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考證

《水滸傳》考證
作者：胡適
1920年7月27日

壹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汪君對於這書校讀的細心，費的工夫之多，這都是我深知道並且深佩服的；我想這都是讀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細說了。

　　這部書有一層大長處，就是把金聖歎的評和序都刪去了。

　　金聖歎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能在那個時代大膽宣言，說《水滸》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文學價值，說施耐庵、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膽氣！又如他的序裡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這種文學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對他的兒子說：“汝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水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汝手。”這種見解，在今日還要嚇倒許多老先生與少先生，何況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聖歎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時代是“選家”最風行的時代；我們讀呂用晦的文集，還可想見當時的時文大選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參看《儒林外史》）。金聖歎用了當時“選家”評文的眼光來逐句批評《水滸》，遂把一部《水滸》淩遲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紀眉批夾註的白話文範！”例如聖歎最得意的批評是指出景陽岡一段連寫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連寫十四次“簾子”，和三十八次“笑”。聖歎說這是“草蛇灰線法”！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

　　這部新本《水滸》的好處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選家的機械的批評。即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

　　金聖歎批道：“寫突如其來，只用二筆，兩邊聲勢都有。”

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著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

　　聖歎批道：“其語未畢。”

智深睜著眼道你說你說

　　聖歎批道：“四字氣忿如見。”

說在先敝寺……

　　聖歎批道：“說字與上‘聽小僧’本是接著成句，智深自氣忿忿在一邊夾著‘你說你說’耳。章法奇絕，從古未有。”

　　現在用新標點符號寫出來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著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著眼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

　　這樣點讀，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們不用加什麼恭維施耐庵的評語，讀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聲口和插入的氣話；自然覺得這是很能摹神的敘事；並且覺得這是敘事應有的句法，並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絕，從古未有”的文章。

　　金聖歎的《水滸》評，不但有八股選家氣，還有理學先生氣。

　　聖歎生在明朝末年，正當“清議”與“威權”爭勝的時代，東南士氣正盛，雖受了許多摧殘，終不曾到降服的地步。聖歎後來為了主持清議以至於殺身，他自然是一個贊成清議派的人。故他序《水滸》第一回道：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高俅來而王進去矣。王進者，何人也？不墜父業，善養母志，蓋孝子也。……橫求之四海，豎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則當尊之，榮之，長跽事之．——必欲罵之，打之，至於殺之，因逼去之，是何為也？王進去而一百八人來矣。則是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
　　王進去後，更有史進。史者，史也。……記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謂之史也，何居？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今則庶人議矣。何用知天下無道？曰，王進去而高俅來矣。

　　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鑿附會。《水滸傳》的著者著書自然有點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說的，“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著些什麼？”他開篇先寫一個人人厭惡不肯收留的高俅，從高俅寫到王進，再寫到史進，再寫到一百八人，他著書的意思自然很明白。金聖歎說他要寫“亂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錯的。聖歎說，“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這一句話很可代表明末清議的精神。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說：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捶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于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這種精神是十七世紀的一種特色，黃梨洲與金聖歎都是這種清議運動的代表，故都有這種議論。

　　但是金聖歎《水滸》評的大毛病也正在這個“史”字上。中國人心裡的“史”總脫不了《春秋》筆法“寓褒貶，別善惡”的流毒。金聖歎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他以為《水滸傳》對於宋江，處處用《春秋》筆法責備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逃難出門，臨行時“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已，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這本是隨便寫父子離別，並無深意。金聖歎卻說：

無人處卻寫太公灑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普天下讀書人慎勿謂《水滸》無皮裡陽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這也是無深意的敘述。聖歎偏要說：

人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莊客伏侍太公，亦皮裡陽秋之筆也。

　　這種穿鑿的議論實在是文學的障礙。《水滸傳》寫宋江，並沒有責備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寫宋江冒險回家奔喪，在四十一回寫宋江再冒險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這裡用曲筆寫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寫宋江破高唐州後，“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聖歎偏要說：

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術也。強盜之權術而又書之者，所以深歎當時之官軍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遽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不亦怪哉？

　　這種無中生有的主觀見解，真正冤枉煞古人！聖歎常罵三家村學究不懂得“作史筆法”，卻不知聖歎正為懂得作史筆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氣比三家村學究的更可厭！

　　這部新本的《水滸》把聖歎的總評和夾評一齊刪去，使讀書的人直接去看《水滸傳》，不必去看金聖歎腦子裡懸想出來的《水滸》的“作史筆法”；使讀書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滸》的文學，不必去管十七世紀八股選家的什麼“背面鋪粉法”和什麼“橫雲斷山法”！

贰

　　我既不贊成金聖歎的《水滸》評，我既主張讓讀書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滸傳》的文字，我現在又拿什麼話來做《水滸傳》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國史家說的什麼“作史筆法”，但我卻有點“歷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齧字的評文，但我卻又有點“考據癖”！因為我不幸有點歷史癖，故我無論研究什麼東西，總喜歡研究他的歷史。因為我又不幸有點考據癖，故我常常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現在我有了這個機會替《水滸傳》做一篇新序，我的兩種老毛病——歷史癖與考據癖——不知不覺的又發作了。

　　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闢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簡單一句話，我想替《水滸傳》做一點歷史的考據。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裡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我先說這句武斷的話丟在這裡，以下的兩萬字便是這一句話的說明和引證。

　　我且先說元朝以前的《水滸》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曆1121）的本紀說：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留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我們看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雲：“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于時者。（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1）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2）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3）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這種故事的發生與流傳久遠，決非無因。大概有幾種原因：（1）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蹟與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裡，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這種流傳民間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滸傳》的遠祖。我們看《宣和遺事》，便可看見一部縮影的“《水滸》故事”。《宣和遺事》記梁山泊好漢的事，共分六段：

　　（1）楊志、李進義（後來作盧俊義）、林沖、王雄（後來作楊雄）、花榮、柴進、張青、徐甯、李應、穆橫、關勝、孫立等十二個押送“花石綱”的制使，結義為兄弟。後來楊志在潁州阻雪，缺少旅費，將一口寶刀出賣，遇著一個惡少，口角廝爭。楊志殺了那人判決配衛州軍城。路上被李進義、林沖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師寶差縣尉馬安國押送十萬貫的金珠珍寶上京，為蔡太師上壽，路上被晁蓋、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藥醉倒，搶去生日禮物。

　　（3）“生辰綱”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樣，追究到晁蓋等八人。幸得鄲城縣押司宋江報信與晁蓋等，使他們連夜逃走。這八人連結了楊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為寇。

　　（4）晁蓋感激宋江的恩義，使劉唐帶金釵去酬謝他。宋江把金釵交給娼妓閻婆惜收了，不料被閻婆惜得知來歷，那婦人本與吳偉往來，現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殺了他們，題反詩在壁上，出門跑了。

　　（5）官兵來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廟裡。官兵退後，香案上一聲響亮，忽有一本天書，上寫著三十六人姓名。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見二十人之外，有杜丁、張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帶了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時晁蓋已死，吳加亮與李進義為首領。宋江帶了天書上山，吳加亮等遂共推宋江為首領。此外還有公孫勝、張順、武松、呼延綽、魯智深、史進、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員（宋江為帥，不在天書內）。

　　（6）宋江等既滿三十六人之數，“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後有張叔夜“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遺事》一書，近人因書裡的“惇”字缺筆作“悙”字，故定為宋時的刻本。這種考據法用在那“俗文訛字彌望皆是”的民間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適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證據。但書中記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後的事，記載的非常詳細，顯然是種族之痛最深時的產物。書中採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筆記和小說，采的詩也沒有劉後村以後的詩。故我們可以斷定《宣和遺事》記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時代民間通行的小說。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時還在）的《癸辛雜識》載有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與《宣和遺事》相同，只有吳加亮改作吳用，李進義改作盧俊義，阮進改為阮小二，李海改為李俊，王雄改為楊雄：這都與《水滸傳》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記的，少了公孫勝、林沖、張岑、杜千四人，換上宋江、解珍、解寶、張橫四人（《宣和遺事）有張橫，又寫作李橫，但不在天書三十六人之數），也更與《水滸》接近了。

　　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裡全無事實，只在那些“綽號”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沒有考據材料的價值。但他那篇自序卻極有價值。序的上半——引見上文——可以證明宋元之際有李嵩、高如等人“傳寫”梁山泊故事，可見當時除《宣和遺事》之外一定還有許多更詳細的水滸故事。序的下半很稱讚宋江，說他“識性超卓，有過人者”；又說：

　　盜蹠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

　　這明明是說“奸人政客不如強盜”了！再看他那些贊的口氣，都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龍史進贊：“龍數肖九，汝有九文；盍從東皇，駕五色雲？”如小李廣花榮贊：“中心慕漢，奪馬而歸；汝能慕廣，何憂數奇？”這都是當時宋遺民的故國之思的表現。又看周密的跋語：

　　此皆群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為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遊俠而進奸雄，不免後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為項羽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能辨之。

　　這是老實希望當時的草澤英雄出來推翻異族政府的話。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常發達的原因。後來長江南北各處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強橫的民族的帝國打破，遂恢復漢族的中國。這裡面雖有許多原因，但我們讀了龔聖與、周密的議論，可以知道水滸故事的發達與傳播也許是漢族光復的一個重要原因哩。

叁

　　元朝水滸故事非常發達，這是萬無可疑的事。元曲裡的許多水滸戲便是鐵證。但我們細細研究元曲裡的水滸戲，又可以斷定元朝的水滸故事決不是現在的《水滸傳》；又可以斷定那時代決不能產生現在的《水滸傳》。

　　元朝戲曲裡演述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種。依我們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種：

　　1高文秀的 ●《黑旋風雙獻功》（《錄鬼簿》作（雙獻頭》）

　　2又 《黑旋風喬教學》

　　3又 《黑旋風借屍還魂》

　　4又 《黑旋風鬥雞會》

　　5又 《黑旋風詩酒麗春園》

　　6又 《黑旋風窮風月》

　　7又 《黑旋風大鬧牡丹園》

　　8又 《黑旋風敷演劉耍和》（（4）至（8）五種，《涵虛子》皆無黑旋風三字，今據暖紅室新刻的鐘嗣成《錄鬼簿》為准。）

　　9楊顯之的 《黑旋風喬斷案》

　　10康進之的 ●《梁山泊黑旋風負荊》

　　11又 《黑旋風老收心》

　　12紅字李二的 《板踏兒黑旋風》（《涵虛子》無下三字）

　　13又 《折擔兒武松打虎》

　　14又 《病楊雄》

　　15李文蔚的 ●《同樂院燕青博魚》（《錄鬼簿》上三字作“報冤台”，博字作“撲”，今據《元曲選》。）

　　16又 《燕青射雁》

　　17李致遠的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

　　18無名氏的 ●《爭報恩三虎下山》

　　19又 《張順水裡報怨》

　　以上關於梁山泊好漢的戲目十九種，是參考《元曲選》、《涵虛子》（《元曲選》卷首附錄的）和《錄鬼簿》（原書有序，年代為至順元年，當西曆1330年；又有題詞，年代為至正庚子，當西曆1360年）三部書輯成的。不幸這十九種中，只有那加●的五種現在還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裡（下文詳說），其餘十四種現在都不傳了。

　　但我們從這些戲名裡，也就可以推知許多事實出來：第一，元人戲劇裡的李逵（黑旋風）一定不是《水滸傳》裡的李逵。細看這個李逵，他居然能“喬教學”，能“喬斷案”，能“窮風月”，能玩“詩酒麗春園”！這可見當時的李逵一定是一個很滑稽的腳色，略像蕭士比亞戲劇裡的弗斯大夫（Falstaff）——有時在戰場上嘔人，有時在脂粉隊裡使人笑死。至於“借屍還魂”，“敷演劉耍和”，“大鬧牡丹園”，“老收心”等等事，更是《水滸傳》的李逵所沒有的了。第二，元曲裡的燕青，也不是後來《水滸傳》的燕青：“博魚”和“射雁”，都不是《水滸傳》裡的事實（《水滸》有燕青射鵲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第三，《水滸》只有病關索楊雄，並沒“病楊雄”的話，可見元曲的楊雄也和《水滸》的楊雄不同。

　　現在我們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戲，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漢和《水滸傳》的梁山泊好漢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們先敘這五本戲的內容：

　　（1）《黑旋風雙獻功》。宋江的朋友孫孔目帶了妻子郭念兒，上泰安神州去燒香，因路上有強盜，故來問宋江借一個護臂的人。李逵自請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兒和一個白衙內有奸，約好了在路上一家店裡相會，各唱一句暗號，一同逃走了。孫孔目丟了妻子，到衙門裡告狀，不料反被監在牢裡。李逵扮做莊家呆後生，買通牢子，進監送飯，用蒙汗藥醉倒牢子，救出孫孔目；又扮做祇候，偷進衙門，殺了白衙內和郭念兒，帶了兩顆人頭上山獻功。

　　（2）《李逵負荊》。梁山泊附近一個杏花莊上，有一個賣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滿堂嬌。一日，有匪人宋剛和魯智恩，假冒宋江和魯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裡，搶去滿堂嬌。那日李逵酒醉了，也來王林家，問知此事，心頭大怒，趕上梁山泊，和宋江、魯智深大鬧。後來他們三人立下軍令狀，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質對。王林才知道他女兒不是宋江們搶去的。李逵慚愧，負荊上山請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剛、魯智恩捉來將功贖罪。

　　（3）《燕青博魚》。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燕青因誤了限期，被宋江杖責六十，氣壞了兩隻眼睛，下出求醫，遇著卷毛虎燕順把兩眼醫好，兩人結為弟兄。燕順在家因為與哥哥燕和嫂嫂王臘梅不和，一氣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樂院遊春，恰好燕青因無錢使用，在那裡博魚。燕和愛燕青氣力大，認他做兄弟，帶回家同住。王臘梅與楊衙內有奸，被燕青撞破。楊衙內倚仗威勢，反誣害燕和、燕青持刀殺人，把他們收在監裡。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趕來，幸遇燕順搭救，捉了姦夫淫婦，同上梁山泊。

　　（4）《還牢末》。史進、劉唐在東平府做都頭。宋江派李逵下山請他們入夥，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虧李孔目救護，定為誤傷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對匾金環給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蕭娥與趙令史有奸，拿了金環到官出首，說李孔目私通強盜，問成死罪。劉唐與李孔目有舊仇，故極力虐待他，甚至於收受蕭娥的銀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復蘇，恰好李逵趕到，用宋江的書信招安了劉唐、史進，救了李孔目，殺了姦夫淫婦，一同上山。

　　（5）《爭報恩》。關勝、徐甯、花榮三個人先後下山打探軍情。濟州通判趙士謙帶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難行，把家眷留在權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嬌是很賢德的，他的妾王臘梅與丁都管有奸。這一天，關勝因無盤纏在權家店賣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嬌出來看，見關勝英雄，認他做兄弟。關勝走後，徐寧晚間也到權家店，在趙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裡偷睡，撞破丁都管和王臘梅的姦情，被他們認做賊，幸得李千嬌見徐甯英雄，認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間，李千嬌在花園裡燒香，恰好花榮躲在園裡，聽見李千嬌燒第三炷香“願天下好男子休遭羅網之災”，花榮心裡感動，向前相見。李千嬌見他英雄，也認他做兄弟。不料此時丁都管和王臘梅走過門外，聽見花榮說話，遂把趙通判喊來。趙通判推門進來，花榮拔刀逃出，砍傷他的臂膊。王臘梅咬定李千嬌有奸，告到官衙，問成死罪。關勝、徐甯、花榮三人得信，趕下山來，劫了法場，救了李千嬌，殺了姦夫淫婦，使趙通判夫妻和合。

　　我們研究這五本戲，可得兩個大結論：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漢戲都有一種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們可看這五本戲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1）《雙獻功》裡的宋江說：“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為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嘍羅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眾兄弟拜某為頭領。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來嘍羅。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東連大海，西接濟陽，南通巨野、金鄉，北靠青、齊、兗、鄆。……”

　　（2）《李逵負荊》裡的宋江自白有“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話。其餘略同上。又王林也說，“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老漢在這裡多虧了頭領哥哥照顧老漢”。

　　（3）《燕青博魚》裡，宋江自白與《雙獻功》大略相同，但有“人號順天呼保義”的話，又敘殺閻婆惜事也更詳細：有“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腳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一事。又說“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4）《還牢末》裡，宋江自敘有“我平日度量寬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漢，見了我時，便助他些錢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時雨宋公明”的話。其餘與《雙獻功》略同，但無“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話。

　　（5）《爭報恩》裡，宋江自敘詞：“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忠義堂高搠杏黃旗一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聚義的三十六個英雄漢，那一個不應天上惡魔星？”這一段只說三十六人，又有“應天上惡魔星”的話，與《宣和遺事》說的天書相同。

　　看這五條，可知元曲裡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據於一種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這時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幾點：（1）宋江的歷史，小節細目雖互有詳略的不同，但大綱已漸漸固定，成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遺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漸漸變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聲勢越傳越張大，到元朝時便成了“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的水滸了。（4）最重要的一點是元朝的梁山泊強盜漸漸變成了“仁義”的英雄。元初龔聖與自序作贊的意思，有“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的話，那不過是希望的話。他稱讚宋江等，只能說他們“名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故轍；”這是說他們老老實實的做“盜賊”，不敢稱王稱帝。龔聖與又說宋江等“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到了後來，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變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的一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定了後來《水滸傳》的性質。

　　這是元曲裡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雖有一個共同的背景，但這個共同之點只限於那粗枝大葉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漢的個人歷史，性情，事業，當時還沒有固定的本子，故當時的戲曲塚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寫。上條寫的是“同”，這條寫的是“異”。我們看他們的“異”處，方才懂得當時文學家的創造力。懂得當時文學家創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瞭解《水滸傳》著者的創造力的偉大無比。

　　我們可先看元曲家創造出來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遺事》裡並沒有什麼描寫，後來不知怎樣竟成了元曲裡最時髦的一個腳色！上文記的十九種元曲裡，竟有十二種是用黑旋風做主人翁的，《還牢末》一名《李山兒生死報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戲。高文秀一個人編了八本李逵的戲，可謂“黑旋風專門家”了！大概李逵這個“腳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正如Falstaff是蕭士比亞創造出來的。高文秀寫李逵的形狀道：

　　我這裡見客人將禮數迎，把我這兩隻手插定。哥也，他見我這威凜凜的身似碑亭，他可慣聽我這莽壯聲？唬他一個癡掙，唬得他荊棘律的膽戰心驚！

　　又說：

　　你這般茜紅巾，腥衲襖，幹紅褡膊，腿繃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煙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剛。休道是白日裡，夜晚間揣摸著你呵，也不是個好人。

　　又寫他的性情道：

　　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騰！撼一撼，赤力力山嶽崩！但惱著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的歹鬥，翻過來落可便吊盤的煎餅！

　　但高文秀的《雙獻功》裡的李逵，實在太精細了，不像那鹵莽粗豪的黑漢。看他一見孫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兒女夫妻”；看他假扮莊家後生，送飯進監；看他偷下蒙汗藥，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祇候，混進官衙：這豈是那鹵莽粗疏的黑旋風嗎？至於康進之的《李逵負荊》，寫李逵醉時情狀，竟是一個細膩風流的詞人了！你聽李逵唱：

　　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王留道，兀那裡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時候，卻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

　　（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

　　俺這裡霧鎖著青山秀，煙罩定綠楊洲。（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口+舀】呵，【口+舀】呵，【口+舀】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笑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不中，則怕誤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這酒旗兒將我來相迤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杆頭！

　　這一段，寫的何嘗不美？但這可是那殺人不眨眼的黑旋風的心理嗎？

　　我們看高文秀與康進之的李逵，便可知道當時的戲曲家對於梁山泊好漢的性情人格的描寫還沒有到固定的時候，還在極自由的時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喬教學》，他便造一本李逵《喬斷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細機警，他描寫李逵的細膩風流。這是人物描寫一方面的互異處。

　　再看這些好漢的歷史與事業。這十三本李逵戲的事實，上不依《宣和遺事》，下不合《水滸傳》，上文已說過了。再看李文蔚寫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遺事》說燕青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應該不低。後來《水滸傳》裡把燕青派作盧俊義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著燕順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像出來的事實。李文蔚寫燕順也比《水滸傳》裡的燕順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還牢末》裡寫的劉唐和史進兩人。《水滸傳》寫史進最早，寫他的為人也極可愛。《還牢末》寫史進是東平府的一個都頭，毫無可取的技能；寫宋江招安史進乃在晁蓋身死之後，也和《水滸》不同。劉唐在《宣和遺事》裡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與《水滸》相同。《還牢未》裡的劉唐竟是一個挾私怨謀害好人的小人，還比不上《水滸傳》的董超、薛霸！蕭娥送了劉唐兩綻銀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劉唐答應了；蕭娥走後，劉唐自言自語道：

　　要活的難，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裡物事，搓的圓，捏的匾。拼得將他盆吊死了，一來，賺他幾個銀子使用；二來，也償了我平生心願。我且吃杯酒去，再來下手，不為遲哩。

　　這種寫法，可見當時的戲曲家敘述梁山泊好漢的事蹟，大可隨意構造；並且可見這些文人對於梁山泊上人物都還沒有一貫的，明白的見解。

　　以上我們研究元曲裡的水滸戲，可得四條結論：

　　（1）元朝是“水滸故事”發達的時代。這八九十年中，產生了無數“水滸故事”。

　　（2）元朝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歷史，山寨的組織和性質——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滸故事還正在自由創造的時代：各位好漢的歷史可以自由捏造，他們的性情品格的描寫也極自由。

　　（4）元朝文人對於梁山泊好漢的見解很淺薄平庸，他們描寫人物的本領很薄弱。

　　從這四條上，我們又可得兩條總結論：

　　（甲）元朝只有一個雛形的水滸故事和一些草創的水滸人物，但沒有《水滸傳》。

　　（乙）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

　　（附注）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即如關漢卿、馬致遠兩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們的文學技術與文學意境都脫不了“幼稚”的批評。故我近來深信《水滸》、《西遊》、《三國》都不是元代的產物。這是文學史上一大問題，此處不能細說，我將來別有專論。

肆

　　以上是研究從南宋到元末的水滸故事。我們既然斷定元朝還沒有《水滸傳》，也做不出《水滸傳》，那麼，《水滸傳》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做的呢？

　　《水滸傳》究竟是誰做的？這個問題至今無人能夠下一個確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類稿》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但郎氏又說他曾見一本，上刻“錢塘施耐庵”作的。清人周亮工《書影》說：“《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志》又雲，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複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進士。他說《水滸傳》是宋人做的，這話自然不值得一駁。郎瑛死於嘉靖末年，那時還無人斷定《水滸》的作者是誰。周亮工生於萬曆四十年（1612），死於康熙十一年（1672），正與金聖歎同時。他說，《水滸》前七十回斷為施耐庵的是從金聖歎起的；聖歎以前，或說施，或說羅，還沒有人下一種斷定。

　　聖歎刪去七十回以後，斷為羅貫中的，聖歎自說是根據“古本”。我們現在須先研究聖歎評本以前《水滸傳》有些什麼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編》說：“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書影》又說：“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據此，嘉靖郭本是《水滸傳》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

　　《水滸傳》者，發憤之作也。……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複以忠義名其傳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致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焚書》卷三）

　　李贄是嘉靖萬曆時代的人，與郭武定刻《水滸傳》的時候相去很近，他這篇序說的《水滸傳》一定是郭本《水滸》。我們看了這篇序，可以斷定明代的《水滸傳》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後，“破遼”，“平方臘”，“宋江服毒自盡”，“魯智深坐化”等事的；我們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萬曆時代的人也不能斷定《水滸傳》是施耐庵做的，還是羅貫中做的。

　　到了金聖歎，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為施耐庵的《水滸》，又把七十回以後，招安平方臘等事，都定為羅貫中續做的《續水滸傳》。聖歎批第七十回說：“後世乃複削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裒然以忠義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據此可見明代所傳的《忠義水滸傳》是沒有盧俊義的一夢的。聖歎斷定《水滸》只有七十回，而罵羅貫中為狗尾續貂。他說：“古本《水滸》如此，俗本妄肆改竄，真所謂愚而好自用也。”我們對於他這個斷定，可有兩種態度：（1）可信金聖歎確有一種古本；（2）不信他得有古本，並且疑心他自己假託古本，“妄肆竄改”，稱真本為俗本，自己的改本為古本。

　　第一種假設——認金聖歎真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難證實的。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說：“金聖歎實在喜歡亂改古書。近人劉世珩校刊關、王原本《西廂》，我拿來和金批本一對，竟變成兩部書。……以此例彼，則《水滸》經老金批校，實在有點難信了。”錢先生希望得著一部明板的《水滸》，拿來考證《水滸》的真相。據我個人看來，即使我們得著一部明板《水滸》，至多也不過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聖歎指為“俗本”的，究竟我們還無從斷定金聖歎有無“真古本”。但第二種假設——金聖歎假託古本，竄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聖歎若要竄改《水滸》，盡可自由刪改，並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他武斷《西廂》的後四折為續作，並沒有假託古本，又何必假託一部古本的《水滸傳》呢？大概文學的技術進步時，後人對於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滿意的地方。元人做戲曲是匆匆忙忙的做了應戲臺上之用的，故元曲實在多有太潦草，太疏忽的地方，難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飾，大加竄改。況且元曲刻本在當時本來極不完備：最下的本子僅有曲文，無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國大學影印的《元曲三十種》；稍好的本子雖有科白，但不完全，如“付末上見外云云了”，“旦引倈上，外分付云云了”，如董授經君影印的《十段錦》；最完好的本子如臧晉叔的《元曲選》，大概都是已經明朝人大加補足修飾的了。此項曲本，既非“聖賢經傳”，並且實有修改的必要，故我們可以斷定現在所有的元曲，除了西京的三十種之外，沒有一種不曾經明人修改的。《西廂》的改竄，並不起于全聖歎，到聖歎時《西廂》已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周憲王、王世貞、徐渭都有改本，遠在聖歎之前，這是我們知道的。此如李漁改《琵琶記》的《描容》一出，未必沒有勝過原作的地方。我們現在看見劉刻的《西廂》原本與金評本不同，就疑心全是聖歎改了的，這未免太冤枉聖歎了。在明朝文人中，聖歎要算是最小心的人。他有武斷的毛病，他又有錯評的毛病。但他有一種長處，就是不敢抹殺原本。即以《西廂》而論，他不知道元人戲曲的見解遠不如明末人的高超，故他武斷後四出為後人續的。這是他的大錯。但他終不因此就把後四出都刪去了，這是他的謹慎處。他評《水滸傳》也是如此。我在第一節已指出了他的武斷和誤解的毛病。但明朝人改小說戲曲向來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況且聖歎引據古本不但用在百回本與七十回本之爭，又用在無數字句小不同的地方。以聖歎的才氣，改竄一兩個字，改換一兩句，何須假託什麼古本？他改《左傳》的句讀，尚且不須依傍古人，何況《水滸傳》呢？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他確有一種七十回的《水滸》本子。

　　我對於“《水滸》是誰做的？”這個問題，頗曾虛心研究，雖不能說有了最滿意的解決，我卻有點意見，比較的可算得這個問題的一個可用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1）金聖歎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用的底本大概是一種七十回的本子。

　　（2）明朝有三種《水滸傳》：第一種是一百回本，第二種是七十回本，第三種又是一百回本。

　　（3）第一種一百回本是原本，七十回本是改本。後來又有人用七十回本來刪改百回本的原本，遂成一種新百回本。

　　（4）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許是羅貫中做的。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虛子記的元曲裡有他的《龍虎風雲會》雜劇。

　　（5）七十回本是明朝中葉的人重做的，也許是施耐庵做的。

　　（6）施耐庵不知是什麼人，但決不是元朝人。也許是明朝文人的假名，並沒有這個人。

　　這六條假設，我且一一解說於下：

　　（1）金聖歎沒有假託古本的必要，上文已說過了，我們可以承認聖歎家藏的本子是一種七十回本。

　　（2）明朝有三種《水滸傳》。第一種是《水滸》的原本，是一百回的。周亮工說：“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即是此本。第二種是七十回本，大概金聖歎的“貫華堂古本”即是此本。第三種是一百回本，是有招安以後“征四寇”等事的，亦名《忠義水滸傳》。李贄的序可為證。周亮工又說，“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當即是此本（說見下條）。

　　（3）第一種百回本是《水滸傳》的原本。我細細研究元朝到明初的人做的關於梁山泊好漢的故事與戲曲，敢斷定明朝初年決不能產生現有七十回本的《水滸傳》。自從《宣和遺事》到周憲王，這二百多年中，至少有三十種關於梁山泊的書，其中保存到於今的，約有十種。照這十種左右的書看來，那時代文學的見解，意境，技術，沒有一樣不是在草創的時期的，沒有一樣不是在幼稚的時期的。且不論元人做的關於水滸的戲曲。周憲王死在明開國後七十年，他做雜劇該在建文、永樂的時代，總算“晚”了。但他的《豹子和尚自還俗》與《黑旋風仗義疏財》兩種雜劇，固然遠勝於元曲裡《還牢末》與《爭報恩》等等水滸戲，但還是很缺乏超脫的意境和文學的技術（這兩種，現在董授經君刻的《雜劇十段錦》內）。故我覺得周亮公說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的話，大概是可以相信的。周氏又說，“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大概這種一百回本的《水滸傳》原本一定是很幼稚的。

　　但我們又可以知道《水滸傳》的原本是有招安以後的事的。何以見得呢？因為這種見解和宋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最相接近。我們可舉幾個例。《宣和遺事》說：“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元代宋遺民周密與龔聖與論宋江三十六人也都希望草澤英雄為國家出力。不但宋元人如此。明初周憲王的《黑旋風仗義疏財》雜劇（大概是改正元人的原本的）也說張叔夜出榜招安，宋江弟兄受了招安，做了巡檢，隨張叔夜征方臘，李逵生擒方臘。這戲中有一段很可注意：

　　（李撇古）今日聞得朝廷出榜招安，正欲上山報知眾位首領自首出來替國家出力，為官受祿，不想途次遇見。不知兩位哥哥怎生主意？

　　（李逵）俺山中快樂，風高放火，月黑殺人，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可不強似這小官受人的氣！俺們怎肯受這招安也？

　　（李撇古）你兩個哥哥差見了。……你這三十六個好漢都是有本事有膽量的，平日以忠義為主。何不因這機會出來首官，與官裡出些氣力，南征北討，得了功勞，做個大官，……不強似你在牛皮帳裡每日殺人，又不安穩，那賊名兒幾時脫得？

　　這雖是帝室貴族的話，但這種話與上文引的宋元人的水滸見解是很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水滸》的百回本原本一定有招安以後的事（看下文論《征四寇》一段）。

　　這是第一種百回本，可叫做原百回本。我們又知道明朝嘉靖以後最通行的《水滸傳》是《忠義水滸傳》，也是一種有招安以後事的百回本。這是無可疑的。據周亮工說，這個百回本是郭武定刪改那每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的原本而成的。這話大概可信。沈德符《野獲編》稱郭本為“《水滸》善本”，便是一證。這一種可叫做新百回本。

　　大概讀者都可以承認這兩種百回本是有的了。現在難解決的問題就是那七十回本的時代。

　　有人說，那七十回本是金聖歎假託的，其實並無此本。這一說，我已討論過了，我以為金聖歎無假託古本的必要，他確有一種七十回本。

　　又有人說，近人沈子培曾見明刻的《水滸傳》，和聖歎批本多不相同，可見現在的七十回本《水滸傳》是聖歎竄改百回本而成的；若不是聖歎刪改的，一定是明朝末年人刪改的。依這一說，七十回本應該在新百回本之後。

　　這一說，我也不相信。我想《水滸傳》被聖歎刪改的小地方，大概不免。但我想聖歎在前七十回大概沒有什麼大竄改的地方。聖歎既然根據他的“古本”來刪去了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又根據“古本”來改正了許多地方（五十回以後更多），——他既然處處拿“古本”作根據，他必不會有了大竄改而不引據“古本”。況且那時代通行的《水滸傳》是新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若聖歎大改了前七十回，豈不容易被人看出？況且周亮工與聖歎同時，也只說“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貫中所續，極口詆羅”，且不說聖歎有大竄改之處。如此看來，可見聖歎對於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除了他注明古本與俗本不同之處之外，大概沒有什麼大竄改的地方。

　　我且舉一個證據。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是清初做的，那時聖歎評本還不曾很通行，故他依據的《水滸傳》還是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這書屢次提到“前傳”的事，凡是七十回以前的事，沒有一處不與聖歎評本相符。最明白的例如說燕青是天巧星，如說阮小七是天敗星，位在第三十一，如說李俊在石碣天文上位次在二十六，如說史進位列天罡星數，都與聖歎本毫無差異（此書證據極多，我不能遍舉了）。可見石碣天文以前的《忠義水滸傳》與聖歎的七十回本沒有大不同的地方。

　　我們雖不曾見《忠義水滸傳》是什麼樣子的，但我們可以推知坊間現行的《續水滸傳》——又名《征四寇》，不是《蕩寇志》；《蕩寇志》是道光年間人做的——一定與原百回本和新百回本都有很重要的關係。這部《征四寇》確是一部古書，很可考出原百回本和《忠義水滸傳》後面小半部是個什麼樣子。（1）李贄《忠義水滸傳》序記的事實，如大破遼，滅方臘，宋江服毒，南征方臘時百八人陣亡過半，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都是《征四寇》裡的事實。（2）《征四寇》裡有李逵在壽張縣坐衙斷案一段事（第三回），當是根據元曲《黑旋風喬斷案》的；又有李逵在劉太公莊上捉假宋江負荊請罪的事（第二回），是從元曲《李逵負荊》脫胎出來的；又有《燕青射雁》的事（第十七回），當是從元曲《燕青射雁》出來的；又有李逵在井裡通到鬥雞村，遇著仙翁的事（二十五回），當是依據元曲《黑旋風鬥雞會》的。看這些事實，可見《征四寇》和元曲的《水滸》戲很接近。（3）最重要的是《征四寇》敘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慶遭高俅陷害，迭配淮西，後來造反稱王的事（二十九至三十一回）。這個王慶明明是《水滸傳》今本裡的王進。王慶是“四寇”之一；四寇是遼、田虎、王慶、方臘；”四寇”之名來源很早，《宣和遺事》說宋江等平定“三路之寇”，後來又收方臘，可見“四寇”之說起于《宣和遺事》。但李贄作序時，只說“大破遼”與“滅方臘”兩事；清初人做的《水滸後傳》屢說“征服大遼，剿除方臘”，但無一次說到田虎、王慶的事。可見新百回本已無四寇，僅有二寇。我研究新百回本刪去二寇的原因，忽然明白《征四寇》這部書乃是原百回本的下半部。《征四寇》現存四十九回，與聖歎說的三十回不合。我試刪去征田虎及征王慶的二十回，恰存二十九回；第一回之前顯然還有硬刪去的一回；合起來恰是三十回。田虎一大段不知為什麼刪去，但我看王慶一段的刪去明是因為王慶已變了王進，移在全書的第一回，故此一大段不能存在。這是《征四寇》為原百回本的剩餘的第一證據。（4）《征四寇》每回之前有一首荒謬不通的詩，周亮工說的“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大概即根本於此。這是第二證據。（5）《征四寇》的文學的技術和見解，確與元朝人的文學的技術和見解相像。更可斷定這書是原百回本的一部分。若新百回本還是這樣幼稚，決不能得晚明那班名士（如李贄、袁宏道等）那樣欽佩。這是第三證據。

　　以上我主張（1）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與今本七十回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2）新百回本的後三十回確與原百回本的後半部大不同，可見新百回本確已經過一回大改竄了。新百回本是嘉靖時代刻的，郎瑛著書也在嘉靖年間，他已見有施、羅兩本。況且李贄在萬歷時作《水滸序》又混稱“施、羅兩公”。若七十回本出在明末，李贄決沒有合稱施、羅的必要。因此我想嘉靖時初刻的新百回本已是兩種本子合起來的：一種是七十回本，一種是原百回本的後半。因為這新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是兩種本子合起來的，故嘉靖以後人混稱施、羅兩公，故金聖歎敢斷定七十回以前為施本，七十回以後為羅本。

　　因此，我假定七十回本是嘉靖郭本以前的改本。大概明朝中葉時期，——當弘治、正德的時候，——文學的見解與技術都有進步，故不滿意於那幼稚的《水滸》百回原本。況且那時又是個人主義的文學發達的時代。李夢陽、康海、王九思、祝允明、唐寅一班人都是不滿意於政府的，都是不滿意於當時社會的。故我推想七十回本是弘治、正德時代的出產品。這書大概略本那原百回本，重新改做一番，刪去招安以後的事；一切人物的描寫，事實的敘述，大概都有許多更改原本之處。如王慶改為王進，移在全書之首，又寫他始終不肯落草，便是一例。若原百回本果是像《征四寇》那樣幼稚，這七十回本簡直不是改本，竟可稱是創作了。

　　這個七十回本是明朝第二種《水滸傳》。我們推想此書初出時必定不能使多數讀者領會，當時人大概以為這七十回是一種不完全的本子，郭勳是一個貴族，又是一個奸臣，故更不喜歡這七十回本。因此，我猜想郭刻的百回的“《水滸》善本”大概是用這七十回本來修改原百回本的：七十回以前是依七十回本改的，七十回以後是嘉靖時人改的。這個新百回本是第三種《水滸》本子。

　　這第三種本子——新百回本——是合兩種本子而成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後三十回大概也遠勝原百回本的末五十回，所以能風行一世。但這兩種本子的內容與技術是不同的，前七十回是有意重新改做的，後三十回是用原百回本的下半改了湊數的，故明眼的人都知道前七十回是一部，後三十回又是一部。不但上文說的李贄混稱施、羅二公是一證據。還有清初的《水滸後傳》的“讀法”上說“前傳之前七十回中，回目用大鬧字者凡十”。現查《水滸傳》的回目果有十次用“大鬧”字，但都在四十五回以前。既在四十五回以前，何故說“前七十回”呢？這可見分兩《水滸》為兩部的，不止金聖歎一人了。

　　（4）如果百回本的原本是如周亮工說的那樣幼稚，或是像《征四寇》那樣幼稚，我們可以斷定他是元末明初的著作。周亮工說羅貫中是洪武時代的人，大概羅貫中到明末初期還活著。前人既多說《水滸》是羅貫中做的，我們也不妨假定這百回本的原本是他做的。

　　（5）七十回本一定是明末中葉的人刪改的，這一層我已在上文（3）條裡說過了。嘉靖時郎瑛曾見有一本《水滸傳》，是“錢塘施耐庵”做的。可惜郎瑛不曾說這一本是一百回，還是七十回。或者這一本七十回的即是郎瑛看見的施耐庵本。我想：若施本不是七十回本，何以聖歎不說百回本是施本而七十回本是羅本呢？

　　（6）我們雖然假定七十回本為施耐庵本，但究竟不知施耐庵是誰。據我的淺薄學問，元、明兩朝沒有可以考證施耐庵的材料。我可以斷定的是：（一）施耐庵決不是宋、元兩朝人。（二）他決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為這三個時代不會產出這七十回本的《水滸傳》。（三）從文學進化的觀點看起來，這部《水滸傳》，這個施耐庵，應該產生在周憲王的雜劇與《金瓶梅》之間——但是何以明朝的人都把施耐庵看作宋、元的人呢？（田汝成、李贄、金聖歎、周亮工等人都如此）這個問題極有研究的價值。清初出了一部《後水滸傳》，是接著百回本做下去的（此書敘宋江服毒之後，剩下的三十幾個水滸英雄，出來幫助宋軍抵禦金兵，但無成功；混江龍李俊同一班弟兄，渡海至暹羅國，創下李氏王朝）。這書是一個明末遺民雁宕山樵陳忱做的（據沈登瀛《南潯備志》；參看《蕩寇記》前鏡水湖邊老漁的跋語），但他託名“古宋遺民”。我因此推想那七十回本《水滸傳》的著者刪去了原百回本招安以後的事，把“忠義水滸傳”變成了“純粹草澤英雄的水滸傳”，一定有點深意，一定很觸犯當時的忌諱，故不得不託名於別人。“施耐庵”大概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個假託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禍的最多。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蕡、王蒙都不得好死。弘治、正德之間，李夢陽四次下獄；康海、王敬夫、唐寅都廢黜終身。我們看了這些事，便可明白《水滸傳》著者所以必須用假名的緣故了。明朝一代的文學要算《水滸傳》的理想最激烈，故這書的著者自己隱諱也最深。書中說的故事又是宋代的故事，又和許多宋、元的小說戲曲有關係，故當時的人或疑施耐庵為宋人，或疑為元人，卻不知道宋、元時代決不能產生這樣一部奇書。

　　我們既不能考出《水滸傳》的著者究竟是誰，正不妨仍舊認“施耐庵”為七十回本《水滸傳》的著者，——但我們須要記得，“施耐庵”是明朝中葉一個文學大家的假名！

　　總結上文的研究，我們可把南宋到明朝中葉的《水滸》材料作一個淵源表如下：

　　

　　==伍== 自從金聖歎把“施耐庵”的七十回本從《忠義水滸傳》裡重新分出來，到於今已近三百年了（聖歎自序在崇禎十四年）。這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為《水滸傳》的定本。平心而論，七十回本得享這點光榮，是很應該的。我們現在且替這七十回本做一個分析。

　　七十回本除“楔子”一回不計外，共分十大段：

　　第一段——第一至第十一回。這一大段只有楊志的歷史（“做到殿司制使官，因道君皇帝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料洒家……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是根據于《宣和遺事》的，其餘都是創造出來的。這一大段先寫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被高俅趕走了。王進即是《征四寇》裡的王慶，不在百八人之數；施耐庵把他從下半部直提到第一回來，又改名王進，可見他的著書用意。王進之後，接寫一個可愛的少年史進，始終不肯落草，但終不能不上少華山去；又寫魯達為了仗義救人，犯下死罪，被逼做和尚，再被逼做強盜；又寫林沖被高俅父子陷害，逼上梁山。林沖在《宣和遺事》裡是押送“花石綱”的十二個制使之一；但在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裡卻沒有他的名字，元曲裡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滸故事不見得把他當作重要人物。《水滸傳》卻極力描寫林沖，風雪山神廟一段更是能感動人的好文章。林沖之後，接寫楊志。楊志在困窮之中不肯落草，後來受官府冤屈，窮得出賣寶刀，以致犯罪受杖，迭配大名府（賣刀也是《宣和遺事》中有的，但在潁州，《水滸傳》改在京城，是有意的）。這一段連寫五個不肯做強盜的好漢，他的命意自然是要把英雄落草的罪名歸到貪官污吏身上去。故這第一段可算是《水滸傳》的“開宗明義”的部分。

　　第二段——第十二至第二十一回。這一大段寫“生辰綱”的始末，是《水滸傳》全域的一大關鍵。《宣和遺事》也記有五花營堤上劫取生辰綱的事，也說是宋江報信，使晁蓋等逃走；也說到劉唐送禮謝宋江，以致宋江殺閻婆惜。《水滸傳》用這個舊輪廓，加上無數瑣細節目，寫得格外有趣味。這一段從雷橫捉劉唐起，寫七星聚義，寫智取生辰綱，寫楊志、魯智深落草，寫宋江私放晁蓋，寫林沖火拼梁山泊，寫劉唐送禮酬謝宋江，寫宋江怒殺閻婆惜，直寫到宋江投奔柴進避難，與武松結拜做兄弟。《水滸》裡的中心人物——須知盧俊義、呼延灼、關勝等人不是《水滸》的中心人物——都在這裡了。

　　第三段——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一回。這一大段可說是武松的傳。《涵虛子》與《錄鬼簿》都記有紅字李二的《武松打虎》一本戲曲。紅字李二是教坊劉耍和的女婿，劉耍和已被高文秀編入曲裡，而《錄鬼簿》說高文秀早死，可見紅字李二的武松戲一定遠在《錄鬼簿》成書之前，——約在元朝的中葉。可見十四世紀初年已有一種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滸傳》根據這種故事，加上新的創造的想像力，從打虎寫到殺嫂，從殺嫂寫到孟州道打蔣門神，從蔣門神寫到鴛鴦樓、蜈蚣嶺，便成了《水滸傳》中最精采的一大部分。

　　第四段——第三十一回到第三十四回。這一小段是勉強插入的文章。《宣和遺事》有花榮和秦明等人，無法加入，故寫清風山、清風寨、對影山等一段，把這一班人送上梁山泊去。

　　第五段——第三十五回到第四十一回。這一大段也是《水滸傳》中很重要的文字，從宋江奔喪回家，迭配江州起，寫江州遇戴宗、李逵，寫潯陽江宋江題反詩，寫梁山泊好漢大鬧江州，直寫到宋江入夥後又偷回家中，遇著官兵追趕，躲在玄女廟裡，得受三卷天書。江州一大段完全是《水滸傳》的著者創造出來的。《宣和遺事》沒有宋江到江州配所的話，元曲也只說他迭配江州，路過梁山泊，被晁蓋打救上山。《水滸傳》造出江州一大段，不但寫李逵的性情品格，並且把宋江的野心大志都寫出來。若沒有這一段，宋江便真成了一個“虛名”了。天書一事，《宣和遺事》裡也有，但那裡的天書除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只有詩四句：“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水滸傳》不寫天書的內容，又把這四句詩改作京師的童謠：“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見三十八回）這不但可見《宣和遺事》和《水滸》的關係，又可見後來文學的見解和手段的進化。

　　第六段——第四十二回到第四十五回。這一段寫公孫勝下山取母親，引起李逵下山取母，又引起戴宗下山尋公孫勝，路上引出楊雄、石秀一段。《水滸傳》到了大鬧江州以後，便沒有什麼很精采的地方。這一段中寫石秀的一節比較是要算很好的了。

　　第七段——第四十六回到第四十九回。這一段寫宋江三打祝家莊。在元曲裡，三打祝家莊是晁蓋的事。

　　第八段——第五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寫雷橫、朱仝、柴進三個人的事。

　　第九段——第五十四回到五十九回。這一大段和第四段相像，也是插進去做一個結束的。《宣和遺事》有呼延灼、徐寧等人，《水滸傳》前半部又把許多好漢分散在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等處了，故有這一大段，先寫呼延灼征討梁山泊，次請出一個徐寧，次寫呼延灼兵敗後逃到青州，慕容知府請他收服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次寫少華山與芒碭山：遂把這五山的好漢一齊送上梁山泊去。

　　第十段——第五十九回到七十回。這一大段是七十回本《水滸傳》的最後部分，先寫晁蓋打曾頭市中箭身亡，次寫盧俊義一段，次寫關勝，次寫破大名府，次寫曾頭市報仇，次寫東平府收董平，東昌府收張清，最後寫石碣天書作結。《宣和遺事》裡，盧俊義是梁山泊上最初的第二名頭領，《水滸傳》前面不曾寫他，把他留在最後，無法可以描寫，故只好把擒史文恭的大功勞讓給他。後來結起帳來，一百零八人中還有董平和張清沒有加入，這兩人又都是《宣和遺事》裡有名字的，故又加上東平、東昌兩件事。算算還少一個，只好拉上一個獸醫皇甫端！這真是《水滸傳》的“強弩之末”了！

　　這是《水滸傳》的大規模。我們拿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大規模，可得兩種感想。

　　第一，我們拿宋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來比較這部《水滸傳》，我們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元以前的，我們現在且不談。當元人的雜劇盛行時，許多戲曲家從各方面搜集編曲的材料，於是有高文秀等人採用民間盛行的梁山泊故事，各人隨自己的眼光才力，發揮水滸的一方面，或創造一種人物，如高文秀的黑旋風，如李文蔚的燕青之類；有時幾個文人各自發揮一個好漢的一片面，如高文秀發揮李逵的一片面，楊顯之、康進之、紅字李二又各各發揮李逵的一片面。但這些都是一個故事的自然演化，又都是散漫的，片面的，沒有計劃的，沒有組織的發展。後來這類的材料越積越多了，不能不有一種貫通綜合的總編，於是元末明初有《水滸傳》百回之作。但這個草創的《水滸傳》原本，如上節所說，是很淺陋幼稚的。這種淺陋幼稚的證據，我們還可以在《征四寇》裡尋出許多。然而這個《水滸傳》原本居然把三百年來的水滸故事貫通起來，用宋元以來的梁山泊故事做一個大綱，把民間和戲臺上的“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種種故事作一些子目，造成一部草創的大小說，總算是很難得的了。到了明朝中葉，“施耐庵”又用這個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見解，加上四百年來逐漸成熟的文學技術，加上他自己的偉大創造力，把那草創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無生氣的水滸人物一齊毀去；於是重興水滸，再造梁山，畫出十來個永不會磨滅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會磨滅的奇書。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不但是集四百年水滸故事的大成，並且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施耐庵的《水滸傳》是四百年文學進化的產兒，但《水滸傳》的短處也就吃虧在這一點。倘使施耐庵當時能把那歷史的梁山泊故事完全丟在腦背後，倘使他能忘了那“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故事，倘使他用全副精神來單寫魯智深、林沖、武松、宋江、李逵、石秀等七八個人，他這部書一定格外有精采，一定格外有價值。可惜他終不能完全衝破那歷史遺傳的水滸輪廓，可惜他總捨不得那一百零八人。但是一個人的文學技能是有限的，決不能在一部書裡創造一百零八個活人物。因此，他不能不東湊一段，西補一塊，勉強把一百零八人“擠”上梁山去！鬧江州以前，施耐庵確能放手創造，看他寫武松一個人便占了全書七分之一，所以能有精采。到了宋江上山以後，全書已去七分之四，還有那四百年傳下的“三打祝家莊”的故事沒有寫（明以前的水滸故事，都把三打祝家莊放在宋江上山之前），還有那故事相傳坐第二把交椅的盧俊義和關勝、呼延灼、徐甯、燕青等人沒有寫，於是施耐庵不能不潦草了，不能不雜湊了，不能不敷衍了。最明顯的例是寫盧俊義的一大段。這一段硬把一個坐在家裡享福的盧俊義拉上山去，已是很笨拙了；又寫他信李固而疑燕青，聽信了一個算命先生的妖言便去燒香解災，竟成了一個糊塗漢了，還算得什麼豪傑？至於吳用設的詭計，使盧俊義自己在壁上寫下反詩，更是淺陋可笑。還有燕青在宋元的水滸故事裡本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施耐庵在前六十回竟把他忘了，故不能不勉強把他捉來送給盧俊義做一個家人！此外如打大名府時，宋江忽然生背疽，於是又拉出一個安道全來；又如全書完了，又拉出一個皇甫端來，這種雜湊的寫法，實在幼稚的很。推求這種缺點的原因，我們不能不承認施耐庵吃虧在於不敢拋棄那四百年遺傳下來的水滸舊輪廓。這是很可惜的事。後來《金瓶梅》只寫幾個人，便能始終貫徹，沒有一種敷衍雜湊的弊病了。

　　我這兩種感想是從文學的技術上著想的。至於見解和理想一方面，我本不願多說話，因為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著一些主觀的成見。但我有一個根本觀念，要想借《水滸傳》作一個具體的例來說明，並想貢獻給愛讀《水滸傳》的諸君，做我這篇長序的結論。

　　我承認金聖歎確是懂得《水滸》的第一大段，他評前十一回，都無大錯。他在第一回批道：

　　為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于水涯。……今一百八人而有其入，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志矣。

　　這個見解是不錯的。但他在“讀法”裡又說：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等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于聖人。

　　這是很誤人的見解。一面說他“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一面又說他“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這不是絕大的矛盾嗎？一面說“不止于居海避紂之志”——老實說就是反抗政府——一面又說“其是非皆不謬于聖人”，這又不是絕大的矛盾嗎？《水滸傳》決不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的人做得出來的書。“飽暖無事，又值心閑”的人只能做詩鐘，做八股，做死文章，——決不肯來做《水滸傳》。聖歎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卻不幸沒有歷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處處“褒”強盜，處處“貶”官府。這是看《水滸》的人，人人都能得著的感想。聖歎何以獨不能得著這個普遍的感想呢？這又是歷史上的關係了。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故能賞識《水滸傳》。但文學家金聖歎究竟被《春秋》筆法家金聖歎誤了。他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以為七十回本既不贊成招安，便是深惡宋江等一班人。所以他處處深求《水滸傳》的“皮裡陽秋”，處處把施耐庵恭維宋江之處都解作痛駡宋江。這是他的根本大錯。

　　換句話說，金聖歎對於《水滸》的見解與做《蕩寇志》的俞仲華對於《水滸》的見解是很相同的。俞仲華生當嘉慶、道光的時代，洪秀全雖未起來，盜賊已遍地皆是，故他認定“既是忠義便不做強盜，既做強盜必不算忠義”的宗旨，做成他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要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看《蕩寇志》諸序。俞仲華死于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華的父兄都經過匪亂，故他有“孰知羅貫中之害至於此極耶”的話。他極佩服聖歎，尊為“聖歎先生”，其實這都是因為遭際有相同處的緣故。

　　聖歎自序在崇禎十四年，正當流賊最猖獗的時候，故他的評本努力要證明《水滸傳》“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滸傳》寫的一班強盜確是可愛可敬，聖歎決不能使我們相信《水滸傳》深惡痛絕魯智深、武松、林沖一班人，故聖歎只能說“《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好一個強辯的金聖歎！豈但“饒恕”，檢直是崇拜！

　　聖歎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複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雁宕山樵當明亡之後，流賊已不成問題，當時的問題乃是國亡的原因和亡國遺民的慘痛等等問題，故雁宕山礁的《水滸後傳》極力寫宋南渡前後那班奸臣誤國的罪狀；寫燕青冒險到金兵營裡把青子黃柑獻給道君皇帝；寫王鐵杖刺殺王黼、楊戩、梁師成三個奸巨；寫燕青、李應等把高俅、蔡京、童貫等邀到營裡，大開宴會，數說他們誤國的罪惡，然後把他們殺了；寫金兵擄掠平民，勒索贖金；寫無恥奸民，裝做金兵模樣，幫助仇敵來敲吸同胞的脂髓。這更可見時代的影響了。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歷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發生。不懂得宋元之際的時代，便不懂得水滸故事何以發達變化。不懂得元朝一代發生的那麼多的水滸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產生《水滸傳》。不懂得元明之際的文學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那樣幼稚。不讀《明史》的《功臣傳》，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於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讒遭害和李俊、燕青見機遠遁等事。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歎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歷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這叫做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

　　九，七，二七晨二時脫稿

　　

參考書舉要

《宣和遺事》 （商務印書館本）

《癸辛雜識續集》 周密（在《稗海》中）

《元曲選》 臧晉叔（商務影印本）

《錄鬼簿》 鐘繼先

《雜劇十段錦》 （董康影印本）

《七修類稿》 郎瑛

《李氏焚書》 李贄

《茶香室叢抄》，《續抄》，《三抄》 俞樾

《小浮梅檻閒話》 俞樾

《征四寇》

《水滸後傳》

（收入施耐庵著，汪原放標點《水滸》，1920年8月亞東圖書館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