於三禮，惟疏禮記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製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其餘一千餘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又非好為繁博也，既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亦猶鄭注似繁而不繁也，學者熟玩禮記注疏，非止能通禮記，且可兼通群經，若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空衍義理者多，杭世駿續禮記一百卷，亦未免於炫博，陸元輔陳氏集說補正，足匡陳澔之失，王夫之禮記章句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雖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詳博，亦不盡合古義，此等書皆可緩，鄭注禮記因盧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陸佃方愨馬唏孟等，以鄭改讀為非，而強如本字讀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後世之見疑古禮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並至疑經，足以迷誤後學，陳澔集說尤陋，學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論宋明人疑經之失明人又甚於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並疑經，今故，略引其說辨之，宋鄭樵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大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墨始於晉，髽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為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則或異，無乃滋後人疑乎，有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如曾子襲裘而吊，子遊裼裘而吊，小斂之奠，曾子曰於東方，子遊曰於西方，異父之服，子遊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同師而異說如此，況復傳子君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文義不能無乖異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為一代之典者，如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案二說皆非是，前已引陳壽祺說駮之，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為周制，王制為商製，況三禮之書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時，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有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如春秋之末執羔雁，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案此孔子時經不具之證，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說以霍山為南嶽，案此說甚是，以太尉為堯官，案此見緯書，禮無明文，以商之諸侯為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見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陝處內為三公，案此公羊說，古制當是如此，乃無一國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為六官，案此見曲禮，鄭以為殷製，當時信共為古魯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後世議明堂，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或以為十二室。案焦循陳澧辨之以明。議太學或以為五學，或以為當如辟雝，或以為當如膠庠，或以為當如成均瞽宗。案太學即辟雝，而膠庠成均瞽宗，又其異名，五學本同一處，夫明堂一也，而製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明郝敬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而猶著之於篇者，非聖人立經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異宜，可以通變，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案古聖製服，各有精意，俗情膚淺，豈可妄譏古人。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廟製祭禮分尊卑，辨適庶，亦不可妄議。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於外，熬穀與魚臘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視尊卑，為位於外所以別嫌疑，熬則小節可變通，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吊喪，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後人之甚，交爵則因陽侯事已廢矣，祭祀用子弟為屍，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為鬼，此等近戲謔，案立屍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禮，與今不同，非有屍答拜，不能成禮，人死含珠玉以海盜，壙中藏甕甒筲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為坑穀，此等無益有害，案此小事可變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稱氏，女子稱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廟製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室，有寢，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為大夫，如父為大夫，子為士庶，則廟又當改毀，條興條廢，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廟，無父子兄弟分立之禮，廟在居室之左，何患無地可居，天子諸侯亦有祧遷。何獨士庶不可興廢。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案古重宗法，故嚴適庶，重本源，故分別喪服，不嫌煩瑣，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案此猶後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為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輯，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案鄭無以禮記為孔子所作之語，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為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耳。錫瑞案：鄭樵郝敬，皆勇於疑經者，鄭猶以為訛異，郝乃直攻經傳，足見明人之悍而不學，又甚於宋，茲遂條辨之，以釋後儒之疑。

○論古宮室衣冠飲食不與今同習禮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習禮格最善

古之宮室，不與今同也，古之衣服飲食，不與今同也，惟其不與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禮不近人情，即有志於古者，亦苦共扞格不相入，考古禮者，宜先於古之宮室衣服飲食等類，考其大略，乃有從入之處，古宮室皆南向，外為大門，門側左右皆有堂室，謂之塾，內為寢門，中為庭，再上為階，有東階即阼階，西階，升堂為東西堂，有東西榮，即簷，有東西序，即牆，有兩楹，即柱，有棟，有楣，上為戶牖間，其後為室，兩旁為東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過路屋，無壁，東房後有北堂，宮室之左為廟，有闈門相通，廟製與宮室略同，觀李如圭儀禮釋宮，江永釋宮注，張惠言儀禮圖，得大略矣，古祭服用絲，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後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連上下無裳，似今之長衫，惟方領對襟，緣以繢，或青或素為異，用細白布為之，喪服用布則粗，又各以輕重分精粗，觀任大椿弁服釋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則有稻粱，黍稷稻粱為四簋，常食有羹胾蔥洎醯醬脯羞，飲有酒有漿，齊則用糟，醴亦有糟，薦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薑桂鍛治者為脩，細剉脯加鹽酒為醢，皆生物，酒新釀冷飲，豕魚臘為三鼎，加羊與腸胃為五鼎，臘士用兔，大夫用麋，腸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與膚豕肉，鮮魚鮮臘為九鼎，加膷臐膮牛羊豕肉，為十二鼎，籩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為肩臂臑共六，長脅代脅短脅共六，正脊挺橫脊共三，後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體，髀近竅賤不升，鄉飲燕射，則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蟬，範即蜂，蚔醢，蟻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飲食無專書，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張惠言儀禮圖，如阮元說畫地以習之，不患古禮不明，若用焦循習禮格，尤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餘十三篇為格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坫，若牆墉屏寧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為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僎，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為棋，小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簠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楅乏旌中侯正豐觶，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為棋，前以圓，此以橢，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為之譜，習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為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奕，思有以易之，為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論禮記義之精者本可單行王制與禮運亦可分篇別出

禮記非一人所撰，義之精者可以單行，漢藝文志，於禮記百三十篇外，已別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禮記大義十卷，又作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學賜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學，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問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司馬光書儀雲，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為禮記之精要，黃道周作月令明義，表記緇衣儒行集傳，黃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誤，邵泰衢作檀弓疑問，焦循謂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得其微，是皆於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別出者，錫瑞謂王制為今文大宗，用其說可以治天下，其書應分篇別出，禮運說禮極精，應亦分篇別出，黃氏日鈔雲，禮運記五帝三五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思太古而悲後世，其主意微近於老子，而終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子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困學紀聞雲，禮運，致堂胡氏雲，子遊作，呂成公謂蠟賓之歡，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邵懿辰曰，禮運一篇先儒每歡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為己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止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誌未逮，正謂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則有誌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也，今大道既隱，以周為今猶可，以夏商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也，禮為忠信之薄，則之遊宜舉大道為問，而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則文義不屬，證三也，講信修睦後文三見，皆指聖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後文何無一言相應乎，證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也，天下為公，即後文所謂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為田，而大同即大順也，天下為家，則指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並無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對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聖人，無自進身，異於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也，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隱，又何觀焉，後文大柄大端大竇，即大道也，證六也。錫瑞案：移易經文，動言錯簡，乃宋明人習氣，不可為訓，而邵氏說極有理，證據亦明，明乎此可以釋前人之疑，知禮運一篇皆無疵，而其精義著，故備舉其說，以為禮運可以單行之證。

○論六經之義禮為尤重其所關係為尤切要

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於何征之，於經解一篇征之，經解首節泛言六經，其後乃專歸重於禮，鄭目錄雲，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孔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為經解者，皇氏雲，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禮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陳澧曰，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錫瑞案：陳氏之說未盡，此篇自禮之於正國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說禮，孔疏曰，從篇首孔子曰入其國基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為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雲者，正此經之謂，據此則孔子說六經畢，已特舉禮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案記者之文亦極精，能發明禮經十七篇之義，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據漢書作先，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雲隆由禮言之，朝覲聘問，承上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言之，喪祭之禮，承上以奉宗廟則敬言之，鄉飲酒之禮，承上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禮，承上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禮經十七篇外，鄉飲以飲該射，昏姻以昏統冠，觀此乃知聖人制禮，非故為是繁文縟節，實所以禁亂止邪，謂禮猶坊，與坊記之義相通，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鬥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弑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大戴禮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食，況於生而存乎，故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凡鬥辨生於相侵陵，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教以敬讓也，故有鬥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其說與經解正合，喪祭朝聘鄉飲昏禮，亦不出十七篇外，觀此諸篇，乃知古禮所存，大有關係，較之各經，尤為切要，若必蕩棄禮法，潰決隄防，正所謂壤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與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可不儆懼乎。

○論大戴禮記

鄭君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鄭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禮合周禮儀禮，至今稱為三禮，而大戴禮漸至亡佚，八十五篇，隋誌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辨亦僅存八卷，四庫提要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雲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為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畔廟，投壼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經室集》，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曰，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於後倉，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為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為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為孔據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钜矣，又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曰，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為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畔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為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為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壼儀節，較小戴為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為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為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歡，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徑漸辟，曲阜孔編修■軒，乃博稽群書，參會眾說，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為功钜矣。錫瑞案：大戴禮記合十三經為十四經，見於史繩祖學齋占畢是宋時常立學，以注者為北周盧辨，見王應麟困學紀聞，近人注此書者，乃有孔廣森王聘珍二家，阮文達皆以用力勤為功钜許之，序王聘珍書，以為孔撝約所未及，共稱許又在孔書之上，而皇清經解有孔書而無王書，或王書之出差後，續經解亦未收，或王書之傳未歟，凡考據之書，後出者勝，王書之勝孔書宜也，大戴書與三禮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義，故略言之。

○論經學糾纏不明由專據左傳周禮二書輕疑妄駮

經學之糾纏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則古之事實不明，左氏一書所載事實，與公羊穀梁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多不合，公羊穀梁今文說，與左氏古方不同，國語與左氏皆古文而不盡同，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皆從今文，故亦不同，後人謂左氏親見國史，於其不同者，以為諸家事實皆誤，惟左氏不誤，案左氏不可盡信，如君氏卒暨齊平衛宣烝夷薑之類，皆失實，說已見前，其餘劉敞春秋權衡，辨之尤詳，太史公劉子政博極群書，未必不見左傳，而其書多與左傳不合，史記又多前後不符，非故為是參差也，古人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漢初古書尚多傳聞不同，各據所聞記之，意以扶微廣異，後人不明此義，又不曉今古文之別，專據左氏以駮群書，於是事實不備，且多淆亂，此事實不明者一也，二則古之典禮不明，周官一書，與孟子王制全異，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說禮，亦多不合，後人謂周官為周公手定，於基償合者，以為諸家曲禮皆誤，惟周官不誤，鄭君注三禮，於禮與周官有異者，或以為夏殷禮，或以為晉文之制，似惟周官為周制可信矣，而鄭注職方其浸波溠，其浸盧維，亦駮其誤，豈有周公作書而有誤者，是鄭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漢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謂又王治岐之政，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鄭樵為之解曰，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土，各隨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馬上下爵祿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詢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雲，圜丘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其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為之，而未經行也，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鄭氏所說前數條猶可通，惟以盟詛讎伐為待衰世，則其說殊謬，孔子作春秋，欲由撥亂升平，馴致太平，周公作書曰，子孫永保，曰萬邦咸休，惟欲至千萬年為長治久安之計，豈有聖人作書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詛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諸侯之文，故漢人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又以為戰國人作，正指此類而言，鄭氏強為之辭，猶杜預以春秋凡例為出周公，而有滅人圍取之例，為柳宗元陸淳所駮，此皆傅會無理，必不可通也，漢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說，雖有小異，無害大同，其時經義分明，無所用其彌縫牽合，及古文說出，漸至淆雜，後人又偏執其說，如莊子所謂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為親見國史，周官為真出周公，舉一廢百，輕疑妄駮，以致春秋事實，周時典禮，皆不分明，學者遂以治經為極難之事，竊謂春秋事實，當兼采三傳及國語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不必專據左氏，周時典禮，當兼采儀禮禮記大戴禮春秋三傳及漢人遺說，不必專據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為說，斯可以省枝節而去葛藤矣。

○論禮經止於十七篇並及群經當求簡明有用不當繁雜無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無窮，而記誦限於其氣質，約而易操，則立心尤固，是故春秋萬七千言，易二萬四千餘言，書二萬五千餘言，詩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禮經，五萬六千餘言，合十六萬餘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常存而不滅也，故禮在當時，道器尚不相離，至於後世，文字存焉耳，然則獨其道存焉耳，有所以為冠昏喪祭射鄉朝聘，而道豈有遺焉者乎，而尚存乎見少乎，此聖人定十七篇為禮經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執所讀，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雖秉禮之宗國，有不能備，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出禮書，而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尚不能知，則魯無士相見禮，孔子周流列國，就老聃萇宏識大訓小之徒，而訪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勢不能傳而致之，盡以教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繁多，而終歸於廢墜，不如擇其簡要，而可垂諸永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為十七篇，舉要推類而盡其餘者，非至當不易之理歟。錫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禮，專據十七篇為孔子手定，故謂繁多不如簡要，此禮經之定論，實亦諸經之通論也，孔子定六經以教萬世，必使萬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書過於繁多，則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無紙墨栞印，漆書竹簡，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經十六萬餘言，傳誦已苦不易，凡學務精不務博，務實不務古，務簡明有用，不務繁雜無用，孔子定六經之旨，曰刪正，曰筆削，皆變繁雜為簡明之意也，漢人治經，能得此旨，其後乃漸失之，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漢一代經學之盛衰，而為萬世治經之龜鑒，經學莫盛於西漢，如禹貢治河，洪範察變，春秋決獄，詩當諫書，皆簡明而有用，至西漢末，此風遂變，乃有若秦恭之三萬言說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雜無用，於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師說太多，莫知所從，於是鄭君出而集其成，及漢亡而經學遂衰，皆由貪多務博者貽之咎也，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好新奇者詆毀舊學，至有燒經之說，故作通論，粗發大綱，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條舉群經之旨，冀存一線之遺，觀者當諒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學，或有裨益，若贍學淵聞之士，固無取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