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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毅軍函劄》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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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毅軍函劄》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劄
作者:胡適

  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新從中國來到美國的舊同學任叔永(鴻雋)給我看我們的同學朋友朱芾煌的一本日記。我看了這本日記,就寫了一條日記(《藏暉室札記》,後改名《胡適留學日記》,頁一二九——一三〇)。我的日記說:

    在叔永處讀朱芾煌日記,知南北之統一,清廷之退位,孫之遜位,袁之被選,數十萬生靈之得免於塗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無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東京聞革命軍興,乃東渡(當作“歸國”)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于項城(袁世凱),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于唐少川(紹儀)、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任刺良弼者彭君(家珍),功成而死。任刺載澤者三人,其一人為稅紹聖,亦舊日同學也。時汪兆銘已在南京,函電往來,協商統一之策,卒成統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報命,途中為北軍所獲,幾死者數次。其所上袁項城書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動人也。此事可資他日史料,不可不記。

  這是我四十七年前的記載。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吳相湘先生寫信問我這本《朱芾煌日記》現在何處?他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毅軍函札》中有一件是袁克定致馮國璋手函,解釋朱君至武漢的使命。相湘要我給袁克定此函作一題跋。

  十一月廿一日,相湘把袁克定的原函抄給我看,他又摘抄了廖少游的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裡提到朱芾煌的幾條寄給我。

  袁克定給馮國璋的信裡說:“朱君芾煌系弟擅專派赴武昌。良以海軍背叛,我軍四面受敵,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權宜之計,以定大亂。……朱君生還,如弟之脫死也。”此函無年月日,但函中有“海軍背叛”的話,海軍的主力各艦離開漢口是在舊曆辛亥九月廿一日,他們開到九江,加入革命軍,是在九月廿三日(陽曆11月13日)。袁函營救朱君,不得早於舊曆九月之尾,可能竟在十月初旬。

  九月十一日馮國璋的軍隊佔領漢口,十月初七日又佔領漢陽,革命軍退守武昌,總司令官黃興有放棄武昌而東下進攻南京的提議。可見當舊曆十月之初,朱芾煌還沒有到武昌,武昌的革命領袖還沒有知道袁家父子的密謀。據廖少遊記載朱芾煌自己的話:“吾曩在武昌與民軍訂推袁之約,過漢口往見馮國璋,幾為所害,幸芸台(袁克定)力救獲免以此推之,朱君到武昌可能在十月初七日以後,他過漢口見馮國璋,被拘禁,袁克定手書營救,證實朱君是他“擅專派赴武昌”的,那就更在後了——約在十月十五日前後。據廖君的記載,十月廿五日,馮國璋已交卸,即午回北京了。

  袁克定的手書和廖少遊的記載都證實了我在民國元年記的朱芾煌日記的內容。吳相湘先生用我的日記和廖君的記載來解釋袁克定短札的意義,就使我在四十七年前記的“可資他日史料”的一條日記居然成為史料了,相湘搜集資料之勤慎,使我十分佩服。

  最可惜的是我當時沒有時間把朱君的日記抄存一個副本。這本日記後來仍由任叔永君帶回國去還給朱君了。我是民國六年回國的,在北京時常見著朱君,常勸他把這一段很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故事寫出來。但朱君那時正研究佛教的經典,沒有寫個人傳記的興趣。況且因為袁世凱後來背叛了中華民國,背叛了民主政體,朱君自己很懊悔他當年冒大險勸說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樁貽患於國家的罪狀!所以他始終沒有印行他的日記,也沒有寫他的自傳。

  朱君芾煌,是四川人,在中國公學時原名紱華,芾煌是他的表字。他和任叔永、朱經農和我都是甲班的同學,但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好幾歲。芾煌是一位能說話又有辦事才幹的人。戊申年(1908),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大多數學生退學出去,自己組織了一個新學校,叫做“中國新公學”。(詳細情形記在我的《四十自述》的《我怎樣到外國去》一章裡。)這個新公學缺乏經費,我們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有幾位年紀較大,經費較多的同學自告奮勇,到各省去募捐。我在四十自述裡,曾說:“我們(新公學)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紱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亞東原版,頁一五八——一五九)如朱經農的姑夫熊秉三先生(希齡)對中國新公學就很有同情,所以他肯寫介紹信,給募捐的同學帶到各省去。芾煌和其他幾個出去募捐的同學雖然沒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們因此認識了不少的人,也增多了不少的經驗。芾煌認識袁克定大概是從他為中國新公學募捐時期開始的。後來中國新公學因為缺乏經費,負債太多,支持到第二年(1909)的十月,不能不接受了調停的條件,決議解散。願回舊校的,自由回去。但有不少的同學不願回舊校去。芾煌、經農和我都沒有回去。芾煌到日本去了。後來武昌革命軍起來了,他才從東京回國去幹那一件冒生命的危險,遊說袁世凱父子背叛清廷,贊成共和的大事。

  據王雲五先生的記憶,民國初年朱芾煌曾做臨清關監督。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初起,他憤怒辭職。他開始研究佛教思想,是在他辭官退休之後。他特別注重“法相宗”,即“瑜伽宗”,又名“惟識宗”。他著有《法相詞典》四大冊,雲五先生為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1959年3月4日胡適記

  (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册,1960年3月臺北正中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