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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慈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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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慈的晚年
作者:郁达夫

  记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见。在以前也许是看见他过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终于想不起来。那时候他刚从俄国回来,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说得一口抑扬很清晰的普通话;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恶,戴在那里的一副细边近视眼镜,却使他那一种绅士的态度,发挥得更有神气。当时我们所谈的,那是些关于苏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苏俄的文化设施等事情。因为创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创经营的开始,所以我们很想多拉几位新的朋友进来,来加添一点力量。

  光赤的态度谈吐,大约是受了西欧的文学家的影响的;说起话来,总有绝大的抱负,不逊的语气,而当时的他却还没有写成过一篇正式的东西;因此,创造社出版部的几位新进作家,在那时候著实有些鄙视他的倾向。正在这个时候,广州中山大学,以厚重的薪金和诚恳的礼貌,来聘我们去文科教书了。

  临行的时候,我们本来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则因为广州的情形不明,二则因为要和我们一道去的人数过多,所以只留了一个后约,我们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广州,前后约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在广州的几位同人,就公决教我牺牲了个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来整理出版部的事务。那时候的中山大学校长,是现在正在提倡念经礼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为要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曾和戴校长及朱副校长骝先,费去了不少的唇舌,这些事情和光赤无关,所以此地可以不说;总之一九二七年后,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后,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见面的机会。

  那时候的创造社出版部,是在闸北三德里的一间两开间的房子里面,光赤也住在近边的租界里;有时候他常来吃饭,有时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里的许多新进作家,对他的态度,还是同前两年一样,而光赤的一册诗集和一册《少年飘泊者》,却已在亚东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革命文学普罗文学,还没有现在那么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和我谈起,他老是满肚皮的不平。我于一方面安慰激励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尽苦心,写几篇有力量的小说出来,以证他自己的实力,不久之后,他就在我编的《创造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鸭绿江上》,这一篇可以说是他后期的诸作品的先驱。

  革命军到上海之后国共分家,思想起了热烈的冲突,从实际革命工作里被放逐出来的一班左倾青年,都转向文化运动的一方面来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

  在一九二七年里我替他介绍给北新的一册诗集《战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时他的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这一个热闹的时候,左翼文坛里却发生了一种极不幸的内哄,就是文坛Hegemony的争夺战争。光赤领导了一班不满意于创造社并鲁迅的青年,另树了一帜,组成了太阳社的团体,在和创造社与鲁迅争斗理论。我既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做什么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们便也无形中失去了见面谈心的良会。

  在这当中,白色恐怖弥漫了全国,甚至于光赤的这个名字,都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蒋光慈的小说,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样,其后我虽则不大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但在旅行中,在乡村里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也著实不少。我听见说,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听见说,他和吴似鸿女士结婚了;我听见说,他的小说译成俄文了。听到了这许许多多的好消息后,我正在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学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头,遇著了清瘦得不堪,说话时老在喘著气的他。

  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我们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馆里,坐著谈著,竟谈尽了一个下午。因为他说及了生活的艰难,所以我就为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华书局正通过了一个建议,仿英国Bohn's Library例,想将世界各国的标准文学作品,无论已译未译的,都请靠得住的译者,直接从原文来翻译一道。

  从这一回见面之后,我因为常在江浙内地里闲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缠绵不断地绕住了他,所以一别经年,以后终究没有再和他谈一次的日子了。

  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从杭州经过,听说他在西湖广化寺养病,但当我听到了这消息之后,马上向广化寺去寻他,则寺里的人,都说他没有来过,大家也不晓得他是住在哪一个寺里的。入秋之后,我不知又在哪一处乡下住了一个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潇潇的晚上,有人来说蒋光慈已经去世了。

  吴似鸿女士,我从前是不大认识的,后来听到了光慈的讣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几句唁辞;可是依那传信的人说来,则女士当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发生了意见,临终时是不在他的病床之侧的。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总商会演宣传反帝抗日的话剧的时候,我才遇到了吴女士。当时因为人多不便谈话,所以只匆匆说了几句处置光慈所藏的遗书(俄文书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没有深谈。其后在田汉先生处,屡次和吴女士相见,我才从吴女士的口里,听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据吴女士谈,光慈的为人,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吴女士说“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我于认识了吴女士之后,又听到了她的这一段意见,平心静气地一想,觉得吴女士的行为,也的确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当光慈作古的前后,我所听到的许多责备吴女士的说话,到此才晓得是吴女士的冤罪。

  又听一位当光慈病殁时,陪侍在侧的青年之所说,则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日开畅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

  说到了这一层,我自己的确也不得不感到许多歉仄;因为对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总觉得光慈的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他的那种空想的无产阶级的描写,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写实的新文学的读者满意的。这事情,我在他初期写小说时,就和他争论过好几次;后来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广受欢迎,也就不再和他谈论这些了;现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终身,忧郁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里头真也觉得十分的难过。九原如可作,我倒很愿意对死者之灵,撤回我当时对他所发的许多不客气的批评,但这也不过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总而言之,光慈虽不是一个真正的普罗作家,但以他的热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种抱负来写作的东西,则将来一定是可以大成的无疑。无论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