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序
| 《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序 作者：胡適 |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聯喆女士都是終身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人，他們隨時隨地留心收集史料，整理史料，不光是為他們自己研究之用，往往還給無數學人添置了做學問的工具。他們合作的《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6月版），就是他們嘉惠全國學人的一部最有用的工具書。
今年房先生從美洲來到臺北，他帶來的一些文件之中，有四種學生名錄，他題作《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想在臺北影印流通，他自己寫了一篇短序，指出這一類“洋學”學生名錄應該跟科舉時代的登科錄、鄉會試同年錄等書有同樣的史料作用。我很贊成房先生的看法，所以我願意從這幾種名錄裡指出三五個例子來說明這種資料的歷史價值。
房先生的《初輯》收有這四種名錄：
一、光緒壬寅癸卯（1902—1903）之間在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題名錄；
二、光緒丙午（1906）京師大學堂同學錄；
三、光緒丁未（1907）京師大學堂舊班師範畢業生題名錄；
四、民國六年（1917）清華學校同學錄。
我試檢第一件，東京的中國學生題名錄，在第六頁上有“丁文江”，姓名、表字、籍貫都不錯，他的年歲是“十八”，“著京年月是〔光緒〕二十八年八月”，我在《丁文江的傳記》裡（頁5）曾說：
在君（丁文江）跟胡子靖先生（元倓）到日本留學，大概是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時他十六歲。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從他十六歲到十八歲，從光緒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我記的年月日是推算出來的，現在我們有了東京的中國學生題名錄的材料，就可以考定丁文江到東京是在光緒廿八年八月了。此錄記他“十八歲”，當是指編錄那一年（廿九年癸卯），他當時可能虛報了一歲。當時少年人考學校，往往有虛報年歲的需要。
我再檢第二件，光緒丙午的京師大學堂同學錄，第二頁有秉志，第七頁有鄒應憲，字樹文，都是後來在康奈爾大學和我同學的。秉志的記錄是：
秉志，字農山，行三，年二十歲，河南開封府駐防旗籍。癸卯（光緒29年、1903）科舉人。預備科，習英文。前在本省高等學堂肄業。
曾祖集成；祖萬順；父海林。
這就是後來的動物學者秉志。
鄒君在康奈爾時已改稱鄒樹文。他的記錄是：
鄒應憲，字樹文，年二十二歲，江蘇蘇州府吳縣民籍。監生、師範館第三類分科，習英文。
曾祖祖堂；祖鐘俊；父嘉來。
這就是後來的昆蟲學者鄒樹文。
又此錄的二十七頁有李協的記錄：
李協，字宜之，行四，年二十四歲，陝西同州府蒲城縣民籍。
附生。預備科，習德文。前在宏道高等學堂肄業。
曾祖萬選；祖智盛；父良材。
這就是後來的水利工程學者李儀祉。
我又試檢房先生此輯的第三件《京師大學堂舊班師範畢業同學錄》。這裡有鄒應憲，有胡汝麟（石青），有倫明（哲如）諸人。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的《畢業同學錄》，是北京大學校史的一件重要資料。我在民國卅七年籌備北大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曾請鄒樹文先生寫一篇《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在那篇文字裡，鄒先生說：
第一班師範館應屆畢業生共有一百零八人，恰合《水滸傳》上的一百零八之數，但可惜其中有少數未能及格，我記不清楚，大約不過四五名落第的而已。……畢業成績分“最優等及“優等"兩種。最優等十八人，第一名廖道傳，我是第十七名。
我查這本畢業生題名錄，全數共有一百零四人，第一名果然是廖道傳，字叔度，廣東嘉應州人，可證樹文先生記憶不誤；樹文說他自己的名次是第十七，此錄上他是第十八。樹文在四十多年後全憑記憶寫那篇回憶，如今有這本畢業題名錄證實了這幾點的正確性，這就更提高了他那篇文字的史料價值了。
我隨便舉了這幾個例子來表示這些名錄的歷史參考作用。京師大學堂的同學錄有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長沙曹廣權（庶務提調，代理總監督）的序文，其中說：
戊庚之間（1898—1900）同堂名冊散佚不可求矣。今同學五百，感憤勤業……為志其姓氏裡籍，賡續癸卯（1903）前錄。後有覽者欲考救時之彥，亦將於此乎征之。
我們很感謝房先生影印保存這四種名錄。這裡記錄的有六十年前在日本東京留學的七百七十人；有五十多年前在京師大學堂的五百多人；有五十三年前京師大學堂第一班畢業的一百零四人；有四十三年前在清華學校肄業的五百五十五人。還有從宣統元年（1909年）到民國五年（1916）之間由清華公費送到美國留學而尚未回國的二百四十五人。我們當然不會說六十年來的“救時之彥”都在這兩千一百人裡面。但我們相信，房先生的四錄的流傳可以叫大家明瞭陳年的同學錄、職員錄、通訊錄，甚至於陳年的電話簿等等，都有史料作用，都得收集保存。這大概是房先生影印這些名錄的一點用意吧？
1960，5，30夜 胡適
（原載1961年1月15日《新時代》創刊號。又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之一《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1962年4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