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序
|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序 作者：胡适 |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都是终身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人，他们随时随地留心收集史料，整理史料，不光是为他们自己研究之用，往往还给无数学人添置了做学问的工具。他们合作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6月版），就是他们嘉惠全国学人的一部最有用的工具书。
今年房先生从美洲来到台北，他带来的一些文件之中，有四种学生名录，他题作《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想在台北影印流通，他自己写了一篇短序，指出这一类“洋学”学生名录应该跟科举时代的登科录、乡会试同年录等书有同样的史料作用。我很赞成房先生的看法，所以我愿意从这几种名录里指出三五个例子来说明这种资料的历史价值。
房先生的《初辑》收有这四种名录：
一、光绪壬寅癸卯（1902—1903）之间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题名录；
二、光绪丙午（1906）京师大学堂同学录；
三、光绪丁未（1907）京师大学堂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
四、民国六年（1917）清华学校同学录。
我试检第一件，东京的中国学生题名录，在第六页上有“丁文江”，姓名、表字、籍贯都不错，他的年岁是“十八”，“著京年月是〔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我在《丁文江的传记》里（页5）曾说：
在君（丁文江）跟胡子靖先生（元倓）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我记的年月日是推算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了东京的中国学生题名录的材料，就可以考定丁文江到东京是在光绪廿八年八月了。此录记他“十八岁”，当是指编录那一年（廿九年癸卯），他当时可能虚报了一岁。当时少年人考学校，往往有虚报年岁的需要。
我再检第二件，光绪丙午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第二页有秉志，第七页有邹应宪，字树文，都是后来在康奈尔大学和我同学的。秉志的记录是：
秉志，字农山，行三，年二十岁，河南开封府驻防旗籍。癸卯（光绪29年、1903）科举人。预备科，习英文。前在本省高等学堂肄业。
曾祖集成；祖万顺；父海林。
这就是后来的动物学者秉志。
邹君在康奈尔时已改称邹树文。他的记录是：
邹应宪，字树文，年二十二岁，江苏苏州府吴县民籍。监生、师范馆第三类分科，习英文。
曾祖祖堂；祖钟俊；父嘉来。
这就是后来的昆虫学者邹树文。
又此录的二十七页有李协的记录：
李协，字宜之，行四，年二十四岁，陕西同州府蒲城县民籍。
附生。预备科，习德文。前在宏道高等学堂肄业。
曾祖万选；祖智盛；父良材。
这就是后来的水利工程学者李仪祉。
我又试检房先生此辑的第三件《京师大学堂旧班师范毕业同学录》。这里有邹应宪，有胡汝麟（石青），有伦明（哲如）诸人。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的《毕业同学录》，是北京大学校史的一件重要资料。我在民国卅七年筹备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曾请邹树文先生写一篇《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在那篇文字里，邹先生说：
第一班师范馆应届毕业生共有一百零八人，恰合《水浒传》上的一百零八之数，但可惜其中有少数未能及格，我记不清楚，大约不过四五名落第的而已。……毕业成绩分“最优等及“优等"两种。最优等十八人，第一名廖道传，我是第十七名。
我查这本毕业生题名录，全数共有一百零四人，第一名果然是廖道传，字叔度，广东嘉应州人，可证树文先生记忆不误；树文说他自己的名次是第十七，此录上他是第十八。树文在四十多年后全凭记忆写那篇回忆，如今有这本毕业题名录证实了这几点的正确性，这就更提高了他那篇文字的史料价值了。
我随便举了这几个例子来表示这些名录的历史参考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同学录有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长沙曹广权（庶务提调，代理总监督）的序文，其中说：
戊庚之间（1898—1900）同堂名册散佚不可求矣。今同学五百，感愤勤业……为志其姓氏里籍，赓续癸卯（1903）前录。后有览者欲考救时之彦，亦将于此乎征之。
我们很感谢房先生影印保存这四种名录。这里记录的有六十年前在日本东京留学的七百七十人；有五十多年前在京师大学堂的五百多人；有五十三年前京师大学堂第一班毕业的一百零四人；有四十三年前在清华学校肄业的五百五十五人。还有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民国五年（1916）之间由清华公费送到美国留学而尚未回国的二百四十五人。我们当然不会说六十年来的“救时之彦”都在这两千一百人里面。但我们相信，房先生的四录的流传可以叫大家明了陈年的同学录、职员录、通讯录，甚至于陈年的电话簿等等，都有史料作用，都得收集保存。这大概是房先生影印这些名录的一点用意吧？
1960，5，30夜 胡适
（原载1961年1月15日《新时代》创刊号。又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一《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1962年4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