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論》譯本序
一[编辑]
蒲力汗諾夫（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以一八五七年，生於坦木皤夫省的一個貴族的家裏。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間，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正是智識階級所提倡的民眾主義自興盛以至雕落的時候。他們當初的意見，以為俄國的民眾，即大多數的農民，是已經領會了社會主義，在精神上，成著不自覺的社會主義者的，所以民眾主義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間去”，向他們說明那境遇，善導他們對於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則農民便將自行蹶起，實現自由的自治制，即無政府主義底社會的組織。
但農民卻幾乎並不傾聽民眾主義者的鼓動，倒是對於這些進步的貴族的子弟，懷抱著不滿。皇帝亞歷山大二世的政府，則於他們臨以嚴峻的刑罰，終使其中的一部分，將眼光從農民離開，來效法西歐先進國，為有產者所享有的一切權利而爭鬥了。於是從“土地與自由黨”分裂為“民意黨”，從事於政治底鬥爭，但那手段，卻非一般底社會運動，而是單獨和政府相鬥爭，盡全力於恐怖手段——暗殺。
青年的蒲力汗諾夫，也大概在這樣的社會思潮之下，開始他革命底活動的。但當分裂時，尚復固守農民社會主義的根本底見解，反對恐怖主義，反對獲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別組“均田黨”，惟屬望於農民的叛亂。然而他已懷獨見，以為智識階級獨鬥政府，革命殊難於成功，農民固多社會主義底傾向，而勞動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運動上的俄羅斯工人》中說，工人者，是偶然來到都會，現於工廠的農民。要輸社會主義入農村中，這農民工人便是最適宜的媒介者。因為農民相信他們工人的話，是在智識階級之上的。
事實也並不很遠於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義者竭全力所實行的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民眾未嘗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結果是有力的指導者或死或因，“民意黨”殆瀕於消滅。連不屬此黨而傾向工人的社會主義的蒲力汗諾夫等，也終被政府所壓迫，不得不逃亡國外了。
他在這時候，遂和西歐的勞動運動相親，遂開始研究馬克斯的著作。
馬克斯之名，俄國是早經知道的；《資本論》第一卷，也比別國早有譯本；許多“民意黨”的人們，還和他個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們所竭盡尊敬的馬克斯的思想，在他們卻僅是純粹的“理論”，以為和俄國的現實不相合，和俄人並無關系的東西，因為在俄國沒有資本主義，俄國的社會主義，將不發生於工廠而出於農村的緣故。但蒲力汗諾夫是當回憶在彼得堡的勞動運動之際，就發生了關於農村的疑惑的，由原書而精通馬克斯主義文獻，又增加了這疑惑。他於是搜集當時所有的統計底材料，用真正的馬克斯主義底方法，來研究它，終至確信了資本主義實在君臨著俄國。一八八四年，他發表叫作《我們的對立》的書，就是指摘民眾主義的錯誤，證明馬克斯主義的正當的名作。他在這書裏，即指示著作為大眾的農民，現今已不能作社會主義的支柱。在俄國，那時都會工業正在發達，資本主義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隨此而起者，是資本主義之敵，就是絕滅資本主義的無產者。所以在俄國也如在西歐一樣，無產者是對於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階級。從那境遇上說，對於堅執而有組織的革命，已比別的階級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為將來的俄國革命的射擊兵，也是最為適當的階級。
自此以來，蒲力汗諾夫不但本身成了偉大的思想家，並且也作了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的先驅和覺醒了的勞動者的教師和指導者了。
二[编辑]
但蒲力汗諾夫對於無產階級的殊勛，最多是在所發表的理論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見，卻不免常有動搖的。
一八八九年，社會主義者開第一次國際會議於巴黎，蒲力汗諾夫在會上說，“俄國的革命運動，只有靠著勞動者的運動才能勝利，此外並無解決之道”的時候，是連歐洲有名的許多社會主義者們，也完全反對這話的；但不久，他的業績顯現出來了。文字方面，則有《歷史上的一元底觀察的發展》（或簡稱《史底一元論》），出版於一八九五年，從哲學底領域方面，和民眾主義者戰鬥，以擁護唯物論，而馬克斯主義的全時代，也就受教於此，借此理解戰鬥底唯物論的根基。後來的學者，自然也嘗加以指摘的批評，但什維諾夫卻說，“倒不如將這大可註目的書籍，向新時代的人們來說明，來講解，實為更好的工作”雲。次年，在事實方面，則因他的弟子們和民眾主義者鬥爭的結果，終使紡紗廠的勞動者三萬人的大同盟罷工，勃發於彼得堡，給俄國的歷史劃了新時期，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底價值，始為大家所認識，那時開在倫敦的社會主義者的第四次國際會議，也對此大加驚嘆，歡迎了。
然而蒲力汗諾夫究竟是理論家。十九世紀末，列寧才開始活動，也比他年青，而兩個人之間，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嘗商量的分業。他所擅長的是理論方面，對於敵人，便擔當了哲學底論戰。列寧卻從最先的著作以來，即專心於社會政治底問題，黨和勞動階級的組織的。他們這時的以輔車相依的形態，所編輯發行的報章，是Iskra（《火花》），撰者們中，雖然頗有不純的分子，但在當時，卻盡了重大的職務，使勞動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層因此而奮起，使民眾主義派智識者發生了動搖。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實際的活動。當時（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革命家是都慣於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國底展望的，他們不悟到靠著全國底展望，才能有所達成，也沒有準確的計算，也不想到須用多大的勢力，才能得怎樣的成果。在這樣的時代，要試行中央集權底黨，統一全無產階級的全俄底政治組織的觀念，是新異而且難行的。《火花》卻不獨在論說上申明這觀念，還組織了“火花”的團體，有當時錚錚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這團體中，以實行蒲力汗諾夫在報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開的計劃。
但到一九〇三年，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分裂為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和門塞維克（少數派）了，列寧是前者的指導者，蒲力汗諾夫則是後者。從此兩人即時離時合，如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的希望俄皇戰敗，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的黨的受難時代，他皆和列寧同心。尤其是後一時，布爾塞維克的勢力的大部分，已經不得不逃亡國外，到處是墮落，到處有奸細，大家互相註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學上，則淫蕩文學盛行，《賽寧》即在這時出現。這情緒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黨員四散，化為個個小團體，門塞維克的取消派，已經給布爾塞維克唱起挽歌來了。這時大聲叱咤，說取消派主義應該擊破，以支持布爾塞維克的，卻是身為門塞維克的權威的蒲力汗諾夫，且在各種報章上，國會中，加以勇敢的援助。於是門塞維克的別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地下室的歌人”了。
企圖革命的復興，從新組織的報章，是一九一〇年開始印行的Zvezda（《星》），蒲力汗諾夫和列寧，都從國外投稿，所以是兩派合作的機關報，勢不能十分明示政治上的方針。但當這報章和政治運動關系加緊之際，就漸漸失去提攜的性質，蒲力汗諾夫的一派終於完全匿跡，報章盡成為布爾塞維克的戰鬥底機關了。一九一二年兩派又合辦日報Pravda《真理》，而當事件展開時，蒲力汗諾夫派又於極短時期中悉被排除，和在Zvezda那時走了同一的運道。
殆歐洲大戰起，蒲力汗諾夫遂以德意誌帝國主義為歐洲文明和勞動階級的最危險的仇敵，和第二國際的指導者們一樣，站在愛國的見地上，為了和最可憎惡的德國戰鬥，竟不惜和本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相提攜，相妥協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他回到本國，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底愛國者的團體，曰“協同”。然而在俄國的無產階級之父蒲力汗諾夫的革命底感覺，這時已經沒有了打動俄國勞動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後，他幾乎全為勞農俄國所忘卻，終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孤獨地死於那時正被德軍所占領的芬蘭了。相傳他臨終的譫語中，曾有疑問雲：“勞動者階級可覺察著我的活動呢？”
三[编辑]
他死後，Inprekol（第八年第五十四號）上有一篇《GAVA蒲力汗諾夫和無產階級運動》，簡括地評論了他一生的功過——
“……其實，蒲力汗諾夫是應該懷這樣的疑問的。為什麽呢？因為年少的勞動者階級，對他所知道的，是作為愛國社會主義者，作為門塞維克黨員，作為帝國主義的追隨者，作為主張革命底勞動者和在俄國的資產階級的指導者密柳珂夫互相妥協的人。因為勞動者階級的路和蒲力汗諾夫的路，是決然地離開的了。
然而，我們毫不遲疑，將蒲力汗諾夫算進俄國勞動者階級的，不，國際勞動者階級的最大的恩師們裏面去。
怎麽可以這樣說呢？當決定底的階級戰的時候，蒲力汗諾夫不是在防線的那面的麽？是的，確是如此。然而他在這些決定戰的很以前的活動，他的理論上的諸勞作，在蒲力汗諾夫的遺產中，是成著貴重的東西的。
惟為了正確的階級底世界觀而戰的鬥爭，在階級戰的諸形態中，是最為重要的之一。蒲力汗諾夫由那理論上的諸勞作，亙幾世代，養成了許多勞動者革命家們。他又借此在俄國勞動者階級的政治底自主上，盡了出色的職務。
蒲力汗諾夫的偉大的功績，首先，是對於‘民意黨’，即在前世紀的七十年代，相信著俄國的發達，是走著一種特別的，就是，非資本主義底的路的那些智識階級的一夥的他的鬥爭。那七十年代以後的數十年中，在俄國的資本主義的堂堂的發展情形，是怎樣地顯示了民意黨人中的見解之誤，而蒲力汗諾夫的見解之對呵。
一八八四年由蒲力汗諾夫所編成的‘以勞動解放為目的’的團體（勞動者解放團的綱領，正是在俄國的勞動者黨的最初的宣言，而且也是對於一八七八年至七九年勞動者之動搖的直接的解答。
他說著——
‘惟有竭力迅速地形成一個勞動者黨，在解決現今在俄國的經濟底的，以及政治底的一切的矛盾上，是惟一的手段。’
一八八九年，蒲力汗諾夫在開在巴黎的國際社會主義黨大會上，說道——‘在俄國的革命底運動，只有靠著革命底勞動者運動，才能得到勝利。我們此外並無解決之道，且也不會有的。’
這，蒲力汗諾夫的有名的話，決不是偶然的。蒲力汗諾夫以那偉大的天才，擁護這在市民底民眾主義的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主權，至數十年之久，而同時也發表了自由主義底有產者在和帝制的鬥爭中，竟懦怯地成為奸細，化為遊移之至的東西的思想了。
蒲力汗諾夫和列寧一同，是《火花》的創辦指導者。
關於為了創立在俄國的政黨底組織體而戰的鬥爭，《火花》所盡的偉大的組織上的任務，是廣大地為人們所知道的。
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蒲力汗諾夫，生了幾回大動搖，倒是總和革命底的馬克斯主義違反，並且走向門塞維克去了。惹起他違反革命底的馬克斯主義的諸問題，大抵是什麽呢？
首先，是對於農民層的革命底的可能力的過少評價。
蒲力汗諾夫在對於民意黨人的有害方面的鬥爭中，竟看不見農民層的種種革命底的努力了。
其次，是國家的問題。他沒有理解市民底民眾主義的本質。就是他沒有理解無論如何，有粉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的必要。
最後，是他沒有理解那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問題，以及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的問題。要而言之，——蒲力汗諾夫是於列寧的強處，有著弱處的。他不能成為‘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者’。所以他之為馬克斯主義者，也就全體到了收場。蒲力汗諾夫於是一步一步，如羅若·盧森堡之所說，成為一個‘可尊敬的化石’了。
在俄國的馬克斯主義建設者蒲力汗諾夫，決不僅是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經濟學，歷史學，以及哲學的單單的媒介者。他涉及這些全領域，貢獻了出色的獨自的勞作。
使俄國的勞動者和智識階級，確實明白馬克斯主義是人類思索的全史的最高的科學底完成，蒲力汗諾夫是與有力量的。惟蒲力汗諾夫的種種理論上的研究，在他的觀念形態的遺產裏，無疑地是最為貴重的東西。列寧曾經正當地常勸青年們去研究蒲力汗諾夫的書。——‘倘不研究這個（蒲力汗諾夫的關於哲學的敘述），就誰也決不會是意識底的，真實的共產主義者的。因為這是在國際底的一切馬克斯主義文獻中，最為傑出之作的緣故。’——列寧說。”
四[编辑]
蒲力汗諾夫也給馬克斯主義藝術理論放下了基礎。他的藝術論雖然還未能儼然成一個體系，但所遺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卻不只作為後人研究的對象，也不愧稱為建立馬克斯主義藝術理論，社會學底美學的古典底文獻的了。
這裏的三篇信劄體的論文，便是他的這類著作的只鱗片甲。
第一篇《論藝術》首先提出“藝術是什麽”的問題，補正了托爾斯泰的定義，將藝術的特質，斷定為感情和思想的具體底形象底表現。於是進而申明藝術也是社會現象，所以觀察之際，也必用唯物史觀的立場，並於和這違異的唯心史觀（St．Simon，comte，Hegel加以批評，而紹介又和這些相對的關於生物的美底趣味的達爾文的唯物論底見解。他在這裏假設了反對者的主張由生物學來探美感的起源的提議，就引用達爾文本身的話，說明“美的概念，……在種種的人類種族中，很有種種，連在同一人種的各國民裏，也會不同”。這意思，就是說，“在文明人，這樣的感覺，是和各種復雜的觀念以及思想的連鎖結合著。”也就是說，“文明人的美的感覺，……分明是就為各種社會底原因所限定”了。
於是就須“從生物學到社會學去”，須從達爾文的領域的那將人類作為“物種”的研究，到這物種的歷史底運命的研究去。倘只就藝術而言，則是人類的美底感情的存在的可能性（種的概念），是被那為它移向現實的條件（歷史底概念）所提高的。這條件，自然便是該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但蒲力汗諾夫在這裏，卻將這作為重要的藝術生產的問題，解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階級間的矛盾，以怎樣的形式，作用於藝術上；而站在該生產關系上的社會的藝術，又怎樣地取了各別的形態，和別社會的藝術顯出不同。就用了達爾文的“對立的根源的作用”這句話，博引例子，以說明社會底條件之與關於美底感情的形式；並及社會的生產技術和韻律，諧調，均整法則之相關；且又批評了近代法蘭西藝術論的發展（Stael，Guizot，Taine
生產技術和生活方法，最密接地反映於藝術現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時候。蒲力汗諾夫就想由解明這樣的原始民族的藝術，來擔當馬克斯主義藝術論中的難題。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藝術》先據人類學者，旅行家等實見之談，從薄墟曼，韋陀，印地安以及別的民族引了他們的生活，狩獵，農耕，分配財貨這些事為例子，以證原始狩獵民族實為共產主義的結合，且以見畢海爾所說之不足憑。第三篇《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則批判主張遊戲本能，先於勞動的人們之誤，且用豐富的實證和嚴正的論理，以究明有用對象的生產（勞動），先於藝術生產這一個唯物史觀的根本底命題。詳言之，即蒲力汗諾夫之所究明，是社會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從功利底觀點的，到後來才移到審美底觀點去。在一切人類所以為美的東西，就是於他有用——於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別的社會人生的鬥爭上有著意義的東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認識，但美則憑直感底能力而被認識。享樂著美的時候，雖然幾乎並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學底分析而被發見。所以美底享樂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樂的根柢裏，倘不伏著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並非人為美而存在，乃是美為人而存在的。——這結論，便是蒲力汗諾夫將唯心史觀者所深惡痛絕的社會，種族，階級的功利主義底見解，引入藝術裏去了。
看第三篇的收梢，則蒲力汗諾夫豫備繼此討論的，是人種學上的舊式的分類，是否合於實際。但竟沒有作，這裏也只好就此算作完結了。
五[编辑]
這書所據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譯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譯，本也可以不必再譯了，但因為叢書的目錄早經決定，只得仍來做這一番很近徒勞的工夫。當翻譯之際，也常常參考林譯的書，采用了些比日譯更好的名詞，有時句法也大約受些影響，而且前車可鑒，使我屢免於誤譯，這是應當十分感謝的。
序言的四節中，除第三節全出於翻譯外，其余是雜采什維諾夫的《露西亞社會民主勞動黨史》，山內封介的《露西亞革命運動史》和《普羅列塔利亞藝術教程》余錄中的《蒲力汗諾夫和藝術》而就的。臨時急就，錯誤必所不免，只能算一個粗略的導言。至於最緊要的關於藝術全般，在此卻未曾涉及者，因為在先已有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附印在《蘇俄的文藝論戰》（《未名叢刊》之一）之後，不久又將有列什涅夫《文藝批評論》和雅各武萊夫的《蒲力汗諾夫論》（皆是本叢書之一）出版，或則簡明，或則浩博，決非譯者所能企及其萬一，所以不如不說，希望讀者自去研究他們的文章。
最末這一篇，是譯自藏原惟人所譯的《階級社會的藝術》，曾在《春潮月刊》上登載過的。其中有蒲力汗諾夫自敘對於文藝的見解，可作本書第一篇的互證，便也附在卷尾了。
但自省譯文，這回也還是“硬譯”，能力只此，仍須讀者伸指來尋線索，如讀地圖：這實在是非常抱歉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之夜，魯迅校畢記於上海閘北寓廬。
