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美國使館的商務參贊安諾德先生製成這三張圖表：第一表是中國人口的分配表，表示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在過多，而在於分配的太不均勻，在於邊省的太不發達。第二表是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狀況，生產能力，工業狀態的比較，處處叫我們照照鏡子，照出我們自己的百不如人。第三表是美國在世界上占的地位，也是給我們做一面鏡子用的，叫我們生一點羡慕，起一點慚愧。

　　去年他把這幾張圖表送給我看，我便力勸他在中國出版。他答應了之後，又預備了一篇長序，題目就叫做《中國問題裡的幾個根本問題》。他指出中國今日有三個大問題：

　　第一，怎樣趕成全國鐵路的幹線，使全國的各部分有一個最經濟的交通機關。

　　第二，怎樣用教育及種種節省人力，幫助人力的機器，來增加個人生產的能力。

　　第三，怎樣養成個人對於保管事業的責任心。

　　這是中國今日的三個根本問題。

　　安諾德先生的第二表裡有這些事實： 　

	面積 （方英里）	鐵道線 （英里）	摩托車
中國	4278000	7000	22000
美國	3743500	250000	22000000

　　我們的面積比美國大，但鐵道線只抵得人家三十六分之一，摩托車只抵得人家一千分之一，汽車路只抵得人家一百分之一。 　　

　　我們試睜開眼睛看看中國的地圖。長江以南，沒有一條完成的鐵路幹線。京漢鐵路以西，三分之三以上的疆域，沒有一條鐵路幹線。這樣的國家不成一個現代國家。

　　前年北京開全國商會聯合會，一位甘肅代表來赴會，路上走了一百零四天才到北京。這樣的國家不成一個國家。

　　雲南人要領法國護照，經過安南，方才能到上海。雲南匯一百元到北京，要三百元的匯水！這樣的國家決不成一個國家。

　　去年胡若愚同龍雲在雲南打仗，打的個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有什麼法子？現在楊森同劉湘在四川又打的個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麼法子？這樣的國家能做到統一嗎？

　　所以現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鐵路。完成粵漢鐵路，完成隴海鐵路，趕築川漢、川滇、寧湘等等乾路，拼命實現孫中山先生十萬里鐵路的夢想，然後可以有統一的可能，然後可以說我們是個國家。

　　所以第一個大問題是怎樣趕成一副最經濟的交通系統。 　　

　　安諾德先生的第二表裡又有這點事實：

　　美國人每人有二十五個機械奴隸。

　　中國人每人只有大半個機械奴隸。

　　去年3月份的《大西洋月報》裡，有個美國工程專家說：

　　美國人每人有二十個機械奴隸。

　　中國人每人只有一個機械奴隸。

　　安諾德先生說：美國人有了這些有形與無形的機械奴隸，便可以增進個人的生產能力；故從實業及經濟的觀點上說，美國一百十兆的人民，便可以有二十五倍至三十倍人口的經濟效能了。

　　人家早已在海上飛了，我們還在地上爬！人家從巴黎飛到北京，只須六十三點鐘；我們從甘肅到北京，要走一百零四天（二千五百點鐘）！

　　一個英國工人每年出十二個先令（六元），他的全家便可以每晚坐在家裡聽無線電傳來的世界最美的音樂，歌唱，演說：每晚上只費銀元一分七厘而已。而我們在上海遇著緊急事，要打一個四等電報到北京，每十個字須費銀元一元八角！還保不住何時能送到！

　　人家的磚匠上工，可以坐自己的摩托車去了；他的子女上學，可以有公家汽車接送了。我們杭州、蘇州的大官上衙門還得用人作牛馬！

　　何以有這個大區別呢？因為人家每人有三十個機械奴隸代他做工，幫他做工，而我們卻得全靠赤手空拳，——我們的機械奴隸是一根扁擔挑擔子，四個轎夫換抬的轎子，三個車夫輪租的人力車！

　　我們的工人是苦力。人家的工人是許多機械奴隸的指揮官。

　　故第二個大問題是怎樣利用機器來減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生產能力，提高人的幸福。 　　

　　安諾德先生是外國人，所以他對於第三個問題說的很客氣，很委婉。他只說：

　　保管責任之觀念，在華人中無論如何努力終不能確立其穩定之意義。其故蓋在此偏愛親人一點。而此點又與中國家族制度有密切關係。此弊為狀不一，根深而普遍。欲將家屬之責任與現代團體所負保管的責任之適當關係注入于中國人之腦中，須得千鈞氣力從事之。

　　這幾句話雖然說得委婉，然而也很夠使我們慚愧汗下了。

　　這個問題，其實只是“公私不分”四個字。古話說的，“一子成佛，一家生天”。古話又說，“一人得道，雞犬登仙”。仙佛尚且如此，何況吃肉的官人？何況公司的經理董事？

　　幾千年來，大家好像都不曾想想，得道成佛既是那樣很艱難的事，為什麼一人功行圓滿之後，他們全家雞犬也都可以跟著登天？最奇怪的就是今日的新官吏也不能打破這種舊習氣。

　　最近招商局的一個分局的訟案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據報紙所載，一個家長做了名義上的局長，實際上卻是他的子侄親戚執行他的職務，弄得弊端百出，虧空到幾十萬元。到了法庭上，這位家長說他竟不知道他是局長！

　　招商局的全部歷史，節節都是缺乏保管的責任心的好例子。我們翻開《國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竟同看《官場現形記》一樣，處處都是怪現狀。上冊五十九頁說：

　　查自壬戌至丙寅最近五年內，歷年虧折總額計有四百三十七萬餘兩。然總滬局每年發給員司酬勞金，五年共計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四兩。查自癸亥年來，股東未獲得分文息金，乃局中員司獨享此厚酬。

　　又六十頁說：

　　修理費總計每年約六七十萬兩。……而內河廠〔所承辦〕實居最多數，約占全額之半。查丙寅年內河廠共計修理費三十一萬四千餘兩。……惟內河廠既系該局附屬分枝機關，內部辦事人員當然與該局辦事者關係甚密。……曾經本會函調賬籍備查，而該廠忽以帳房失蹤，帳簿遺失呈報。內中情形不問可知矣。

　　這樣的輕視保管的責任，便是中國的大工業與大商業所以不能發達的大原因。

　　怎樣救濟呢？安諾德先生說：

　　天下人性同為脆弱。社會與個人之關係愈互相錯綜依賴，則制定種種適當之保衛……愈為急需矣。

　　人性是不容易改變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故救濟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變，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種種防弊的制度。中國有句古話說：“先小人而後君子”。先要承認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試制度，則用人可以無私；有精密的簿記與審計，則帳目可以無弊。制度的訓練可以養成無私無弊的新習慣。新習慣養成之後，保管的責任心便成了當然的事了。

　　這是安諾德先生提出的三個大問題。

　　用鐵路與汽車路來做到統一，用教育與機械來提高生產，用防弊制度來打倒貪污：這才是革命，這才是建設。

　　但依我看來，要解決這三個大問題，必須先有一番心理的建設。所謂心理的建設，並不僅僅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知難行易”的學說，只是一種新覺悟，一種新心理。

　　這種急需的新覺悟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何以百事不如人呢？

　　不要盡說是帝國主義者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我們要睜開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歷史，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

　　何以我們跌倒了便爬不起來呢？

　　因為我們從不曾悔禍，從不曾徹底痛責自己，從不曾徹底認錯。二三十年前，居然有點悔悟了，所以有許多譴責小說出來，暴揚我們自己官場的黑暗，社會的卑污，家庭的冷酷。十餘年來，也還有一些人肯攻擊中國的舊文學，舊思想，舊道德宗教，——肯承認西洋的精神文明遠勝於我們自己。但現在這一點點悔悟的風氣都消滅了。現在中國全部彌漫著一股誇大狂的空氣：義和團都成了應該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須“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輕輕抹煞！政府下令提倡舊禮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

　　我們全不肯認錯。不肯認錯，便事事責人，而不肯責己。

　　我們到今日還迷信口號標語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到今日還迷信不學無術可以統治國家。我們到今日還不肯低頭去學人家治人富國的組織與方法。

　　所以我說，今日的第一要務是要造一種新的心理：要肯認錯，要大徹大悟地承認我們自己百不如人。

　　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老實說，我們不須怕模仿。“學之為言效也”，這是朱子的老話。學畫的，學琴的，都要跟別人學起；學的純熟了，個性才會出來，天才才會出來。

　　一個現代國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頭腦造得成的，也不是口號標語喊得出來的。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鐵軌，汽車，電線，飛機，無線電，把血脈貫通，把肢體變活，把國家統一起來。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教育來打倒愚昧，用實業來打倒貧窮，用機械來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與幸福。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種種防弊的制度來經營商業，辦理工業，整理國家政治。

　　只要我們有決心，這三個大問題都容易解決。譬如粵漢鐵路還缺二百八十英里，約需六千萬元才造得起。多少年來，我們都說這六千萬元那裡去籌。然而國民政府在這一年之中便發了近一萬萬元的公債，不但夠完成粵漢鐵路，還可以造大鐵橋貫通武昌漢口了。

　　義務教育辦不成，也只因經費沒有。然而今日全國各方面每天至少要用一百萬元的軍費（這是財政部次長的估計）。一個國家肯用三萬六千萬元一年的軍費，而不能給全國兒童兩年至四年的義務教育，這是不能呢？還是不肯呢？

　　所以我們應該感謝安諾德先生，感謝他給我們幾面好鏡子，讓我們照見自己的醜態，更感謝他肯對我們說許多老實話，教我們生點愧悔，引起我們一點向上的決心。

　　我很盼望我們不至於辜負了他這一番友誼的忠告。

　　1928，6，24夜

　　（原載1928年9月30日《生活週刊》第3卷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