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翻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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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裡，我卻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系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Academie』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註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Academia新譯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為托爾斯泰印選集，為歌德編全集—— 更完全的全集。倍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於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它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裡去固然是呆子，但因為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裡也不敢去，卻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補記：這一篇沒有能夠刊出。
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