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
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舍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亙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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