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作者：胡適 |
《讀書雜誌》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誌》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里最僥倖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顧先生說的真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它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盡尋它的罅漏，劉先生盡尋它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着這個態度去搜求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了，——顧先生登有啟事，劉先生也沒有續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章，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借着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後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
因為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於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十三期）
他又說：
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真實，可以影響於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更進一步，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於人心只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即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只夠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本來劉先生並不曾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辯一句。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譬如豬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豬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裡高興，我們難道因為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裡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1）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曾說：
世益古則其取捨益慎，世益晚則其採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考信錄•提要》上，二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
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
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是「禹的演進史」。
禹的演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於井田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後，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演進史：
（1）《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漢初寫定的《榖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一些「望文生義」的注語。
（4）漢文帝時的《王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榖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清楚分明的井田論。
（6）《周禮》更晚出，裡面的井田制就很詳細，很整齊，又很煩密了。
（7）班固的《食貨志》參酌《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並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於是參考《孟子》、《王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胡適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一）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了顧先生的方法的意義，所以我引他在這兒，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第三，我們既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掞藜先生的根本態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我對於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誌》十三期）
他又說：
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着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裡面頗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以證」固是很好，但「情」是什麼？「理」又是什麼？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錢玄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於什麼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為原則，而以「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為原則，而以破斧缺斨為例外。不知在史學上，《皇矣》與《破斧》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卻是後起的傳說變成的成見。成見久據於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劉先生列舉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後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論這個方法的危險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皇矣》詩的人並無「王季、文王是紂臣」的成見，作《破斧》詩的人也並無「周公聖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後，從小就灌飽了無數後起的傳說，於今戴着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於「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里，從證據里，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人必借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谷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掃荒穢，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穀百蔬」也（《讀書雜誌》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為「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裡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借動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須假定（1）辨認種類的能力，（2）預料將來收穫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5）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決不能了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為「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後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圖的一段做例。《堯典》的版圖有交趾，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
他引四條證據：
（a）《墨子•節用中》。 （b）《尸子》佚文。
（c）《韓非子•十過》。 （d）《大戴禮記•少閒》。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卻真大膽！他說：
如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尸子、韓非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戰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什麼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杖》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典》為秦漢時的偽書了。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2）什麼時候尋出的？（3）什麼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a）《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無，本不可考；《尸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於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篇，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見秦》等篇同為後人偽作的。而劉先生卻以為「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不知《顯學》篇明說「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五蠹》篇明說「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為偽作而無疑。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於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對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行文時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十三，二，八
（原載1924年2月22日《讀書雜誌》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