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作者：陈独秀
1926年7月7日

本作品收錄於《向导》

　　　　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六一期刊印。

　　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種，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在此時北伐聲中，我們若不懂得這個意義，便會發生許多錯誤的觀念及行動。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沖突。這種軍事行動，對於推翻軍閥確是一種重要方法，然亦僅僅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眾，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吊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

　　現在廣州國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樣呢？在第一點，他自然還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武裝沖突。在第二點，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確有坐待北伐軍到來之幻想。在第三點，我們敢肯定的說，現在國民政府之北伐還不是由於革命力量澎漲〔膨脹〕而向外發展，乃是因為吳佩孚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衛。在第四點，國民政府之北伐戰費，應該發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向農工平民搜刮，不但當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現時唐生智在湘〔湖〕南，軍費並不比廣東寬裕，他只發行殷實公債，而未向農民誅求，國民政府對農民政策總不應該比唐生智不如。國民二軍之潰敗，對農民政策之失策乃是危重要的原因；近來國民政府對農民的態度，已經使農民懷疑，若再因北伐戰費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若更進而剝奪廣東革命的民眾從護法政府以來所獲得的些少白〔自〕由，反而給予反革命的買辦土豪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則我們在野黨應該向政府嚴重勸告，必須北伐與民眾利益雙方兼顧，如此才能鞏固國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尚未成問題；因為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戰鬥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帝國主義者早已定下了吳張分途討滅南北二赤的計劃，如此英吳日張分據南北，才能和緩他們當中的沖突，現在英吳對日張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讓步，則吳佩孚南下進攻廣東，無論對國民軍作戰勝敗，都必得張作霖之援助而實行。吳佩孚一回漢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進攻廣西，屆時動搖不定的小軍閥如贛鄧、閩周，都必然決定態度，奉吳令一致向廣東進攻；不但如此，還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封鎖於外，陳林魏邦平舊部，勾結土匪土豪官僚買辦擾亂於內；如果竟至如此，國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神經過敏，這樣危險的局勢，實已迫在目前，絲毫不容我們忽視。

　　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廣東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全國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將陷於四面圍攻的國民政府，他的領袖們，應該和衷共濟，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革命軍正為此和軍閥戰爭，也就是革命軍和軍閥不同之一點）。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和國民政府合作，以戰勝此困難，使此困難不但不能覆滅國民政府，轉而能夠鍛煉國民政府領袖及其軍隊和一切民眾的革命意誌與戰鬥力，然後再匯合全國民眾革命的勢力，進而北伐，才能夠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國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