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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亞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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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非亞的愁苦
作者:蕭紅

  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着:「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會討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着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鬍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夫。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象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為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着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表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為着一種感情,我從不以為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為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粉,嘴唇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壞的,不好的,『涅克拉西為』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為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着服裝,談着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着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為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為着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象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着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她的解說有意思:「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不,可是……」她的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迴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手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唇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着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為這個好象又增加起來。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為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雞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為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哪個醫院。」

  「專為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着乾麵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

  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空吃麵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為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它的朋友家裡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裡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我還看到那還不很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話,好象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賽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為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為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象在黎明時候靜止着的樹葉,一點也沒有搖擺。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舞着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里一種沉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裡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聽着鼓聲,一面聽到喊着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為什麼他喊着瓦夏?」我問。

  「瓦夏是他的夥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風琴的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雙肩頭一齊聳起又一齊落下,他的腿是一隻長腿一隻短腿。那隻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隻腿的蛤蟆一樣奇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非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非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非亞述說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她「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什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賽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正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正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着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灑,他傷心……他給我們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情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哪裡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着許多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它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賽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着『家鄉』。可是,吉卜賽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着,她舉起酒瓶來跟着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着三弦琴。」

  索非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為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為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總是說:『哪裡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裡啷啷地響着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非亞才從床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不要回去吧!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為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樣子再不象跳舞,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着糖果。

  「索非亞進了醫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