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篆

太古結繩而治，緣繩不勝結，而刻竹木以為契，契不勝記，而托之筆墨以為書。書製有六：以象形為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不可諧而又有轉注、假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六書設而文字之道備矣。

曆代所祖，則倉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王次仲之八分。鍾繇、王羲之變體為今隸，推秦為古隸，其後變益新巧為楷法；史遊損隸規矩，存字梗概，本草創而名草，謂之章草；劉德升以真幾於拘，草流於放，介兩者之間而為書，謂之行書；蔡伯喈之飛白，張伯英之正書，皆不暇致詳而作，漢人遂以名家，崔瑗、杜度、鍾繇、張芝飛颺俊逸，其圓轉得於篆籀。大抵高文典冊，則宜篆籀，著之金石，至常行簡牘則一草隸足矣。

欲法諸書，先求執筆，執筆為法書之關鍵也。曰虛圓緊正，令其圓轉，勿使拘攣，當虛腕懸筆，隻須兩指夾，卻伸中指在下襯之，點畫波撇，皆進一身之力而送之。故古人書無渴筆，因力在腕中，不盡用筆力，必須筆忘手、手忘心、心忘法，法出於自然，以盡字之真態，妙合天趣，則方圓平直，無不如意矣。褚河南曰：“用筆如印泥、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之。”草書是變體者，皆博雅之士所宜究心也。

唐太宗言：“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不正，字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撲。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正則平允。”若茲，則技與道豈有二哉！

夫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八分則兼有之。杜甫嚐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漢孔安國以隸寫籀，謂之古隸。古隸出於篆，今隸依乎真。今多有取隸法而作真者。分隸之波折，真書變而為曲直；分隸之起伏，真書變而為撇拂。鄭樵謂篆通隸僻，篆巧隸拙，真書則尤其流之愈深也。草書者，起於外國，天下有事，急就為之，或起草他簡。又劉有定論書法雲：“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古人皆用直筆，後王次仲造八分，始有側法，執筆之法既明，然後可以刻印。

夫刻印之道，有文法、章法、筆法、刀法。文須考訂一體，不可秦篆雜漢唐，如各朝之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混雜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雜廁，即不成文；異筆雜廁，即不成字。章法者，布置成文，務準古印，一字有一字之章法，全章有全章之章法，如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大小，畫之稀密，挪讓取巧，當本乎正，使相依顧而有情，一氣貫穿而不悖。每作一章，必屬意構思，觀印之大小，夫白文，以漢為主，朱文以小篆為主。朱文不可逼邊，白文當逼邊。朱文不可太粗，粗則俗，不可多曲疊，多則板而無神。若以此刻白文，則太流動，不古樸矣。凡豎宜細，畫宜粗，勾連處宜斷，交搭處宜白，圈周合須起刀過筆，忌牽連，不宜深細，深則文不自然，細則體奪嬌媚。縱極工巧，不入賞鑒。惟淺、顯、典三字，刻印之妙訣也。

增減之法，當有所本，不礙字文，不失篆體，庶見者不訾為異。挪移之法，有意無意，自然而然，必令字字分明，人人易識。凡作一印，先將印文配合，章法毫髮無憾，寫過數十，方擇而用之，自然血脈流通，舒展自如。至筆法有輕重、有屈伸、有俯仰、有疏密，此數者，各得其宜，毋涉於俗，則得矣。然筆法之害有三：聞見不博，筆無淵源，一害也；邊旁點畫，湊成一字，二害也；經營位置，疏密不稱，三害也。其文已不雜，章法、筆法皆已全美，然後用刀。

夫用刀有十三法：正入正刀法（以中鋒入石，豎刀略直，其勢雄，有奇氣）；單入正刀法（以一麵側入，把刀略臥，其勢平，臻於大雅）；雙入正刀法（兩麵側入石也，臥刀，勢平，不可輕滑）；衝刀法（以中鋒搶上，無旋刀，宜刻細白文）；澀刀法（欲行不行，不可輕滑潦草，宜用摹古）；遲刀法（徘徊審顧，不可率意輕滑）；留刀法（停蓄頓挫，留後地步，與澀、遲二法略異）；複刀法（一刀不到，再複之也，看病在何處，複刀救之）；輕刀法（輕舉而不癡重，非淺率之謂）；埋刀法（筆鋒藏而不露，刀法著而不浮）；切刀法（直下而不轉旋，急就、切玉，皆用此法）；舞刀法（跡外傳神，熟極生巧）；平刀法（平起其腳，用刻朱文，白文亦間用）。以上刀法，全在用刀之時，心手相應，各得其妙。

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疏密，畫有曲直，不可一概率意。當審去住浮沉，宛轉高下，以運刀之利鈍。如大則腕力宜重，小則指力宜輕，粗則宜沉，細則宜浮，曲則宛轉而不筋脈，直則剛健而有精神。如一刀不到，則用複刀救之。墨、意則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修飾，如失刀法何哉？然刀法之害有六：心手相乖，有形無意，一害也；輕運緊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便就簡，顛倒苟完，三害也；鋒力全無，專求工致，四害也；意骨雖具，終未脫落，五害也；或作或輟，自成兩截，六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