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
| 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 作者：胡適 |
《東方雜誌》社為明年元旦號徵文，出了一個「過去一年之回顧」的題目。我想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只能挑出一個範圍比較不大的題來談談。
這一年中，有一個問題引起了好幾個人的討論，因此引起了不少的注意。這個問題，錢端升先生在《東方雜誌》裡稱為「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但在別處，我們泛稱為「民治與獨裁」的問題。說的具體一點，討論的中心是「中國將來的政治制度應該是獨裁呢？還是民主立憲呢？」這個問題至今還是我們眼前急待解答的問題，所以我借《東方》徵文的機會，把這一年來的討論的要點，收集在一塊，做一個提要；遇必要時，我也加上一點批評的意見。
這個問題的發生，當然是因為這三年的困難時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覺到國家統一政權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尋出一條統一的捷徑。所以政黨中人的言論與活動，時時有擁護領袖獨裁政制的傾向。政黨以外的輿論機關也有時發表同樣主張的言論。去年11月中，福建忽然有獨立組織「人民革命政府」的舉動，這事件更使一般人畏懼一個已夠分裂的國家或者還有更破碎分裂的危險。去年12月初，清華大學歷史教授蔣廷黻先生發表了一篇《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號），他的主旨是反對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的指出，革命的動機無論如何純潔，結果往往連累國家失地喪權。他因此推論到為什麼我們中國只能有內亂而不能有真正的革命，他的答案是：中國還沒有經過一個專制時代，所以還沒有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做到「建國」的第一步工作。必須先用專制（如英國頓頭朝的百年專制，如法國布彭朝的光明專制，甚至於如俄國羅馬羅夫朝的專制）來做到「建國」，然後可以「用國來謀幸福」。
對於蔣廷黻先生的主張，我在同月里先後發表了兩篇答辯。第一篇《建國與專制》（《獨立》第八十一號）提出了兩個問題：
（一）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
（二）中國何以至今不曾造成一個民族國家？
關於（一）項，我的意見是：建國並不一定要靠專制。即如英國的頓頭（Tudor）一朝，正是議會政治的抬頭時代，又是商業與文藝的發達時代，何嘗單靠專制。關於（二）項，我的答案是：中國自從兩漢以來，已形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了。「我們今日所有的建國的資本，還是這兩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自覺心。」
在我的第二篇文字《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第八十二號）里，我提出了蔣先生原文暗示的第三個問題：
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
我在那一篇里，表示我自己是反對中國採用種種專制或獨裁的政制的，因為我不承認中國今日有專制或獨裁的可能。我提出三項專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今日夢想開明專制的人，都只是不知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
第三，我觀察世界各國的政治，不能不承認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而現代的獨裁政治是一種特別英傑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的政治，在中國今日是做不到的。
我提出的這三項理由，至今不曾得着一個滿意的答辯。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比較最重要的還是那第三點，然而這一點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矇蔽，誤信議會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識程度，而專制與獨裁只需要少數人的操縱，所以他們（例如蔣廷黻先生）總覺得我這個見解是有意開玩笑的，不值得一駁的。
我現在鄭重的說明，我近年觀察考慮的結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種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治政的好處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可以訓練多數平凡的人參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選舉權的公民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這種能力是不難訓練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會與地方議會都不需要特別出色的專家人才；而他們的選民很少是能讀倫敦《太晤士報》或《曼哲斯脫高丁報》[1]的。可是近十年中起來的現代獨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國現時）就大不同了。這種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於政權的集中與弘大，而在於充分集中專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個完全技術的機關，把政治變成一種最複雜紛繁的專門技術事業，用計日程功的方法來經營國家人民的福利。這種政治是人類歷史上的新鮮局面；他不但需要一個高等的「智囊團」來做神經中樞，還需要整百萬的專門人才來做手足耳目：這種局面不是在短時期中可以趕造得成的。（俄國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萬的專家，固然一部分是趕造成的，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俄國有二百年的大學與科學院，還有整個歐洲做他們的學術外府。）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以上的討論，都在民國二十二年的年底。二十三年一月中，出來了三篇擁護獨裁的文字：
（一）錢端升先生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
（二）蔣廷黻先生的《論專制，答胡適之先生》（《獨立》第八十三號）
（三）吳景超先生的《革命與建國》（《獨立》第八十四號）
錢端升先生的文章分成四節。第一節泛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敘述歐戰後民主政治所以衰頹，是因為兩個大原因：一是無產階級的不合作，一是民主政治的不能應付現代國家的經濟問題。第二節敘「現代的獨裁制度及極權國家之誕生」，分說蘇俄，意大利，土耳其，德國的獨裁政權的性質。第三節論「何者為適宜於現代的制度？」在這一節里，錢先生指出，經濟的民族主義的發達，使各國都不得不採用統制經濟；而俄意兩國的獨裁制都比民主政治更適宜於統制經濟。但錢先生也指出英美人也許用「一種智識階級及資產階級的聯合獨裁」來實現統制經濟。錢先生說：
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制度。第二，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
他又對我們說：
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也不見得不及民主政治。……獨裁既真能為大多數人（幾乎是全體人民）增進福利，則又烏能因少數人的自由之被剝奪，而硬要維持謀福利不及獨裁的民治？
錢先生的第四節論「中國將來的政制」，他說：
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
錢先生最後的結論是：
一切制度本是有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錢端升先生這篇文章是這一年中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可惜此文發表以來，還不曾得着國中政治學者的批評與討論。我雖然不是政治學者，卻也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一個人，很想在這裡對他這篇長文的主旨提出一點「門外漢」的意見。
先討論他的概論世界政治制度趨勢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兩點。第一，他說「歐戰的結局實為民主政治最後一次的凱旋」，他固然可以舉俄、意、土、德諸國作例，但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若把眼光放的遠一點，我們也可以說歐戰的終局實在是民主政治進入一個偉大的新發展的開始。這個新發展在數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歐洲：從俄、德、奧、土四個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顛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專制王亞歷山大的被刺，都是這一個大趨勢的實例。在質的方面這個新發展的最可注意之點在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驟增，與民主政治的社會化的大傾向。前者的表現實例，有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英國勞工黨的兩度執政權：這都是大戰前很少人敢於想像的事。後者的實例更多了。在十九世紀下半以來，各國早已感覺十八世紀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民治主義是不夠用的了；一切「社會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表現。在大戰時，國家權力驟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數個人不能不犧牲向來視為神聖的自由權利。大戰之後，這個趨勢繼續發展，就使許多民治國家呈現社會主義化的現象。至於蘇俄的以純粹社會主義立國，更不用說了。凡能放大眼光觀察世變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紀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兩個相反的潮流，乃是一個大運動的兩個相連貫又相補充的階段；乃是那個民治運動的兩個連續的大階段。所以我們可以說：歐戰以來十幾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頹崩潰，竟是在量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在質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條更偉大的新發展的路。讀史的人若單指出某種形式上的不合英美范型，就認為民主政治的衰頹，這是我們認為大錯誤的。錢先生文中曾指出蘇俄的共產黨有二百萬人，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有四百萬人。試問二十年前，蘇俄能有二百萬人專政嗎？意大利能有四百萬人專政嗎？
第二，錢先生把「經濟的民族主義」認作需要統制經濟的主要原因，而統制經濟的要求又是獨裁「無可倖免」的主要原因。我們對於這段理論頗懷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樣重要的事實。（一） 「經濟的民族主義」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資格的，只有美國，俄國，不列顛帝國，這三國在天然富源上，和經濟組織上，都充分夠得上「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國，德國，他們都受天然或歷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給遠不能比上述的三國，他們的高度工業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結果。然而他們的「經濟的民族主義」，正因為不能不用侵略或傾銷一類的方法來補救天然的缺陷，都成為國際戰爭的地雷，將來一觸即爆發，現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干時日。這七國之外，世界無一國能有「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中國包括在內，因為中國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業的發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錢先生的議論的適用的範圍是很有限的。（二）在歐洲已有一些小國家試行了各種自由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費合作，生產合作，運輸合作等，他們的成績是很好的，而他們的方法並不是獨裁政治之下的經濟統制。這些方法當然也可以算是計劃的經濟，只不需要獨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國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計劃的經濟的傾向，但這幾年的事實都能使我們明白英美的計劃經濟（除戰時非常狀態外）大概不會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錢先生所推測的「智識階級及資產階級（即舊日的統治階級）的聯合獨裁」；而成者是一種智識階級，資產階級，勞工階級，三方面合作的社會化的民主政治。英國近三年的「國民政府」與美國近一年多的羅斯福「復興政策」都不是撇開勞工的：在英國的工黨當然已是統治勢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國，復興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勞工勢力抬頭，勞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資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種。美國的政治向來受十八世紀的分權論的影響過大，行政部太受牽掣，所以去年國會驟然將大權授與總統，就使世界震驚，以為美國也行獨裁制了。但這種大權，國會可以隨時收回；國會不收回時，每兩年人民可以改換國會，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換總統：羅斯福的背後決沒有棒喝團或衝鋒隊可以維持他的政權不倒的。所以這種政治不能算是獨裁的政治，只是一種因社會化的需要而行政權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們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權增高，與計劃的經濟的運動，都是為了要救濟國內的經濟恐慌，不是為了「經濟的民族主義」的推進，更不是為了「預備民族間的鬥爭而起」。
總之，錢先生的概論部分，我們初看了都覺得很動人，細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義下的太狹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認歐戰後的民治主義的發展。他又把「經濟的民族主義」看的太普遍了，故武斷「不論在那個國家」都不能免統制經濟，也就不能倖免獨裁的政制了。
最後我要討論他的中國需要獨裁論（引見上文）。他所以主張中國需要獨裁制度，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業化。這個理論是很短見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的，如煤鐵產地等等。第二，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翁文灝、陶希聖諸先生都曾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第二，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單靠政府權力無限的增加。無限的權力不能平空添出資本，不能隨便印紙作現金，不能從空中生出許多必需的專門人才來，不能在短時期中征服一個放任慣了的無政府態度的民族習慣。錢先生的中國獨裁論，我們不能認為有充足理由的。
和錢先生的文章同月發表的，還有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文字。蔣先生的《論專制》文的大旨是這樣的：
我們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我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惟獨更大的武方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
他的專制論，其實只是主張武力統一。
吳景超先生的《革命與建國》是根據他從前研究中國內亂史的結論出發的。他分析中國的內亂（例如楚漢之爭）的結果，覺得每次內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八個階段：
第一時期 苛政→人民不安→革命→現狀推翻。
第二時期 群雄爭權→統一完成。
第三時期 善政→和平恢復。
他指出我們今日還在第二時期的「群雄爭權」階段，在這時期內，「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獨立》第八十四號）。
因為這兩篇都主張武力統一，所以我在《獨立》第八十五號發表了一篇《武力統一論》答覆他們兩位。在這一篇里，我指出這二十年中，統一所以不曾完成，「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的意態和物質狀況」。這句話本是蔣先生說的，但我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包括「打倒專制」的喊聲，共產黨的思想和運動，「反對內戰」的口號，以及在外患國恥下造成的一種新民族觀念。我說的「物質狀況」是指中國疆域之大，交通之不便。我說：
簡單的說，中國人今日的新意態不容許無名的內戰；中國的物質狀況也不容許那一點子中央軍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統一工作。
在幾個月之後，我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一篇里（《獨立》第一三〇號），重提到這個問題：
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為只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里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夠永久壓伏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的時代，獨裁決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制度是必要的。
我在《獨立》第八十六號又發表了一篇《政治統一的途徑》，我說：我們要認清，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系統一的種種制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麼可以替代他們的新制度。
所以我主張今日必須建立起一個中央與各省互相聯貫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有個統一國家的起點。我在那篇文字裡舉出「國會」的制度做一個例子。我說：
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幫助中央統一全國。這是國會的意義。
我至今還相信這種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國家統一的最有效方法。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讀了《獨立》上的討論，寫了一篇《建國問題平議》（《獨立》第八十八號）。他不贊成武力統一，也不贊成專制與獨裁。他那篇文章里有幾段很精采的議論，例如他論民治思想的勢力：
我們誠然知道在中國今日談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憐的。然而就這一點幼稚可憐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視。三百年的滿清政府是被這個思想打倒的，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是被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義在今日中國，正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又如他論獨裁政治在中國所以不能成功：
中國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服從領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嚴格紀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國，斯達林可以開除托洛斯幾：在中國，手創共產黨的陳獨秀不免落伍。這就是兩個民族根本的異點。特別是在現在輕薄成風的社會，以罵人為時髦，以挖苦人為幽默，以成人之美為有作用，學生可以隨便驅逐師長，軍隊可以隨便反對長官的時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專制可以成功，這是夢想。
所以他雖然主張「中國要談建設，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他卻相信那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愛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他相信中央政府並不是沒有控制地方割據勢力的工具。他說：
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訣是「尊王室」，現在王室沒有了，但四萬萬國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無實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來，因為這樣才可能制諸侯的跋扈。現在的國民實力並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實力派應該抓住這個有力的工具。
他的結論是：
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統一和專制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扶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統一是永遠無辦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見解，我很贊同。他勸中央實力派學古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秘訣，把人民當作天子，善用民心民意來做統一的工具，這話好像是迂腐，其實是很近情理的議論。我說的國會制度，也就是實行這個意思的一個方法。有位署名「壽生」的青年人發表了一篇《試談專制問題》（《獨立》第八十六號），他指出現代的獨裁政治其實都是他所謂「旨趣專制」，而不是古代的「權力專制」。如意大利和蘇俄的獨裁政治，其實是許多人因旨趣的贊同而願望其實現的行動。「壽生」先生這個觀察是不錯的。他又指出民主國家的議會制度也是一種「旨趣專制」，也是「以理論來征服人民，是取獲人民的信心，是以他們的意見釀成全國的意見」；「不過英美的旨趣專制是多元的，互換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無限的延長其旨趣罷了」。我也曾說過，今日的中國實在沒有一種有魔力的「旨趣」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感情與理智；所以獨裁政治的無法成功，只是因為今日大家口頭背誦宣傳的和強迫小孩子記誦的一些主義都沒有成為全國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只有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民治思想，在今日還有不少的潛勢力。不但滿清帝制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凱、張勳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錕、張作霖是這個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權的成立，根本上都還是因為這個民權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中，所以不能長久忍受那個暴民專制的局面。這個思想所以能有如許大的潛勢力，是因為他究竟有過比較長時期的宣傳，究竟有比較容易叫人悅服的理論上的根據，究竟有英、美、法等國的歷史成績叫人信得過，所以「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物」一類的幼稚見解終久不能動搖中國成年一輩人（就是受過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傳的一輩人）對於民權民治思想的信念。這裡面也許還有更深刻的民族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社會構造是經過二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二千年的「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養成的「無治主義的民族性」，這都是近於民主政治，而甚遠於鐵紀律的獨裁政治的。以此種種原因，我絕對相信常燕生先生的從民權伸張做到國家統一的議論。在一個長時期民治訓練之後，國家統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組織也健全了，物質狀況也進步了，那時候，在非常狀態之下，在非常得全國人心的偉大領袖之下，也許萬一有一種現代的「旨趣獨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狀況之下，一切歌頌獨裁的理論都是不切事實的夢想。
一年中「民治與獨裁」的問題的討論，要點不過如此。在這一年中，有一個很奇怪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是黨部人員公然鼓吹「領袖獨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鄭重的進行制定憲法的工作，正式準備開始所謂「憲政時期」。已公布的憲法草案，是經過一年的討論與修正的結果，這幾天就要提交五中全會去議決了。然而「領袖獨裁」的喊聲並不因此而降低。最近（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評論》第五十七期上有《斥胡適之自由思想》一文，有這樣的議論：
吾人主張黨政一體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乃救時之良劑。
時至今日，已屆非常之變局，急起救亡惟在領袖獨裁制之實現。
同一期里，又有《為五全大會代表進一言》一文，其中有這樣的建議：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行將舉行，我人對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議：即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既不必再循訓政之故轍，亦不必急於召開空洞無物，徒供軍閥政客貪污土劣利用之國民大會。而黨務之推動及政治之設施，則於黨魁兼攝行政領袖之後，以少壯幹部及統制人才為之輔，大刀闊斧，斬除黨內之腐惡份子及行政機關之貪污官吏，為黨國造一新局面。
然而在11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其中卻有這樣一句重要的宣言：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發表他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談話，其中也有這樣一句重要的宣言：
中國與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我個人當然是歡迎汪蔣兩先生這種宣言的。他們承認中國今日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這種見解，很可以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們下一種忠告。在這個國家和平統一最有希望的時機，在中央政府將要正式實行民主憲政的時期，這種鄭重宣言是最需要的。
二十三，十二，九 胡適
（原載1935年1月1日《東方雜誌》第32卷第1號）
- ↑ 編者註：《曼哲斯脫高丁報》即（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