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問題應有之新途徑

第五邊疆問題應有之新途徑

中華民族為幾個民族所組成，漢族生存於中部腹地及沿海各省，為中華民族之中堅。自西南雲貴、經康、藏、陜、甘、寧、青、新疆以至內外蒙古，則為其他民族獨立生活，或與漢族混合生存之區域。故中國除海岸線之外，所謂邊疆問題，其主要內容當為民族問題。

年來政府對於邊疆問題，相當注意。過去如黃紹雄之出巡內蒙，黃慕松之出使新疆、西藏，中央政治學校除在南京附設蒙藏學校，收容各邊地民族青年集中訓練外，並在康定、西寧、酒泉、包頭，設立政治分校，就近訓練各民族兒童。主管邊務之蒙藏委員會，於歸綏、寧夏、酒泉、西寧、康定，曾派出五個調查組。對於邊地教育，特別對於回民教育，中央曾指撥專款，積極提倡。在邊地工作青年，亦多優良之傑士。最近蔣委員長更辭去國民政府委員，轉推章嘉活佛，綏境蒙政會委員長沙克都爾扎布近更應召晉京覲見，日來在京，歡迎甚盛。凡此皆可以表示政府對於邊事之關切。

然而時代演變，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國內和平統一大體完成，今後對外關係，勢必漸及於具體化，則實際與外國接壤之邊疆問題，不能不有澈底革新辦法，其理甚明。

中國歷代所謂治邊政策，皆為狹義的民族主義下的消極政策。其實質乃以統治者自己所屬民族為中心，以“威”——武力，或以“德”——羈靡，壓服其他各民族。所謂“威”，乃首先以強力擊碎異民族戰鬭集團，施以猛烈之屠殺，然後隨時將傑出鬥爭人才之存復興觀念者鏟除之，並限制異民族之武裝。所謂“德”，乃施惠於其他民族中之少數領袖，培養一部親外勢力，“以夷制夷”，並用宗教文化等美名，行愚民腐化之實際，消滅各族原有優良之民族性，使之走入被片面同化或退化的道路。漢唐至宋，漢族統治時代，固然如此，蒙古族之元室，與滿族之清室，亦遵循此公式，其使用之程度，或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政治思想上對邊境民族問題，有重大之進步者，厥為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主張。一方面中華民族要擺脫帝國主義之壓迫，爭取國際間之平等；一方面要扶持國內各弱小民族，給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發展機會之平等。如此消極可免除彼此之懷疑，積極達成澈底之團結。並力前進，集中各民族之特性與力量，構成堅實而偉大之國家。

惜中山先生首造民國，而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卻始終未出口頭與文字宣傳範圍。自北京政府以至現在，治理邊務工作，雖有緊弛之不同，而治邊政策之實質，要為一本傳統狹義的消極的民族政策，其目的只要求國內其他各民族之不叛亂，保持自己邊境之安甯。清以前之歷史，固無論矣。即北京時代之蒙藏院以至現在之蒙藏委員會，其主要工作，要不過羈靡王公喇嘛。其所謂進步之辦法，亦不過羈靡之中帶控制，並以教育方法，加速其同化耳。因此邊務機關人員，往往為國家不甚愛惜之官，蒙藏會假成為宦場人事調劑之場所。邊疆民族問題，實質上愈弄愈糟者，理所必然也。

茍中國尚在孤處東亞之時代，漢族為惟一強大與進步之民族，無更進步更強大之民族在邊疆民族之外，邊疆民族無被人教育挑撥鼓動之機會，則傳統的邊疆政策，或尚可茍存一時。今則邊疆四面，強鄰逼處，思想傳播，速於置郵，矧更有因緣利用、巧肆構煽者，不謀改絃更張，其何能應付時代？

吾人曩在百靈廟戰爭時，曾痛責德王之背棄國家，而盛贊我軍攻擊百靈廟的英勇。然而吾人不能不自責者，國家過去的邊疆政策，果曾實質上予蒙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之出路否？內蒙照現狀推移，數十百年後，人口將近於消滅。吾人果曾為蒙人謀宗教之革除，腐敗王公制度之改造，衰微經濟之再建否？吾知稍加反省，必有悚然不自安者矣。

百靈廟勝利之後，邊疆危機暫緩，陜北問題大體妥帖，和平統一有望，此時殆為整理邊疆最好之時機，亦為最需要之時機。吾人主張：今後宜變消極的防範政策，為積極的團結政策，變削弱與同化政策，為扶持發展政策。除邊疆各民族之武力、外交與有關國家之經濟，須絕對統一於中央外，當以全力扶助邊民作飛躍的進步。亟須幫助其經濟之發展，培植新興人才，以代替腐敗之王公制度，灌輸科學教育，以減輕宗教的毒害，使邊地民族迎頭趕上近代民族之水準，而為光華燦爛之中華民族作成優秀的成員，如此則各民族與漢族感情融和，外人欲挑撥亦無可能。至於具體方法，則宜從刷新政治制度人手。中央管理邊政之機關，須由邊地民族之代表主持，使與邊人利害關係加緊密接。在已設省而民族複雜之省份，如熱、察、綏、寧、新、甘、陝、青、康、滇等省，則在省縣鄉村等政府之中，令各民族推選代表設立委員會，負責辦理與各該民族有特殊關係之事務。在各級政府作一般政治決定之前，必須此種委員會充分發表各族之意見，以為政治設施之參考，而免扞格難行。

上述方案，固僅為綱要，其優點：第一，不根本變動現行政治區分，而達到中山對國內民族問題之理想。第二，軍事外交及國家經濟絕對統一中央，可以根本免除分裂之虞，比羈靡軍政領袖，可靠得多。第三，各族在中央扶助領導之下，自理其自身之地方事務，自不同於過去越俎代庖，而能對中華民族發生普遍的強烈的向心力，省去許多鎮懾邊疆之兵力與財力。第四，安置各族優秀人才於中央及各級政府之民族委員會，政治上開出一條大道，許多有為人士自不致徬徨無所，而為外人利用。第五，各邊地政治經濟文化逐漸開發，邊地人才漸多，經濟漸裕，可以作國防上人與物之就地準備，且可以補助中央。第六，一般邊地民眾有了光明的生路，邊地前進青年亦有致力之所，則邊地憑藉宗教與民族為號召之封建性的軍事割據，自易整理。

吾人自信對此問題之研究至慎，而對於邊地危機之了解甚深，盼各方人士對此速加注意，並望政府之考慮勵行。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